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5章 泰戈爾的盛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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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15章 泰戈爾的盛讚

  《局外人》風靡歐美之際,當然也驚動了許多國際名人。

  英譯本爆紅後,英國文壇巨擘、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約翰·高爾斯華綏說:「包不同的文字是奇蹟,極簡筆觸藏極致哲思,他筆下的人性困境,是全人類的共鳴,這位東方作家的眼界與筆力,足以比肩歐洲任何一位文學大師!」

  德國漢學泰斗衛禮賢讀完穆勒譯本,公開在柏林文學論壇演講:「長久以來,西方誤讀東方文學只有古韻無新知,包不同以一部《局外人》

  徹底打破偏見,他是東方現代文學的開拓者,更是連接東西方文學的橋樑,這樣的作家,值得全世界敬仰!」

  《局外人》這部小說,漂洋過海到美國,登上《紐約時報書評周刊》,版面上,海明威的評價字字醒目!

  那是報社對海明威的例行訪談,問及近期最驚艷的海外作品,他直言不諱,字句鏗鏘登在紙面:「近期讀了東方作家包不同的《局外人》英譯本,堪稱傑作。他的文字克制如冰下奔流,沒有冗餘修飾,卻把人性的孤獨與清醒寫到了骨子裡!這是直擊靈魂的力量,我敢斷言,這個東方青年,必將會在世界文壇占有一席之地————」

  隨著時間推移,誰也沒料到,這本帶著先鋒意味的小說,竟順著海上商船的航線,漂到了印度!

  彼時泰戈爾閒居聖地尼克坦,他正時刻關注著東方某大國的局勢,他偶然得見友人寄來的《局外人》譯本,披閱之下大為動容,對身邊門生直言:「此作見骨見魂,以極簡筆墨道盡人之困局,這位包不同先生,有此筆力,難得!難得!」

  他興之所至,親筆題下評語,托人轉寄滬上《申報》,寥寥數語字字千鈞:

  【包不同先生的《局外人》,觀照人性如明鏡,筆鋒藏鋒而意遠,於沉靜中見力量,東方文學之新生,當如是矣!」

  消息傳回國內,先是《申報》率先登出泰戈爾題評,報童沿街叫賣「泰戈爾盛讚中國作家包不同」的號外,瞬間點燃滿城熱議!

  要知道,泰戈爾的影響力,大過海外任何作家,不僅是因為他是亞洲首位諾獎獲得者,也不是因為他是印度的國寶級大文豪,而是他本身,在整個東方文壇,就是神一般的存在,他在華之盛名,遠勝什麼羅曼.羅蘭、海明威,甚至超越列夫.托爾斯泰。

  特別是在1924年,泰戈爾訪華時,在中國的名氣達到頂峰,當年他抵滬、赴京,梁啓超親贈雅號:「竺震旦」,冰心是他鐵桿崇拜者、徐志摩是他狂熱追隨者,泰戈爾在華夏的影響力,甚至還讓魯迅都有些小嫉妒..

  他到北大講堂時,座無虛席,各界名流爭相拜會,滬上報刊連日頭版追蹤,街頭巷尾皆聞其名!

  其《飛鳥集》《新月集》成華夏全民讀物,可以說是當時的民國學生人手一冊,閨閣女子抄錄成冊,市井文人引為談資,多版重印仍供不應求。

  他是東方文壇公認的大神,是新舊派文人皆俯首的文豪,而且這位大文豪,還在九一八時,公開斥責了日本侵占東北,指責其背離東方和平理想,是對中國人民的不義之舉......

  其一句盛讚,份量太重。

  泰戈爾盛讚包不同?!

  消息一出,國內文壇徹底炸了鍋。

  滬上文壇雅集本正爭論《局外人》的「先鋒與晦澀」,忽聞泰戈爾盛讚的消息,滿座皆驚。

  持審視之言者瞬間語塞,半晌才撫須嘆:「泰翁慧眼!」先前贊其新銳者更是揚眉吐氣,拍案道:「我早說包君此作絕對稱得上不凡,今得泰翁盛譽,足見其分量!」

  北平學界聞訊,數位國學泰斗紛紛稱讚起來,清華、南開等校學子沸騰,課間課後皆談包不同與《局外人》,不少人將泰戈爾評語抄在課本扉頁,奉為圭桌!

  各大報館爭相跟進,《新聞報》《大公報》紛紛開闢專欄,登載文人熱議文章,標題印上【印度文豪泰戈爾盛讚《局外人》】

  1932年,《局外人》橫空出世,短短月余橫掃民國文壇!

  包不同直接封神,小說從滬上報刊火到北平校園,書坊三印三罄,街頭巷尾人人爭讀,風頭無兩。

  文壇格局陡變,他的影響力甚至隱隱壓過了茅盾、胡適一眾大佬,僅次於魯迅的存在...

  江南,溪口縣。

  包家。

  包國維坐在櫃檯前,翻閱著買回的報紙,看到了最近的消息,倒是讓他有些出乎意料。


  本只求憑此書,能在國際闖點小名氣就足以,不料竟火到了歐洲、北美,甚至印度,小小的轟動了一下世界文壇!

  這完全屬實意外之喜!

  包國維,又將目光定格在泰戈爾盛讚他的新聞上,眼眸閃爍了一下。

  泰戈爾這個人,包國維不僅是聽過,那是如雷貫耳啊,他也看了《局外人》

  ?

  泰戈爾現在應該七十多歲了吧?

  包國維雖對印度這個國家無感,卻還是服印度的文化底蘊的,畢竟也是幾千年的文明古國...

  後世的印度,無疑是個很割裂的國家,社會存在諸多問題,文娛業卻還行,包國維曾還挺喜歡印度的電影的。

  而泰戈爾這人呢,包國維敬他風骨。

  在九一八之前,泰戈爾曾表示很喜歡日本這個國家,1916年首訪日本,贊其是「明治維新」後的活力,視其為:亞洲對抗西方的希望。

  當時的日本,偽裝成一副愛好和平的樣子,讓泰戈爾,還在《訪日散記》里欣賞日本文化與精神。

  可在九一八後,泰戈爾便轉變了態度,開始遣責起日本。

  1937年全面抗戰時,更是變為了強烈譴責,當時已經76歲高齡的他,還致電蔡元培稱:「我和我的人民完完全全同情你們的國家。」

  還痛斥日方背叛東方理想,次年發《致中國人民書》聲援,兩度駁斥日本詩人野口狡辯,怒斥日本軍人對中國婦女及兒童狂轟濫炸,毀廟宇毀大學,就在所有人都不看好中國時,他仍然直言不祝曾喜的日本勝利,只求其能夠悔悟。

  一直到1939年時,近80歲高齡的泰戈爾,仍寫詩諷刺日軍拜佛出征的虛偽,字字控訴其暴行。

  可以看出,泰戈爾是個堅定的和平主義者,是那種不帶任何立場的純粹愛好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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