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72章 軍港之夜
法國，瑟堡。
一九三五年七月二十日，凌晨一時。
諾曼第海岸的這個夜晚沒有月亮。
厚厚的雲層從大西洋方向壓過來，把整個港口籠罩在黑暗中。但
可運輸車隊的引擎聲從昨晚開始就沒有停過。
一輛接一輛的德軍卡車從港口東側的陸路方向開來，駕駛室車門上印著德意志人民革命軍的徽記，車斗上覆蓋著軍綠色的防水帆布，帆布下面鼓鼓囊囊的，裡面裝滿了即將運往英國本土的軍火。
碼頭上停著數十艘運輸船。
有些是法國遠洋公司的貨輪，有些是德國航運公司的客貨混裝船，甚至還有兩艘蘇聯北極航運局的貨輪，它們的吃水線已經壓得很深了，顯然裝了不少東西。
碼頭東側的一座大型倉庫被臨時徵用為集結區。倉庫的鐵皮大門敞開著，裡面燈火通明。
數百名穿著不同顏色軍裝的軍人站在水泥地面上，按照國籍和軍種列隊。
他們有男有女，有的年輕得看起來不到二十歲，有的已經兩鬢斑白。
共同點是——所有人的胸前都別著一枚小小的紅色五角星徽章。那是共產國際遠征軍的標誌。這些同志都是從各國志願人員中選拔出來的、經驗最豐富、政治最可靠、最能打仗的那一批人。
他們即將隨船前往英國。
名義上是「軍事顧問」。實際上——是去打仗的，和英國紅軍一起打仗。
倉庫最裡面，臨時搭起了一座一米高的木板台子。
台上，第一個走上來的是德國來的總政委——弗里茨·赫格爾。
赫格爾剛剛從海峽那邊飛過來，那邊演習的事還沒完，他就接到克朗茨親自簽發的命令：
「即刻前往瑟堡，負責組織第一批軍事援助英國的行動。」
「同志們。」
「我是個德國人。一九一八年，我還在巴伐利亞的一個農場裡鏟牛糞。
我的父親告訴我，我這一輩子就是和農場打交道的命。
一九一九年，共產黨的宣傳隊到了我們村，他們告訴我，我還可以選擇另一種人生。」
「於是乎，我放下了鏟子，拿起了槍。」
「同志們，我不是來教你們怎麼打仗的。你們當中有些人打過的仗比我多得多。」
「我是來告訴你們，英國是馬克思寫《資本論》的地方，可也是現代資本主義的老巢。
是那個壓迫了全世界幾百年、用鴉片打開清朝國門、用奴隸貿易把非洲變成地獄、用圈地運動把農民從土地上連根拔起的——大英帝國。」
「你們今天踏上英國的土地，不是為了占領它，不是為了征服它。是去解放它。
是去解放那個國家裡被壓迫了幾百年的工人階級。
是去告訴那些在利物浦碼頭上扛了一天包、回到貧民窟里連熱水都喝不上的人——你們不是天生的奴隸，你們是被變成奴隸的，現在，有人來幫你們砸掉那根鎖鏈了。」
「德國人民委員會主席韋格納同志讓我轉告你們一句話——『英國革命不是德國的代理人戰爭。英國革命是英國人民自己的解放鬥爭。但如果兄弟有難，我們不會袖手旁觀。』」
「同志們，去吧。去告訴英國人——你們不是孤島。你們從來不是。」
第二個走上台的是法國人。他叫安德烈·馬蒂，四十九歲，法國共產黨中央委員，一九一四年入伍，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當過步兵中尉，在凡爾登的死人堆里爬出來過。
後來他成了反戰鬥士，再後來他成了共產黨人。
如今他是法國紅軍政治部的副主任。
「同志們。」
「我是個老兵。一九一六年，凡爾登，我是那裡的倖存者。你們知道凡爾登是什麼樣的地方嗎？
是法國的絞肉機。是歐洲的火葬場。是資本家把工人子弟送進去、然後再也出不來的無底洞。」
馬蒂的聲音不像赫格爾那樣高亢，反而很低，低得像一個老人在爐火邊講故事。
但那種低沉的音色在倉庫的牆壁之間迴蕩，形成了一種讓人皮膚發緊的共鳴。
「那場戰爭結束之後，我想了一件事。
我們——法國的工人、德國的工人、英國的工人——我們用機槍、大炮、毒氣互相殺了四年。
無數的人死去了。
為什麼？是因為法國工人恨德國工人嗎？是因為英國礦工恨法國農民嗎？
不是。
是因為我們沒有聯合起來。
是因為我們被各自國家的資本家騙進了同一台絞肉機，然後從兩邊往裡填。」
「今天，歷史給了我們第二次機會。這一次，法國的工人、德國的工人、蘇聯的工人——我們要和英國的工人一起，
聯合起來，把那些資本家從絞肉機旁邊拖開，把絞肉機砸爛，然後上面豎起一面新的紅旗。」
「英國不是我們的敵人。英國的下層民眾是我們的同志。
今天，你們跨越的不是海峽，是幾百年來被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挖出來的那條鴻溝。
你們填上它的第一鍬土，後面會有千千萬萬的人跟著你們一起填。」
「我只有一個命令——活著去，活著回來。」
馬蒂敬了一個軍禮，台下的同志們則齊刷刷地回了一個同樣的姿勢。
第三個，也是最後一個上台的，是蘇聯人。
他叫伊萬·切爾尼亞霍夫斯基——不是那個後來成為方面軍司令員的名將，是同名同姓的另一個切爾尼亞霍夫斯基，三十八歲，烏克蘭人，參加過俄國內戰，在騎兵第一集團軍里當過連長。
如今他是共產國際軍事委員會的蘇聯代表，專門負責協調各國志願部隊的作戰行動。
切爾尼亞霍夫斯基穿著一件卡其色的蘇聯軍官上衣，沒有肩章——蘇聯紅軍當時已經取消了舊式的肩章——只有領章上的兩個藍色菱形，代表著他高級軍官的身份。
切爾尼亞霍夫斯基走上台之後就提出了一個問題。
「同志們，我問你們一個問題。英國島上有霧，你們知道嗎？」
「不僅有霧，還有魚和薯條。我在莫斯科吃過一次，不好吃，太油了。」
「但是，同志們，英國島上還有一樣東西，比霧更濃，比魚和薯條更難以下咽——那就是英國工人階級的貧困。」
「蘇聯的同志們在頓巴斯挖煤，英國的同志們在威爾斯挖煤。
蘇聯的同志們在烏拉爾煉鋼，英國的同志們在謝菲爾德煉鋼。
蘇聯的同志們在一九一七年舉起了紅旗，英國的同志們在一九三五年舉起了紅旗。
時間差了十八年，但舉旗的那隻手是一樣的——是工人的手，是農民的手，是會疼、會流血、會顫抖、但永遠不會放下的手。」
「同志們，革命是困難的，是艱苦的，是會有犧牲的。
但革命之後，我希望還能再這裡，請你們，請每一個為革命流過血的人吃一頓好的。』」
切爾尼亞霍夫斯基舉起右手敬了個禮。
「去吧，同志們。去把英國變成紅色的。」
倉庫外面，碼頭上，最後一輛卡車已經卸完了貨。
港口的大喇叭忽然響了，
「第一批赴英支援部隊，開始登船。」
倉庫里，隊列開始動了。同志們的身影從倉庫的燈光里走出來，走進碼頭上那些貨船投下的巨大陰影里，再走出來，走上舷梯，走進船艙，消失在那些艙門後面。
港口的燈光在夜色中連成一片。
那些貨船的甲板上，水兵們正在做最後的系泊檢查。
舷梯被抽走了，纜繩被解開了，發動機的震動從船體傳到水面上，在港口的燈光里激起一圈圈細密的漣漪。
第一艘船緩緩離開碼頭，船頭轉向西北，駛向英吉利海峽。
在海峽對面，在那片正在燃燒的土地上，那些正在為英國革命拋頭顱灑熱血的同志們，正在等待他們。
凌晨三時整，運輸船全部駛離瑟堡軍港。
一九三五年七月二十日，凌晨一時。
諾曼第海岸的這個夜晚沒有月亮。
厚厚的雲層從大西洋方向壓過來，把整個港口籠罩在黑暗中。但
可運輸車隊的引擎聲從昨晚開始就沒有停過。
一輛接一輛的德軍卡車從港口東側的陸路方向開來，駕駛室車門上印著德意志人民革命軍的徽記，車斗上覆蓋著軍綠色的防水帆布，帆布下面鼓鼓囊囊的，裡面裝滿了即將運往英國本土的軍火。
碼頭上停著數十艘運輸船。
有些是法國遠洋公司的貨輪，有些是德國航運公司的客貨混裝船，甚至還有兩艘蘇聯北極航運局的貨輪，它們的吃水線已經壓得很深了，顯然裝了不少東西。
碼頭東側的一座大型倉庫被臨時徵用為集結區。倉庫的鐵皮大門敞開著，裡面燈火通明。
數百名穿著不同顏色軍裝的軍人站在水泥地面上，按照國籍和軍種列隊。
他們有男有女，有的年輕得看起來不到二十歲，有的已經兩鬢斑白。
共同點是——所有人的胸前都別著一枚小小的紅色五角星徽章。那是共產國際遠征軍的標誌。這些同志都是從各國志願人員中選拔出來的、經驗最豐富、政治最可靠、最能打仗的那一批人。
他們即將隨船前往英國。
名義上是「軍事顧問」。實際上——是去打仗的，和英國紅軍一起打仗。
倉庫最裡面，臨時搭起了一座一米高的木板台子。
台上，第一個走上來的是德國來的總政委——弗里茨·赫格爾。
赫格爾剛剛從海峽那邊飛過來，那邊演習的事還沒完，他就接到克朗茨親自簽發的命令：
「即刻前往瑟堡，負責組織第一批軍事援助英國的行動。」
「同志們。」
「我是個德國人。一九一八年，我還在巴伐利亞的一個農場裡鏟牛糞。
我的父親告訴我，我這一輩子就是和農場打交道的命。
一九一九年，共產黨的宣傳隊到了我們村，他們告訴我，我還可以選擇另一種人生。」
「於是乎，我放下了鏟子，拿起了槍。」
「同志們，我不是來教你們怎麼打仗的。你們當中有些人打過的仗比我多得多。」
「我是來告訴你們，英國是馬克思寫《資本論》的地方，可也是現代資本主義的老巢。
是那個壓迫了全世界幾百年、用鴉片打開清朝國門、用奴隸貿易把非洲變成地獄、用圈地運動把農民從土地上連根拔起的——大英帝國。」
「你們今天踏上英國的土地，不是為了占領它，不是為了征服它。是去解放它。
是去解放那個國家裡被壓迫了幾百年的工人階級。
是去告訴那些在利物浦碼頭上扛了一天包、回到貧民窟里連熱水都喝不上的人——你們不是天生的奴隸，你們是被變成奴隸的，現在，有人來幫你們砸掉那根鎖鏈了。」
「德國人民委員會主席韋格納同志讓我轉告你們一句話——『英國革命不是德國的代理人戰爭。英國革命是英國人民自己的解放鬥爭。但如果兄弟有難，我們不會袖手旁觀。』」
「同志們，去吧。去告訴英國人——你們不是孤島。你們從來不是。」
第二個走上台的是法國人。他叫安德烈·馬蒂，四十九歲，法國共產黨中央委員，一九一四年入伍，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當過步兵中尉，在凡爾登的死人堆里爬出來過。
後來他成了反戰鬥士，再後來他成了共產黨人。
如今他是法國紅軍政治部的副主任。
「同志們。」
「我是個老兵。一九一六年，凡爾登，我是那裡的倖存者。你們知道凡爾登是什麼樣的地方嗎？
是法國的絞肉機。是歐洲的火葬場。是資本家把工人子弟送進去、然後再也出不來的無底洞。」
馬蒂的聲音不像赫格爾那樣高亢，反而很低，低得像一個老人在爐火邊講故事。
但那種低沉的音色在倉庫的牆壁之間迴蕩，形成了一種讓人皮膚發緊的共鳴。
「那場戰爭結束之後，我想了一件事。
我們——法國的工人、德國的工人、英國的工人——我們用機槍、大炮、毒氣互相殺了四年。
無數的人死去了。
為什麼？是因為法國工人恨德國工人嗎？是因為英國礦工恨法國農民嗎？
不是。
是因為我們沒有聯合起來。
是因為我們被各自國家的資本家騙進了同一台絞肉機，然後從兩邊往裡填。」
「今天，歷史給了我們第二次機會。這一次，法國的工人、德國的工人、蘇聯的工人——我們要和英國的工人一起，
聯合起來，把那些資本家從絞肉機旁邊拖開，把絞肉機砸爛，然後上面豎起一面新的紅旗。」
「英國不是我們的敵人。英國的下層民眾是我們的同志。
今天，你們跨越的不是海峽，是幾百年來被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挖出來的那條鴻溝。
你們填上它的第一鍬土，後面會有千千萬萬的人跟著你們一起填。」
「我只有一個命令——活著去，活著回來。」
馬蒂敬了一個軍禮，台下的同志們則齊刷刷地回了一個同樣的姿勢。
第三個，也是最後一個上台的，是蘇聯人。
他叫伊萬·切爾尼亞霍夫斯基——不是那個後來成為方面軍司令員的名將，是同名同姓的另一個切爾尼亞霍夫斯基，三十八歲，烏克蘭人，參加過俄國內戰，在騎兵第一集團軍里當過連長。
如今他是共產國際軍事委員會的蘇聯代表，專門負責協調各國志願部隊的作戰行動。
切爾尼亞霍夫斯基穿著一件卡其色的蘇聯軍官上衣，沒有肩章——蘇聯紅軍當時已經取消了舊式的肩章——只有領章上的兩個藍色菱形，代表著他高級軍官的身份。
切爾尼亞霍夫斯基走上台之後就提出了一個問題。
「同志們，我問你們一個問題。英國島上有霧，你們知道嗎？」
「不僅有霧，還有魚和薯條。我在莫斯科吃過一次，不好吃，太油了。」
「但是，同志們，英國島上還有一樣東西，比霧更濃，比魚和薯條更難以下咽——那就是英國工人階級的貧困。」
「蘇聯的同志們在頓巴斯挖煤，英國的同志們在威爾斯挖煤。
蘇聯的同志們在烏拉爾煉鋼，英國的同志們在謝菲爾德煉鋼。
蘇聯的同志們在一九一七年舉起了紅旗，英國的同志們在一九三五年舉起了紅旗。
時間差了十八年，但舉旗的那隻手是一樣的——是工人的手，是農民的手，是會疼、會流血、會顫抖、但永遠不會放下的手。」
「同志們，革命是困難的，是艱苦的，是會有犧牲的。
但革命之後，我希望還能再這裡，請你們，請每一個為革命流過血的人吃一頓好的。』」
切爾尼亞霍夫斯基舉起右手敬了個禮。
「去吧，同志們。去把英國變成紅色的。」
倉庫外面，碼頭上，最後一輛卡車已經卸完了貨。
港口的大喇叭忽然響了，
「第一批赴英支援部隊，開始登船。」
倉庫里，隊列開始動了。同志們的身影從倉庫的燈光里走出來，走進碼頭上那些貨船投下的巨大陰影里，再走出來，走上舷梯，走進船艙，消失在那些艙門後面。
港口的燈光在夜色中連成一片。
那些貨船的甲板上，水兵們正在做最後的系泊檢查。
舷梯被抽走了，纜繩被解開了，發動機的震動從船體傳到水面上，在港口的燈光里激起一圈圈細密的漣漪。
第一艘船緩緩離開碼頭，船頭轉向西北，駛向英吉利海峽。
在海峽對面，在那片正在燃燒的土地上，那些正在為英國革命拋頭顱灑熱血的同志們，正在等待他們。
凌晨三時整，運輸船全部駛離瑟堡軍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