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94章 唐寧街遇襲
一九三四年九月，倫敦，唐寧街十號。
麥克唐納坐在書房裡，面前攤著厚厚一沓文件。
他已經看了整整一個下午，但一個字都沒看進去。
他在想共產黨的事。
不是麥克唐納不想處理，是他處理不了。
三個月前，內政大臣向他提交了一份報告，建議取締英國共產黨的公開活動，逮捕其核心領導人。
報告寫得很詳細，證據很充分，理由很充足。
麥克唐納看了兩遍，然後把報告鎖進了抽屜里，沒有批覆。
不是麥克唐納不想批，是他不敢批。
麥克唐納看著外面那條街道。
唐寧街的衛兵在門口站得筆直，黑色的制服，紅色的帽纓，步槍上的刺刀在灰濛濛的光線下泛著冷光。
這些衛兵能擋住什麼？能擋住遊行的人群，能擋住砸石頭的暴徒。
但他們擋不住德國人的坦克。
德國人的坦克。麥克唐納閉上眼睛，腦子裡浮現出那張從柏林傳來的照片。
那是去年五月，德國在柏林舉行閱兵式，幾百輛坦克排成方陣從布蘭登堡門下駛過，履帶碾壓在石板路上，發出沉悶的轟鳴。
韋格納不會直接動手。
這一點，麥克唐納比誰都清楚。
那個坐在柏林辦公室里的德國人，從來不會像拿破崙那樣揮師西進。
他的手法更隱蔽，更狡猾，也更有效——他不需要派一兵一卒進入英國，只需要讓英國共產黨在這裡生根發芽，然後等著它自己開花結果。
而英國共產黨，正在開花結果。
麥克唐納走回桌前，翻開那份內務部的最新報告。
數字很刺眼：黨員人數超過十五萬，同情者至少是黨員的好幾倍。工會、碼頭、煤礦、鐵路——這些關鍵行業里，共產黨的影響力越來越大。
上個月，利物浦碼頭工人罷工，共產黨的人站在最前面，舉著紅旗，喊著口號。警察驅散了一次，第二天又來一次。抓了幾個人，第三天更多的人湧上街頭。
不是工人想造反，是工人吃不上飯。
大蕭條已經過去了幾年，但失業率還是兩位數，救濟金少得可憐，碼頭上的臨時工為了一個崗位要等上好幾個小時。
工人不傻，他們知道誰在幫他們——不是麥克唐納，不是保守黨，是共產黨。
共產黨的人給他們送麵包，送牛奶，幫他們寫請願書，陪他們去跟資本家談判。
麥克唐納嘆了口氣，拿起茶杯，茶已經涼了。
他沒有叫人來換，端起杯子喝了一口，涼茶又苦又澀，正像他此刻的心情。
他想起韋格納。那個比他年輕許多的德國人，從一九一八年起就用一種他看不懂的方式在改變世界。
他不喜歡韋格納，不喜歡他的主義，不喜歡他的方法，不喜歡他那種「我永遠是對的」的篤定。
但他不得不承認，韋格納做到了他做不到的事——讓工人吃飽飯，讓農民有地種，讓一個被戰爭打垮的國家在十幾年內重新站起來，站得比誰都高。
如果英國也有一個韋格納呢？麥克唐納有些不敢想下去了。
門被敲響了。秘書探進半個身子。
「首相，內政大臣的電話。他說——」
「告訴他，我明天再回。」
秘書退了出去。麥克唐納靠在椅背上，看著天花板。
他在想，如果他對國內的共產黨動手，柏林會怎麼做。
韋格納會不會出兵呢，這一點他不確定。德國人會不會派軍隊登陸英吉利海峽呢。
但他們一定會做別的事——經濟制裁，貿易封鎖，支持英共發動總罷工，讓整個國家癱瘓。
然後，等老百姓怨聲載道的時候，他們再推一把。
麥克唐納從抽屜里拿出那份擱置了三個月的報告，看了一眼，又放回去了。
不對共產黨動手，是等死。動手，是找死。他選擇了等死，至少能死得慢一些。
窗外，天色漸漸暗了。
唐寧街不遠處，一輛黑色的轎車停在路邊。
引擎沒有熄火，車裡坐著四個人，都穿著深色的衣服，帽子壓得很低，看不清臉。
副駕駛座上的人低頭看了看手錶，然後朝駕駛座上的人點了點頭。
「時間到了。」
駕駛座上的人沒有說話。他把手放在檔杆上，深吸了一口氣，然後踩下了油門。
轎車猛地沖了出去。
唐寧街的路口有警衛。一個穿制服的警察看見那輛車加速衝過來，下意識地舉起手，嘴裡喊著什麼——也許是「停下」，也許是「危險」，也許是別的什麼。
沒有人聽清，因為那輛車沒有停。
警察往旁邊閃了一步，從腰間接下配槍，朝車胎開了兩槍。子彈打在路面上，濺起一串火星。
警察又開了兩槍。這一次，一顆子彈打中了車門，在鐵皮上留下一個洞，但車是改裝過的，鐵皮下面焊了鋼板，子彈穿不透。
車窗降下來了。
副駕駛座上的人探出頭，手裡攥著一個玻璃瓶。瓶口塞著布條，布條在燃燒，火焰在風中跳動著。
他把燃燒瓶掄了兩圈，然後朝唐寧街十號的方向扔了出去。
玻璃瓶在空中劃出一道弧線，撞在首相官邸的外牆上，碎了。汽油濺在磚牆上，火焰騰地一下竄了起來，順著牆壁往上爬，像一條紅色的蛇。
緊接著是第二瓶，第三瓶。
然後是手榴彈，手榴彈落在官邸門前的台階上，滾了兩下，然後炸了。
轟。
爆炸聲在倫敦的上空炸開，震得附近的窗戶嘩嘩作響。
煙霧和火焰從官邸的方向湧出來，遮住了路燈的光，把整條街染成一片暗紅色。
尖銳的警報聲立刻響了起來。
黑色轎車沒有停。
它衝過唐寧街的盡頭，拐進一條小巷，消失在倫敦的夜色中。
麥克唐納被爆炸聲從椅子上震了起來。
他衝到窗前，看見外面一片火光。
煙霧在路燈的光暈中翻滾，玻璃碎片散落在街道上。
警衛們在喊，有人在跑，有人在打電話，有人在用滅火器撲火。一切都亂成了一鍋粥。
門被撞開了。秘書衝進來，臉色白得像紙。
「首相，您沒事吧？」
麥克唐納的腦子裡一片空白。
「首相！」秘書又喊了一聲。
麥克唐納終於轉過身來。
「我沒事。」他的聲音沙啞，「外面情況怎麼樣了？」
「還不清楚。已經打了電話，增援已經在路上了。」
麥克唐納點了點頭，走回桌前，坐下來。
「給國王陛下打電話。報告情況。」
「首相，這個時候——」
「去。」
秘書轉身跑了出去。
麥克唐納一個人坐在書房裡，他在想，是誰幹的。
是共產黨？不像。共產黨不會用這種方式。他們要的是民心，不是暴力。
扔燃燒彈、炸首相官邸——這種事只會讓他們失去民心。
是右翼？有可能。那些法西斯分子、保皇黨人、對現狀不滿的軍官，他們有動機，有能力，也有膽量。
是愛爾蘭人？也有可能。愛爾蘭共和軍一直在搞破壞，他們的手法就是炸彈、燃燒瓶、暗殺。
消息傳得很快。
不到一個小時，倫敦的各大報社都接到了消息。
夜班編輯們從睡夢中被叫起來，衝進辦公室，抓起電話，大聲喊著「號外號外」。
《泰晤士報》的號外標題用了巨大的黑體字：「唐寧街遭炸彈襲擊——首相無恙。」
《每日電訊報》的標題更驚悚：「燃燒彈砸向首相官邸——誰在縱火？」
《每日郵報》的標題最直接：「恐怖襲擊倫敦——共產黨乾的？」
消息越過英吉利海峽，傳到了巴黎。
法國共產黨中央連夜召開緊急會議，討論事態發展。傳到了柏林。
韋格納在凌晨被叫醒，眉頭緊鎖。傳到了莫斯科。
史達林在克里姆林宮的辦公室里來回踱步，手裡的菸斗冒著煙。
華盛頓，白宮的新聞秘書在凌晨兩點被叫醒，草草擬了一份聲明，措辭謹慎，只說「關注事態發展」。
全世界都在看著倫敦。
唐寧街的火還在燒。消防隊把火撲滅之後。
官邸的外牆被熏得焦黑，幾扇窗戶碎了，台階上散落著玻璃碴子和彈片。
警察在周圍拉起了警戒線，記者們被擋在外面，只能遠遠地拍照。
麥克唐納在凌晨三點被轉移到了安全屋。
他坐在車裡，看著窗外飛速後退的倫敦街道。
尖銳的在想，明天早上，他該怎麼面對議會，怎麼面對國王，怎麼面對那些等著看他笑話的反對黨議員。
他在想，這次襲擊會不會成為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
他在想，如果他辭職了，誰來接這個爛攤子。
誰接都一樣。沒有人能救英國。不是英國不夠強，是這個世界變得太快。
一九一八年之前，英國是世界的中心。現在呢？中心在柏林。
倫敦成了一座孤島，漂在大西洋的東邊，等著從歐洲大陸湧來的赤色洪流把它淹沒。
麥克唐納坐在書房裡，面前攤著厚厚一沓文件。
他已經看了整整一個下午，但一個字都沒看進去。
他在想共產黨的事。
不是麥克唐納不想處理，是他處理不了。
三個月前，內政大臣向他提交了一份報告，建議取締英國共產黨的公開活動，逮捕其核心領導人。
報告寫得很詳細，證據很充分，理由很充足。
麥克唐納看了兩遍，然後把報告鎖進了抽屜里，沒有批覆。
不是麥克唐納不想批，是他不敢批。
麥克唐納看著外面那條街道。
唐寧街的衛兵在門口站得筆直，黑色的制服，紅色的帽纓，步槍上的刺刀在灰濛濛的光線下泛著冷光。
這些衛兵能擋住什麼？能擋住遊行的人群，能擋住砸石頭的暴徒。
但他們擋不住德國人的坦克。
德國人的坦克。麥克唐納閉上眼睛，腦子裡浮現出那張從柏林傳來的照片。
那是去年五月，德國在柏林舉行閱兵式，幾百輛坦克排成方陣從布蘭登堡門下駛過，履帶碾壓在石板路上，發出沉悶的轟鳴。
韋格納不會直接動手。
這一點，麥克唐納比誰都清楚。
那個坐在柏林辦公室里的德國人，從來不會像拿破崙那樣揮師西進。
他的手法更隱蔽，更狡猾，也更有效——他不需要派一兵一卒進入英國，只需要讓英國共產黨在這裡生根發芽，然後等著它自己開花結果。
而英國共產黨，正在開花結果。
麥克唐納走回桌前，翻開那份內務部的最新報告。
數字很刺眼：黨員人數超過十五萬，同情者至少是黨員的好幾倍。工會、碼頭、煤礦、鐵路——這些關鍵行業里，共產黨的影響力越來越大。
上個月，利物浦碼頭工人罷工，共產黨的人站在最前面，舉著紅旗，喊著口號。警察驅散了一次，第二天又來一次。抓了幾個人，第三天更多的人湧上街頭。
不是工人想造反，是工人吃不上飯。
大蕭條已經過去了幾年，但失業率還是兩位數，救濟金少得可憐，碼頭上的臨時工為了一個崗位要等上好幾個小時。
工人不傻，他們知道誰在幫他們——不是麥克唐納，不是保守黨，是共產黨。
共產黨的人給他們送麵包，送牛奶，幫他們寫請願書，陪他們去跟資本家談判。
麥克唐納嘆了口氣，拿起茶杯，茶已經涼了。
他沒有叫人來換，端起杯子喝了一口，涼茶又苦又澀，正像他此刻的心情。
他想起韋格納。那個比他年輕許多的德國人，從一九一八年起就用一種他看不懂的方式在改變世界。
他不喜歡韋格納，不喜歡他的主義，不喜歡他的方法，不喜歡他那種「我永遠是對的」的篤定。
但他不得不承認，韋格納做到了他做不到的事——讓工人吃飽飯，讓農民有地種，讓一個被戰爭打垮的國家在十幾年內重新站起來，站得比誰都高。
如果英國也有一個韋格納呢？麥克唐納有些不敢想下去了。
門被敲響了。秘書探進半個身子。
「首相，內政大臣的電話。他說——」
「告訴他，我明天再回。」
秘書退了出去。麥克唐納靠在椅背上，看著天花板。
他在想，如果他對國內的共產黨動手，柏林會怎麼做。
韋格納會不會出兵呢，這一點他不確定。德國人會不會派軍隊登陸英吉利海峽呢。
但他們一定會做別的事——經濟制裁，貿易封鎖，支持英共發動總罷工，讓整個國家癱瘓。
然後，等老百姓怨聲載道的時候，他們再推一把。
麥克唐納從抽屜里拿出那份擱置了三個月的報告，看了一眼，又放回去了。
不對共產黨動手，是等死。動手，是找死。他選擇了等死，至少能死得慢一些。
窗外，天色漸漸暗了。
唐寧街不遠處，一輛黑色的轎車停在路邊。
引擎沒有熄火，車裡坐著四個人，都穿著深色的衣服，帽子壓得很低，看不清臉。
副駕駛座上的人低頭看了看手錶，然後朝駕駛座上的人點了點頭。
「時間到了。」
駕駛座上的人沒有說話。他把手放在檔杆上，深吸了一口氣，然後踩下了油門。
轎車猛地沖了出去。
唐寧街的路口有警衛。一個穿制服的警察看見那輛車加速衝過來，下意識地舉起手，嘴裡喊著什麼——也許是「停下」，也許是「危險」，也許是別的什麼。
沒有人聽清，因為那輛車沒有停。
警察往旁邊閃了一步，從腰間接下配槍，朝車胎開了兩槍。子彈打在路面上，濺起一串火星。
警察又開了兩槍。這一次，一顆子彈打中了車門，在鐵皮上留下一個洞，但車是改裝過的，鐵皮下面焊了鋼板，子彈穿不透。
車窗降下來了。
副駕駛座上的人探出頭，手裡攥著一個玻璃瓶。瓶口塞著布條，布條在燃燒，火焰在風中跳動著。
他把燃燒瓶掄了兩圈，然後朝唐寧街十號的方向扔了出去。
玻璃瓶在空中劃出一道弧線，撞在首相官邸的外牆上，碎了。汽油濺在磚牆上，火焰騰地一下竄了起來，順著牆壁往上爬，像一條紅色的蛇。
緊接著是第二瓶，第三瓶。
然後是手榴彈，手榴彈落在官邸門前的台階上，滾了兩下，然後炸了。
轟。
爆炸聲在倫敦的上空炸開，震得附近的窗戶嘩嘩作響。
煙霧和火焰從官邸的方向湧出來，遮住了路燈的光，把整條街染成一片暗紅色。
尖銳的警報聲立刻響了起來。
黑色轎車沒有停。
它衝過唐寧街的盡頭，拐進一條小巷，消失在倫敦的夜色中。
麥克唐納被爆炸聲從椅子上震了起來。
他衝到窗前，看見外面一片火光。
煙霧在路燈的光暈中翻滾，玻璃碎片散落在街道上。
警衛們在喊，有人在跑，有人在打電話，有人在用滅火器撲火。一切都亂成了一鍋粥。
門被撞開了。秘書衝進來，臉色白得像紙。
「首相，您沒事吧？」
麥克唐納的腦子裡一片空白。
「首相！」秘書又喊了一聲。
麥克唐納終於轉過身來。
「我沒事。」他的聲音沙啞，「外面情況怎麼樣了？」
「還不清楚。已經打了電話，增援已經在路上了。」
麥克唐納點了點頭，走回桌前，坐下來。
「給國王陛下打電話。報告情況。」
「首相，這個時候——」
「去。」
秘書轉身跑了出去。
麥克唐納一個人坐在書房裡，他在想，是誰幹的。
是共產黨？不像。共產黨不會用這種方式。他們要的是民心，不是暴力。
扔燃燒彈、炸首相官邸——這種事只會讓他們失去民心。
是右翼？有可能。那些法西斯分子、保皇黨人、對現狀不滿的軍官，他們有動機，有能力，也有膽量。
是愛爾蘭人？也有可能。愛爾蘭共和軍一直在搞破壞，他們的手法就是炸彈、燃燒瓶、暗殺。
消息傳得很快。
不到一個小時，倫敦的各大報社都接到了消息。
夜班編輯們從睡夢中被叫起來，衝進辦公室，抓起電話，大聲喊著「號外號外」。
《泰晤士報》的號外標題用了巨大的黑體字：「唐寧街遭炸彈襲擊——首相無恙。」
《每日電訊報》的標題更驚悚：「燃燒彈砸向首相官邸——誰在縱火？」
《每日郵報》的標題最直接：「恐怖襲擊倫敦——共產黨乾的？」
消息越過英吉利海峽，傳到了巴黎。
法國共產黨中央連夜召開緊急會議，討論事態發展。傳到了柏林。
韋格納在凌晨被叫醒，眉頭緊鎖。傳到了莫斯科。
史達林在克里姆林宮的辦公室里來回踱步，手裡的菸斗冒著煙。
華盛頓，白宮的新聞秘書在凌晨兩點被叫醒，草草擬了一份聲明，措辭謹慎，只說「關注事態發展」。
全世界都在看著倫敦。
唐寧街的火還在燒。消防隊把火撲滅之後。
官邸的外牆被熏得焦黑，幾扇窗戶碎了，台階上散落著玻璃碴子和彈片。
警察在周圍拉起了警戒線，記者們被擋在外面，只能遠遠地拍照。
麥克唐納在凌晨三點被轉移到了安全屋。
他坐在車裡，看著窗外飛速後退的倫敦街道。
尖銳的在想，明天早上，他該怎麼面對議會，怎麼面對國王，怎麼面對那些等著看他笑話的反對黨議員。
他在想，這次襲擊會不會成為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
他在想，如果他辭職了，誰來接這個爛攤子。
誰接都一樣。沒有人能救英國。不是英國不夠強，是這個世界變得太快。
一九一八年之前，英國是世界的中心。現在呢？中心在柏林。
倫敦成了一座孤島，漂在大西洋的東邊，等著從歐洲大陸湧來的赤色洪流把它淹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