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02章 低地之春2
一九三二年九月四日，下午三時。
阿姆斯特丹，東區。
一棟建於上世紀末的老建築裡面，幾十個人坐在一起商量著什麼。
他們中有工人，有知識分子，有年輕的黨員，也有頭髮花白的老同志。
阿爾伯特·費恩坐在主位上，十四年前，他和特魯爾斯特拉一起流亡德國，在柏林的工廠里當過工人，在夜校裡面教過書，在街頭和工人們聊天。
他見過德國從一個戰敗國變成強國，見過工人從奴隸變成主人。
現在，他坐在阿姆斯特丹這間破舊的倉庫里，面前是一群和他一樣渴望改變的人。
會議已經開了兩個小時。
費恩把一份文件推到桌子中央。
「同志們，這是柏林的消息。共產國際的同志告訴我們，現在不是漸進的時候了。歐洲的局勢已經變了。德國、法國、義大利、蘇聯——整個世界都在往前走。我們也不能掉隊。」
旁邊的范德林登，社會黨左翼的領導人，阿姆斯特丹碼頭工人罷工的組織者也發表了自己的意見。
「費恩同志，我們不是不想走。是走不動。實在是我們現在手頭上的力量太弱、太分撒了。」
聽到這話的費恩站起身，走到牆上那張手繪的荷蘭地圖前。
「同志們，你們知道，我為什麼從德國回來嗎？」
他指著地圖上的阿姆斯特丹。
「因為特魯爾斯特拉同志在去世前告訴我：時機到了。」
「我在德國待了十四年。我看著德國同志怎麼一步一步走過來的。他們也用了不斷的時間才從一個戰敗國變成強國。
我們呢？我們才剛開始。」
「可是，現在確實不一樣了。」
他拿起另一份文件。
「這是柏林來的最新指示。共產國際的同志說，現在的世界革命形勢，已經不是數年前了。德國、法國、義大利、蘇聯——我們的力量已經足夠強大。英國在退縮，美國自顧不暇。這是百年難遇的機會。」
他把文件放下。
「所以，策略要變。從漸進，變成主動。」
范德林登皺起眉頭。
「主動？怎麼主動？罷工？遊行？還是像西班牙那樣，拿起槍？」
費恩看著他。
「都可以。但要快。」
他拿出一張紙，上面寫著幾個大字。
「總罷工——武裝起義——建立社會主義荷蘭」
會議室里安靜了。
范德林登盯著那行字，看了很久。
「費恩同志，這……」他抬起頭，「我們準備好了嗎？」
費恩說：「沒有。但西班牙的同志也沒準備好。波羅的海的同志也沒準備好。革命從來不會等你準備好了再來。」
「而且，我們不是一個人在打仗。」
「我從柏林回來之前和克朗茨同志面談過一次，他說，只要我們開口，他們就來。」
范德林登皺起眉頭。
「費恩同志，你確定要這樣做？請外國軍隊來？荷蘭人會怎麼看？」
費恩看著他。
「范德林登同志，你記得一九一八年嗎？」
范德林登愣了一下。
費恩說：
「一九一八年，德國人革命的時候，我們在幹什麼？我們也想靠我們自己建立起一個新的荷蘭。
可結果呢？政府調來軍隊，把我們的同志抓的抓，殺的殺。特魯爾斯特拉同志和我，像狗一樣逃到德國。」
「十四年了。我不想再空等十四年了。」
「同志們，我知道你們擔心。擔心荷蘭人會說我們是德國人的傀儡。擔心革命會變成占領。擔心我們贏了，也只是換一個主人。」
他看著每一個人。
「但你們想想，西班牙人當初也擔心。波羅的海的人也擔心。結果呢？德國人打完就走了。西班牙現在是西班牙人的西班牙，波羅的海是波羅的海人的波羅的海。除了各國來幫扶援助的同志們就沒有留下一兵一卒。」
「因為他們知道，革命不是靠槍桿子能輸出的。革命要靠自己。他們只是來幫我們。幫我們打贏第一仗。後面的路，還是得由我們自己走。」
一個年輕工人第一個站起來。
「費恩同志，我同意。」
他看著范德林登。
「范德林登同志，您說的對。我們的力量很弱。但正因為弱，才需要幫助。西班牙的同志當初也弱。波羅的海的同志也弱。他們有了幫助，就強了。」
范德林登沉默了很久。
然後他抬起頭。
「費恩同志，電報發了嗎？」
費恩說：「還沒有。我要等你們的意見。」
范德林登站起身。
「發吧。」
他伸出手。
「費恩同志，我們一起干。」
費恩握住他的手。
會議室里，幾十個人都站了起來。
「發吧！」
「讓德國同志來！」
「把荷蘭從資本家手裡奪回來！」
費恩看著那些激動的臉，看著那些握緊的拳頭。
他想起十四年前，在阿姆斯特丹的街頭，他也見過這樣的臉，這樣的拳頭。那時候他們失敗了。這一次，不會了。
遠處，阿姆斯特丹的教堂鐘聲正在敲響。那是聖尼古拉斯教堂的鐘，三百年來，它一直在敲。為國王敲過，為商人敲過，為每一個統治過這座城市的人敲過。
很快，它會為另一種人敲響。
他轉過身。
「同志們，回去準備。罷工、遊行、占領工廠——能做的都做。讓政府知道，荷蘭的人民是時候該站起來了。」
一九三二年九月五日，晚八時。
柏林，人民委員會大樓。
克朗茨推門走進韋格納辦公室的時候，手裡拿著一份剛從阿姆斯特丹轉來的密電。
韋格納正在批閱文件，抬起頭看了他一眼。
「克朗茨同志啊，什麼事這麼開心啊？」
克朗茨把電報放在他面前。
「主席，這是荷蘭的費恩同志發來的。他們準備動手了。」
韋格納放下筆，拿起電報。
電報不長，但每一個字都像一顆火種。
「柏林共產國際執委會：荷蘭社會黨、共產黨及各大工會已達成聯合行動協議。國內局勢持續惡化，失業率突破百分之三十，政府已失去民心。
我們計劃於近期發動總罷工，並視情況轉為武裝起義。請求共產國際在物資、人員及必要時提供軍事支援。
阿爾伯特·費恩，一九三二年六月五日。」
「主席，這是個機會。」
韋格納沒有回頭。
「什麼機會？」
克朗茨說：「荷蘭是低地國家的門戶。拿下荷蘭，英國人的側翼就徹底暴露了。我們在英吉利海峽東段的封鎖線，可以直接推進到荷蘭海岸。而且，荷蘭的港口——」
韋格納轉過身，打斷他。
「我知道荷蘭的重要性。我問的是，這是個什麼機會？」
克朗茨愣了一下。
「克朗茨同志，你剛才走進來的時候，臉上帶著笑。那是一種想打仗的笑。我問你，你是不是很想打這一仗？」
「是。」克朗茨坦率地說，
「這段時間我們演習了那麼多次，海軍演習，登陸演習，空降演習。演習再好，也是假的。士兵需要見血，指揮官需要實戰。荷蘭，是最好的練兵場。」
韋格納轉過身，看著他。
「練兵場？那是荷蘭人的國家。那是荷蘭人的革命。我們去，是為了幫他們，不是為了練兵。」
克朗茨沒有退縮。
「主席，這兩件事不矛盾。幫他們，就是幫我們自己。荷蘭解放了，英國人的側翼就暴露了。我們的海軍可以直接威脅他們的東海岸。而且——」
「我們真的準備好了嗎？如果明天就下令登陸英國，我們的部隊能上去嗎？我們的海軍能掩護嗎？我們的後勤能跟上嗎？」
克朗茨繼續說：「演習可以模擬一切，但模擬不了死亡。新入伍的士兵沒見過血，就永遠不知道戰場上該做什麼。
軍官沒打過仗，就永遠不知道命令一下去，會變成什麼樣。我們搞了三個多月的演習，也是時候檢驗一下了。」
「主席，荷蘭這場仗，就是不打不行的仗。不是因為它是練兵場，不是因為它能幫我們打英國。
是因為荷蘭的工人階級已經站起來了。他們在等我們。如果我們不去，他們就可能失敗，就會多犧牲一些同志。」
「主席，您說過，革命不是請客吃飯。革命是要流血的。但如今的形式也允許我們對外進行輸出性質的革命了。」
韋格納看著他，看了很久。
然後他笑了。
「克朗茨同志，你什麼時候變得這麼會說話了？」
克朗茨也笑了。
「跟您學的。」
韋格納想了想說，
「那就說說你的計劃吧。」
克朗茨直接走到地圖前，拿起指示棒。
「荷蘭的情況和西班牙不一樣。西班牙是大國，有縱深，有山區，可以打游擊。荷蘭是平原，沒有縱深，沒有天險。要打，就得速戰速決。」
他的棒尖點在阿姆斯特丹、鹿特丹、海牙三個城市上。
「我們的計劃是：三路並進，中心開花。」
「第一是空降。從德國西部機場起飛，在阿姆斯特丹和阿納姆之間空降一個傘兵營。任務是切斷荷蘭政府軍的退路，控制關鍵的橋樑和交通樞紐。」
「第二，我們的機械化部隊從德荷邊境推進，目標直指阿姆斯特丹。荷蘭人在邊境有防線，但不強。我們的坦克可以在二十四小時內突破。」
「海路方面從解放港出發，在鹿特丹港外登陸。這一路由海軍負責掩護，登陸部隊由法國和義大利的海軍陸戰隊組成。鹿特丹是荷蘭最大的港口，拿下它，就能切斷荷蘭的海上補給線。」
他放下指示棒。
「三路同時行動，二十四小時內，包圍阿姆斯特丹。四十八小時內，拿下整個荷蘭。」
「我算了一下，出兵的總兵力約五萬人。其中我國出三萬，法國出一萬，義大利出五千，其他各國出五千。空軍出動五百架飛機，海軍出動所有主力艦艇。」
韋格納問：「荷蘭政府軍有多少人？」
克朗茨說：「正規軍約兩萬，預備役約三萬。裝備落後，士氣低落。關鍵是，他們不信任自己的政府。很多士兵自己就是失業工人。」
韋格納點點頭。
「英國人呢？他們會幹涉嗎？」
克朗茨說：「可能性不大。英國人的海軍雖然強，但我們的潛艇已經在北海部署了。如果他們敢來，就得付出代價。而且——」
「英國人現在還相信，我們要打的是美國。」
韋格納也笑了。
「那個假情報，看來還有點用。」
「現在世界革命的形式已經和當初時間不同了，也確實該換一種思路來進行對外輸出的方式了，既然荷蘭的同志們在等我們。我們不能讓他們等不到。」
他拿起筆，在電報上寫了一行批覆。
「同意出兵。共產國際會全力支援的。讓費恩同志放心，我們來了。」
他放下筆，看著克朗茨。
「克朗茨同志，有信心嗎？」
克朗茨立正，敬了個軍禮。
「有。」
阿姆斯特丹，東區。
一棟建於上世紀末的老建築裡面，幾十個人坐在一起商量著什麼。
他們中有工人，有知識分子，有年輕的黨員，也有頭髮花白的老同志。
阿爾伯特·費恩坐在主位上，十四年前，他和特魯爾斯特拉一起流亡德國，在柏林的工廠里當過工人，在夜校裡面教過書，在街頭和工人們聊天。
他見過德國從一個戰敗國變成強國，見過工人從奴隸變成主人。
現在，他坐在阿姆斯特丹這間破舊的倉庫里，面前是一群和他一樣渴望改變的人。
會議已經開了兩個小時。
費恩把一份文件推到桌子中央。
「同志們，這是柏林的消息。共產國際的同志告訴我們，現在不是漸進的時候了。歐洲的局勢已經變了。德國、法國、義大利、蘇聯——整個世界都在往前走。我們也不能掉隊。」
旁邊的范德林登，社會黨左翼的領導人，阿姆斯特丹碼頭工人罷工的組織者也發表了自己的意見。
「費恩同志，我們不是不想走。是走不動。實在是我們現在手頭上的力量太弱、太分撒了。」
聽到這話的費恩站起身，走到牆上那張手繪的荷蘭地圖前。
「同志們，你們知道，我為什麼從德國回來嗎？」
他指著地圖上的阿姆斯特丹。
「因為特魯爾斯特拉同志在去世前告訴我：時機到了。」
「我在德國待了十四年。我看著德國同志怎麼一步一步走過來的。他們也用了不斷的時間才從一個戰敗國變成強國。
我們呢？我們才剛開始。」
「可是，現在確實不一樣了。」
他拿起另一份文件。
「這是柏林來的最新指示。共產國際的同志說，現在的世界革命形勢，已經不是數年前了。德國、法國、義大利、蘇聯——我們的力量已經足夠強大。英國在退縮，美國自顧不暇。這是百年難遇的機會。」
他把文件放下。
「所以，策略要變。從漸進，變成主動。」
范德林登皺起眉頭。
「主動？怎麼主動？罷工？遊行？還是像西班牙那樣，拿起槍？」
費恩看著他。
「都可以。但要快。」
他拿出一張紙，上面寫著幾個大字。
「總罷工——武裝起義——建立社會主義荷蘭」
會議室里安靜了。
范德林登盯著那行字，看了很久。
「費恩同志，這……」他抬起頭，「我們準備好了嗎？」
費恩說：「沒有。但西班牙的同志也沒準備好。波羅的海的同志也沒準備好。革命從來不會等你準備好了再來。」
「而且，我們不是一個人在打仗。」
「我從柏林回來之前和克朗茨同志面談過一次，他說，只要我們開口，他們就來。」
范德林登皺起眉頭。
「費恩同志，你確定要這樣做？請外國軍隊來？荷蘭人會怎麼看？」
費恩看著他。
「范德林登同志，你記得一九一八年嗎？」
范德林登愣了一下。
費恩說：
「一九一八年，德國人革命的時候，我們在幹什麼？我們也想靠我們自己建立起一個新的荷蘭。
可結果呢？政府調來軍隊，把我們的同志抓的抓，殺的殺。特魯爾斯特拉同志和我，像狗一樣逃到德國。」
「十四年了。我不想再空等十四年了。」
「同志們，我知道你們擔心。擔心荷蘭人會說我們是德國人的傀儡。擔心革命會變成占領。擔心我們贏了，也只是換一個主人。」
他看著每一個人。
「但你們想想，西班牙人當初也擔心。波羅的海的人也擔心。結果呢？德國人打完就走了。西班牙現在是西班牙人的西班牙，波羅的海是波羅的海人的波羅的海。除了各國來幫扶援助的同志們就沒有留下一兵一卒。」
「因為他們知道，革命不是靠槍桿子能輸出的。革命要靠自己。他們只是來幫我們。幫我們打贏第一仗。後面的路，還是得由我們自己走。」
一個年輕工人第一個站起來。
「費恩同志，我同意。」
他看著范德林登。
「范德林登同志，您說的對。我們的力量很弱。但正因為弱，才需要幫助。西班牙的同志當初也弱。波羅的海的同志也弱。他們有了幫助，就強了。」
范德林登沉默了很久。
然後他抬起頭。
「費恩同志，電報發了嗎？」
費恩說：「還沒有。我要等你們的意見。」
范德林登站起身。
「發吧。」
他伸出手。
「費恩同志，我們一起干。」
費恩握住他的手。
會議室里，幾十個人都站了起來。
「發吧！」
「讓德國同志來！」
「把荷蘭從資本家手裡奪回來！」
費恩看著那些激動的臉，看著那些握緊的拳頭。
他想起十四年前，在阿姆斯特丹的街頭，他也見過這樣的臉，這樣的拳頭。那時候他們失敗了。這一次，不會了。
遠處，阿姆斯特丹的教堂鐘聲正在敲響。那是聖尼古拉斯教堂的鐘，三百年來，它一直在敲。為國王敲過，為商人敲過，為每一個統治過這座城市的人敲過。
很快，它會為另一種人敲響。
他轉過身。
「同志們，回去準備。罷工、遊行、占領工廠——能做的都做。讓政府知道，荷蘭的人民是時候該站起來了。」
一九三二年九月五日，晚八時。
柏林，人民委員會大樓。
克朗茨推門走進韋格納辦公室的時候，手裡拿著一份剛從阿姆斯特丹轉來的密電。
韋格納正在批閱文件，抬起頭看了他一眼。
「克朗茨同志啊，什麼事這麼開心啊？」
克朗茨把電報放在他面前。
「主席，這是荷蘭的費恩同志發來的。他們準備動手了。」
韋格納放下筆，拿起電報。
電報不長，但每一個字都像一顆火種。
「柏林共產國際執委會：荷蘭社會黨、共產黨及各大工會已達成聯合行動協議。國內局勢持續惡化，失業率突破百分之三十，政府已失去民心。
我們計劃於近期發動總罷工，並視情況轉為武裝起義。請求共產國際在物資、人員及必要時提供軍事支援。
阿爾伯特·費恩，一九三二年六月五日。」
「主席，這是個機會。」
韋格納沒有回頭。
「什麼機會？」
克朗茨說：「荷蘭是低地國家的門戶。拿下荷蘭，英國人的側翼就徹底暴露了。我們在英吉利海峽東段的封鎖線，可以直接推進到荷蘭海岸。而且，荷蘭的港口——」
韋格納轉過身，打斷他。
「我知道荷蘭的重要性。我問的是，這是個什麼機會？」
克朗茨愣了一下。
「克朗茨同志，你剛才走進來的時候，臉上帶著笑。那是一種想打仗的笑。我問你，你是不是很想打這一仗？」
「是。」克朗茨坦率地說，
「這段時間我們演習了那麼多次，海軍演習，登陸演習，空降演習。演習再好，也是假的。士兵需要見血，指揮官需要實戰。荷蘭，是最好的練兵場。」
韋格納轉過身，看著他。
「練兵場？那是荷蘭人的國家。那是荷蘭人的革命。我們去，是為了幫他們，不是為了練兵。」
克朗茨沒有退縮。
「主席，這兩件事不矛盾。幫他們，就是幫我們自己。荷蘭解放了，英國人的側翼就暴露了。我們的海軍可以直接威脅他們的東海岸。而且——」
「我們真的準備好了嗎？如果明天就下令登陸英國，我們的部隊能上去嗎？我們的海軍能掩護嗎？我們的後勤能跟上嗎？」
克朗茨繼續說：「演習可以模擬一切，但模擬不了死亡。新入伍的士兵沒見過血，就永遠不知道戰場上該做什麼。
軍官沒打過仗，就永遠不知道命令一下去，會變成什麼樣。我們搞了三個多月的演習，也是時候檢驗一下了。」
「主席，荷蘭這場仗，就是不打不行的仗。不是因為它是練兵場，不是因為它能幫我們打英國。
是因為荷蘭的工人階級已經站起來了。他們在等我們。如果我們不去，他們就可能失敗，就會多犧牲一些同志。」
「主席，您說過，革命不是請客吃飯。革命是要流血的。但如今的形式也允許我們對外進行輸出性質的革命了。」
韋格納看著他，看了很久。
然後他笑了。
「克朗茨同志，你什麼時候變得這麼會說話了？」
克朗茨也笑了。
「跟您學的。」
韋格納想了想說，
「那就說說你的計劃吧。」
克朗茨直接走到地圖前，拿起指示棒。
「荷蘭的情況和西班牙不一樣。西班牙是大國，有縱深，有山區，可以打游擊。荷蘭是平原，沒有縱深，沒有天險。要打，就得速戰速決。」
他的棒尖點在阿姆斯特丹、鹿特丹、海牙三個城市上。
「我們的計劃是：三路並進，中心開花。」
「第一是空降。從德國西部機場起飛，在阿姆斯特丹和阿納姆之間空降一個傘兵營。任務是切斷荷蘭政府軍的退路，控制關鍵的橋樑和交通樞紐。」
「第二，我們的機械化部隊從德荷邊境推進，目標直指阿姆斯特丹。荷蘭人在邊境有防線，但不強。我們的坦克可以在二十四小時內突破。」
「海路方面從解放港出發，在鹿特丹港外登陸。這一路由海軍負責掩護，登陸部隊由法國和義大利的海軍陸戰隊組成。鹿特丹是荷蘭最大的港口，拿下它，就能切斷荷蘭的海上補給線。」
他放下指示棒。
「三路同時行動，二十四小時內，包圍阿姆斯特丹。四十八小時內，拿下整個荷蘭。」
「我算了一下，出兵的總兵力約五萬人。其中我國出三萬，法國出一萬，義大利出五千，其他各國出五千。空軍出動五百架飛機，海軍出動所有主力艦艇。」
韋格納問：「荷蘭政府軍有多少人？」
克朗茨說：「正規軍約兩萬，預備役約三萬。裝備落後，士氣低落。關鍵是，他們不信任自己的政府。很多士兵自己就是失業工人。」
韋格納點點頭。
「英國人呢？他們會幹涉嗎？」
克朗茨說：「可能性不大。英國人的海軍雖然強，但我們的潛艇已經在北海部署了。如果他們敢來，就得付出代價。而且——」
「英國人現在還相信，我們要打的是美國。」
韋格納也笑了。
「那個假情報，看來還有點用。」
「現在世界革命的形式已經和當初時間不同了，也確實該換一種思路來進行對外輸出的方式了，既然荷蘭的同志們在等我們。我們不能讓他們等不到。」
他拿起筆，在電報上寫了一行批覆。
「同意出兵。共產國際會全力支援的。讓費恩同志放心，我們來了。」
他放下筆，看著克朗茨。
「克朗茨同志，有信心嗎？」
克朗茨立正，敬了個軍禮。
「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