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四十二章 新策
「給朕拿下這個狗奴才，押入天牢，嚴加審訊！」
侍衛一擁而上，將癱軟在地的童貫拖了下去。
蔡京在一旁臉色鐵青。
他萬萬沒想到慕容復竟能識破此局，並反手給了他們如此致命的一擊。
慕容復躬身對徽宗道。
「陛下受驚了！此案牽涉甚廣，恐有餘黨未清。
請陛下允臣徹查此事，揪出所有幕後黑手。」
驚魂未定的徽宗，此刻對慕容復充滿了感激和後怕，連聲道。
「准！准奏！此事就交由尚父全權處置。
一應人犯，無論涉及誰，嚴懲不貸。」
慕容復領旨，目光掃過面色各異的群臣，最後與蔡京陰鷙的目光有一瞬的交錯。
這場勝利只是暫時擊退了對方的攻勢，更殘酷的鬥爭，還在後面。
但經此一役，他贏得了寶貴的時間和空間，來繼續布局那迫不得已的退路。
貢品案引發的軒然大波，在汴京城上空盤旋數日，方才緩緩沉澱。
童貫被投入詔獄，其在內侍省、皇城司的黨羽被大批清洗，由慕容復趁機安插的親信或中立派取代。
徽宗趙佶在經歷御前驚魂後，對慕容復的依賴和信任達到了一個短暫的高峰。
不僅對慕容復「徹查此案」的請求全權允准，
更在幾次朝會上公開斥責「奸佞小人，離間君臣」，對慕容復的建言幾乎言聽計從。
慕容復深知這「信任」如同朝露，轉瞬即逝。
他並未被勝利沖昏頭腦，反而更加謹慎。
他利用這難得的「救駕之功」帶來的權威，雷厲風行地做了幾件事。
首先，他以「肅清童貫餘孽，整頓宮禁」為名，借徽宗之手，對宮廷防衛和內侍省進行了一次徹底梳理。
梁師成雖然在此案中巧妙隱身，未受直接衝擊，但其勢力也被大幅削弱，不少關鍵崗位被慕容復的人占據。
慕容復清楚梁師成與蔡京勾結甚深，此舉意在斷蔡京一臂。
其次，他迅速處理了貢品案的「首尾」。
那名被收買的南海副使在獄中「暴斃」，線索到此中斷，避免牽連過廣，引發外交糾紛或逼得蔡京集團狗急跳牆。
對童貫的審訊，則重點坐實其「欺君罔上、謀害忠良（指嚮慕容復）、貪贓枉法」等罪狀，對於其背後是否還有更大主使。
慕容復則授意心腹適可而止，暫不深究蔡京。
這是一種默契，也是一種警告——我有能力將你揪出，但暫留餘地。
最後，也是最重要的一點，他趁徽宗驚魂未定、對其言聽計從之際，
以「加強海防、肅清沿海匪患，以防類似貢品被劫、被篡改之事重演」為由，順利拿到了組建「沿海制置使司」的批文。
這個新設的機構，名義上隸屬樞密院，負責協調沿海州府水軍，清剿海盜，保障海路安全。
慕容復順勢推薦了與其關係密切、精通水戰的舊部出任要職。
以此為平台，名正言順地調動資源，加強了對登、萊、明、泉等重要港口的控制，為其海外轉移計劃披上了一層合法的外衣。
蔡京集團在此次風波中損失慘重，暫時偃旗息鼓。
蔡京本人稱病不朝數日，暗中則加緊與梁師成及宮中的其他盟友密謀，尋找新的反擊機會。
朝堂上出現了一種詭異的平靜，但所有人都能感覺到，平靜之下是更加洶湧的暗流。
這一日，慕容復在樞密院處理完公務，回到護國公府。
公冶乾呈上一份密報，神色凝重：「公子，登州傳來消息。
我們三條裝載藥材、綢緞和部分工匠的貨船，
在靠近高麗海域時，遭遇不明身份的大型船隊襲擊，對方戰力強悍，配合默契，不像普通海盜。
我們損失了一條船，所幸人員大多被後續接應的船隻救回。」
慕容複目光一凝：「查明對方來歷了嗎？」
「正在查。
但高麗水師那邊反應曖昧，似乎……與襲擊者有所牽連。
而且，有倖存水手隱約聽到對方船上有人用女真語呼喝。」
公冶乾低聲道。
女真語？
慕容復心中一沉。
東北的女真部落正在崛起，與遼國衝突日益激烈。
如果這股新興勢力也開始將觸角伸向海上，並與高麗乃至宋國內部的某些勢力勾結，局勢將更加複雜。
這或許不是蔡京直接指使，但無疑是一個危險的信號，表明外部環境正在惡化，他的海上退路並非坦途。
「告訴登州那邊，加強戒備，航線暫時調整，避開高麗以西敏感海域。
同時，加大與流求（台灣）、琉球群島土著的貿易，設法在那邊建立幾個隱秘的補給點。」
慕容復沉聲道。
必須加快速度了，陸上、海上的壓力都在增大。
利用「貢品案」後獲得的短暫政治優勢，慕容複試圖推行一些更深層次的改革。
以鞏固國力，也為將來可能發生的變局積累資本。
他向徽宗上了一道洋洋萬言的《強兵富國策》，核心是「精兵、重商、實邊」。
「精兵」即進一步裁汰禁軍老弱，加強「靖安軍」模式的試點推廣，提高軍隊戰鬥力；
「重商」則是希望進一步放寬海禁，在廣州、泉州、明州設立更規範的市舶司，由國家主導海外貿易，抽取重稅以充國庫；
「實邊」則是建議加強與西夏的茶馬互市，穩定西線，同時密切關注遼東女真動向，或可嘗試聯絡，牽制遼國。
然而，這道奏章卻在朝堂上引發了巨大爭議。
以蔡京為首的保守派官員群起攻之。
他們抨擊「精兵」是「窮兵黷武，徒耗國帑」；
「重商」是「與民爭利，敗壞風氣」；
「實邊」中的聯金設想更是被扣上「引狼入室」、「背棄與遼百年和約」的大帽子。
徽宗趙佶本對具體政務興趣不大，但《強兵富國策》中涉及的開源節流。
尤其是「重商」可能帶來的巨額稅收，讓他頗為心動。
然而，經貢品一案，他雖然感激慕容復，但內心對這位「權柄過重」的尚父的忌憚也更深了。
他樂於享受慕容復處理朝政帶來的清淨，卻不願看到慕容復的勢力通過新政進一步膨脹。
蔡京一黨的反對聲音，正好給了他一個平衡的藉口。
侍衛一擁而上，將癱軟在地的童貫拖了下去。
蔡京在一旁臉色鐵青。
他萬萬沒想到慕容復竟能識破此局，並反手給了他們如此致命的一擊。
慕容復躬身對徽宗道。
「陛下受驚了！此案牽涉甚廣，恐有餘黨未清。
請陛下允臣徹查此事，揪出所有幕後黑手。」
驚魂未定的徽宗，此刻對慕容復充滿了感激和後怕，連聲道。
「准！准奏！此事就交由尚父全權處置。
一應人犯，無論涉及誰，嚴懲不貸。」
慕容復領旨，目光掃過面色各異的群臣，最後與蔡京陰鷙的目光有一瞬的交錯。
這場勝利只是暫時擊退了對方的攻勢，更殘酷的鬥爭，還在後面。
但經此一役，他贏得了寶貴的時間和空間，來繼續布局那迫不得已的退路。
貢品案引發的軒然大波，在汴京城上空盤旋數日，方才緩緩沉澱。
童貫被投入詔獄，其在內侍省、皇城司的黨羽被大批清洗，由慕容復趁機安插的親信或中立派取代。
徽宗趙佶在經歷御前驚魂後，對慕容復的依賴和信任達到了一個短暫的高峰。
不僅對慕容復「徹查此案」的請求全權允准，
更在幾次朝會上公開斥責「奸佞小人，離間君臣」，對慕容復的建言幾乎言聽計從。
慕容復深知這「信任」如同朝露，轉瞬即逝。
他並未被勝利沖昏頭腦，反而更加謹慎。
他利用這難得的「救駕之功」帶來的權威，雷厲風行地做了幾件事。
首先，他以「肅清童貫餘孽，整頓宮禁」為名，借徽宗之手，對宮廷防衛和內侍省進行了一次徹底梳理。
梁師成雖然在此案中巧妙隱身，未受直接衝擊，但其勢力也被大幅削弱，不少關鍵崗位被慕容復的人占據。
慕容復清楚梁師成與蔡京勾結甚深，此舉意在斷蔡京一臂。
其次，他迅速處理了貢品案的「首尾」。
那名被收買的南海副使在獄中「暴斃」，線索到此中斷，避免牽連過廣，引發外交糾紛或逼得蔡京集團狗急跳牆。
對童貫的審訊，則重點坐實其「欺君罔上、謀害忠良（指嚮慕容復）、貪贓枉法」等罪狀，對於其背後是否還有更大主使。
慕容復則授意心腹適可而止，暫不深究蔡京。
這是一種默契，也是一種警告——我有能力將你揪出，但暫留餘地。
最後，也是最重要的一點，他趁徽宗驚魂未定、對其言聽計從之際，
以「加強海防、肅清沿海匪患，以防類似貢品被劫、被篡改之事重演」為由，順利拿到了組建「沿海制置使司」的批文。
這個新設的機構，名義上隸屬樞密院，負責協調沿海州府水軍，清剿海盜，保障海路安全。
慕容復順勢推薦了與其關係密切、精通水戰的舊部出任要職。
以此為平台，名正言順地調動資源，加強了對登、萊、明、泉等重要港口的控制，為其海外轉移計劃披上了一層合法的外衣。
蔡京集團在此次風波中損失慘重，暫時偃旗息鼓。
蔡京本人稱病不朝數日，暗中則加緊與梁師成及宮中的其他盟友密謀，尋找新的反擊機會。
朝堂上出現了一種詭異的平靜，但所有人都能感覺到，平靜之下是更加洶湧的暗流。
這一日，慕容復在樞密院處理完公務，回到護國公府。
公冶乾呈上一份密報，神色凝重：「公子，登州傳來消息。
我們三條裝載藥材、綢緞和部分工匠的貨船，
在靠近高麗海域時，遭遇不明身份的大型船隊襲擊，對方戰力強悍，配合默契，不像普通海盜。
我們損失了一條船，所幸人員大多被後續接應的船隻救回。」
慕容複目光一凝：「查明對方來歷了嗎？」
「正在查。
但高麗水師那邊反應曖昧，似乎……與襲擊者有所牽連。
而且，有倖存水手隱約聽到對方船上有人用女真語呼喝。」
公冶乾低聲道。
女真語？
慕容復心中一沉。
東北的女真部落正在崛起，與遼國衝突日益激烈。
如果這股新興勢力也開始將觸角伸向海上，並與高麗乃至宋國內部的某些勢力勾結，局勢將更加複雜。
這或許不是蔡京直接指使，但無疑是一個危險的信號，表明外部環境正在惡化，他的海上退路並非坦途。
「告訴登州那邊，加強戒備，航線暫時調整，避開高麗以西敏感海域。
同時，加大與流求（台灣）、琉球群島土著的貿易，設法在那邊建立幾個隱秘的補給點。」
慕容復沉聲道。
必須加快速度了，陸上、海上的壓力都在增大。
利用「貢品案」後獲得的短暫政治優勢，慕容複試圖推行一些更深層次的改革。
以鞏固國力，也為將來可能發生的變局積累資本。
他向徽宗上了一道洋洋萬言的《強兵富國策》，核心是「精兵、重商、實邊」。
「精兵」即進一步裁汰禁軍老弱，加強「靖安軍」模式的試點推廣，提高軍隊戰鬥力；
「重商」則是希望進一步放寬海禁，在廣州、泉州、明州設立更規範的市舶司，由國家主導海外貿易，抽取重稅以充國庫；
「實邊」則是建議加強與西夏的茶馬互市，穩定西線，同時密切關注遼東女真動向，或可嘗試聯絡，牽制遼國。
然而，這道奏章卻在朝堂上引發了巨大爭議。
以蔡京為首的保守派官員群起攻之。
他們抨擊「精兵」是「窮兵黷武，徒耗國帑」；
「重商」是「與民爭利，敗壞風氣」；
「實邊」中的聯金設想更是被扣上「引狼入室」、「背棄與遼百年和約」的大帽子。
徽宗趙佶本對具體政務興趣不大，但《強兵富國策》中涉及的開源節流。
尤其是「重商」可能帶來的巨額稅收，讓他頗為心動。
然而，經貢品一案，他雖然感激慕容復，但內心對這位「權柄過重」的尚父的忌憚也更深了。
他樂於享受慕容復處理朝政帶來的清淨，卻不願看到慕容復的勢力通過新政進一步膨脹。
蔡京一黨的反對聲音，正好給了他一個平衡的藉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