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二章 人物論
第95章 人物論
緊接著，一位來自南京的青年作家站了起來，他的觀點就尖銳得多。
「我認為，我們當前的文學，最大的問題不是謳歌得不夠，而是反思得不夠！
我們不能總是滿足於寫表面的新生活，更應該深入到人的內心，去挖掘那些被歷史壓抑、被時代扭曲的人性。
在這方面，西方的現代派文學，有很多值得我們借鑑的地方。」
這番話立刻引起了騷動，場內不少人都皺起了眉頭。
在1983年，公開鼓吹學習「西方現代派」，還是一個相當大膽的舉動。
立刻就有一位上海本地的老作家站起來反駁：「小同志，借鑑西方不是不可以，但不能搞全盤西化」嘛。
我們有我們自己的現實主義傳統，這是我們的根。
丟了根，文學就成了無根的浮萍，成了少數人看不懂的文字遊戲，那還怎麼為人民服務？」
雙方你來我往，很快就爭論起來，會議室里的氣氛也變得熱烈而緊張。
陸澤安靜地聽著，他有些好笑的發現，這些爭論的觀點，和他畢業論文《從政治寓言到人性書寫：論新時期小說（1978—1982）的主體性轉向》中準備的文獻綜述的肉容幾平=模=樣。
理論上的交鋒，此刻活生生地在他面前上演。
就在這時，王元化先生將目光投向了他。
「陸澤同志，」他開口道，嘈雜的會議室瞬間安靜下來。
「你的新作《春分》最近引發了很大範圍的討論，支持的、批評的，聲音都不少。
今天在座的很多人都想聽聽你的想法。
作為創作者，你是怎麼看待文學與現實的關係？
你覺得，我們這個時代的文學，最應該書寫什麼？」
所有人的目光，齊刷刷地聚焦到了陸澤身上。
這個問題很宏大，也很刁鑽，似乎無論怎麼回答，都可能開罪一方。
陸澤淡定得站起身，先對著眾人微微躬身示禮，才不疾不徐地開口說道：「王老，各位文化界的同志們，前輩們，那我就冒昧，粗略談一些個人感受。
關於文學應該寫什麼」，這是個大問題，我一個剛寫了幾篇小說得年輕人，其實遠沒有資格來回答這個問題。」
他先放低姿態，顯得十分謙遜。
「剛才聽了幾位同志的爭論，我很受啟發。
我在日常寫作與學習過程中也有過相關得思考，其實在我看來，無論是堅持現實主義傳統，還是借鑑西方現代派技巧，都只是是方法與工具。
而我們文學真正要面對的始終是我們到底要用這些工具去表達什麼，書寫什麼。」
「我在自己有限的幾次小說創作中，基本不會去考慮我這部小說是屬於什麼主義」，也很少去想它要達成一個什麼樣的社會功能。
我想得更多的，其實是人」。」
「寫《錦灰》的時候，我想的是陳景雲這個人。
在那個家國飄搖的年代，他作為一個舊時代的商人，怎麼在夾縫裡求生存，怎麼在傳統與變革之間搖擺選擇，怎麼守住他心裡那點實業興國」的念頭和做人的底線。
寫《春分》的時候，我想的是陳厚土這個人。
他親手建立起的集體公社，又要在改革的浪潮下，親手把它分掉。他心裡的那種矛盾、不舍和陣痛，是真實的。
我相信，在千千萬萬的農村基層幹部身上，都能找到他這種情感的影子。」
他的聲音不大，但很清晰。
「所以，如果一定要我回答，我們這個時代的文學最應該寫什麼？
我的答案是，寫真實的人」。寫他們在時代變遷中的命運，寫他們的喜怒哀樂，寫他們的堅守和迷茫，寫他們的選擇和掙扎。
把一個人」寫透了，寫活了，那麼他所處的那個時代，自然而然就會浮現出來。
我最近在給復旦學生上的《寫作實踐》課上正好引用了恩格斯的一句理論。
他說要塑造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
我認為，這個論斷的核心，不在典型環境」，而在典型人物」。
只有人物立住了，環境才有意義。」
這番話，巧妙地將他在課堂上講的「人物論」化用到了這裡，並且再次搬出了「祖師爺」恩格斯作為理論依據，既回應了爭論，又表達了自己的創作觀，還顯得根正苗紅，無懈可擊。
「至於讀者從這些人物身上看到了什麼，是看到了改革的希望或迷茫，還是看到了歷史的沉重與感懷，那是讀者自己的解讀。
作者的任務，不是給出標準答案或者時代政策的解讀，而是忠實地，把那個時代里，那些活生生的人，呈現出來。
這，大概就是我理解的，文學與現實的關係。一點淺見，大家姑且一聽。」
說完，他坐了下來。
會議室里出現了短暫的沉默。
王元化先生帶頭鼓掌，臉上滿是讚許的笑容。
茹志娟看著陸澤，眼神里也充滿了欣賞。
就連之前爭論的雙方，此刻也都露出了思索的神情。
陸澤的這番話，沒有站隊，也沒有攻擊任何人，而是回歸到了文學創作的本源——人。
這個立足點，讓所有人都無法反駁，並且贏得了現場絕大多數人的認同。
此後交流會的氣氛，也因為他這番話，從緊張的對立，轉向了更具建設性的探討。
會議結束後，許多人主動過來和陸澤交換聯繫方式。
有報刊的編輯向他約稿，有外地的作家邀請他去採風，還有一位西影廠的編劇，熱情地跟他探討《春分》改編成電影的可能性。
陸澤一一應對，他知道，從今天起，他才是真正地，以一個作家的身份，踏入了這個他此前一直若即若離的圈子。
他正被幾位熱情的文學愛好者圍著，就看到李小琳和王安憶聯袂走了過來。
李小琳一上來就拍了下他的胳膊，「行啊你，陸澤。幾句話就把那幫吵得臉紅脖子粗的老夫子們給說服了，水平越來越高了嘛！」
王安憶也笑著說：「儂看看，我沒說錯吧？這種場合還是蠻好白相的。儂今天這番話講出去，以後上海文壇的青年作家裡，儂就是一面旗幟了。」
「兩位大姐就別那我尋開心了。」陸澤無奈地笑道，「我可不敢做什麼旗幟。」
正說著，他的目光越過人群，忽然與一個意想不到的人對上了眼神，此前在《文匯報》上發表一系列文章，署名「方岩」批評《春分》的青年評論家。
此人剛才也積極參與了討論，也因此，陸澤才算是首次認識了自己這個頭號「黑子」。
對方顯然也看到了他，眼神有些複雜，猶豫了一下，還是端著茶杯走了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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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接著，一位來自南京的青年作家站了起來，他的觀點就尖銳得多。
「我認為，我們當前的文學，最大的問題不是謳歌得不夠，而是反思得不夠！
我們不能總是滿足於寫表面的新生活，更應該深入到人的內心，去挖掘那些被歷史壓抑、被時代扭曲的人性。
在這方面，西方的現代派文學，有很多值得我們借鑑的地方。」
這番話立刻引起了騷動，場內不少人都皺起了眉頭。
在1983年，公開鼓吹學習「西方現代派」，還是一個相當大膽的舉動。
立刻就有一位上海本地的老作家站起來反駁：「小同志，借鑑西方不是不可以，但不能搞全盤西化」嘛。
我們有我們自己的現實主義傳統，這是我們的根。
丟了根，文學就成了無根的浮萍，成了少數人看不懂的文字遊戲，那還怎麼為人民服務？」
雙方你來我往，很快就爭論起來，會議室里的氣氛也變得熱烈而緊張。
陸澤安靜地聽著，他有些好笑的發現，這些爭論的觀點，和他畢業論文《從政治寓言到人性書寫：論新時期小說（1978—1982）的主體性轉向》中準備的文獻綜述的肉容幾平=模=樣。
理論上的交鋒，此刻活生生地在他面前上演。
就在這時，王元化先生將目光投向了他。
「陸澤同志，」他開口道，嘈雜的會議室瞬間安靜下來。
「你的新作《春分》最近引發了很大範圍的討論，支持的、批評的，聲音都不少。
今天在座的很多人都想聽聽你的想法。
作為創作者，你是怎麼看待文學與現實的關係？
你覺得，我們這個時代的文學，最應該書寫什麼？」
所有人的目光，齊刷刷地聚焦到了陸澤身上。
這個問題很宏大，也很刁鑽，似乎無論怎麼回答，都可能開罪一方。
陸澤淡定得站起身，先對著眾人微微躬身示禮，才不疾不徐地開口說道：「王老，各位文化界的同志們，前輩們，那我就冒昧，粗略談一些個人感受。
關於文學應該寫什麼」，這是個大問題，我一個剛寫了幾篇小說得年輕人，其實遠沒有資格來回答這個問題。」
他先放低姿態，顯得十分謙遜。
「剛才聽了幾位同志的爭論，我很受啟發。
我在日常寫作與學習過程中也有過相關得思考，其實在我看來，無論是堅持現實主義傳統，還是借鑑西方現代派技巧，都只是是方法與工具。
而我們文學真正要面對的始終是我們到底要用這些工具去表達什麼，書寫什麼。」
「我在自己有限的幾次小說創作中，基本不會去考慮我這部小說是屬於什麼主義」，也很少去想它要達成一個什麼樣的社會功能。
我想得更多的，其實是人」。」
「寫《錦灰》的時候，我想的是陳景雲這個人。
在那個家國飄搖的年代，他作為一個舊時代的商人，怎麼在夾縫裡求生存，怎麼在傳統與變革之間搖擺選擇，怎麼守住他心裡那點實業興國」的念頭和做人的底線。
寫《春分》的時候，我想的是陳厚土這個人。
他親手建立起的集體公社，又要在改革的浪潮下，親手把它分掉。他心裡的那種矛盾、不舍和陣痛，是真實的。
我相信，在千千萬萬的農村基層幹部身上，都能找到他這種情感的影子。」
他的聲音不大，但很清晰。
「所以，如果一定要我回答，我們這個時代的文學最應該寫什麼？
我的答案是，寫真實的人」。寫他們在時代變遷中的命運，寫他們的喜怒哀樂，寫他們的堅守和迷茫，寫他們的選擇和掙扎。
把一個人」寫透了，寫活了，那麼他所處的那個時代，自然而然就會浮現出來。
我最近在給復旦學生上的《寫作實踐》課上正好引用了恩格斯的一句理論。
他說要塑造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
我認為，這個論斷的核心，不在典型環境」，而在典型人物」。
只有人物立住了，環境才有意義。」
這番話，巧妙地將他在課堂上講的「人物論」化用到了這裡，並且再次搬出了「祖師爺」恩格斯作為理論依據，既回應了爭論，又表達了自己的創作觀，還顯得根正苗紅，無懈可擊。
「至於讀者從這些人物身上看到了什麼，是看到了改革的希望或迷茫，還是看到了歷史的沉重與感懷，那是讀者自己的解讀。
作者的任務，不是給出標準答案或者時代政策的解讀，而是忠實地，把那個時代里，那些活生生的人，呈現出來。
這，大概就是我理解的，文學與現實的關係。一點淺見，大家姑且一聽。」
說完，他坐了下來。
會議室里出現了短暫的沉默。
王元化先生帶頭鼓掌，臉上滿是讚許的笑容。
茹志娟看著陸澤，眼神里也充滿了欣賞。
就連之前爭論的雙方，此刻也都露出了思索的神情。
陸澤的這番話，沒有站隊，也沒有攻擊任何人，而是回歸到了文學創作的本源——人。
這個立足點，讓所有人都無法反駁，並且贏得了現場絕大多數人的認同。
此後交流會的氣氛，也因為他這番話，從緊張的對立，轉向了更具建設性的探討。
會議結束後，許多人主動過來和陸澤交換聯繫方式。
有報刊的編輯向他約稿，有外地的作家邀請他去採風，還有一位西影廠的編劇，熱情地跟他探討《春分》改編成電影的可能性。
陸澤一一應對，他知道，從今天起，他才是真正地，以一個作家的身份，踏入了這個他此前一直若即若離的圈子。
他正被幾位熱情的文學愛好者圍著，就看到李小琳和王安憶聯袂走了過來。
李小琳一上來就拍了下他的胳膊，「行啊你，陸澤。幾句話就把那幫吵得臉紅脖子粗的老夫子們給說服了，水平越來越高了嘛！」
王安憶也笑著說：「儂看看，我沒說錯吧？這種場合還是蠻好白相的。儂今天這番話講出去，以後上海文壇的青年作家裡，儂就是一面旗幟了。」
「兩位大姐就別那我尋開心了。」陸澤無奈地笑道，「我可不敢做什麼旗幟。」
正說著，他的目光越過人群，忽然與一個意想不到的人對上了眼神，此前在《文匯報》上發表一系列文章，署名「方岩」批評《春分》的青年評論家。
此人剛才也積極參與了討論，也因此，陸澤才算是首次認識了自己這個頭號「黑子」。
對方顯然也看到了他，眼神有些複雜，猶豫了一下，還是端著茶杯走了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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