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89章 出去走走
韋格納把最後一份文件合上，靠在椅背上，長長地呼了一口氣。
他看了整整一下午的報告——經濟委員會的農業匯總、國防部的軍區合併方案、波蘭轉來的審訊記錄、還有幾份從倫敦通過秘密渠道送來的情報。
韋格納感覺自己的眼睛有些酸了，腦子也有些木了。
他站起來，走到窗前，看著外面的街道。
大街上的行人不多，有幾個穿著工裝的男人拎著工具包匆匆走過，一個女人推著嬰兒車慢悠悠地散步，一個老人拄著拐杖在樹下站著，不知道是在等人還是在發呆。
韋格納看了一會兒，忽然說了一句：「諾依曼。」
諾依曼從外間的秘書室探進半個身子。
「主席同志？」
「我想出去走走。」
諾依曼的手旋即從門把手上鬆開了。他走進辦公室，把門帶上，站在韋格納面前。
「主席，您這個月已經出去好多趟了。」
「好多趟嗎？」韋格納轉過身來，「我怎麼記得就出去了兩趟啊。」
「四趟。」諾依曼豎起三根手指。
「一號去施普雷河邊走了半小時，十號去東區市場轉了一圈，二十號去夏洛滕堡看了一個建築工地。
都是我一個人跟著，沒有安全處的同志。」
韋格納笑了。
「你不是跟著了嗎？有你在，我怕什麼？」
諾依曼卻仍舊倔強的盯著韋格納。
「主席，上次您派我去送文件，回來之後就看到辦公桌上留了張條子，寫著我出去看看，別擔心。
我騎著自行車找了您兩個小時，最後在克羅伊茨貝格的一個街心花園裡找到您了，您正蹲在路邊跟一個老同志聊天。
施密特同志知道這件事之後，把我叫去談了半個小時。」
「他批評你了？」
「那倒沒有，施密特同志說，如果主席出了什麼事，我負不起這個責任。
他說，這不是我一個人的事，是整個黨，整個國家的事。」
韋格納走回桌前，坐下來，雙手交叉放在桌上。
「諾依曼，你過來坐。」
諾依曼猶豫了一下，還是坐到了韋格納對面的椅子上。
「我問你一個問題。」韋格納的聲音放低了。「你覺得，我坐在這個辦公室里，能看到真實的人民生活嗎？」
諾依曼張了張嘴，沒有說出話來。
「你看，你回答不了。」韋格納靠在椅背上。
「我也回答不了。因為我看到的，都是經過篩選的——文件是下面報上來的，報告是專家寫的，來見我的人是提前安排好的。
甚至我走在街上，那些跟我打招呼的人，有多少是真的偶然遇見，有多少是安全處的同志提前布置好的，你知道嗎？」
諾依曼低下了頭。
「我知道。」韋格納的心情也有些低沉了。
「我知道每次我出去，外面都有不少同志在暗處警戒。
他們穿著便衣，裝成路人，裝成小販，裝成修鞋匠。
他們的工作做得很好，好到我經常分辨不出來。但我知道他們在我身邊的。」
他頓了頓。
「我不怪他們。這是同志們的職責，他們做得對。
我也理解同志們的用心——一個國家的領導人，不能隨便在馬路上晃蕩，萬一出了事，後果不堪設想。」
「那您為什麼還要出去呢？」諾依曼抬起頭。
「因為我心裡不舒服。」
諾依曼愣了一下。
「不是不舒服你們攔我，是不舒服我自己。」韋格納的手指在桌面上輕輕敲著。
「我看文件，看到農民收入增長了，看到工人住進新房了，看到孩子能上學了。
這些數字是真的，我相信。
但我總想親眼看看，我不想看那些被安排好的、打掃乾淨的、提前通知了的地方，是隨便走進一條巷子、一個院子、一家小店，看看那裡的人民群眾到底過得怎麼樣。」
他直起身。
「我不是不信任下面的同志。
我是怕他們報喜不報憂。報喜不報憂，是人的天性。
誰也不願意把壞消息往上送。
但如果我聽不到壞消息，我就會以為一切都好。
一切都好的時候，就是最容易出事的時候。」
「所以，我還是要出去。」韋格納的語氣平靜下來，
「但這次，我還是要徵求一下你的意見，不給你留個條子就出門了。」
諾依曼咬了咬牙。
「主席，您要是出去，必須讓中央安全處的同志跟著。至少兩個人，便衣，遠遠地跟著，不打擾您。」
韋格納搖了搖頭。
「兩個人跟著，就是四個人知道。四個人知道，就是十個人知道。
十個人知道，那條街上的小販就都換成安全處的人了。那我還出去看什麼？」
諾依曼張了張嘴，又閉上了。
「就你跟我，咱們兩個去。」韋格納說。
「化個妝，換身衣服，沒人認出來。」
「化妝？」
「對。化妝。你去找兩套衣服來，再弄兩頂帽子，把臉遮一遮。咱們兩個從後門出去，不走正門。」
諾依曼的眉頭擰成了一個疙瘩。
「主席，這太危險了。萬一——」
「萬一什麼？萬一有人認出我來？」
「可是——」
「沒什麼好擔心的，諾依曼同志啊，你跟我在一起工作了這麼多年，你也知道我是什麼樣的人。
我這個人是不喜歡被關在籠子裡的。」
諾依曼低下頭，看著自己的膝蓋。他的手在膝蓋上攥了攥，又鬆開了。
「主席，那您答應我一件事。」
「什麼事？」
「如果外面情況不對，您必須馬上跟我回來。不能看熱鬧，不能湊上去。」
韋格納笑了一下。「好。我答應你。」
諾依曼站起來，走到門口，停下來。
「那我去找衣服。」
「等一下。」韋格納叫住他。「再帶點錢，不要太多，從我的津貼裡面扣出來就好了。」
諾依曼點了點頭，走了出去。
半個小時後，兩個人站在韋格納辦公室的後門口。
韋格納換上了一件灰藍色的舊工裝，外面套了一件深色的薄外套，頭上戴著一頂鴨舌帽，帽檐壓得很低。
他的臉被帽子的陰影遮住了大半，不仔細看，根本認不出來是德國的領導人。
諾依曼穿著一件皺巴巴的棕色夾克，戴著一頂舊氈帽，脖子上掛著一台照相機，看起來像個出來採風的攝影愛好者。
「呦，你從哪弄來的相機啊？」韋格納問。
「從我表哥那兒借的。他是《柏林日報》的攝影記者。」
諾依曼把相機舉起來，對著韋格納比劃了一下。「到時候出門說我們是記者就行了。」
韋格納點了點頭，推開了後門。
「走吧。」
兩個人一前一後，走進了柏林九月午後的陽光里。
他看了整整一下午的報告——經濟委員會的農業匯總、國防部的軍區合併方案、波蘭轉來的審訊記錄、還有幾份從倫敦通過秘密渠道送來的情報。
韋格納感覺自己的眼睛有些酸了，腦子也有些木了。
他站起來，走到窗前，看著外面的街道。
大街上的行人不多，有幾個穿著工裝的男人拎著工具包匆匆走過，一個女人推著嬰兒車慢悠悠地散步，一個老人拄著拐杖在樹下站著，不知道是在等人還是在發呆。
韋格納看了一會兒，忽然說了一句：「諾依曼。」
諾依曼從外間的秘書室探進半個身子。
「主席同志？」
「我想出去走走。」
諾依曼的手旋即從門把手上鬆開了。他走進辦公室，把門帶上，站在韋格納面前。
「主席，您這個月已經出去好多趟了。」
「好多趟嗎？」韋格納轉過身來，「我怎麼記得就出去了兩趟啊。」
「四趟。」諾依曼豎起三根手指。
「一號去施普雷河邊走了半小時，十號去東區市場轉了一圈，二十號去夏洛滕堡看了一個建築工地。
都是我一個人跟著，沒有安全處的同志。」
韋格納笑了。
「你不是跟著了嗎？有你在，我怕什麼？」
諾依曼卻仍舊倔強的盯著韋格納。
「主席，上次您派我去送文件，回來之後就看到辦公桌上留了張條子，寫著我出去看看，別擔心。
我騎著自行車找了您兩個小時，最後在克羅伊茨貝格的一個街心花園裡找到您了，您正蹲在路邊跟一個老同志聊天。
施密特同志知道這件事之後，把我叫去談了半個小時。」
「他批評你了？」
「那倒沒有，施密特同志說，如果主席出了什麼事，我負不起這個責任。
他說，這不是我一個人的事，是整個黨，整個國家的事。」
韋格納走回桌前，坐下來，雙手交叉放在桌上。
「諾依曼，你過來坐。」
諾依曼猶豫了一下，還是坐到了韋格納對面的椅子上。
「我問你一個問題。」韋格納的聲音放低了。「你覺得，我坐在這個辦公室里，能看到真實的人民生活嗎？」
諾依曼張了張嘴，沒有說出話來。
「你看，你回答不了。」韋格納靠在椅背上。
「我也回答不了。因為我看到的，都是經過篩選的——文件是下面報上來的，報告是專家寫的，來見我的人是提前安排好的。
甚至我走在街上，那些跟我打招呼的人，有多少是真的偶然遇見，有多少是安全處的同志提前布置好的，你知道嗎？」
諾依曼低下了頭。
「我知道。」韋格納的心情也有些低沉了。
「我知道每次我出去，外面都有不少同志在暗處警戒。
他們穿著便衣，裝成路人，裝成小販，裝成修鞋匠。
他們的工作做得很好，好到我經常分辨不出來。但我知道他們在我身邊的。」
他頓了頓。
「我不怪他們。這是同志們的職責，他們做得對。
我也理解同志們的用心——一個國家的領導人，不能隨便在馬路上晃蕩，萬一出了事，後果不堪設想。」
「那您為什麼還要出去呢？」諾依曼抬起頭。
「因為我心裡不舒服。」
諾依曼愣了一下。
「不是不舒服你們攔我，是不舒服我自己。」韋格納的手指在桌面上輕輕敲著。
「我看文件，看到農民收入增長了，看到工人住進新房了，看到孩子能上學了。
這些數字是真的，我相信。
但我總想親眼看看，我不想看那些被安排好的、打掃乾淨的、提前通知了的地方，是隨便走進一條巷子、一個院子、一家小店，看看那裡的人民群眾到底過得怎麼樣。」
他直起身。
「我不是不信任下面的同志。
我是怕他們報喜不報憂。報喜不報憂，是人的天性。
誰也不願意把壞消息往上送。
但如果我聽不到壞消息，我就會以為一切都好。
一切都好的時候，就是最容易出事的時候。」
「所以，我還是要出去。」韋格納的語氣平靜下來，
「但這次，我還是要徵求一下你的意見，不給你留個條子就出門了。」
諾依曼咬了咬牙。
「主席，您要是出去，必須讓中央安全處的同志跟著。至少兩個人，便衣，遠遠地跟著，不打擾您。」
韋格納搖了搖頭。
「兩個人跟著，就是四個人知道。四個人知道，就是十個人知道。
十個人知道，那條街上的小販就都換成安全處的人了。那我還出去看什麼？」
諾依曼張了張嘴，又閉上了。
「就你跟我，咱們兩個去。」韋格納說。
「化個妝，換身衣服，沒人認出來。」
「化妝？」
「對。化妝。你去找兩套衣服來，再弄兩頂帽子，把臉遮一遮。咱們兩個從後門出去，不走正門。」
諾依曼的眉頭擰成了一個疙瘩。
「主席，這太危險了。萬一——」
「萬一什麼？萬一有人認出我來？」
「可是——」
「沒什麼好擔心的，諾依曼同志啊，你跟我在一起工作了這麼多年，你也知道我是什麼樣的人。
我這個人是不喜歡被關在籠子裡的。」
諾依曼低下頭，看著自己的膝蓋。他的手在膝蓋上攥了攥，又鬆開了。
「主席，那您答應我一件事。」
「什麼事？」
「如果外面情況不對，您必須馬上跟我回來。不能看熱鬧，不能湊上去。」
韋格納笑了一下。「好。我答應你。」
諾依曼站起來，走到門口，停下來。
「那我去找衣服。」
「等一下。」韋格納叫住他。「再帶點錢，不要太多，從我的津貼裡面扣出來就好了。」
諾依曼點了點頭，走了出去。
半個小時後，兩個人站在韋格納辦公室的後門口。
韋格納換上了一件灰藍色的舊工裝，外面套了一件深色的薄外套，頭上戴著一頂鴨舌帽，帽檐壓得很低。
他的臉被帽子的陰影遮住了大半，不仔細看，根本認不出來是德國的領導人。
諾依曼穿著一件皺巴巴的棕色夾克，戴著一頂舊氈帽，脖子上掛著一台照相機，看起來像個出來採風的攝影愛好者。
「呦，你從哪弄來的相機啊？」韋格納問。
「從我表哥那兒借的。他是《柏林日報》的攝影記者。」
諾依曼把相機舉起來，對著韋格納比劃了一下。「到時候出門說我們是記者就行了。」
韋格納點了點頭，推開了後門。
「走吧。」
兩個人一前一後，走進了柏林九月午後的陽光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