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19章 弗里爾的假期（一）
清晨六點，柏林東區的一棟工人住宅樓里，弗里爾·貝克斯被鬧鐘吵醒了。
他躺在床上盯著天花板愣了幾秒，然後才想起來——今天是他年假的第一天。
弗里爾翻了個身，伸手去夠床頭柜上的煙。
煙盒旁邊放著一本書，海明威的《喪鐘為誰而鳴》，德文譯本，建設出版社發行，封面是一幅黑白木刻：
一個持槍的士兵站在山脊上，背後是硝煙瀰漫的天空。
弗里爾拿起那本書摩挲著封面上士兵的輪廓，看了看昨晚夾書籤的那一頁，又放了回去。
廠子裡面已經組織好了，今天集合一起出發去海邊旅遊。
弗里爾今年三十四歲，柏林第一人民機械廠的五級裝配鉗工。
五年工齡，八年黨齡，三個孩子。
廠里的人提起弗里爾都說——他幹活是一把好手。
弗里爾推門走進陽台，隔壁的舒爾茨大叔已經在他家的陽台上面刷牙了。
「弗里爾，今天去海邊？」
舒爾茨嘴裡含著牙刷，含混不清地問。
「嗯。和庫爾特他們一起去。」
「好時候啊。
多拍幾張照片，回來給我看看。
我兒子也在那邊療養，說不定你們能碰上。」
舒爾茨吐掉泡沫擦了擦嘴，
「你是不知道，我年輕那會兒——別說療養了，連病假都不敢請。請一天假扣三天工資，怕丟了飯碗。
哪像現在，廠里主動催你休假，還給你報銷路費。」
弗里爾笑了笑。
他和舒爾茨閒聊一陣一致後就出來回到自己屋裡，妻子赫爾塔已經把旅行袋收拾好了。
她是個手腳麻利的女人，理髮師，在區合作社理髮店上班。
赫爾塔正彎腰往袋子裡塞孩子們的換洗衣服。
「你那條藍格子的泳褲我已經塞進去了，在側袋裡。
還有你的刮鬍刀、哦對了，工會發的旅行券也塞你錢包里了，別弄丟了。」
「知道了。」
「孩子們的救生圈呢？」
「在陽台上晾著，幹了我就去拿的，不會忘。」
赫爾塔直起腰，把手在圍裙上擦了兩下，
「弗里爾，你倒是把你那本書裝好啊？你不是說要在火車上看嗎？」
弗里爾這才想起那本海明威的書還沒有塞進包里。
他走回臥室，從床頭柜上拿起書翻開扉頁——建設出版社的版權頁上印著一行小字：
「本書首印二十萬冊。」
弗里爾想起了前幾天在《紅旗日報》上看到的新聞：
這本書在德國、蘇聯、法國、義大利等十七個國家同步發行，首日銷量破百萬。百萬讀者。
他也是其中的一個。
弗里爾不是愛讀書的人。
上次從頭到尾讀完一本小說還是挺長時間之前的事情了，那時候他剛當上班長，在去維也納開會的火車上翻完了一本《鋼鐵是怎樣煉成的》。
但這回不一樣。
廠里的青年團員在車間裡那場爭論，讓他動了買書的念頭。
幾個剛從技校畢業的小伙子爭論海明威算不算社會主義作家，吵得面紅耳赤，最後誰也沒說服誰。
弗里爾在旁邊聽了一耳朵，心想還是自己買來讀讀最省事。
他到合作社書店排了四十分鐘隊才買到一本書。
之後工人委員會的夏伊德曼同志在支部會上提了一句，說這本書寫的是國際縱隊在西班牙打仗的事。
弗里爾就想起了自己也參加的那場西班牙解放鬥爭。
他們來的是第二志願旅——不光柏林第一機械廠，全德國的工廠、農莊、機關都在幾天內抽調人。
那時候的弗里爾報完名回到車間的時候，他的車床上已經貼了一張紙條，上面寫著：
「弗里爾同志，放心去，加油！」
弗里爾把書塞進旅行袋側袋，拉好拉鏈，彎腰繫鞋帶。
窗外的柏林在東方的晨光里漸漸清晰起來。
遠處亞歷山大廣揚上的電視塔還在施工，鋼架在朝陽下泛著金色的光。
弗里爾系好鞋帶，提起旅行袋。外面傳來庫爾特的喇叭聲。
他們下樓。
赫爾塔鎖好門，三個孩子蹦蹦跳跳地跑在前面，弗里爾走在最後面，提著兩個旅行袋，肩上還挎著一個帆布背包。
他把行李放進後備箱。
車子發動了。
弗里爾坐在副駕駛座上，望著窗外。
柏林在身後慢慢退去——先是東區的老住宅樓，外牆刷著淡黃色的塗料，陽台上擺滿了天竺葵；然後是解放的公園，晨練的老人正在溜達；接著是市中心，菩提樹下大街兩側的栗子樹開滿了花。
庫爾特開得不快，正好讓弗里爾能看清街上的景象。
他看見一家書店門口排著長隊——大清早的，才七點多。
隊尾已經拐過了街角。
隊伍里多數是穿著工裝的年輕人，也有些人穿著白襯衫的機關幹部。
「這些人是在等什麼？」他問。
「海明威，那本《喪鐘》。今天有新書發布會，據說有編輯現場簽售。
再說排隊買書的有幾個是為了簽名？他們就是想早一點拿到書。」
開車的庫爾特撇了撇嘴，
「我老婆昨天排了兩個小時才買到。她讀到凌晨三點，今早起不來床了。」
弗里爾笑了。
「你看完了？」他問坐在旁邊的妻子赫爾塔。
「看了一部分。看到最後哭了一場。」她說，
「那個羅伯特·喬丹……他明明可以撤退，為什麼要留下？」
赫爾塔當然知道那是為什麼。
她自己也是一名理髮師，這本身就需要足夠的耐心。
赫爾塔在店裡給顧客理髮時總會和他們聊天，聊聊家常，聊聊物價，有時也聊聊政治。
有一次她跟一個老太太聊起西班牙，老太太拉著她的手說——
「我兒子也去了西班牙。他去年寫信說，那邊的孩子太苦了，連鞋都沒得穿。
我寄了三雙布鞋去。
後來他回信說布鞋收到了，說那邊的孩子穿上後高興得滿村子跑。我聽著心裡又高興又心疼。」
赫爾塔說，「你說那些國際縱隊的年輕人——他們圖什麼？」
弗里爾說：
「圖個道理。」
「什麼道理？」
「人不能像牲口一樣活著。」
赫爾塔想了想，說：
「這理我也講不明白。但我知道一件事——我要是也年輕十歲，我也去。」
弗里爾到現在也沒想明白，她說的「那些人」到底是指誰。
但他知道她在說什麼——當一個人選擇為別人去死的時候，他不是在死，他是在證明一件事：
這個世界上有些東西比活著更重要。
車子出了市區，上了高速公路。
弗里爾靠在椅背上閉目養神了一會兒。
他想起一九一九年剛進廠那會兒的樣子。
那時候他還不到二十歲，剛從部隊退伍。
戰爭已經結束，舊的帝國軍隊已經解散，新的魏瑪政府剛剛成立。
柏林街頭到處都是失業工人，排著長隊領救濟湯。
弗里爾沒有去排隊。
他父親是社民黨黨員，在戰前的葬禮上認識了一位老同志——那人後來成了德共柏林市委的委員。
他給弗里爾寫了封介紹信，讓弗里爾多去打聽打聽。三天後，那時候還不叫柏林第一機械廠的廠子錄用了他。
頭幾年日子緊巴巴的。
工資不高，物價也不穩，能餬口已經是萬幸了。
但有一點不同——廠里成立了工人委員會。
弗里爾至今還記得第一次參加工人委員會會議時的場景。那是個冬天的晚上，會議室里坐滿了人，抽菸的抽菸，喝茶的喝茶，吵得不可開交。
討論的議題是：廠里的利潤分配方案，是該多上繳國家，還是該多留點給工人自己。
「多繳國家！國家搞建設需要錢！我們苦幾年，將來好。」
說話的是車間工會主席。
「憑什麼我們就該苦幾年？我們苦了幾年了？」
那是弗里爾當時的班長，一個從魯爾區來的老工人，
「資本家在的時候我們苦，現在自己當家做主了還苦？那革命不是白搞了嗎？」
「誰說不搞建設了？建設要搞，工人也要活。
你讓工人每月拿這麼點工資，孩子都養不活，誰還有心思想干？」
吵了不知道多久，最後舉手表決。
決定利潤五五分——一半上繳國家，一半留作職工集體福利基金。
隔了沒幾天，工人委員會通過了第一項福利措施：
每年夏季，廠里組織工人去海邊療養。
今年是弗里爾第五次參加這個活動了。
頭幾年他是單身漢，跟工友們擠在宿舍里，白天在沙灘上踢球，晚上圍著篝火唱歌。
後來娶了赫爾塔，生了孩子，工廠給的福利也越來越好。
現在的療養是拖家帶口的，住的是帶獨立衛生間的家庭房，食堂里照著營養師的建議搭配菜品。
他想起了父親。
他父親在戰前也是鉗工。
在弗里茨還是個孩子的時候，記得有天父親下班回來，手指頭包著髒兮兮的繃帶——那是一台老式沖床壓的，三根手指當場就沒保住。
廠里的資本家給了五十馬克的慰問金，然後讓他回家養傷去了。
養了三個月，傷好了，回去報到，工頭說「你年紀大了，手又不靈便，廠里不需要人了」。
「不需要人了。」弗里爾到現在也忘不了這句話。
他父親那年才四十七歲。
四十七歲被趕出廠，沒有養老金，沒有工傷賠償，什麼都沒有。
那台吃了他三根手指的沖床還在車間裡轟隆轟隆地轉，一直轉到弗里爾進廠的那一年才淘汰。
「弗里爾，想什麼呢？」
庫爾特的聲音打斷了他的思緒。
「沒什麼。」弗里爾睜開眼，「就是突然想起我父親了。」
庫爾特也識趣的沒有再問。
車窗外田野越來越開闊，偶爾可以看見成群的拖拉機停在田邊——紅色的團結牌，車頭掛著工農的標誌。
庫爾特放慢車速，看了一眼那幾台拖拉機。
「聽說明年要出新的型號，能翻地、播種、施肥一次完成。」
「是嗎？」弗里爾順著他的目光望去，
「那得多少錢？」
「廠里不是說過了嗎？合作社買的話有補貼，好像是補百分之四十，農場集體購買另有優惠。」
庫爾特踩下油門，駛過一個路口，
「我家隔壁那個農民同志，去年買了台舊型的，高興的不得了。
他以前種地靠牛，一頭牛耕一天，累死累活也就耕那麼兩畝。
現在拖拉機開上去，煙一冒，地就翻完了。」
車子拐進一條林蔭道，兩邊是高大的橡樹，枝葉在頭頂交織成一條綠色的隧道。
道路的盡頭，藍色的海平線徐徐鋪展開來。
療養院是座三層樓的紅磚建築，外牆刷著淡黃色的塗料。
弗里爾推門進去，前台值班的女同志抬起頭，露出大衣下鮮紅的領章。
「同志，請問您叫什麼名字？」
「弗里爾·貝克爾。柏林第一人民機械廠的。」
女同志翻著登記簿，手指滑過一行行名字。
「找到了。您和您的家人住三樓307房間，這是鑰匙。
晚餐是六點到七點半，在一樓食堂。
明天早上九點在大廳集合，有集體活動安排。」
「什麼活動？」
「紅色教育參觀，去附近的革命烈士紀念碑獻花。
下午是自由活動，可以去海灘。
後天上午是體育比賽——」護士念著日程表，
「拔河、沙灘排球、游泳。您要是感興趣可以報名。」
「拔河就算了，我這腰不太好。沙灘排球？還行。」
女同志笑了笑，把鑰匙遞給他。
弗里爾走上三樓，推開307的門。
陽光從窗戶湧進來，打在白色的床單上，遠處大海的浪聲，正一陣一陣地傳來。
他躺在床上盯著天花板愣了幾秒，然後才想起來——今天是他年假的第一天。
弗里爾翻了個身，伸手去夠床頭柜上的煙。
煙盒旁邊放著一本書，海明威的《喪鐘為誰而鳴》，德文譯本，建設出版社發行，封面是一幅黑白木刻：
一個持槍的士兵站在山脊上，背後是硝煙瀰漫的天空。
弗里爾拿起那本書摩挲著封面上士兵的輪廓，看了看昨晚夾書籤的那一頁，又放了回去。
廠子裡面已經組織好了，今天集合一起出發去海邊旅遊。
弗里爾今年三十四歲，柏林第一人民機械廠的五級裝配鉗工。
五年工齡，八年黨齡，三個孩子。
廠里的人提起弗里爾都說——他幹活是一把好手。
弗里爾推門走進陽台，隔壁的舒爾茨大叔已經在他家的陽台上面刷牙了。
「弗里爾，今天去海邊？」
舒爾茨嘴裡含著牙刷，含混不清地問。
「嗯。和庫爾特他們一起去。」
「好時候啊。
多拍幾張照片，回來給我看看。
我兒子也在那邊療養，說不定你們能碰上。」
舒爾茨吐掉泡沫擦了擦嘴，
「你是不知道，我年輕那會兒——別說療養了，連病假都不敢請。請一天假扣三天工資，怕丟了飯碗。
哪像現在，廠里主動催你休假，還給你報銷路費。」
弗里爾笑了笑。
他和舒爾茨閒聊一陣一致後就出來回到自己屋裡，妻子赫爾塔已經把旅行袋收拾好了。
她是個手腳麻利的女人，理髮師，在區合作社理髮店上班。
赫爾塔正彎腰往袋子裡塞孩子們的換洗衣服。
「你那條藍格子的泳褲我已經塞進去了，在側袋裡。
還有你的刮鬍刀、哦對了，工會發的旅行券也塞你錢包里了，別弄丟了。」
「知道了。」
「孩子們的救生圈呢？」
「在陽台上晾著，幹了我就去拿的，不會忘。」
赫爾塔直起腰，把手在圍裙上擦了兩下，
「弗里爾，你倒是把你那本書裝好啊？你不是說要在火車上看嗎？」
弗里爾這才想起那本海明威的書還沒有塞進包里。
他走回臥室，從床頭柜上拿起書翻開扉頁——建設出版社的版權頁上印著一行小字：
「本書首印二十萬冊。」
弗里爾想起了前幾天在《紅旗日報》上看到的新聞：
這本書在德國、蘇聯、法國、義大利等十七個國家同步發行，首日銷量破百萬。百萬讀者。
他也是其中的一個。
弗里爾不是愛讀書的人。
上次從頭到尾讀完一本小說還是挺長時間之前的事情了，那時候他剛當上班長，在去維也納開會的火車上翻完了一本《鋼鐵是怎樣煉成的》。
但這回不一樣。
廠里的青年團員在車間裡那場爭論，讓他動了買書的念頭。
幾個剛從技校畢業的小伙子爭論海明威算不算社會主義作家，吵得面紅耳赤，最後誰也沒說服誰。
弗里爾在旁邊聽了一耳朵，心想還是自己買來讀讀最省事。
他到合作社書店排了四十分鐘隊才買到一本書。
之後工人委員會的夏伊德曼同志在支部會上提了一句，說這本書寫的是國際縱隊在西班牙打仗的事。
弗里爾就想起了自己也參加的那場西班牙解放鬥爭。
他們來的是第二志願旅——不光柏林第一機械廠，全德國的工廠、農莊、機關都在幾天內抽調人。
那時候的弗里爾報完名回到車間的時候，他的車床上已經貼了一張紙條，上面寫著：
「弗里爾同志，放心去，加油！」
弗里爾把書塞進旅行袋側袋，拉好拉鏈，彎腰繫鞋帶。
窗外的柏林在東方的晨光里漸漸清晰起來。
遠處亞歷山大廣揚上的電視塔還在施工，鋼架在朝陽下泛著金色的光。
弗里爾系好鞋帶，提起旅行袋。外面傳來庫爾特的喇叭聲。
他們下樓。
赫爾塔鎖好門，三個孩子蹦蹦跳跳地跑在前面，弗里爾走在最後面，提著兩個旅行袋，肩上還挎著一個帆布背包。
他把行李放進後備箱。
車子發動了。
弗里爾坐在副駕駛座上，望著窗外。
柏林在身後慢慢退去——先是東區的老住宅樓，外牆刷著淡黃色的塗料，陽台上擺滿了天竺葵；然後是解放的公園，晨練的老人正在溜達；接著是市中心，菩提樹下大街兩側的栗子樹開滿了花。
庫爾特開得不快，正好讓弗里爾能看清街上的景象。
他看見一家書店門口排著長隊——大清早的，才七點多。
隊尾已經拐過了街角。
隊伍里多數是穿著工裝的年輕人，也有些人穿著白襯衫的機關幹部。
「這些人是在等什麼？」他問。
「海明威，那本《喪鐘》。今天有新書發布會，據說有編輯現場簽售。
再說排隊買書的有幾個是為了簽名？他們就是想早一點拿到書。」
開車的庫爾特撇了撇嘴，
「我老婆昨天排了兩個小時才買到。她讀到凌晨三點，今早起不來床了。」
弗里爾笑了。
「你看完了？」他問坐在旁邊的妻子赫爾塔。
「看了一部分。看到最後哭了一場。」她說，
「那個羅伯特·喬丹……他明明可以撤退，為什麼要留下？」
赫爾塔當然知道那是為什麼。
她自己也是一名理髮師，這本身就需要足夠的耐心。
赫爾塔在店裡給顧客理髮時總會和他們聊天，聊聊家常，聊聊物價，有時也聊聊政治。
有一次她跟一個老太太聊起西班牙，老太太拉著她的手說——
「我兒子也去了西班牙。他去年寫信說，那邊的孩子太苦了，連鞋都沒得穿。
我寄了三雙布鞋去。
後來他回信說布鞋收到了，說那邊的孩子穿上後高興得滿村子跑。我聽著心裡又高興又心疼。」
赫爾塔說，「你說那些國際縱隊的年輕人——他們圖什麼？」
弗里爾說：
「圖個道理。」
「什麼道理？」
「人不能像牲口一樣活著。」
赫爾塔想了想，說：
「這理我也講不明白。但我知道一件事——我要是也年輕十歲，我也去。」
弗里爾到現在也沒想明白，她說的「那些人」到底是指誰。
但他知道她在說什麼——當一個人選擇為別人去死的時候，他不是在死，他是在證明一件事：
這個世界上有些東西比活著更重要。
車子出了市區，上了高速公路。
弗里爾靠在椅背上閉目養神了一會兒。
他想起一九一九年剛進廠那會兒的樣子。
那時候他還不到二十歲，剛從部隊退伍。
戰爭已經結束，舊的帝國軍隊已經解散，新的魏瑪政府剛剛成立。
柏林街頭到處都是失業工人，排著長隊領救濟湯。
弗里爾沒有去排隊。
他父親是社民黨黨員，在戰前的葬禮上認識了一位老同志——那人後來成了德共柏林市委的委員。
他給弗里爾寫了封介紹信，讓弗里爾多去打聽打聽。三天後，那時候還不叫柏林第一機械廠的廠子錄用了他。
頭幾年日子緊巴巴的。
工資不高，物價也不穩，能餬口已經是萬幸了。
但有一點不同——廠里成立了工人委員會。
弗里爾至今還記得第一次參加工人委員會會議時的場景。那是個冬天的晚上，會議室里坐滿了人，抽菸的抽菸，喝茶的喝茶，吵得不可開交。
討論的議題是：廠里的利潤分配方案，是該多上繳國家，還是該多留點給工人自己。
「多繳國家！國家搞建設需要錢！我們苦幾年，將來好。」
說話的是車間工會主席。
「憑什麼我們就該苦幾年？我們苦了幾年了？」
那是弗里爾當時的班長，一個從魯爾區來的老工人，
「資本家在的時候我們苦，現在自己當家做主了還苦？那革命不是白搞了嗎？」
「誰說不搞建設了？建設要搞，工人也要活。
你讓工人每月拿這麼點工資，孩子都養不活，誰還有心思想干？」
吵了不知道多久，最後舉手表決。
決定利潤五五分——一半上繳國家，一半留作職工集體福利基金。
隔了沒幾天，工人委員會通過了第一項福利措施：
每年夏季，廠里組織工人去海邊療養。
今年是弗里爾第五次參加這個活動了。
頭幾年他是單身漢，跟工友們擠在宿舍里，白天在沙灘上踢球，晚上圍著篝火唱歌。
後來娶了赫爾塔，生了孩子，工廠給的福利也越來越好。
現在的療養是拖家帶口的，住的是帶獨立衛生間的家庭房，食堂里照著營養師的建議搭配菜品。
他想起了父親。
他父親在戰前也是鉗工。
在弗里茨還是個孩子的時候，記得有天父親下班回來，手指頭包著髒兮兮的繃帶——那是一台老式沖床壓的，三根手指當場就沒保住。
廠里的資本家給了五十馬克的慰問金，然後讓他回家養傷去了。
養了三個月，傷好了，回去報到，工頭說「你年紀大了，手又不靈便，廠里不需要人了」。
「不需要人了。」弗里爾到現在也忘不了這句話。
他父親那年才四十七歲。
四十七歲被趕出廠，沒有養老金，沒有工傷賠償，什麼都沒有。
那台吃了他三根手指的沖床還在車間裡轟隆轟隆地轉，一直轉到弗里爾進廠的那一年才淘汰。
「弗里爾，想什麼呢？」
庫爾特的聲音打斷了他的思緒。
「沒什麼。」弗里爾睜開眼，「就是突然想起我父親了。」
庫爾特也識趣的沒有再問。
車窗外田野越來越開闊，偶爾可以看見成群的拖拉機停在田邊——紅色的團結牌，車頭掛著工農的標誌。
庫爾特放慢車速，看了一眼那幾台拖拉機。
「聽說明年要出新的型號，能翻地、播種、施肥一次完成。」
「是嗎？」弗里爾順著他的目光望去，
「那得多少錢？」
「廠里不是說過了嗎？合作社買的話有補貼，好像是補百分之四十，農場集體購買另有優惠。」
庫爾特踩下油門，駛過一個路口，
「我家隔壁那個農民同志，去年買了台舊型的，高興的不得了。
他以前種地靠牛，一頭牛耕一天，累死累活也就耕那麼兩畝。
現在拖拉機開上去，煙一冒，地就翻完了。」
車子拐進一條林蔭道，兩邊是高大的橡樹，枝葉在頭頂交織成一條綠色的隧道。
道路的盡頭，藍色的海平線徐徐鋪展開來。
療養院是座三層樓的紅磚建築，外牆刷著淡黃色的塗料。
弗里爾推門進去，前台值班的女同志抬起頭，露出大衣下鮮紅的領章。
「同志，請問您叫什麼名字？」
「弗里爾·貝克爾。柏林第一人民機械廠的。」
女同志翻著登記簿，手指滑過一行行名字。
「找到了。您和您的家人住三樓307房間，這是鑰匙。
晚餐是六點到七點半，在一樓食堂。
明天早上九點在大廳集合，有集體活動安排。」
「什麼活動？」
「紅色教育參觀，去附近的革命烈士紀念碑獻花。
下午是自由活動，可以去海灘。
後天上午是體育比賽——」護士念著日程表，
「拔河、沙灘排球、游泳。您要是感興趣可以報名。」
「拔河就算了，我這腰不太好。沙灘排球？還行。」
女同志笑了笑，把鑰匙遞給他。
弗里爾走上三樓，推開307的門。
陽光從窗戶湧進來，打在白色的床單上，遠處大海的浪聲，正一陣一陣地傳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