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15章 絕境中找出路
王文韜在電話那頭並未給出准信，既沒一口回絕，也沒當場應承，只是一如既往地嚴謹，讓江振邦先把郎先平的文章送去首都，他需親自過目。
至於能不能講，在哪裡講，看了東西再說。
而江振邦掛了電話，就安排興科的保衛幹事，將那份足以在學界和政界引發地震的報告複印封存，連夜送往京城。
至於王文韜此前給他布置的那份的命題作文，江振邦再次推遲了提交時間。
一方面是利用郎先平這篇報告投石問路，打草驚蛇。
另一方面，江振邦也是受郎先平啟發，有了新的感悟，他需要將對方報告中殘酷的現實案例，融合進自己對於監管架構的頂層設計中，做最後的精修與完善。
與此同時，大西區的調研工作也在這種緊鑼密鼓的節奏中加速推進。
隨著車輪碾過大西區每一寸坑窪的路面，隨著那個黑色筆記本上記錄的文字越來越密，江振邦心頭的巨石也越發沉重。
了解得越深，便越覺棘手。
大西區的困境是多重因素疊加形成的死局，絕非興寧那種單一維度的經營難題。在這裡，單純推行國企產權改革，亦或是強行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無異於隔靴搔癢，根本無法觸及病灶。
問題早已扎堆，甚至可以說，已經徹底打成了死結。
在興寧，一家企業不行，換個廠長，給點資金，搞個新產品，或許就能起死回生。但在大西區，這一套行不通。
這片不足四十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企業密度高得令人窒息。幾百家大中型工廠像沙丁魚罐頭一樣擠在一起，高聳的煙囪與低矮的家屬樓交錯混雜，工業用地與生活用地犬牙交錯。
道路狹窄擁堵，大型貨車進出維艱，物流成本居高不下。更為致命的是，這裡的基礎設施大多還是幾十年前蘇聯援建時期的底子，地下管網早已鏽蝕老化，跑冒滴漏嚴重，電力負荷更是遠遠無法滿足現代化工業生產的需求。
很多企業，即便江振邦能利用興科集團雄厚的資金和技術將它們從ICU里救回來，但受限於逼仄的地理空間，它們也根本無法進行技術改造和擴大再生產。
再加上數不清的退休職工、沉重的「企業辦社會」負擔、盤根錯節的三角債鏈條……
這根本不是單純的企業經營或者什麼體制問題。
這是城市規劃出了大問題，是產業布局到了壽終正寢的階段，甚至是整個社會結構都已經壞死。
在這種環境下搞改革，就像是在一艘即將沉沒的破船上修補漏洞，補好一個，旁邊又漏了三個。
即便救活了一兩家明星企業，也無法阻止整艘船下沉的趨勢。
如果不進行傷筋動骨的徹底手術，這些企業就算現在改制成功，過兩年依然會被惡劣的外部環境拖死。
破局的鑰匙在哪裡？
江振邦站在辦公室的窗前，望著遠處灰濛濛的天空，腦海中浮現出歷史上大西區涅槃重生的路徑——土地財政。
那是2002年之後的故事了。
彼時，隨著國土資源部確立土地儲備制度，全面推行經營性用地招拍掛，奉省和奉陽市決定：讓大西區與成立於1988年的國家級經濟技術開發區合署辦公，實行「一套機構，兩塊牌子」。
隨即，「東搬西建」的大幕拉開。大西區轄區內所有工業企業，向西側廣闊的經開區整體遷移，而在老城區騰退出的這片核心區域，商業價值開始井噴。
大批開發商揮舞著支票簿蜂擁而至，商業廣場、高檔寫字樓和現代化住宅區拔地而起。
政府通過出讓土地獲得的巨額財政收入，不僅償還了國企累積幾十年的歷史債務，更為安置數十萬下崗職工籌集了寶貴的啟動資金。
用未來的錢，解現在的困。
這是一條被歷史驗證過的路。
但問題在於，現在是1996年。
江振邦很清楚，此時此刻，國內的商品房市場尚處於萌芽階段，福利分房制度雖已搖搖欲墜卻尚未徹底終結。土地的商業價值還遠未被市場充分挖掘，開發商們囊中羞澀，老百姓的購房意識也未覺醒。
沒有2001年的國資土地管理通知，沒有2002年的招拍掛規定，土地財政的政策和法律地基尚是一片空白。
此時強行推動「東搬西建」，騰出來的地賣給誰？賣不上價，巨額的搬遷費用和安置成本又由誰來買單？
這就是時代的局限性。
兜兜轉轉，似乎又回到了原點。
有些彎路好像是必須要走的，有些錯誤可能真是必須要犯的。
不經歷陣痛，便無法催生出相應的政策與市場環境。
但江振邦不想等，也不能等。
既然大環境不成熟，那就先造一個小環境。既然全面鋪開做不到，那就先搞一個小範圍的試點。
能做一點，是一點！
……
時間轉眼來到八月初。
江振邦正式履職大西區副區長一個月整。
他結束了那場堪稱「地毯式」的調研，將所有思考凝聚成了一份厚厚的文件——《關於大西區工業振興面臨空間制約及長遠發展策略的報告》
對這份報告，他先是在私下裡，跟書記廖世昌和區長王滿金通了氣。
這兩位大西區的主官看完報告後，表情很精彩。既有看到解題思路的興奮，也有對這種「大拆大建」可能引發動盪的憂慮。
但不管怎麼說，他們已經被逼到了懸崖邊上，只要有一根繩子，哪怕是帶刺的，也得抓。
光腳的不怕穿鞋的，梭哈！
於是，在大西區兩位主官的帶領下，江振邦走進了奉陽市委大院。
會議室里煙霧繚繞。
奉陽市委書記周學軍和市長魏萬華，以及分管工業的韓百川坐在，每人手裡拿著這份厚達三十頁的報告，一邊看，一邊聽江振邦講解。
兩個多小時後，周學軍放下文件，摘下厚厚的黑框眼鏡，揉了揉眉心：「振邦啊，你這個想法之前不是沒人提過…但你對大西區的規劃，講的是最成體系，數據羅列最詳實，論證最為充分的。」
「把企業遷出去，把地皮變現。邏輯是通的，但你想過沒有，現在的地價，能不能覆蓋安置成本？政策上，關於土地性質變更的紅線，口子不好開啊……」
魏萬華也表示贊同，又道：「最主要的還是錢的問題，咱們奉陽城不是沿海發達城市。大西區那些老廠房的地，真能賣出你預期的價格嗎？這是幾十個億的大盤子！錢不夠，最後很可能留下一地爛尾的廠房和更加憤怒的工人。」
書記廖世昌和區長王滿金沒做回應，下意識用餘光看向江振邦。
「領導們都說得對。」江振邦坦誠道：「我在文章里也寫了，目前的市場環境下，土地變現確實存在困難。所以我的建議是，不搞一刀切，不搞大呼隆。我們先選一兩個包袱沒那麼重、地段相對較好、且有搬遷意願的企業做試點。」
「先把路蹚出來，把政策流程跑通。等過兩年市場轉暖或者上面開了口子，我們手裡就有了一套成熟的模式，到時候再大力推行東搬西建，事半功倍！」
周學軍與魏萬華對視了一眼，短暫的眼神交流中，兩人達成了默契。
作為主政一方的大員，他們自然能看出這套方案背後的潛力。雖然風險尚存，但相比於目前大西區的一潭死水，這無疑是一條值得嘗試的新路。
「可以試一試。」周學軍最終拍板，掐滅了手中的菸蒂：「但這事兒牽扯麵太廣，涉及土地性質變更、稅收分成、經濟管理權限下放、經開區的協調等等一系列問題…我會跟省委省政府匯報，你們先回去等消息吧。」
「好的。」
江振邦從善如流，起身收拾文件。
等吧。
官場上的事，從來就沒有一蹴而就的。
他不止要等省里的消息，還得等首都王文韜那邊的消息。
兩邊都是難啃的骨頭，但只要有一邊鬆了口，這盤棋就能活。
至於能不能講，在哪裡講，看了東西再說。
而江振邦掛了電話，就安排興科的保衛幹事，將那份足以在學界和政界引發地震的報告複印封存，連夜送往京城。
至於王文韜此前給他布置的那份的命題作文，江振邦再次推遲了提交時間。
一方面是利用郎先平這篇報告投石問路，打草驚蛇。
另一方面，江振邦也是受郎先平啟發，有了新的感悟，他需要將對方報告中殘酷的現實案例，融合進自己對於監管架構的頂層設計中，做最後的精修與完善。
與此同時，大西區的調研工作也在這種緊鑼密鼓的節奏中加速推進。
隨著車輪碾過大西區每一寸坑窪的路面，隨著那個黑色筆記本上記錄的文字越來越密，江振邦心頭的巨石也越發沉重。
了解得越深，便越覺棘手。
大西區的困境是多重因素疊加形成的死局，絕非興寧那種單一維度的經營難題。在這裡，單純推行國企產權改革，亦或是強行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無異於隔靴搔癢，根本無法觸及病灶。
問題早已扎堆，甚至可以說，已經徹底打成了死結。
在興寧，一家企業不行，換個廠長，給點資金，搞個新產品，或許就能起死回生。但在大西區，這一套行不通。
這片不足四十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企業密度高得令人窒息。幾百家大中型工廠像沙丁魚罐頭一樣擠在一起，高聳的煙囪與低矮的家屬樓交錯混雜，工業用地與生活用地犬牙交錯。
道路狹窄擁堵，大型貨車進出維艱，物流成本居高不下。更為致命的是，這裡的基礎設施大多還是幾十年前蘇聯援建時期的底子，地下管網早已鏽蝕老化，跑冒滴漏嚴重，電力負荷更是遠遠無法滿足現代化工業生產的需求。
很多企業，即便江振邦能利用興科集團雄厚的資金和技術將它們從ICU里救回來，但受限於逼仄的地理空間，它們也根本無法進行技術改造和擴大再生產。
再加上數不清的退休職工、沉重的「企業辦社會」負擔、盤根錯節的三角債鏈條……
這根本不是單純的企業經營或者什麼體制問題。
這是城市規劃出了大問題，是產業布局到了壽終正寢的階段，甚至是整個社會結構都已經壞死。
在這種環境下搞改革，就像是在一艘即將沉沒的破船上修補漏洞，補好一個，旁邊又漏了三個。
即便救活了一兩家明星企業，也無法阻止整艘船下沉的趨勢。
如果不進行傷筋動骨的徹底手術，這些企業就算現在改制成功，過兩年依然會被惡劣的外部環境拖死。
破局的鑰匙在哪裡？
江振邦站在辦公室的窗前，望著遠處灰濛濛的天空，腦海中浮現出歷史上大西區涅槃重生的路徑——土地財政。
那是2002年之後的故事了。
彼時，隨著國土資源部確立土地儲備制度，全面推行經營性用地招拍掛，奉省和奉陽市決定：讓大西區與成立於1988年的國家級經濟技術開發區合署辦公，實行「一套機構，兩塊牌子」。
隨即，「東搬西建」的大幕拉開。大西區轄區內所有工業企業，向西側廣闊的經開區整體遷移，而在老城區騰退出的這片核心區域，商業價值開始井噴。
大批開發商揮舞著支票簿蜂擁而至，商業廣場、高檔寫字樓和現代化住宅區拔地而起。
政府通過出讓土地獲得的巨額財政收入，不僅償還了國企累積幾十年的歷史債務，更為安置數十萬下崗職工籌集了寶貴的啟動資金。
用未來的錢，解現在的困。
這是一條被歷史驗證過的路。
但問題在於，現在是1996年。
江振邦很清楚，此時此刻，國內的商品房市場尚處於萌芽階段，福利分房制度雖已搖搖欲墜卻尚未徹底終結。土地的商業價值還遠未被市場充分挖掘，開發商們囊中羞澀，老百姓的購房意識也未覺醒。
沒有2001年的國資土地管理通知，沒有2002年的招拍掛規定，土地財政的政策和法律地基尚是一片空白。
此時強行推動「東搬西建」，騰出來的地賣給誰？賣不上價，巨額的搬遷費用和安置成本又由誰來買單？
這就是時代的局限性。
兜兜轉轉，似乎又回到了原點。
有些彎路好像是必須要走的，有些錯誤可能真是必須要犯的。
不經歷陣痛，便無法催生出相應的政策與市場環境。
但江振邦不想等，也不能等。
既然大環境不成熟，那就先造一個小環境。既然全面鋪開做不到，那就先搞一個小範圍的試點。
能做一點，是一點！
……
時間轉眼來到八月初。
江振邦正式履職大西區副區長一個月整。
他結束了那場堪稱「地毯式」的調研，將所有思考凝聚成了一份厚厚的文件——《關於大西區工業振興面臨空間制約及長遠發展策略的報告》
對這份報告，他先是在私下裡，跟書記廖世昌和區長王滿金通了氣。
這兩位大西區的主官看完報告後，表情很精彩。既有看到解題思路的興奮，也有對這種「大拆大建」可能引發動盪的憂慮。
但不管怎麼說，他們已經被逼到了懸崖邊上，只要有一根繩子，哪怕是帶刺的，也得抓。
光腳的不怕穿鞋的，梭哈！
於是，在大西區兩位主官的帶領下，江振邦走進了奉陽市委大院。
會議室里煙霧繚繞。
奉陽市委書記周學軍和市長魏萬華，以及分管工業的韓百川坐在，每人手裡拿著這份厚達三十頁的報告，一邊看，一邊聽江振邦講解。
兩個多小時後，周學軍放下文件，摘下厚厚的黑框眼鏡，揉了揉眉心：「振邦啊，你這個想法之前不是沒人提過…但你對大西區的規劃，講的是最成體系，數據羅列最詳實，論證最為充分的。」
「把企業遷出去，把地皮變現。邏輯是通的，但你想過沒有，現在的地價，能不能覆蓋安置成本？政策上，關於土地性質變更的紅線，口子不好開啊……」
魏萬華也表示贊同，又道：「最主要的還是錢的問題，咱們奉陽城不是沿海發達城市。大西區那些老廠房的地，真能賣出你預期的價格嗎？這是幾十個億的大盤子！錢不夠，最後很可能留下一地爛尾的廠房和更加憤怒的工人。」
書記廖世昌和區長王滿金沒做回應，下意識用餘光看向江振邦。
「領導們都說得對。」江振邦坦誠道：「我在文章里也寫了，目前的市場環境下，土地變現確實存在困難。所以我的建議是，不搞一刀切，不搞大呼隆。我們先選一兩個包袱沒那麼重、地段相對較好、且有搬遷意願的企業做試點。」
「先把路蹚出來，把政策流程跑通。等過兩年市場轉暖或者上面開了口子，我們手裡就有了一套成熟的模式，到時候再大力推行東搬西建，事半功倍！」
周學軍與魏萬華對視了一眼，短暫的眼神交流中，兩人達成了默契。
作為主政一方的大員，他們自然能看出這套方案背後的潛力。雖然風險尚存，但相比於目前大西區的一潭死水，這無疑是一條值得嘗試的新路。
「可以試一試。」周學軍最終拍板，掐滅了手中的菸蒂：「但這事兒牽扯麵太廣，涉及土地性質變更、稅收分成、經濟管理權限下放、經開區的協調等等一系列問題…我會跟省委省政府匯報，你們先回去等消息吧。」
「好的。」
江振邦從善如流，起身收拾文件。
等吧。
官場上的事，從來就沒有一蹴而就的。
他不止要等省里的消息，還得等首都王文韜那邊的消息。
兩邊都是難啃的骨頭，但只要有一邊鬆了口，這盤棋就能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