第151章 輿論與反應
第174章 輿論與反應
2014年2月9日，柏林，首映後第二天清晨七點，張宇被手機震醒。
他眯著眼睛摸到床頭櫃，屏幕上顯示著三十七個未接來電和一百多條微信消息。
最上面一條是母親發來的，只有四個字：「兒子，媽看見了。」
他盯著那四個字，眼眶突然就熱了。
還沒來得及回復，手機又響了一這次是個陌生號碼，德國本地座機。
他猶豫了一下，接起來。
「張宇先生！我是《柏林早報》的記者！能占用您十分鐘做個電話採訪嗎？」
張宇張了張嘴，不知道該說什麼。
電話那頭繼續用腳的中文說著：「您的表演太棒了！德國觀眾都被您感動了！您能談談————」
「對不起。」張宇終於找到自己的聲音，「我我需要先洗臉。等會兒再打來，好嗎？」
掛掉電話，他坐在床上，看著窗外陌生的城市發呆。
這是他人生中第一次，被記者追著採訪。
柏林電影節媒體中心，早上八點就已經擠滿了人。
長長的桌面上鋪滿了當天出版的報紙和雜誌。
最顯眼的位置，是幾份德國主流媒體對《寄生蟲》的報導。
《柏林早報》頭版標題：「中國電影刺痛柏林：誰是真正的寄生蟲？」
配圖是張宇那個九秒眼神的特寫。黑白的，眼神里的複雜被放大到極致。
報導寫道：「昨天，一部中國電影讓柏林電影宮陷入沉默。
這不是那種讓人舒適的沉默，而是被擊中靈魂後的失語。《寄生蟲》講述的是一個中國家庭的故事，但它提出的問題屬於全世界。
《每日鏡報》的文化版用了整整兩頁的篇幅，標題是：「陸尋：從銀熊到金熊的四年之路」。
文中回顧了陸尋的創作歷程，從《爆裂鼓手》到《消失的愛人》到《捉妖記》，最後落點在《寄生蟲》：「他曾經用最商業的方式證明了中國電影的工業實力，現在他用最尖銳的方式證明了電影的思想深度。
如果說《捉妖記》是陸尋寫給中國電影工業的情書，那麼《寄生蟲》就是他寫給這個時代的檄文。」
法國《世界報》的特派記者發回的報導標題很簡潔：「傑作」。只有一個詞，但占據了整個文化版的頭條。
文中寫道：「《寄生蟲》不是一部讓人喜歡的電影。
它讓人難受，讓人坐立不安，讓人在走出影院後仍然無法擺脫那種被凝視的感覺。
但這正是偉大電影的標誌—它不給你答案，它只給你問題，然後逼你自己去尋找答案。」
英國《衛報》的影評人則持保留態度，標題是：「震撼，但過於沉重」。
文中寫道：「陸尋無疑是一位才華橫溢的導演，但《寄生蟲》的敘事過於沉重，幾乎沒有給觀眾喘息的空間。這種室息感是故意的，但也因此讓電影失去了某些平衡。
儘管如此，演員的表演無可挑剔，尤其是新人張宇，他用眼神完成了一場無聲的控訴。」
胖虎在媒體中心轉了一圈，把所有報導都買了一份，抱著一大摞報紙沖回酒店。
「陸導！陸導！」他敲開陸尋的房門，「你看看這些！炸了！真的炸了！」
陸尋接過報紙，一份份翻看。他的表情很平靜，但翻到《世界報》那個「傑作」的標題時，手指停了一下。
「法國人喜歡。」他說，語氣平淡。
「什麼叫法國人喜歡！」胖虎急了，「是全世界都喜歡！你看看這些標題，這些評價3.8分！華語片柏林場刊歷史最高！」
陸尋放下報紙，看向窗外。
「胖虎，你還記得《爆裂鼓手》那年嗎？」
胖虎愣了一下：「記得啊，銀熊最佳導演。」
「那時候也是好評如潮。」陸尋說，「但最後拿的是銀熊，不是金熊。」
胖虎沉默了。
「場刊分是場刊分，評委是評委。」陸尋轉過身，「他們有自己的標準，自己的偏好。我們只能等。
國內此時已經是下午五點。
《寄生蟲》在柏林的首映反響，以爆炸性的速度傳回國內。
微博熱搜榜前十名，有四條與《寄生蟲》相關：
#寄生蟲柏林首映全場起立鼓掌#閱讀量1.2億#張宇九秒眼神#閱讀量9800萬#寄生蟲場刊3.8分#閱讀量8500萬#陸尋柏林第三次入圍#閱讀量7200萬豆瓣電影小組裡，實時更新的帖子一個接一個：「剛從柏林現場回來，手還在抖—《寄生蟲》是我在電影節看過最震撼的中國電影，沒有之一。」
「那個新人演員張宇是誰？查了半天只有幾部沒聽說過的小成本片子，陸尋是從哪裡挖出來的？」
「有人劇透嗎？到底講的什麼？看外媒評價好像很敏感？」
「別問劇透，等國內上映。但可以告訴你們，值得等。」
專業影評人也開始發聲。
著名影評人「毒舌電影」在微博發了一篇長文，標題是：《陸尋：那個不斷自我更新的導演》
「從《爆裂鼓手》的偏執，到《消失的愛人》的冷峻，到《健聽女孩》的溫暖，到《捉妖記》的工業野心，再到今天《寄生蟲》的社會刺痛。
陸尋的每一部作品都在變。
他不是那種找到一種成功模式就重複使用的導演，他在不斷自我更新，不斷挑戰自己和觀眾的極限。
陸尋今年二十五歲。他已經拍出了六部電影，拿遍了三大電影節的獎項。如果他保持這個狀態，十年後，他會是中國電影的一座豐碑。」
這條微博轉發超過十萬，評論區一片沸騰。
但也有不同的聲音。
某知名大V發了一條意味深長的微博：「《寄生蟲》這種題材能過審還能去柏林，嘖嘖，懂的都懂。」
評論區立刻炸了。
「你什麼意思？陰陽怪氣什麼呢？」
「過審了就是沒問題，別帶節奏。」
「人家在為國爭光，你在背後放冷箭，要點臉行嗎？」
但也有贊同的：「確實，這種題材能出去，背後沒點關係誰信？」
「陸尋背後站著中影，懂的都懂。」
爭吵迅速蔓延，成為新的熱點。
張宇不知道網上正在發生什麼。
他只知道自己的手機快被打爆了。
記者、媒體、以前從來不聯繫的同學、連老家隔壁的鄰居都托人找到了他的號碼。電話一個接一個，微信消息刷都刷不完。
他把手機調成靜音，坐在酒店房間裡，看著窗外發呆。
有人敲門。
他走過去開門，是吳彥姝。
老太太端著一杯熱牛奶，站在門口，笑容溫和。
「喝點牛奶，安神的。」她說，走進房間，在沙發上坐下。
張宇接過牛奶，不知道該說什麼。
「被嚇到了？」吳彥姝問。
張宇點頭。
「我第一次參加國際電影節的時候，也這樣。」吳彥姝慢慢說，「那時候我四十多歲，演了一輩子話劇，第一次拍電影就去了威尼斯。記者圍著我，閃光燈對著我，我不知道手該往哪放，不知道說什麼話是對的。」
張宇看著她。
「後來有個老演員告訴我，」吳彥姝繼續說，「你就當他們是空氣。你該說什麼說什麼，該做什麼做什麼。你又不是為他們活的。」」
張宇沉默了一會兒，問：「那您後來做到了嗎？」
吳彥姝笑了：「沒做到。但我學會了不在乎做不做得到。反正不管我說什麼，怎麼寫，他們都有他們自己的解讀。我控制不了。
她站起來，拍了拍張宇的肩。
「你演的那個角色，全國人民都看見了。你媽也看見了。這就夠了。」
張宇低下頭，眼眶又紅了。
等老太太走後，他打開手機，給母親發了條消息：「媽，你發的消息我看見了。謝謝你。」
母親秒回：「傻孩子，謝什麼。媽就等著在電視上看到你領獎。」
他看著那行字，忽然就笑了。
下午四點，《寄生蟲》劇組在柏林電影節新聞中心舉行了第二場正式記者會。
這次來的記者比首映後那場更多，發布會廳里擠得滿滿當當，連過道上都站滿了人。
陸尋坐在台上，左邊是秦海燕，右邊是王硯暉。
張宇坐在最邊上，表情比昨天自然了一些。
問題給了張宇，來自法國《解放報》的女記者：「張先生，您在電影裡的表演讓人心碎。有人說，那個九秒的眼神，是今年世界電影裡最難忘的瞬間。您自己怎麼看？」
張宇聽完翻譯，沉默了幾秒。
然後他說：「我沒有看。那個眼神—我不是在表演，我是在活著。所以我不敢看。」
記者追問：「為什麼不敢？」
張宇的聲音有些沙啞：「因為看了，就回不去了。那個眼神里的東西，是我藏了很久的。一旦承認它存在過，我就不能再假裝它不存在。」
發布會廳里一片安靜。
那個法國女記者沒有再追問。她只是輕輕說了一聲：「Merci。」
謝謝。
頒獎典禮前一天晚上，每個入圍劇組都會收到一份官方晚宴的邀請。
說是晚宴，其實是電影節組織的一個小型社交活動，讓所有入圍影片的主創有機會交流，也讓評委有機會近距離接觸這些電影人。
——
陸尋帶著王硯暉和張宇出席。
走進宴會廳，迎面遇見的是一群歐洲電影人一有德國本土的導演，有法國來的製片人，有義大利的老演員。他們看見陸尋，紛紛圍上來，用各種口音的英語表達對《寄生蟲》的喜愛。
張宇被幾個歐洲女演員圍住，她們嘰嘰喳喳地說著什麼，張宇一句也聽不懂，只能傻笑著點頭。
王硯暉則和一個義大利老導演聊上了。那老導演拍過類似題材的電影，兩個人通過翻譯聊得熱火朝天。
陸尋端著香檳，站在人群邊緣，觀察著這一切。
一個聲音在身後響起：「陸尋導演。」
他轉身，看見一個白髮蒼蒼的老人站在面前一是柏林電影節評委會主席，義大利著名導演保羅·塔維亞尼。
「塔維亞尼先生。」陸尋微微欠身。
塔維亞尼笑了笑，用帶著義大利口音的英語說：「我看過您的電影。不止這一部，《爆裂鼓手》《消失的愛人》《健聽女孩》，我都看過。」
陸尋有些意外：「謝謝您。」
塔維亞尼看著他，眼神里有種老年人特有的溫和與銳利：「您是一位不斷變化的導演。從《爆裂鼓手》的張揚，到《消失的愛人》的冷峻，到《健聽女孩》的溫暖，再到今天的《寄生蟲》——您一直在尋找新的表達方式。這很難得。」
陸尋沉默了兩秒：「我只是不想重複自己。」
「不重複是對的。」塔維亞尼點頭，「但更難的是，在變化中保持自己的聲音。您的電影，不管怎麼變，都有一個共同點對人的關注。不是概念上的人，是具體的人，有血有肉的人。」
他頓了頓，繼續說：「《寄生蟲》里的那個父親，那個兒子，那個沉默的母親他們都是具體的人。這是最打動我的地方。」
陸尋看著這位老導演，忽然問：「塔維亞尼先生，您覺得這部電影，能拿金熊嗎？」
塔維亞尼笑了，那種讓人捉摸不透的笑。
「我是評委會主席。」他說，「我不能回答這個問題。」
他拍了拍陸尋的肩，轉身離開。
走了兩步，又回頭說：「但我可以告訴您一件事一—明天的頒獎典禮，無論結果如何，您都應該驕傲。您拍了一部配得上任何獎的電影。」
深夜·張宇的房間晚上十一點半，張宇回到自己的房間。
他在門口站了一會兒，忽然聽見隔壁房間傳來聲音是王硯暉在打電話。
「知道了知道了，等結果出來就告訴你————別哭了，哭什麼，又不是你兒子拿獎————
「」
張宇愣了一下，意識到那是王硯暉在和他家人通話。
他回到自己房間，關上門，坐在床上。
手機亮了，是母親發來的消息：「兒子，明天幾點頒獎？媽定了鬧鐘，準時看直播。」
他看著那行字，眼眶又熱了。
他回覆：「北京時間明天凌晨三點吧。您別熬夜，明天看重播也行。」
母親秒回：「那怎麼行！我兒子第一次參加這種大事，媽必須在電視前看著！」
張宇盯著屏幕，很久很久。
然後他回覆：「媽，謝謝你。」
母親又回：「傻孩子。早點睡，明天拿獎。」
張宇放下手機，躺倒在床上。
他看著天花板，想著明天的頒獎典禮。
金熊？銀熊？還是什麼都沒有？
他不知道。
但他知道一件事—
不管明天結果如何，他已經是另一個人了。
那個住在通州地下室、每天只吃一頓飯、不敢告訴家裡真相的年輕人，已經不存在了。
現在的他，是一個被全世界看見的演員。
他閉上眼睛，嘴角微微上揚。
窗外，柏林在夜色中沉睡。
明天，一切都會有答案。
2014年2月9日，柏林，首映後第二天清晨七點，張宇被手機震醒。
他眯著眼睛摸到床頭櫃，屏幕上顯示著三十七個未接來電和一百多條微信消息。
最上面一條是母親發來的，只有四個字：「兒子，媽看見了。」
他盯著那四個字，眼眶突然就熱了。
還沒來得及回復，手機又響了一這次是個陌生號碼，德國本地座機。
他猶豫了一下，接起來。
「張宇先生！我是《柏林早報》的記者！能占用您十分鐘做個電話採訪嗎？」
張宇張了張嘴，不知道該說什麼。
電話那頭繼續用腳的中文說著：「您的表演太棒了！德國觀眾都被您感動了！您能談談————」
「對不起。」張宇終於找到自己的聲音，「我我需要先洗臉。等會兒再打來，好嗎？」
掛掉電話，他坐在床上，看著窗外陌生的城市發呆。
這是他人生中第一次，被記者追著採訪。
柏林電影節媒體中心，早上八點就已經擠滿了人。
長長的桌面上鋪滿了當天出版的報紙和雜誌。
最顯眼的位置，是幾份德國主流媒體對《寄生蟲》的報導。
《柏林早報》頭版標題：「中國電影刺痛柏林：誰是真正的寄生蟲？」
配圖是張宇那個九秒眼神的特寫。黑白的，眼神里的複雜被放大到極致。
報導寫道：「昨天，一部中國電影讓柏林電影宮陷入沉默。
這不是那種讓人舒適的沉默，而是被擊中靈魂後的失語。《寄生蟲》講述的是一個中國家庭的故事，但它提出的問題屬於全世界。
《每日鏡報》的文化版用了整整兩頁的篇幅，標題是：「陸尋：從銀熊到金熊的四年之路」。
文中回顧了陸尋的創作歷程，從《爆裂鼓手》到《消失的愛人》到《捉妖記》，最後落點在《寄生蟲》：「他曾經用最商業的方式證明了中國電影的工業實力，現在他用最尖銳的方式證明了電影的思想深度。
如果說《捉妖記》是陸尋寫給中國電影工業的情書，那麼《寄生蟲》就是他寫給這個時代的檄文。」
法國《世界報》的特派記者發回的報導標題很簡潔：「傑作」。只有一個詞，但占據了整個文化版的頭條。
文中寫道：「《寄生蟲》不是一部讓人喜歡的電影。
它讓人難受，讓人坐立不安，讓人在走出影院後仍然無法擺脫那種被凝視的感覺。
但這正是偉大電影的標誌—它不給你答案，它只給你問題，然後逼你自己去尋找答案。」
英國《衛報》的影評人則持保留態度，標題是：「震撼，但過於沉重」。
文中寫道：「陸尋無疑是一位才華橫溢的導演，但《寄生蟲》的敘事過於沉重，幾乎沒有給觀眾喘息的空間。這種室息感是故意的，但也因此讓電影失去了某些平衡。
儘管如此，演員的表演無可挑剔，尤其是新人張宇，他用眼神完成了一場無聲的控訴。」
胖虎在媒體中心轉了一圈，把所有報導都買了一份，抱著一大摞報紙沖回酒店。
「陸導！陸導！」他敲開陸尋的房門，「你看看這些！炸了！真的炸了！」
陸尋接過報紙，一份份翻看。他的表情很平靜，但翻到《世界報》那個「傑作」的標題時，手指停了一下。
「法國人喜歡。」他說，語氣平淡。
「什麼叫法國人喜歡！」胖虎急了，「是全世界都喜歡！你看看這些標題，這些評價3.8分！華語片柏林場刊歷史最高！」
陸尋放下報紙，看向窗外。
「胖虎，你還記得《爆裂鼓手》那年嗎？」
胖虎愣了一下：「記得啊，銀熊最佳導演。」
「那時候也是好評如潮。」陸尋說，「但最後拿的是銀熊，不是金熊。」
胖虎沉默了。
「場刊分是場刊分，評委是評委。」陸尋轉過身，「他們有自己的標準，自己的偏好。我們只能等。
國內此時已經是下午五點。
《寄生蟲》在柏林的首映反響，以爆炸性的速度傳回國內。
微博熱搜榜前十名，有四條與《寄生蟲》相關：
#寄生蟲柏林首映全場起立鼓掌#閱讀量1.2億#張宇九秒眼神#閱讀量9800萬#寄生蟲場刊3.8分#閱讀量8500萬#陸尋柏林第三次入圍#閱讀量7200萬豆瓣電影小組裡，實時更新的帖子一個接一個：「剛從柏林現場回來，手還在抖—《寄生蟲》是我在電影節看過最震撼的中國電影，沒有之一。」
「那個新人演員張宇是誰？查了半天只有幾部沒聽說過的小成本片子，陸尋是從哪裡挖出來的？」
「有人劇透嗎？到底講的什麼？看外媒評價好像很敏感？」
「別問劇透，等國內上映。但可以告訴你們，值得等。」
專業影評人也開始發聲。
著名影評人「毒舌電影」在微博發了一篇長文，標題是：《陸尋：那個不斷自我更新的導演》
「從《爆裂鼓手》的偏執，到《消失的愛人》的冷峻，到《健聽女孩》的溫暖，到《捉妖記》的工業野心，再到今天《寄生蟲》的社會刺痛。
陸尋的每一部作品都在變。
他不是那種找到一種成功模式就重複使用的導演，他在不斷自我更新，不斷挑戰自己和觀眾的極限。
陸尋今年二十五歲。他已經拍出了六部電影，拿遍了三大電影節的獎項。如果他保持這個狀態，十年後，他會是中國電影的一座豐碑。」
這條微博轉發超過十萬，評論區一片沸騰。
但也有不同的聲音。
某知名大V發了一條意味深長的微博：「《寄生蟲》這種題材能過審還能去柏林，嘖嘖，懂的都懂。」
評論區立刻炸了。
「你什麼意思？陰陽怪氣什麼呢？」
「過審了就是沒問題，別帶節奏。」
「人家在為國爭光，你在背後放冷箭，要點臉行嗎？」
但也有贊同的：「確實，這種題材能出去，背後沒點關係誰信？」
「陸尋背後站著中影，懂的都懂。」
爭吵迅速蔓延，成為新的熱點。
張宇不知道網上正在發生什麼。
他只知道自己的手機快被打爆了。
記者、媒體、以前從來不聯繫的同學、連老家隔壁的鄰居都托人找到了他的號碼。電話一個接一個，微信消息刷都刷不完。
他把手機調成靜音，坐在酒店房間裡，看著窗外發呆。
有人敲門。
他走過去開門，是吳彥姝。
老太太端著一杯熱牛奶，站在門口，笑容溫和。
「喝點牛奶，安神的。」她說，走進房間，在沙發上坐下。
張宇接過牛奶，不知道該說什麼。
「被嚇到了？」吳彥姝問。
張宇點頭。
「我第一次參加國際電影節的時候，也這樣。」吳彥姝慢慢說，「那時候我四十多歲，演了一輩子話劇，第一次拍電影就去了威尼斯。記者圍著我，閃光燈對著我，我不知道手該往哪放，不知道說什麼話是對的。」
張宇看著她。
「後來有個老演員告訴我，」吳彥姝繼續說，「你就當他們是空氣。你該說什麼說什麼，該做什麼做什麼。你又不是為他們活的。」」
張宇沉默了一會兒，問：「那您後來做到了嗎？」
吳彥姝笑了：「沒做到。但我學會了不在乎做不做得到。反正不管我說什麼，怎麼寫，他們都有他們自己的解讀。我控制不了。
她站起來，拍了拍張宇的肩。
「你演的那個角色，全國人民都看見了。你媽也看見了。這就夠了。」
張宇低下頭，眼眶又紅了。
等老太太走後，他打開手機，給母親發了條消息：「媽，你發的消息我看見了。謝謝你。」
母親秒回：「傻孩子，謝什麼。媽就等著在電視上看到你領獎。」
他看著那行字，忽然就笑了。
下午四點，《寄生蟲》劇組在柏林電影節新聞中心舉行了第二場正式記者會。
這次來的記者比首映後那場更多，發布會廳里擠得滿滿當當，連過道上都站滿了人。
陸尋坐在台上，左邊是秦海燕，右邊是王硯暉。
張宇坐在最邊上，表情比昨天自然了一些。
問題給了張宇，來自法國《解放報》的女記者：「張先生，您在電影裡的表演讓人心碎。有人說，那個九秒的眼神，是今年世界電影裡最難忘的瞬間。您自己怎麼看？」
張宇聽完翻譯，沉默了幾秒。
然後他說：「我沒有看。那個眼神—我不是在表演，我是在活著。所以我不敢看。」
記者追問：「為什麼不敢？」
張宇的聲音有些沙啞：「因為看了，就回不去了。那個眼神里的東西，是我藏了很久的。一旦承認它存在過，我就不能再假裝它不存在。」
發布會廳里一片安靜。
那個法國女記者沒有再追問。她只是輕輕說了一聲：「Merci。」
謝謝。
頒獎典禮前一天晚上，每個入圍劇組都會收到一份官方晚宴的邀請。
說是晚宴，其實是電影節組織的一個小型社交活動，讓所有入圍影片的主創有機會交流，也讓評委有機會近距離接觸這些電影人。
——
陸尋帶著王硯暉和張宇出席。
走進宴會廳，迎面遇見的是一群歐洲電影人一有德國本土的導演，有法國來的製片人，有義大利的老演員。他們看見陸尋，紛紛圍上來，用各種口音的英語表達對《寄生蟲》的喜愛。
張宇被幾個歐洲女演員圍住，她們嘰嘰喳喳地說著什麼，張宇一句也聽不懂，只能傻笑著點頭。
王硯暉則和一個義大利老導演聊上了。那老導演拍過類似題材的電影，兩個人通過翻譯聊得熱火朝天。
陸尋端著香檳，站在人群邊緣，觀察著這一切。
一個聲音在身後響起：「陸尋導演。」
他轉身，看見一個白髮蒼蒼的老人站在面前一是柏林電影節評委會主席，義大利著名導演保羅·塔維亞尼。
「塔維亞尼先生。」陸尋微微欠身。
塔維亞尼笑了笑，用帶著義大利口音的英語說：「我看過您的電影。不止這一部，《爆裂鼓手》《消失的愛人》《健聽女孩》，我都看過。」
陸尋有些意外：「謝謝您。」
塔維亞尼看著他，眼神里有種老年人特有的溫和與銳利：「您是一位不斷變化的導演。從《爆裂鼓手》的張揚，到《消失的愛人》的冷峻，到《健聽女孩》的溫暖，再到今天的《寄生蟲》——您一直在尋找新的表達方式。這很難得。」
陸尋沉默了兩秒：「我只是不想重複自己。」
「不重複是對的。」塔維亞尼點頭，「但更難的是，在變化中保持自己的聲音。您的電影，不管怎麼變，都有一個共同點對人的關注。不是概念上的人，是具體的人，有血有肉的人。」
他頓了頓，繼續說：「《寄生蟲》里的那個父親，那個兒子，那個沉默的母親他們都是具體的人。這是最打動我的地方。」
陸尋看著這位老導演，忽然問：「塔維亞尼先生，您覺得這部電影，能拿金熊嗎？」
塔維亞尼笑了，那種讓人捉摸不透的笑。
「我是評委會主席。」他說，「我不能回答這個問題。」
他拍了拍陸尋的肩，轉身離開。
走了兩步，又回頭說：「但我可以告訴您一件事一—明天的頒獎典禮，無論結果如何，您都應該驕傲。您拍了一部配得上任何獎的電影。」
深夜·張宇的房間晚上十一點半，張宇回到自己的房間。
他在門口站了一會兒，忽然聽見隔壁房間傳來聲音是王硯暉在打電話。
「知道了知道了，等結果出來就告訴你————別哭了，哭什麼，又不是你兒子拿獎————
「」
張宇愣了一下，意識到那是王硯暉在和他家人通話。
他回到自己房間，關上門，坐在床上。
手機亮了，是母親發來的消息：「兒子，明天幾點頒獎？媽定了鬧鐘，準時看直播。」
他看著那行字，眼眶又熱了。
他回覆：「北京時間明天凌晨三點吧。您別熬夜，明天看重播也行。」
母親秒回：「那怎麼行！我兒子第一次參加這種大事，媽必須在電視前看著！」
張宇盯著屏幕，很久很久。
然後他回覆：「媽，謝謝你。」
母親又回：「傻孩子。早點睡，明天拿獎。」
張宇放下手機，躺倒在床上。
他看著天花板，想著明天的頒獎典禮。
金熊？銀熊？還是什麼都沒有？
他不知道。
但他知道一件事—
不管明天結果如何，他已經是另一個人了。
那個住在通州地下室、每天只吃一頓飯、不敢告訴家裡真相的年輕人，已經不存在了。
現在的他，是一個被全世界看見的演員。
他閉上眼睛，嘴角微微上揚。
窗外，柏林在夜色中沉睡。
明天，一切都會有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