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61章 越演越烈的英國1
倫敦，英國共產黨總部。
一九三五年七月十九日，上午十一時。
這棟建築坐落在倫敦市中心一條不起眼的街道上，門楣上方掛著一塊不大的銅牌，上面刻著「英國共產黨」幾個字。
窗戶上貼著幾張手繪的宣傳畫，畫著工人舉起紅旗的形象，下方用粗體字寫著「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
從外表看，它不像一個正在醞釀風暴的中心——它看起來更像一個普通的工會辦公室，或者一家已經關門的小工廠。
但凡是了解這個國家近況的人都知道，在過去五年裡，從這扇門裡走出去的傳單、報紙、宣傳冊，正在以越來越快的速度滲透進英國每一個工業城市的工人聚居區。
樓上的會議室里煙霧繚繞。
長條桌上攤著今天的《泰晤士報》、《每日電訊報》和《每日工人報》——最後一份是英共自己的機關報，頭版標題是紅色大字：
「紅旗從多佛爾升起——海峽對岸的演習正在照亮英國！」
哈里·波立特坐在長桌的主位上。
他今年四十五歲，正是年富力強的年紀。
波立特長年在全英國的工人集會上穿梭宣講，天冷天熱都是一件單薄的外套裹著，嗓子常常是沙啞的。
他把手裡的菸捲在菸灰缸里掐滅，端起杯子喝了一口水，清了清嗓子，會議室里頓時安靜了下來。
「同志們，今天的消息你們都知道了。
德國等國組成的聯合艦隊進入多佛爾海峽演習，英國政府至今沒有發布任何像樣的聲明，鮑德溫一上午都在和白金漢宮那邊反覆開會。
利物浦、曼徹斯特、格拉斯哥——我們的同志已經開始行動了。
不僅我們在行動，連那些從來沒有參加過任何政治組織的工人們，也在自發地舉起了紅旗。」
「這是自一九二六年大罷工以來，英國工人運動最好的時機。不是之一，是最好。沒有之一。」
坐在波立特左手邊的約翰·羅斯·坎貝爾微微點頭，坎貝爾今年四十一歲，是蘇格蘭人，出生在佩斯利一個紡織工人的家庭。
他的頭髮已經開始灰白——那是一九二四年那場著名的「坎貝爾案」留給他的印記。
那一年，他在《工人周報》上發表文章，號召士兵
「不論在階級戰爭中還是在軍事戰爭中，都不要把槍口對準自己的工人同胞」，結果被以「煽動兵變」的罪名起訴。
麥克唐納的工黨政府組最終還是迫於壓力撤銷了起訴，但這一決定引發了保守黨與自由黨的聯合不信任投票，直接導致了工黨政府的倒台。
那次審判讓坎貝爾出了名，但並沒有改變他的任何東西。
他依然是那個在佩斯利工人俱樂部里舉著啤酒杯講課時激情澎湃的蘇格蘭人，依然是那個用最樸素的語言把最複雜的理論講給最普通的工人聽的宣傳家。
「哈里說得對，」坎貝爾把菸捲夾在指間，「機會來了。但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是我們幹了十幾年，一點點干出來的。」
「一九二六年大罷工之後，有人跟我們說工人運動完了。一九二九年股市崩盤之後，有人說資本家都要破產了，你們還鬧什麼？一九三一年工黨政府垮台之後，有人說你們共產黨人更沒戲了。」
「但我們一直在干。」坎貝爾的聲音忽然拔高了一些，
「失業工人運動從一九三〇年到現在從來沒有停過。南威爾斯的礦工、克萊德賽德的造船工、倫敦東區的碼頭工人、蘭開夏的紡織工——我們的同志就在他們中間，和他們一起餓肚子，一起挨凍，一起挨打，一起在被警察驅散的時候手挽手站成一道牆。
這五年，我們不是在等機會。我們是在老老實實地打基礎。」
會議室里有人輕聲應和了一句，有人用拳頭敲了一下桌面。
波立特等坎貝爾說完，伸出雙手在虛空中微微向下壓了一壓，示意大家安靜。
「同志們，我們要明確一件事，」波立特的語速慢了下來，「今天的局面不是因為德國同志的艦隊開了過來。
那是外部因素，最多是催化劑。真正的原因在這裡——在國內，在人民心裡，在工人和農民的血肉之中。是我們英國人民的日子過不下去了。」
「一九三五年了，同志們。大蕭條已經過去六年了。
六年來，政府幹了什麼？裁軍，這是他們在軍事上乾的。削減失業救濟金，這是他們在民生上乾的。
從一九三一年到現在，失業率從來沒低於過百分之十五。礦工、造船工、紡織工——整座整座的城市裡，三分之一的家庭沒有任何收入來源，靠著每星期那點少得可憐的救濟金，連土豆都買不起，靠什麼活？」
波立特的聲音更大了，
「我來給大家念一組數字。
一九三四年，英國造船業的產量是一九一三年的百分之十八。
克萊德賽德的造船工人，有百分之六十二的人全年全無工作。
南威爾斯的煤礦，八十座里有六十座關了門。
蘭開夏的棉紡織業，產能比戰前下降了將近一半。
而那些還在上班的人，工資被砍了一次又一次，有些人幹了幾十年，拿的工資還不如一九二零年當學徒的時候多。」
他拿起桌上的《每日電訊報》，用力抖開，展示給在場的眾人看。
「一九二八年的時候，鮑德溫說社會主義永遠不可能在英國實現。一九三一年的時候，麥克唐納說我們正在組織國家的力量度過難關。
一九三五年了，這幫政客所謂的國家力量在哪裡？
在南安普頓的碼頭——不是來給工人發麵包的，是來把資本家和大臣們送上船跑路的！」
坎貝爾在旁邊咳嗽了一聲，
「同志們，今天的會議有兩件大事要定下來。」
「第一，我們要明確當前階段的綱領和口號。
第二，我們要決定具體行動方案。」
會議室里的氣氛驟然變得嚴肅起來。
波立特從桌上的文件夾里抽出一份早已寫好的文件，推到桌子中央。
「這是我和坎貝爾同志一起起草的當前行動綱領。」波立特翻開文件，第一頁上用打字機打著一行黑體字：
「英國共產黨關於當前局勢的宣言與行動綱領」。
「綱領的核心只有一條——以武裝鬥爭為綱，組織和武裝工人群眾，推翻資本主義政府。」
波立特把目光從文件上抬起來，看著在座每一個同志。
「我知道，同志們，我知道。近幾年來，我們黨內一直有兩種路線在討論。
一種路線是和平過渡，認為英國可以通過議會鬥爭走向社會主義——在工會裡爭取支持，在選舉中贏得席位，到最後用選票把共產黨送上執政的位置。
這種路線有它的道理，我們是工人階級的政黨，我們從來不是冒險主義者。
另一種路線是武裝鬥爭，認為英國資產階級不會和平地交出權力——他們會用警察、軍隊、法庭、監獄來對付我們，用一切暴力手段來維護他們的統治。
過去幾年，我們在這兩種路線之間搖擺不定。」
他站了起來，雙手撐在桌面上，俯身看著在座的每一個人。
「但今天的情況不同了，同志們。
過去的十七年裡，俄國革命成功了，德國革命成功了，法國革命成功了，義大利革命成功了，波蘭革命成功了，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革命成功了——整個歐洲的心臟地帶，已經全部變成了紅色。
全世界被壓迫人民都看到了希望，都在行動。
而英國，這個資本主義的老巢，這個階級壓迫的起源地——它的統治者正在爭相逃跑，它的軍隊在討論綁紅布能不能保命，它的人民在城市廣場上高唱《國際歌》。」
「我們還要等什麼？還在猶豫什麼？還在害怕議會鬥爭的那套把戲會傷害我們本就不多的席位嗎？」
波立特的聲音有些發啞，
「同志們，如果我們眼睜睜地看著革命的潮流來了，卻只是站在原地鼓掌，那我們就不配做共產黨人！」
會議室里爆發出雷鳴般的掌聲和叫好聲。
有人在喊「正確的」，有人在喊「早就該這樣了」，有人用力拍著桌子，聲音震得桌上的茶杯直跳。
有人從座位上站了起來，滿臉通紅，眼睛裡全是激動。
一九三五年七月十九日，上午十一時。
這棟建築坐落在倫敦市中心一條不起眼的街道上，門楣上方掛著一塊不大的銅牌，上面刻著「英國共產黨」幾個字。
窗戶上貼著幾張手繪的宣傳畫，畫著工人舉起紅旗的形象，下方用粗體字寫著「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
從外表看，它不像一個正在醞釀風暴的中心——它看起來更像一個普通的工會辦公室，或者一家已經關門的小工廠。
但凡是了解這個國家近況的人都知道，在過去五年裡，從這扇門裡走出去的傳單、報紙、宣傳冊，正在以越來越快的速度滲透進英國每一個工業城市的工人聚居區。
樓上的會議室里煙霧繚繞。
長條桌上攤著今天的《泰晤士報》、《每日電訊報》和《每日工人報》——最後一份是英共自己的機關報，頭版標題是紅色大字：
「紅旗從多佛爾升起——海峽對岸的演習正在照亮英國！」
哈里·波立特坐在長桌的主位上。
他今年四十五歲，正是年富力強的年紀。
波立特長年在全英國的工人集會上穿梭宣講，天冷天熱都是一件單薄的外套裹著，嗓子常常是沙啞的。
他把手裡的菸捲在菸灰缸里掐滅，端起杯子喝了一口水，清了清嗓子，會議室里頓時安靜了下來。
「同志們，今天的消息你們都知道了。
德國等國組成的聯合艦隊進入多佛爾海峽演習，英國政府至今沒有發布任何像樣的聲明，鮑德溫一上午都在和白金漢宮那邊反覆開會。
利物浦、曼徹斯特、格拉斯哥——我們的同志已經開始行動了。
不僅我們在行動，連那些從來沒有參加過任何政治組織的工人們，也在自發地舉起了紅旗。」
「這是自一九二六年大罷工以來，英國工人運動最好的時機。不是之一，是最好。沒有之一。」
坐在波立特左手邊的約翰·羅斯·坎貝爾微微點頭，坎貝爾今年四十一歲，是蘇格蘭人，出生在佩斯利一個紡織工人的家庭。
他的頭髮已經開始灰白——那是一九二四年那場著名的「坎貝爾案」留給他的印記。
那一年，他在《工人周報》上發表文章，號召士兵
「不論在階級戰爭中還是在軍事戰爭中，都不要把槍口對準自己的工人同胞」，結果被以「煽動兵變」的罪名起訴。
麥克唐納的工黨政府組最終還是迫於壓力撤銷了起訴，但這一決定引發了保守黨與自由黨的聯合不信任投票，直接導致了工黨政府的倒台。
那次審判讓坎貝爾出了名，但並沒有改變他的任何東西。
他依然是那個在佩斯利工人俱樂部里舉著啤酒杯講課時激情澎湃的蘇格蘭人，依然是那個用最樸素的語言把最複雜的理論講給最普通的工人聽的宣傳家。
「哈里說得對，」坎貝爾把菸捲夾在指間，「機會來了。但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是我們幹了十幾年，一點點干出來的。」
「一九二六年大罷工之後，有人跟我們說工人運動完了。一九二九年股市崩盤之後，有人說資本家都要破產了，你們還鬧什麼？一九三一年工黨政府垮台之後，有人說你們共產黨人更沒戲了。」
「但我們一直在干。」坎貝爾的聲音忽然拔高了一些，
「失業工人運動從一九三〇年到現在從來沒有停過。南威爾斯的礦工、克萊德賽德的造船工、倫敦東區的碼頭工人、蘭開夏的紡織工——我們的同志就在他們中間，和他們一起餓肚子，一起挨凍，一起挨打，一起在被警察驅散的時候手挽手站成一道牆。
這五年，我們不是在等機會。我們是在老老實實地打基礎。」
會議室里有人輕聲應和了一句，有人用拳頭敲了一下桌面。
波立特等坎貝爾說完，伸出雙手在虛空中微微向下壓了一壓，示意大家安靜。
「同志們，我們要明確一件事，」波立特的語速慢了下來，「今天的局面不是因為德國同志的艦隊開了過來。
那是外部因素，最多是催化劑。真正的原因在這裡——在國內，在人民心裡，在工人和農民的血肉之中。是我們英國人民的日子過不下去了。」
「一九三五年了，同志們。大蕭條已經過去六年了。
六年來，政府幹了什麼？裁軍，這是他們在軍事上乾的。削減失業救濟金，這是他們在民生上乾的。
從一九三一年到現在，失業率從來沒低於過百分之十五。礦工、造船工、紡織工——整座整座的城市裡，三分之一的家庭沒有任何收入來源，靠著每星期那點少得可憐的救濟金，連土豆都買不起，靠什麼活？」
波立特的聲音更大了，
「我來給大家念一組數字。
一九三四年，英國造船業的產量是一九一三年的百分之十八。
克萊德賽德的造船工人，有百分之六十二的人全年全無工作。
南威爾斯的煤礦，八十座里有六十座關了門。
蘭開夏的棉紡織業，產能比戰前下降了將近一半。
而那些還在上班的人，工資被砍了一次又一次，有些人幹了幾十年，拿的工資還不如一九二零年當學徒的時候多。」
他拿起桌上的《每日電訊報》，用力抖開，展示給在場的眾人看。
「一九二八年的時候，鮑德溫說社會主義永遠不可能在英國實現。一九三一年的時候，麥克唐納說我們正在組織國家的力量度過難關。
一九三五年了，這幫政客所謂的國家力量在哪裡？
在南安普頓的碼頭——不是來給工人發麵包的，是來把資本家和大臣們送上船跑路的！」
坎貝爾在旁邊咳嗽了一聲，
「同志們，今天的會議有兩件大事要定下來。」
「第一，我們要明確當前階段的綱領和口號。
第二，我們要決定具體行動方案。」
會議室里的氣氛驟然變得嚴肅起來。
波立特從桌上的文件夾里抽出一份早已寫好的文件，推到桌子中央。
「這是我和坎貝爾同志一起起草的當前行動綱領。」波立特翻開文件，第一頁上用打字機打著一行黑體字：
「英國共產黨關於當前局勢的宣言與行動綱領」。
「綱領的核心只有一條——以武裝鬥爭為綱，組織和武裝工人群眾，推翻資本主義政府。」
波立特把目光從文件上抬起來，看著在座每一個同志。
「我知道，同志們，我知道。近幾年來，我們黨內一直有兩種路線在討論。
一種路線是和平過渡，認為英國可以通過議會鬥爭走向社會主義——在工會裡爭取支持，在選舉中贏得席位，到最後用選票把共產黨送上執政的位置。
這種路線有它的道理，我們是工人階級的政黨，我們從來不是冒險主義者。
另一種路線是武裝鬥爭，認為英國資產階級不會和平地交出權力——他們會用警察、軍隊、法庭、監獄來對付我們，用一切暴力手段來維護他們的統治。
過去幾年，我們在這兩種路線之間搖擺不定。」
他站了起來，雙手撐在桌面上，俯身看著在座的每一個人。
「但今天的情況不同了，同志們。
過去的十七年裡，俄國革命成功了，德國革命成功了，法國革命成功了，義大利革命成功了，波蘭革命成功了，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革命成功了——整個歐洲的心臟地帶，已經全部變成了紅色。
全世界被壓迫人民都看到了希望，都在行動。
而英國，這個資本主義的老巢，這個階級壓迫的起源地——它的統治者正在爭相逃跑，它的軍隊在討論綁紅布能不能保命，它的人民在城市廣場上高唱《國際歌》。」
「我們還要等什麼？還在猶豫什麼？還在害怕議會鬥爭的那套把戲會傷害我們本就不多的席位嗎？」
波立特的聲音有些發啞，
「同志們，如果我們眼睜睜地看著革命的潮流來了，卻只是站在原地鼓掌，那我們就不配做共產黨人！」
會議室里爆發出雷鳴般的掌聲和叫好聲。
有人在喊「正確的」，有人在喊「早就該這樣了」，有人用力拍著桌子，聲音震得桌上的茶杯直跳。
有人從座位上站了起來，滿臉通紅，眼睛裡全是激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