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八章 艷羨
第101章 艷羨
距離送別香江三聯書店的藍真總編輯和周佩琳一行已經過去了十來天。
這期間關於陸澤小說即將在香江出版的消息已經傳開，畢竟這件事在官方的推動下屬於是公開進行的，當時甚至還有官媒報紙記者到場。
對於很多民眾和普通讀者而言，只是將這件事當做陸澤的一項普通成就來看，畢竟這人年紀輕輕的馬上要成為復旦講師，甚至連茅獎都已經拿了。
只是賣出去一本書而已，香江那個小地方能有多少銷量，聽說首印才五千冊，實在是不值一哂。
但是當《上海譯報》用一個小小的版面專門介紹了一下陸澤此次出版使用的版稅制度，和國內目前通行的印數稿酬制度之間的區別後，這件事立馬就在文藝界甚至是普羅大眾們之間引發了一場巨大的風波。
更加拱火的是廣州當地的一份報紙，緊跟時事，竟然粗略的幫陸澤算了一筆帳。
同樣是《錦灰》單行本的出版，將此前在內地人民文學出版社十五萬冊的印數稿酬收入，與這次香江三聯書店按版稅制度下首印五千冊的收入給估算了出來。
雖說算出來的最終數字與實際有些出入，但也讓大眾尤其是同樣靠文字吃飯的作者們，直觀的感受到了這兩種方式下的巨大差距。
一時之間，大量關於文學作品版權市場化變革的討論甚囂塵上。
甚至於有一大批老派作家公開發表文章，標題起得嚇人，《文學的十字路□：是為人民服務，還是向「港幣」投降？》。
文章批評陸澤此舉「玷污了文學的純粹性」，擔憂創作一旦沾了市場的銅臭味，就會被資本綁架。
文章里，陸澤幾乎成了一個只向錢看的資產階級文人。
另一邊，浙江海鹽的一家牙醫診所里，剛下班的余華正喜滋滋地拿著份報紙準備回家。
今年初，他的處女作《第一宿舍》總算在本地雜誌《西湖》上發表，拿到了人生的第一筆稿費，三十二塊錢。
這讓他看到了擺脫那一張張沒完沒了的嘴巴，走向另一條路的希望。
回到家，他一屁股坐下，展開報紙，一眼就看到了那篇關於陸澤稿費的討論。
「tmd，這個陸澤不愧是滬上的人，真會折騰！」余華讀著報紙，眼睛越瞪越大。
他扔下報紙，在屋裡踱來踱去，嘴裡嘀咕著：「md，還看什麼報紙，寫長篇！老子也寫長篇！賺版稅，賣到國外去！」
他憤憤地把報紙往桌上一摔，轉身就去翻找紙筆。
遠在BJ的王朔最近也正不順心。1980年從海軍退役後，在醫藥公司混了陣子，辭職下海又賠了個底掉。
他也看到了相關的報導，忍不住罵罵咧咧：「媽的，還得是滬爺會搞事，看來寫小說這行是真有搞頭。」
他摩挲著下巴琢磨：「但不能再寫以前那些部隊裡的事了，那玩意兒沒勁——
類似的情形，在1983年的各個角落上演。有人批評，有人眼紅，但更多的人，心裡埋下了一顆叫「羨慕」的種子。
身處風暴中心的陸澤，卻沒怎麼理會外界的紛紛擾擾。他已經逐漸習慣成為別人嘴裡的談資。
復旦校園裡，師生們的素質普遍要高一些。大家雖然也議論，但對版稅這事接受度很高，大概是上海這座城市自帶的包容性與前沿性在起作用。
「陸澤，聽說你這回又發財了啊！」食堂里，梁永安端著飯盆湊過來，擠眉弄眼地問。
陸澤正埋頭對付碗裡的紅燒肉，聞言抬起頭：「什麼大財，錢還在香江呢，八字沒一撇。」
「報紙上都登了，一本書頂咱們工人干好幾年！關鍵還是賺的外匯，你這也是為國家創匯了。」孫乃修也端著飯盒坐下調侃道。
陳思和扶了扶眼鏡，慢條斯理地說：「現在外面那些報紙吵得厲害，有幾篇文章寫得很難聽，你看了沒？」
「看了幾眼，」陸澤扒了口飯，不在意地說，「隨他們說去，我還能少塊肉？我現在就一件事，把論文寫出來。不然賈先生那兒，可沒法交代。」
「你心態是真好。」梁永安佩服道，「換我被人這麼指著鼻子罵，早氣得睡不著覺了。」
「有啥好氣的，」陸澤說，「他們罵他們的。再說了，咱們復旦不是挺安靜的嘛，這就夠了。」
確實，復旦校園裡，除了偶爾有人投來好奇的目光，沒人會真的跑來當面質問他。
大家頂多是在宿舍臥談會上，把這當成一個時髦話題，討論一下文學與市場的關係。
風波總會過去，日子還得照常過。
陸澤重新回歸了宿舍、圖書館、食堂三點一線的生活。他一頭扎進書堆里，將外界的喧囂徹底隔絕開。
畢業論文的壓力，遠比那些報紙上的口水仗來得真實。
開題報告雖然通過了，但朱東潤先生那句「是騾子是馬，大家再來審」的話，時時刻刻懸在他頭頂。
他知道，這篇論文要是寫得虛了、空了，丟的不僅是自己的臉，更是幾位支持他的先生的臉。
他每天泡在圖書館，從早到晚，查閱著從三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的各種文學期刊和評論文章。
桌子上堆滿了卡片，每一張都記錄著一條文獻資料和他的初步想法。
《寫作實踐》的助教工作，倒成了他緊張研究生活里的一抹調劑。
每周二下午，他會準時出現在吳中傑老師的課堂上。
他並不怎麼上台講課，主要工作是幫著批改學生們的作文，偶爾在吳老師講完課後，結合自己的創作經驗，跟同學們分享一些寫作心得。
「同學們，吳老師剛才講了小說的人物塑造。
我補充一點我自己的體會，就是別把人物當成你手裡的木偶，你想讓他幹啥他就幹啥。
你要把他當成一個活生生的人，給他一個性格，一個背景，然後把他扔到一個環境裡，看他自己會怎麼走。
很多時候，故事是人物自己走出來的，不是我們作者編出來的。」
他講得樸實，沒有大道理，都是自己碼字時琢磨出來的東西。
學生們聽得格外認真，因為講台上這個人，本身就是一個最鮮活的成功案例。
課後，總有幾個文學青年圍著他問東問西。
「陸澤師兄，我感覺我的小說寫得特別干，光有情節，沒有味道，怎麼辦？」
「多讀，多看，也多出去走走。你別老坐在寢室里想，去弄堂里看看阿姨爺叔吵架，去公園裡看看老頭下棋，去聽聽人家是怎麼說話的。生活才是寫作的源頭。」陸澤耐心地回答。
這樣的日子，平靜而充實。
論文的框架在一天天變得清晰，稿紙也在一頁頁地增厚。
距離送別香江三聯書店的藍真總編輯和周佩琳一行已經過去了十來天。
這期間關於陸澤小說即將在香江出版的消息已經傳開，畢竟這件事在官方的推動下屬於是公開進行的，當時甚至還有官媒報紙記者到場。
對於很多民眾和普通讀者而言，只是將這件事當做陸澤的一項普通成就來看，畢竟這人年紀輕輕的馬上要成為復旦講師，甚至連茅獎都已經拿了。
只是賣出去一本書而已，香江那個小地方能有多少銷量，聽說首印才五千冊，實在是不值一哂。
但是當《上海譯報》用一個小小的版面專門介紹了一下陸澤此次出版使用的版稅制度，和國內目前通行的印數稿酬制度之間的區別後，這件事立馬就在文藝界甚至是普羅大眾們之間引發了一場巨大的風波。
更加拱火的是廣州當地的一份報紙，緊跟時事，竟然粗略的幫陸澤算了一筆帳。
同樣是《錦灰》單行本的出版，將此前在內地人民文學出版社十五萬冊的印數稿酬收入，與這次香江三聯書店按版稅制度下首印五千冊的收入給估算了出來。
雖說算出來的最終數字與實際有些出入，但也讓大眾尤其是同樣靠文字吃飯的作者們，直觀的感受到了這兩種方式下的巨大差距。
一時之間，大量關於文學作品版權市場化變革的討論甚囂塵上。
甚至於有一大批老派作家公開發表文章，標題起得嚇人，《文學的十字路□：是為人民服務，還是向「港幣」投降？》。
文章批評陸澤此舉「玷污了文學的純粹性」，擔憂創作一旦沾了市場的銅臭味，就會被資本綁架。
文章里，陸澤幾乎成了一個只向錢看的資產階級文人。
另一邊，浙江海鹽的一家牙醫診所里，剛下班的余華正喜滋滋地拿著份報紙準備回家。
今年初，他的處女作《第一宿舍》總算在本地雜誌《西湖》上發表，拿到了人生的第一筆稿費，三十二塊錢。
這讓他看到了擺脫那一張張沒完沒了的嘴巴，走向另一條路的希望。
回到家，他一屁股坐下，展開報紙，一眼就看到了那篇關於陸澤稿費的討論。
「tmd，這個陸澤不愧是滬上的人，真會折騰！」余華讀著報紙，眼睛越瞪越大。
他扔下報紙，在屋裡踱來踱去，嘴裡嘀咕著：「md，還看什麼報紙，寫長篇！老子也寫長篇！賺版稅，賣到國外去！」
他憤憤地把報紙往桌上一摔，轉身就去翻找紙筆。
遠在BJ的王朔最近也正不順心。1980年從海軍退役後，在醫藥公司混了陣子，辭職下海又賠了個底掉。
他也看到了相關的報導，忍不住罵罵咧咧：「媽的，還得是滬爺會搞事，看來寫小說這行是真有搞頭。」
他摩挲著下巴琢磨：「但不能再寫以前那些部隊裡的事了，那玩意兒沒勁——
類似的情形，在1983年的各個角落上演。有人批評，有人眼紅，但更多的人，心裡埋下了一顆叫「羨慕」的種子。
身處風暴中心的陸澤，卻沒怎麼理會外界的紛紛擾擾。他已經逐漸習慣成為別人嘴裡的談資。
復旦校園裡，師生們的素質普遍要高一些。大家雖然也議論，但對版稅這事接受度很高，大概是上海這座城市自帶的包容性與前沿性在起作用。
「陸澤，聽說你這回又發財了啊！」食堂里，梁永安端著飯盆湊過來，擠眉弄眼地問。
陸澤正埋頭對付碗裡的紅燒肉，聞言抬起頭：「什麼大財，錢還在香江呢，八字沒一撇。」
「報紙上都登了，一本書頂咱們工人干好幾年！關鍵還是賺的外匯，你這也是為國家創匯了。」孫乃修也端著飯盒坐下調侃道。
陳思和扶了扶眼鏡，慢條斯理地說：「現在外面那些報紙吵得厲害，有幾篇文章寫得很難聽，你看了沒？」
「看了幾眼，」陸澤扒了口飯，不在意地說，「隨他們說去，我還能少塊肉？我現在就一件事，把論文寫出來。不然賈先生那兒，可沒法交代。」
「你心態是真好。」梁永安佩服道，「換我被人這麼指著鼻子罵，早氣得睡不著覺了。」
「有啥好氣的，」陸澤說，「他們罵他們的。再說了，咱們復旦不是挺安靜的嘛，這就夠了。」
確實，復旦校園裡，除了偶爾有人投來好奇的目光，沒人會真的跑來當面質問他。
大家頂多是在宿舍臥談會上，把這當成一個時髦話題，討論一下文學與市場的關係。
風波總會過去，日子還得照常過。
陸澤重新回歸了宿舍、圖書館、食堂三點一線的生活。他一頭扎進書堆里，將外界的喧囂徹底隔絕開。
畢業論文的壓力，遠比那些報紙上的口水仗來得真實。
開題報告雖然通過了，但朱東潤先生那句「是騾子是馬，大家再來審」的話，時時刻刻懸在他頭頂。
他知道，這篇論文要是寫得虛了、空了，丟的不僅是自己的臉，更是幾位支持他的先生的臉。
他每天泡在圖書館，從早到晚，查閱著從三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的各種文學期刊和評論文章。
桌子上堆滿了卡片，每一張都記錄著一條文獻資料和他的初步想法。
《寫作實踐》的助教工作，倒成了他緊張研究生活里的一抹調劑。
每周二下午，他會準時出現在吳中傑老師的課堂上。
他並不怎麼上台講課，主要工作是幫著批改學生們的作文，偶爾在吳老師講完課後，結合自己的創作經驗，跟同學們分享一些寫作心得。
「同學們，吳老師剛才講了小說的人物塑造。
我補充一點我自己的體會，就是別把人物當成你手裡的木偶，你想讓他幹啥他就幹啥。
你要把他當成一個活生生的人，給他一個性格，一個背景，然後把他扔到一個環境裡，看他自己會怎麼走。
很多時候，故事是人物自己走出來的，不是我們作者編出來的。」
他講得樸實，沒有大道理，都是自己碼字時琢磨出來的東西。
學生們聽得格外認真，因為講台上這個人，本身就是一個最鮮活的成功案例。
課後，總有幾個文學青年圍著他問東問西。
「陸澤師兄，我感覺我的小說寫得特別干，光有情節，沒有味道，怎麼辦？」
「多讀，多看，也多出去走走。你別老坐在寢室里想，去弄堂里看看阿姨爺叔吵架，去公園裡看看老頭下棋，去聽聽人家是怎麼說話的。生活才是寫作的源頭。」陸澤耐心地回答。
這樣的日子，平靜而充實。
論文的框架在一天天變得清晰，稿紙也在一頁頁地增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