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9章 賦稅
孫權點了點頭，不得不感慨，這時代的人還是很淳樸的，一頓燒烤就能打發了。
在後世，你過年不發個幾萬的年終獎，水花都不會冒一個，出來打工，不就是為了錢嗎！
當然，也有為了榮耀、地位的上岸人員，暫且不提。
孫權自然也喜歡被發錢，如今到了只能給別人發錢，又是一個新的境界。
說起錢，孫權不由的疑惑問道：「諸位可知，這大漢朝的錢，到底何來？百姓賦稅又是如何制度？」
說起此事，自然是呂范最有發言權，他曾為袁術門下吏。
呂范整了整衣冠，朗聲道：「主公，大漢賦稅，由來已久，且頗為繁雜。」
「田賦之上，漢初行輕稅之策，『十五稅一』，後至景帝時，減為『三十稅一』，延續至今。」
「此乃按田畝所產穀物徵收，是百姓向朝廷繳納的重要田租，以維持國家運轉，供軍需、修水利、建城邑等用度。」
「算賦與口賦，關乎人頭。」
「算賦是對成年人徵收，凡十五歲至五十六歲者，每人每年需納一算，一算為一百二十錢，此錢多用於購置車馬兵器等軍備物資，充實國防力量。」
「口賦則是針對七歲到十四歲的孩童，每人每年繳納二十錢，為皇室之私用。」
......
經過呂范一番解說，孫權方才明白，東漢末年，靈帝時期的財政制度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財政收入
其一、田租：是主要稅種，按三十稅一徵收實物租稅，全國墾田約7.32億畝，平均畝產粟3石，田租共7320萬石，折錢約147億.
其二、畝斂稅：全國田畝按畝稅十錢徵收，計73.2億錢.
其三、芻、稿稅：田芻、稿稅率為百畝交芻三石、稿二石，戶芻每戶每年上繳一石，總計3851.7萬石，折錢約7.7億.
其四、口賦、算賦：口賦是對兒童徵收的人頭稅，每人每年23錢；算賦是對成年人徵收的人頭稅，每人每年120錢。按當時戶籍人口計算，總計約46.2億錢.
其五、更賦：是代役錢，過更錢每人300錢，按每戶兩人服役計算，總計55.4億錢.
其六、獻費或方物之貢：每人63錢，全國約5325.6萬口，總計約33.5億錢.
其七、算訾：即家財稅，稅率為百分之一點二，按戶均5萬算，稅約55.4億錢.
其八、工商稅：包括算緡稅、占租、市租、關津稅等，部分作為地方收入，大部分入少府，供皇家供養之用。
共計八大稅，還有一些雜七雜八的地方性稅收，這讓孫權目瞪口呆，古人玩的是真花啊！兒童還要上稅的？
真是應了那句話啊：爾俸爾祿，民脂民膏！
至於財政支出，固定的大概就是兩塊。
其一、官俸：東漢時官員及內外諸色職掌人約152986人，官員俸祿開支龐大，達20多億。
其二、軍費：東漢多募兵，且頻繁用兵，如平定涼州羌亂等，每次戰爭耗費巨大，「懸師之費且百億計」。
孫權把數據在心中過了一遍，皺眉問道：「如此算來，大漢朝一年的稅收大概是418.4億錢？」
這，要按平羌之戰論，一年只能打兩次？
東漢末年，靈帝時期，人口大概是5000萬人，照此計算，每人交的稅大概是836.8錢？
這個數字可能大家沒有什麼概念，但據孫權所知，普通農戶一家一年辛苦勞作，除去基本的衣食住行，所剩積蓄也不過寥寥數百錢。
如此沉重的賦稅，壓在百姓肩頭，生活之艱難可想而知。
那些偏遠山村的老農，在貧瘠的土地上刨食，繳納田租後，家中存糧常常難以支撐到下一個收穫季；
市井中的小商販，在關津稅、市租等層層盤剝下，利潤微薄，稍有不慎便可能血本無歸。
孫權的目光投向遠方，心中暗自思量：這般賦稅制度，看似能充盈國庫，實則如飲鴆止渴。
百姓在重稅下苦不堪言，對朝廷的不滿與日俱增，一旦有風吹草動，便可能激起民變。
而對於江東大業而言，若要長久立足，必須重新審視這稅賦之事。
孫權記憶最深的，自然是：『攤丁入畝』。
大清雍正年間，有一項名曰「攤丁入畝」的政策。
此變革之前，朝廷徵稅有二，一曰丁銀，乃是人頭稅；二曰田賦，即田畝稅，這也是大多數朝代都會徵收的稅種。
從秦朝開始，到清朝為止，人頭稅和土地稅都是王朝運轉的血液。
不同之處在於，收取的方式，就說丁銀，即人頭稅，實乃繁瑣至極，首先你得知道有多少人吧！
而古代，藏匿人口是地方豪族的基本手段，想查清人口，難！
如康熙初年，靈壽縣知縣陸隴其，就曾上書朝廷，言及人丁五年一查，此行政成本太過高昂。
一稅種，若其行政成本高昂，對於朝廷而言，就大為不利，收稅是為了錢，結果收的錢在收錢這個過程中就花了，這誰能接受？
試想朝廷為收取十兩紋銀，竟需耗費八兩於行政之上，如此稅種，於朝廷而言，行政成本太高，終非長久之計。
然後，康熙還搞了個騷操作，康熙五十一年，聖上降旨：「滋生人丁，永不加賦。」
此言之意，乃是以當年大清之人口數為基準，譬如彼時大清國中有1000人，便依此人口數徵收人頭稅，此後無論人口增減，稅額皆不再變動，恆定於此。
此言一出，聽來是仁政之舉，百姓或以為喜，這不是可以使勁生了？還不用交錢？
然細細思之，實則包藏禍心，在古代，人口的增長往往和社會生產力掛鉤。
如唐朝，唐玄宗的開元盛世時期，唐朝人口達到了巔峰，之後也繼續生啊！但再難超越。
試想世間人家，或有新生之喜，卻亦難免離別之痛。
倘若一戶之中，今年添丁進口一人，卻又痛失親人三位，如此一來，納稅人丁驟減二人，交的稅居然還是一樣？
康熙帝雖有永不加賦之諾，然朝廷稅收，仍需依昔日那1000人征齊，若某戶人丁減少，稅收何以補足？
故而，至康熙五十五年，實在不行了，朝廷又頒布新令。
若某戶人家人丁減少，便令其同族之人補繳，同族之人若難以補足，則由同村之人補足。
這等事情，想想就知道了，誰願意為別人多交稅。
此等補繳之法，所遇難題亦是層出不窮，朝廷為徵收這人頭稅，所耗行政成本竟是愈發沉重。
面對此等困局，雍正推出了「攤丁入畝」的政策。
在後世，你過年不發個幾萬的年終獎，水花都不會冒一個，出來打工，不就是為了錢嗎！
當然，也有為了榮耀、地位的上岸人員，暫且不提。
孫權自然也喜歡被發錢，如今到了只能給別人發錢，又是一個新的境界。
說起錢，孫權不由的疑惑問道：「諸位可知，這大漢朝的錢，到底何來？百姓賦稅又是如何制度？」
說起此事，自然是呂范最有發言權，他曾為袁術門下吏。
呂范整了整衣冠，朗聲道：「主公，大漢賦稅，由來已久，且頗為繁雜。」
「田賦之上，漢初行輕稅之策，『十五稅一』，後至景帝時，減為『三十稅一』，延續至今。」
「此乃按田畝所產穀物徵收，是百姓向朝廷繳納的重要田租，以維持國家運轉，供軍需、修水利、建城邑等用度。」
「算賦與口賦，關乎人頭。」
「算賦是對成年人徵收，凡十五歲至五十六歲者，每人每年需納一算，一算為一百二十錢，此錢多用於購置車馬兵器等軍備物資，充實國防力量。」
「口賦則是針對七歲到十四歲的孩童，每人每年繳納二十錢，為皇室之私用。」
......
經過呂范一番解說，孫權方才明白，東漢末年，靈帝時期的財政制度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財政收入
其一、田租：是主要稅種，按三十稅一徵收實物租稅，全國墾田約7.32億畝，平均畝產粟3石，田租共7320萬石，折錢約147億.
其二、畝斂稅：全國田畝按畝稅十錢徵收，計73.2億錢.
其三、芻、稿稅：田芻、稿稅率為百畝交芻三石、稿二石，戶芻每戶每年上繳一石，總計3851.7萬石，折錢約7.7億.
其四、口賦、算賦：口賦是對兒童徵收的人頭稅，每人每年23錢；算賦是對成年人徵收的人頭稅，每人每年120錢。按當時戶籍人口計算，總計約46.2億錢.
其五、更賦：是代役錢，過更錢每人300錢，按每戶兩人服役計算，總計55.4億錢.
其六、獻費或方物之貢：每人63錢，全國約5325.6萬口，總計約33.5億錢.
其七、算訾：即家財稅，稅率為百分之一點二，按戶均5萬算，稅約55.4億錢.
其八、工商稅：包括算緡稅、占租、市租、關津稅等，部分作為地方收入，大部分入少府，供皇家供養之用。
共計八大稅，還有一些雜七雜八的地方性稅收，這讓孫權目瞪口呆，古人玩的是真花啊！兒童還要上稅的？
真是應了那句話啊：爾俸爾祿，民脂民膏！
至於財政支出，固定的大概就是兩塊。
其一、官俸：東漢時官員及內外諸色職掌人約152986人，官員俸祿開支龐大，達20多億。
其二、軍費：東漢多募兵，且頻繁用兵，如平定涼州羌亂等，每次戰爭耗費巨大，「懸師之費且百億計」。
孫權把數據在心中過了一遍，皺眉問道：「如此算來，大漢朝一年的稅收大概是418.4億錢？」
這，要按平羌之戰論，一年只能打兩次？
東漢末年，靈帝時期，人口大概是5000萬人，照此計算，每人交的稅大概是836.8錢？
這個數字可能大家沒有什麼概念，但據孫權所知，普通農戶一家一年辛苦勞作，除去基本的衣食住行，所剩積蓄也不過寥寥數百錢。
如此沉重的賦稅，壓在百姓肩頭，生活之艱難可想而知。
那些偏遠山村的老農，在貧瘠的土地上刨食，繳納田租後，家中存糧常常難以支撐到下一個收穫季；
市井中的小商販，在關津稅、市租等層層盤剝下，利潤微薄，稍有不慎便可能血本無歸。
孫權的目光投向遠方，心中暗自思量：這般賦稅制度，看似能充盈國庫，實則如飲鴆止渴。
百姓在重稅下苦不堪言，對朝廷的不滿與日俱增，一旦有風吹草動，便可能激起民變。
而對於江東大業而言，若要長久立足，必須重新審視這稅賦之事。
孫權記憶最深的，自然是：『攤丁入畝』。
大清雍正年間，有一項名曰「攤丁入畝」的政策。
此變革之前，朝廷徵稅有二，一曰丁銀，乃是人頭稅；二曰田賦，即田畝稅，這也是大多數朝代都會徵收的稅種。
從秦朝開始，到清朝為止，人頭稅和土地稅都是王朝運轉的血液。
不同之處在於，收取的方式，就說丁銀，即人頭稅，實乃繁瑣至極，首先你得知道有多少人吧！
而古代，藏匿人口是地方豪族的基本手段，想查清人口，難！
如康熙初年，靈壽縣知縣陸隴其，就曾上書朝廷，言及人丁五年一查，此行政成本太過高昂。
一稅種，若其行政成本高昂，對於朝廷而言，就大為不利，收稅是為了錢，結果收的錢在收錢這個過程中就花了，這誰能接受？
試想朝廷為收取十兩紋銀，竟需耗費八兩於行政之上，如此稅種，於朝廷而言，行政成本太高，終非長久之計。
然後，康熙還搞了個騷操作，康熙五十一年，聖上降旨：「滋生人丁，永不加賦。」
此言之意，乃是以當年大清之人口數為基準，譬如彼時大清國中有1000人，便依此人口數徵收人頭稅，此後無論人口增減，稅額皆不再變動，恆定於此。
此言一出，聽來是仁政之舉，百姓或以為喜，這不是可以使勁生了？還不用交錢？
然細細思之，實則包藏禍心，在古代，人口的增長往往和社會生產力掛鉤。
如唐朝，唐玄宗的開元盛世時期，唐朝人口達到了巔峰，之後也繼續生啊！但再難超越。
試想世間人家，或有新生之喜，卻亦難免離別之痛。
倘若一戶之中，今年添丁進口一人，卻又痛失親人三位，如此一來，納稅人丁驟減二人，交的稅居然還是一樣？
康熙帝雖有永不加賦之諾，然朝廷稅收，仍需依昔日那1000人征齊，若某戶人丁減少，稅收何以補足？
故而，至康熙五十五年，實在不行了，朝廷又頒布新令。
若某戶人家人丁減少，便令其同族之人補繳，同族之人若難以補足，則由同村之人補足。
這等事情，想想就知道了，誰願意為別人多交稅。
此等補繳之法，所遇難題亦是層出不窮，朝廷為徵收這人頭稅，所耗行政成本竟是愈發沉重。
面對此等困局，雍正推出了「攤丁入畝」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