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71章 語言的橋樑
柏林，人民委員會大樓會議廳。一九三六年七月二日，上午九時。
會議廳不大，但今天坐滿了人。
長圓形的橡木會議桌擦得鋥亮，桌面中央擺著一個巨大的地球儀，金屬底座在燈光下泛著溫潤的光。
地球儀上的歐洲大陸被塗成了紅色，從大西洋到烏拉爾山，從北角到地中海，一整片完整的、沒有斷裂的紅色。
桌子的四周坐著將近六十個人，他們來自不同的社會主義國家，身份各異——語言學家，文化學者，教育家，還有幾位出版社的總編輯和幾家主流報紙的主筆。
這場會議的主持人是德國教育人民委員弗里茨·托勒，他開口說話的時候聲音不大，但很清晰。
「同志們，今天把大家請到柏林來，不是為了討論一件小事。
我們坐在這裡，是因為各個社會主義國家的語言學家、文化學者和教育家，要共同面對一個已經存在了很久的問題——我們的經濟正在一體化，我們的政治正在一體化，我們的安全正在一體化。
但我們的語言，還是各自為政。」
「一個德國的工程師在波蘭的工廠里指導設備安裝，他需要翻譯；
一個法國的教師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學校交流教學經驗，他需要翻譯；
一份從義大利發往匈牙利的科研報告，有時要先譯德語，再從德語譯成匈牙利語，經過三次轉譯才落到使用者手裡。
這不是效率，這是損耗。」
「經濟共同體的分工已經越來越細，各國的產業正在互相嵌入，所有這些環節之間的銜接，都需要大量的信息交換。
如果信息交換始終要通過翻譯——不只一重翻譯，是兩重、三重——那麼效率就會持續低於真正一體化的水平。」
他收回手，雙手撐在桌沿上。
「所以，我們今天坐在這裡，不是為了討論『要不要做』，而是討論『怎麼做』。
這項工作，需要由在座各位來完成。這不是幾年就能完成的事情，可能需要一代人甚至更長的時間。
但如果不開始，就永遠不會完成。」
坐在長桌另一端的一位老學者舉起了手。他是讓·杜布瓦，法蘭西社會科學院院士，歐洲最著名的歷史語言學家之一。
「托勒同志，我有一個問題。各個國家的語言學家坐在一起設計一種新語言，這當然是一個有意義的嘗試。
但我想問的是——這種新語言應該建立在什麼基礎上？是建立在某一種現有語言的基礎上進行簡化？
還是從頭創造一種全新的、不屬於任何現存語系的體系？」
托勒看著他。
「杜布瓦同志，這正是今天需要討論的第一個問題。
韋格納同志在會前和我談過，他的設想是——新語言應該是一種『人造輔助語言』，不是用來取代各國現有語言的。
它不替代德語、法語、俄語或英語，而是作為所有人的第二語言，在跨國交流、貿易、科技、教育領域使用。
因此，它需要簡單、規則、邏輯清晰、易學易記。」
杜布瓦點了點頭，
「那麼，它的詞彙來源呢？是主要採用現有歐洲語言的共同詞根？還是另起爐灶？」
「韋格納同志的意見是——應該儘可能利用現有歐洲語言的共同基礎。拉丁語和希臘語的詞根已經在歐洲各國的科技、醫學、法律術語中廣泛存在，不需要重新發明。
語法結構應該儘可能簡單，不採用複雜的變格和詞形變化。
發音要清晰，文字要表音。
最終目標是——一個工人用兩個月的時間就能掌握基礎交流，一個學生用半年就能閱讀專業文獻。」
會場裡響起一陣低沉的議論聲。
有人點頭，有人在筆記本上飛快地寫著，有人眉頭微皺，像是在腦子裡已經開始嘗試構建句子結構了。
坐在杜布瓦旁邊的一位蘇聯語言學家——彼得·伊萬諾維奇·切爾諾夫——清了清嗓子，
「托勒同志，關於詞彙來源的問題，我有個補充的提議。」
「各個國家的人民，不是所有人都熟悉拉丁語和希臘語的詞根。
如果他們學一種新語言，看到的是一個完全陌生的詞，他們會覺得『這是專家們發明的東西，不是我們的』。
但如果新語言裡的詞，能讓他們覺得『這詞聽起來跟我母語裡的某個詞很像』——他們會更快地接受它。」
會場安靜了片刻，然後坐在另一端的匈牙利語言學家接過話頭：
「切爾諾夫同志的提議很合理。如果我們能採用多語源路線——核心詞彙分別來自德語、法語、俄語、義大利語等主要語言，讓每個國家的學習者都能在新語言裡找到自己母語的影子——那麼接受度會大大提高。」
托勒沒有立刻回應。他翻了一下面前的筆記本，抬起頭說：
「韋格納同志之前提出過一個構想：新語言的詞彙選擇應該遵循『最大公約數』原則。
也就是說，在各種語言中，如果某個詞根在超過八種語言裡有相似的形態，就優先採用這個詞根作為基礎。
如果無法找到超過八種語言共通的詞根，則優先採用使用人口最多的語言中的對應詞彙。
這個原則不是完美的，但它是一條可以操作的標準。
具體執行起來是否可行，需要各位語言學家在接下來的工作中詳細論證。」
杜布瓦問道：
「托勒同志，還有一個問題——文字。
新語言使用什麼文字？拉丁字母？西里爾字母？希臘字母？還是重新設計一種全新的拼音體系？」
「我們目前傾向於拉丁字母作為基礎書寫系統。」
托勒的回答沒有猶豫，
「因為目前在歐洲社會主義國家中，使用拉丁字母的人口占到了相當大的比例，西里爾字母使用區雖然也很廣泛，但拉丁字母在技術領域、國際通訊和青年一代的普及率中已經占據了穩固的優勢。
不過，我們需要為西里爾字母使用區的學習者也提供一套對應的轉寫方案，確保所有國家的人都能用自己熟悉的書寫系統來學習這種新語言。」
會場裡，一位一直沉默的義大利學者慢慢舉起了手。他是米蘭大學的語言學教授，年紀不大，戴著一副玳瑁框的眼鏡。
「托勒同志，我想說一句可能不太中聽的話。
我們今天坐在這裡，討論一種新的語言。
這很好，這是有遠見的。但語言不是從會議室里誕生的，語言是在街頭上、在集市里、在工廠車間中、在每天的使用中慢慢生長出來的。
我們可以設計詞彙、規定語法、印刷教材，但最終決定這種新語言能不能活下去的，是那些願意開口說它的人。」
「我們在做的，不是發明一種語言，而是為一種可能誕生的語言鋪路。
鋪路的工作，需要我們來做。
但路鋪好了，能不能有人走上去，要看路修得好不好、修得值不值得走、修完之後有沒有人願意在上面邁出第一步。」
托勒沒有急著接話。他看著那位義大利學者，微微點了一下頭，然後才開口：
「你說得對。語言不是從會議室里誕生的。
語言是在人們想要交流的時候，自然而然產生的。
我們今天坐在這裡，不是為了發明一種語言，而是為了讓那種自然發生的過程變得更有方向、更有規劃。
我們要做的是修一條路，而不是決定路上該走什麼樣的人。」
他拿起桌上的一份文件，翻開第一頁，念道：
「韋格納同志在方案里寫了一段話，我想在這裡讀給各位聽。
『一個工人從波蘭的工廠調到德國的工廠，他不需要花長時間去學德語才能看懂操作手冊；一個法國教師在匈牙利學校交流，他不需要靠翻譯才能和學生說話；一份科學研究報告從莫斯科發往羅馬，它不需要經過三重轉譯才能被理解。』
他把這份文件合上，
「這就是我們做這件事的意義。不是為了取代任何一種語言，而是為了讓十六個國家的人，在交流的時候少一道門檻。」
會議廳不大，但今天坐滿了人。
長圓形的橡木會議桌擦得鋥亮，桌面中央擺著一個巨大的地球儀，金屬底座在燈光下泛著溫潤的光。
地球儀上的歐洲大陸被塗成了紅色，從大西洋到烏拉爾山，從北角到地中海，一整片完整的、沒有斷裂的紅色。
桌子的四周坐著將近六十個人，他們來自不同的社會主義國家，身份各異——語言學家，文化學者，教育家，還有幾位出版社的總編輯和幾家主流報紙的主筆。
這場會議的主持人是德國教育人民委員弗里茨·托勒，他開口說話的時候聲音不大，但很清晰。
「同志們，今天把大家請到柏林來，不是為了討論一件小事。
我們坐在這裡，是因為各個社會主義國家的語言學家、文化學者和教育家，要共同面對一個已經存在了很久的問題——我們的經濟正在一體化，我們的政治正在一體化，我們的安全正在一體化。
但我們的語言，還是各自為政。」
「一個德國的工程師在波蘭的工廠里指導設備安裝，他需要翻譯；
一個法國的教師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學校交流教學經驗，他需要翻譯；
一份從義大利發往匈牙利的科研報告，有時要先譯德語，再從德語譯成匈牙利語，經過三次轉譯才落到使用者手裡。
這不是效率，這是損耗。」
「經濟共同體的分工已經越來越細，各國的產業正在互相嵌入，所有這些環節之間的銜接，都需要大量的信息交換。
如果信息交換始終要通過翻譯——不只一重翻譯，是兩重、三重——那麼效率就會持續低於真正一體化的水平。」
他收回手，雙手撐在桌沿上。
「所以，我們今天坐在這裡，不是為了討論『要不要做』，而是討論『怎麼做』。
這項工作，需要由在座各位來完成。這不是幾年就能完成的事情，可能需要一代人甚至更長的時間。
但如果不開始，就永遠不會完成。」
坐在長桌另一端的一位老學者舉起了手。他是讓·杜布瓦，法蘭西社會科學院院士，歐洲最著名的歷史語言學家之一。
「托勒同志，我有一個問題。各個國家的語言學家坐在一起設計一種新語言，這當然是一個有意義的嘗試。
但我想問的是——這種新語言應該建立在什麼基礎上？是建立在某一種現有語言的基礎上進行簡化？
還是從頭創造一種全新的、不屬於任何現存語系的體系？」
托勒看著他。
「杜布瓦同志，這正是今天需要討論的第一個問題。
韋格納同志在會前和我談過，他的設想是——新語言應該是一種『人造輔助語言』，不是用來取代各國現有語言的。
它不替代德語、法語、俄語或英語，而是作為所有人的第二語言，在跨國交流、貿易、科技、教育領域使用。
因此，它需要簡單、規則、邏輯清晰、易學易記。」
杜布瓦點了點頭，
「那麼，它的詞彙來源呢？是主要採用現有歐洲語言的共同詞根？還是另起爐灶？」
「韋格納同志的意見是——應該儘可能利用現有歐洲語言的共同基礎。拉丁語和希臘語的詞根已經在歐洲各國的科技、醫學、法律術語中廣泛存在，不需要重新發明。
語法結構應該儘可能簡單，不採用複雜的變格和詞形變化。
發音要清晰，文字要表音。
最終目標是——一個工人用兩個月的時間就能掌握基礎交流，一個學生用半年就能閱讀專業文獻。」
會場裡響起一陣低沉的議論聲。
有人點頭，有人在筆記本上飛快地寫著，有人眉頭微皺，像是在腦子裡已經開始嘗試構建句子結構了。
坐在杜布瓦旁邊的一位蘇聯語言學家——彼得·伊萬諾維奇·切爾諾夫——清了清嗓子，
「托勒同志，關於詞彙來源的問題，我有個補充的提議。」
「各個國家的人民，不是所有人都熟悉拉丁語和希臘語的詞根。
如果他們學一種新語言，看到的是一個完全陌生的詞，他們會覺得『這是專家們發明的東西，不是我們的』。
但如果新語言裡的詞，能讓他們覺得『這詞聽起來跟我母語裡的某個詞很像』——他們會更快地接受它。」
會場安靜了片刻，然後坐在另一端的匈牙利語言學家接過話頭：
「切爾諾夫同志的提議很合理。如果我們能採用多語源路線——核心詞彙分別來自德語、法語、俄語、義大利語等主要語言，讓每個國家的學習者都能在新語言裡找到自己母語的影子——那麼接受度會大大提高。」
托勒沒有立刻回應。他翻了一下面前的筆記本，抬起頭說：
「韋格納同志之前提出過一個構想：新語言的詞彙選擇應該遵循『最大公約數』原則。
也就是說，在各種語言中，如果某個詞根在超過八種語言裡有相似的形態，就優先採用這個詞根作為基礎。
如果無法找到超過八種語言共通的詞根，則優先採用使用人口最多的語言中的對應詞彙。
這個原則不是完美的，但它是一條可以操作的標準。
具體執行起來是否可行，需要各位語言學家在接下來的工作中詳細論證。」
杜布瓦問道：
「托勒同志，還有一個問題——文字。
新語言使用什麼文字？拉丁字母？西里爾字母？希臘字母？還是重新設計一種全新的拼音體系？」
「我們目前傾向於拉丁字母作為基礎書寫系統。」
托勒的回答沒有猶豫，
「因為目前在歐洲社會主義國家中，使用拉丁字母的人口占到了相當大的比例，西里爾字母使用區雖然也很廣泛，但拉丁字母在技術領域、國際通訊和青年一代的普及率中已經占據了穩固的優勢。
不過，我們需要為西里爾字母使用區的學習者也提供一套對應的轉寫方案，確保所有國家的人都能用自己熟悉的書寫系統來學習這種新語言。」
會場裡，一位一直沉默的義大利學者慢慢舉起了手。他是米蘭大學的語言學教授，年紀不大，戴著一副玳瑁框的眼鏡。
「托勒同志，我想說一句可能不太中聽的話。
我們今天坐在這裡，討論一種新的語言。
這很好，這是有遠見的。但語言不是從會議室里誕生的，語言是在街頭上、在集市里、在工廠車間中、在每天的使用中慢慢生長出來的。
我們可以設計詞彙、規定語法、印刷教材，但最終決定這種新語言能不能活下去的，是那些願意開口說它的人。」
「我們在做的，不是發明一種語言，而是為一種可能誕生的語言鋪路。
鋪路的工作，需要我們來做。
但路鋪好了，能不能有人走上去，要看路修得好不好、修得值不值得走、修完之後有沒有人願意在上面邁出第一步。」
托勒沒有急著接話。他看著那位義大利學者，微微點了一下頭，然後才開口：
「你說得對。語言不是從會議室里誕生的。
語言是在人們想要交流的時候，自然而然產生的。
我們今天坐在這裡，不是為了發明一種語言，而是為了讓那種自然發生的過程變得更有方向、更有規劃。
我們要做的是修一條路，而不是決定路上該走什麼樣的人。」
他拿起桌上的一份文件，翻開第一頁，念道：
「韋格納同志在方案里寫了一段話，我想在這裡讀給各位聽。
『一個工人從波蘭的工廠調到德國的工廠，他不需要花長時間去學德語才能看懂操作手冊；一個法國教師在匈牙利學校交流，他不需要靠翻譯才能和學生說話；一份科學研究報告從莫斯科發往羅馬，它不需要經過三重轉譯才能被理解。』
他把這份文件合上，
「這就是我們做這件事的意義。不是為了取代任何一種語言，而是為了讓十六個國家的人，在交流的時候少一道門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