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56章 暗流涌動的資本家們
華盛頓，五月二十四日。
戰爭稅的消息是凌晨傳到華爾街的。
消息通過電話，通過那些在財政部有內線的銀行家，通過那些在國會山有耳目的律師在曼哈頓的夜總會和私人俱樂部里像病毒一樣蔓延，天亮的時候，所有人都知道了——羅斯福要加稅。
不是加富人的稅，是加所有人的稅。所得稅提高，遺產稅翻倍，奢侈品稅新設，以及對「超額利潤」徵收高達百分之九十五的附加稅。
這不是新政，這是休克療法。用資本家的錢，養軍隊。
杜邦坐在他曼哈頓辦公室的皮椅上，面前攤著那份剛從財政部「借」出來的稅改草案。
杜邦頹然的坐在椅子上，半晌，他放下草案，拿起電話，撥了一個號碼。
「安德魯，你看了嗎？」
電話那頭傳來梅隆的聲音，他的聲音沙啞極了，
「看了。杜邦，我們完了。」
杜邦沒掛了電話，靠在椅背上，閉上眼睛。
他在想一個問題——一個他從一九三三年就開始想、但從來沒有找到答案的問題——羅斯福到底想要什麼？不是想要什麼政策，不是想要什麼法案，是想要什麼結局。這個國家在他手裡會變成什麼樣子。
他睜開眼睛，拿起草案，翻到最後一頁。
最後一頁是羅斯福親筆寫的批註：
「國家利益高於一切。沒有國家的安全，就沒有資本的安全。」
一個強盜指著你的鼻子說「把錢給我，不然你會被另一個強盜搶」——你把錢給了他，然後發現他就是那個要搶你的強盜。但你已經被搶光了。
匹茲堡，五月二十五日。戰爭稅的消息傳到匹茲堡的時候，安德魯·梅隆正在他的辦公室里整理文件。不是公司文件——那些已經交給律師了。是他的私人文件，信箋，照片，備忘錄。
他在做準備。不是準備反抗，是準備消失。梅隆家族的財富是一代代人積攢下來的。
但這一次，梅隆覺得他的錢買不到他要的東西了。
梅隆現在最需要的東西就是安全感。
一個七十一歲的老人，在生命的暮年，不想再打仗了。
不是怕死，是怕輸。他知道如果美國真的和德國打起來，如果美共真的在內部開花，如果日本人真的來了——贏的不是美國，輸的不是共產黨，是他們這些人。
梅隆搖著頭把最後一張照片塞進牛皮紙信封，封口，用膠帶纏了好幾圈。
照片是他和胡佛的合影，一九三一年在白宮拍的。那時候他還是財政部長，胡佛還是總統。
他們站在白宮的草坪上，陽光很好，笑得很開心。
紐約，五月二十六日。戰爭稅的陰影還沒有散去，另一片烏雲已經從地平線上壓過來了。
羅斯福在麥迪遜廣場花園要面向全國的廣播網，面向紐約城的幾十萬聽眾，面向那些在工廠里、在碼頭上、在田間地頭擰開收音機的人們發表演講。
演講的主題是「國家的責任」。這是白宮新聞稿上的措辭。翻譯成大白話就是——要錢，要人，要槍。
消息傳開的時候，另一群人也在傳消息。
那些被戰爭稅逼到了牆角的資本家。
鋼鐵廠的主人，汽車廠的股東，化工企業的合伙人。
他們的錢沒有杜邦和梅隆那麼多，多到可以躲起來；也沒有那麼少，少到可以無所謂。
他們卡在中間，上不去，下不來，左不能左，右不能右。
羅斯福的戰爭稅像一把巨大的剪刀，正在從上下兩個方向合攏。
這些人聚在一起，不是為了聊天，是為了活命。
紐約，曼哈頓。五月二十七日，夜。
聚會在第五大道的一棟私人宅邸里舉行。
宅邸的主人是查爾斯·施瓦布，伯利恆鋼鐵公司的董事長，六十七歲，他的鋼鐵廠在戰爭期間賺得盆滿缽滿，在和平時期也不差。
但戰爭稅來了之後，他的帳本就逐漸開始變成了顏色。
「先生們，」施瓦布站起來，手裡端著一杯威士忌，琥珀色的酒液在水晶杯里晃了一下，
「我們今天坐在這裡，不是為了敘舊，是為了想辦法。
羅斯福要把我們榨乾。
只要他還是總統，只要國會還是他的國會，我們就要不停地往那個無底洞裡扔錢。」
他喝了一口酒。
「我們不能這樣下去了。不是錢的問題，是原則的問題。
這個國家不是羅斯福一個人的，是我們大家的。
我們出錢建了工廠，出了鐵路，出了礦山，出了這個國家的一切。
現在他要我們把這一切交出來，交給共產黨，交給日本人，交給那些在底特律河邊舉著紅旗的暴民。」
他把酒杯放在茶几上。
「我的意見是——我們必須採取行動。」
坐在壁爐旁邊的是約翰·拉斯科布疑惑地問他：
「施瓦布，你打算怎麼行動？寫信？打官司？還是上街遊行？」
施瓦布看著他，目光不動。
「拉斯科布，你知道我想說什麼。我們不是第一次面對這種情況。
一九三三年，銀行關門的時候，我們想過。
一九三五年，最高法院砍掉新政的時候，我們想過。
但每一次，我們都忍了。因為我們覺得羅斯福會變，覺得他會回到正軌上來。
但是，他沒有變。羅斯福正在把我們和這個國家一起推向深淵。」
拉斯科布摘下眼鏡，用手帕慢慢地擦拭著鏡片。
「所以，你決定不忍了。」
「還要我們怎麼讓步呢？先生們，你們知道最可笑的是什麼嗎？
最可笑的是，羅斯福口口聲聲說『國家安全』。誰的『國家安全』？我們的安全？我們的工廠被共產黨占了，我們的工人被共產黨煽動了，我們的軍隊被共產黨滲透了。
誰來保護我們？不是羅斯福，是胡佛，是聯邦調查局。
胡佛在抓共產黨，但胡佛也在抓我們。右翼的那些人——你們還記得嗎？他們在哪裡？在監獄裡，在荒郊野外，在沒有人知道的地方。」
他從口袋裡掏出一張折好的紙，展開，上面是一份名單。名單上的人名，在座的每個人都認識。
他們曾經是右翼的領袖，是「美國自由聯盟」的創始人，是「基督教陣線」的召集人，是「反新政運動」的金主。
他們中的一些人，在羅斯福上台之後選擇了「合作」，把資金和關係撤了出來，以為這樣就能保住自己的產業。
結果呢？胡佛的聯邦調查局沒有因為他們「合作」就放過他們。該抓的抓，該關的關，該消失的消失。沒有人知道他們在哪裡，也沒有人敢問。
「先生們，右翼的下場，就是我們的下場。」施瓦布把名單折好，放回口袋。
「只要羅斯福還在白宮，只要胡佛還在聯邦調查局，我們就永遠沒有安全感。不是錢的問題，是命的問題。」
拉斯科布重新把眼鏡戴上，
「施瓦布，你想怎麼做？直接說吧。」
施瓦布看著拉斯科布，
「羅斯福要在麥迪遜廣場花園演講。下個月，六月十二日。到時候，會有幾萬人在現場，全國的廣播電台在直播。如果在那天——」他停頓了一下，把後半句話咽了回去。
客廳里的空氣像是被抽走了一半。
有人咳嗽了一聲，有人把酒杯放下，有人低下頭看著自己的手。
「施瓦布，你知道你在說什麼嗎？」坐在角落裡的一個老人開口了。
施瓦布看著福特。
「我知道。我在說，如果羅斯福不死，我們就得死。
不是比喻，是事實。他在打內戰，先生。
內戰是要死人的。不是只死共產黨，也死我們。
打贏了，他的軍隊更強，他的權力更大，他的稅更高。打輸了，共產黨上台，我們更慘。不管輸贏，我們都沒有活路。除非——」
「除非羅斯福不在了。」老人替他說完了。
施瓦布點了點頭。
拉斯科布站起來，走到窗前，看著窗外的曼哈頓。
「施瓦布，你有合適的人選嗎？」
施瓦布從口袋裡掏出一張照片。
照片上是一個三十出頭的年輕人，穿著工裝，站在一個靶場前面，手裡握著一支步槍。
「他叫約瑟夫·贊加拉。義大利裔，在底特律長大。父親是前義大利法西斯黨員。
他在義大利內戰中打過仗，在西班牙也打過。他的槍法很好，心理素質很好，不會緊張。」
「一個法西斯黨員的兒子，來替我們殺羅斯福？」
拉斯科布的眉毛微微抬了一下。
施瓦布把照片放回口袋。
「他不是法西斯。他父親是。
他在西班牙戰場上被炸彈震壞了耳朵，退伍後找不到工作。
他在底特律的工廠里幹過，但工廠被美共控制了，他不願意替共產黨幹活。他現在在紐約，打零工，住在東區的地下室里。
他恨羅斯福，恨共產黨，恨這個世界。
他什麼都不在乎了。一個什麼都不在乎的人，是最好的殺手。」
拉斯科布從椅子上站起來，走到施瓦布面前。
「施瓦布，你確定他不會出賣我們？」
「不會的，由中間人在，安全的問題不用我們考慮了。」
拉斯科布沉默了片刻。
「錢呢？」
「已經準備好了。五萬美元。先付一半，事成之後付另一半。」
拉斯科布伸出手。
「施瓦布，這件事我沒有參與。我今天沒有來過這裡。」
施瓦布握住他的手。「我知道。」
戰爭稅的消息是凌晨傳到華爾街的。
消息通過電話，通過那些在財政部有內線的銀行家，通過那些在國會山有耳目的律師在曼哈頓的夜總會和私人俱樂部里像病毒一樣蔓延，天亮的時候，所有人都知道了——羅斯福要加稅。
不是加富人的稅，是加所有人的稅。所得稅提高，遺產稅翻倍，奢侈品稅新設，以及對「超額利潤」徵收高達百分之九十五的附加稅。
這不是新政，這是休克療法。用資本家的錢，養軍隊。
杜邦坐在他曼哈頓辦公室的皮椅上，面前攤著那份剛從財政部「借」出來的稅改草案。
杜邦頹然的坐在椅子上，半晌，他放下草案，拿起電話，撥了一個號碼。
「安德魯，你看了嗎？」
電話那頭傳來梅隆的聲音，他的聲音沙啞極了，
「看了。杜邦，我們完了。」
杜邦沒掛了電話，靠在椅背上，閉上眼睛。
他在想一個問題——一個他從一九三三年就開始想、但從來沒有找到答案的問題——羅斯福到底想要什麼？不是想要什麼政策，不是想要什麼法案，是想要什麼結局。這個國家在他手裡會變成什麼樣子。
他睜開眼睛，拿起草案，翻到最後一頁。
最後一頁是羅斯福親筆寫的批註：
「國家利益高於一切。沒有國家的安全，就沒有資本的安全。」
一個強盜指著你的鼻子說「把錢給我，不然你會被另一個強盜搶」——你把錢給了他，然後發現他就是那個要搶你的強盜。但你已經被搶光了。
匹茲堡，五月二十五日。戰爭稅的消息傳到匹茲堡的時候，安德魯·梅隆正在他的辦公室里整理文件。不是公司文件——那些已經交給律師了。是他的私人文件，信箋，照片，備忘錄。
他在做準備。不是準備反抗，是準備消失。梅隆家族的財富是一代代人積攢下來的。
但這一次，梅隆覺得他的錢買不到他要的東西了。
梅隆現在最需要的東西就是安全感。
一個七十一歲的老人，在生命的暮年，不想再打仗了。
不是怕死，是怕輸。他知道如果美國真的和德國打起來，如果美共真的在內部開花，如果日本人真的來了——贏的不是美國，輸的不是共產黨，是他們這些人。
梅隆搖著頭把最後一張照片塞進牛皮紙信封，封口，用膠帶纏了好幾圈。
照片是他和胡佛的合影，一九三一年在白宮拍的。那時候他還是財政部長，胡佛還是總統。
他們站在白宮的草坪上，陽光很好，笑得很開心。
紐約，五月二十六日。戰爭稅的陰影還沒有散去，另一片烏雲已經從地平線上壓過來了。
羅斯福在麥迪遜廣場花園要面向全國的廣播網，面向紐約城的幾十萬聽眾，面向那些在工廠里、在碼頭上、在田間地頭擰開收音機的人們發表演講。
演講的主題是「國家的責任」。這是白宮新聞稿上的措辭。翻譯成大白話就是——要錢，要人，要槍。
消息傳開的時候，另一群人也在傳消息。
那些被戰爭稅逼到了牆角的資本家。
鋼鐵廠的主人，汽車廠的股東，化工企業的合伙人。
他們的錢沒有杜邦和梅隆那麼多，多到可以躲起來；也沒有那麼少，少到可以無所謂。
他們卡在中間，上不去，下不來，左不能左，右不能右。
羅斯福的戰爭稅像一把巨大的剪刀，正在從上下兩個方向合攏。
這些人聚在一起，不是為了聊天，是為了活命。
紐約，曼哈頓。五月二十七日，夜。
聚會在第五大道的一棟私人宅邸里舉行。
宅邸的主人是查爾斯·施瓦布，伯利恆鋼鐵公司的董事長，六十七歲，他的鋼鐵廠在戰爭期間賺得盆滿缽滿，在和平時期也不差。
但戰爭稅來了之後，他的帳本就逐漸開始變成了顏色。
「先生們，」施瓦布站起來，手裡端著一杯威士忌，琥珀色的酒液在水晶杯里晃了一下，
「我們今天坐在這裡，不是為了敘舊，是為了想辦法。
羅斯福要把我們榨乾。
只要他還是總統，只要國會還是他的國會，我們就要不停地往那個無底洞裡扔錢。」
他喝了一口酒。
「我們不能這樣下去了。不是錢的問題，是原則的問題。
這個國家不是羅斯福一個人的，是我們大家的。
我們出錢建了工廠，出了鐵路，出了礦山，出了這個國家的一切。
現在他要我們把這一切交出來，交給共產黨，交給日本人，交給那些在底特律河邊舉著紅旗的暴民。」
他把酒杯放在茶几上。
「我的意見是——我們必須採取行動。」
坐在壁爐旁邊的是約翰·拉斯科布疑惑地問他：
「施瓦布，你打算怎麼行動？寫信？打官司？還是上街遊行？」
施瓦布看著他，目光不動。
「拉斯科布，你知道我想說什麼。我們不是第一次面對這種情況。
一九三三年，銀行關門的時候，我們想過。
一九三五年，最高法院砍掉新政的時候，我們想過。
但每一次，我們都忍了。因為我們覺得羅斯福會變，覺得他會回到正軌上來。
但是，他沒有變。羅斯福正在把我們和這個國家一起推向深淵。」
拉斯科布摘下眼鏡，用手帕慢慢地擦拭著鏡片。
「所以，你決定不忍了。」
「還要我們怎麼讓步呢？先生們，你們知道最可笑的是什麼嗎？
最可笑的是，羅斯福口口聲聲說『國家安全』。誰的『國家安全』？我們的安全？我們的工廠被共產黨占了，我們的工人被共產黨煽動了，我們的軍隊被共產黨滲透了。
誰來保護我們？不是羅斯福，是胡佛，是聯邦調查局。
胡佛在抓共產黨，但胡佛也在抓我們。右翼的那些人——你們還記得嗎？他們在哪裡？在監獄裡，在荒郊野外，在沒有人知道的地方。」
他從口袋裡掏出一張折好的紙，展開，上面是一份名單。名單上的人名，在座的每個人都認識。
他們曾經是右翼的領袖，是「美國自由聯盟」的創始人，是「基督教陣線」的召集人，是「反新政運動」的金主。
他們中的一些人，在羅斯福上台之後選擇了「合作」，把資金和關係撤了出來，以為這樣就能保住自己的產業。
結果呢？胡佛的聯邦調查局沒有因為他們「合作」就放過他們。該抓的抓，該關的關，該消失的消失。沒有人知道他們在哪裡，也沒有人敢問。
「先生們，右翼的下場，就是我們的下場。」施瓦布把名單折好，放回口袋。
「只要羅斯福還在白宮，只要胡佛還在聯邦調查局，我們就永遠沒有安全感。不是錢的問題，是命的問題。」
拉斯科布重新把眼鏡戴上，
「施瓦布，你想怎麼做？直接說吧。」
施瓦布看著拉斯科布，
「羅斯福要在麥迪遜廣場花園演講。下個月，六月十二日。到時候，會有幾萬人在現場，全國的廣播電台在直播。如果在那天——」他停頓了一下，把後半句話咽了回去。
客廳里的空氣像是被抽走了一半。
有人咳嗽了一聲，有人把酒杯放下，有人低下頭看著自己的手。
「施瓦布，你知道你在說什麼嗎？」坐在角落裡的一個老人開口了。
施瓦布看著福特。
「我知道。我在說，如果羅斯福不死，我們就得死。
不是比喻，是事實。他在打內戰，先生。
內戰是要死人的。不是只死共產黨，也死我們。
打贏了，他的軍隊更強，他的權力更大，他的稅更高。打輸了，共產黨上台，我們更慘。不管輸贏，我們都沒有活路。除非——」
「除非羅斯福不在了。」老人替他說完了。
施瓦布點了點頭。
拉斯科布站起來，走到窗前，看著窗外的曼哈頓。
「施瓦布，你有合適的人選嗎？」
施瓦布從口袋裡掏出一張照片。
照片上是一個三十出頭的年輕人，穿著工裝，站在一個靶場前面，手裡握著一支步槍。
「他叫約瑟夫·贊加拉。義大利裔，在底特律長大。父親是前義大利法西斯黨員。
他在義大利內戰中打過仗，在西班牙也打過。他的槍法很好，心理素質很好，不會緊張。」
「一個法西斯黨員的兒子，來替我們殺羅斯福？」
拉斯科布的眉毛微微抬了一下。
施瓦布把照片放回口袋。
「他不是法西斯。他父親是。
他在西班牙戰場上被炸彈震壞了耳朵，退伍後找不到工作。
他在底特律的工廠里幹過，但工廠被美共控制了，他不願意替共產黨幹活。他現在在紐約，打零工，住在東區的地下室里。
他恨羅斯福，恨共產黨，恨這個世界。
他什麼都不在乎了。一個什麼都不在乎的人，是最好的殺手。」
拉斯科布從椅子上站起來，走到施瓦布面前。
「施瓦布，你確定他不會出賣我們？」
「不會的，由中間人在，安全的問題不用我們考慮了。」
拉斯科布沉默了片刻。
「錢呢？」
「已經準備好了。五萬美元。先付一半，事成之後付另一半。」
拉斯科布伸出手。
「施瓦布，這件事我沒有參與。我今天沒有來過這裡。」
施瓦布握住他的手。「我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