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01章 低地之春
一九三二年五月二十八日，荷蘭，阿姆斯特丹。
清晨的霧氣還未散去，運河的水面平靜。
古老的磚橋倒映在水中，偶爾有幾隻小船划過，盪起一圈圈漣漪。
這座城市看起來和幾百年前沒什麼兩樣，但有些東西，卻已經不一樣了。
達姆廣場上，一群人正在聚集在一起。他們穿著破舊的大衣，拎著空蕩蕩的午餐盒，默默地站在那裡，只是站著，望著那座古老的王宮。
廣場邊上的咖啡館裡，幾個穿著體面的人隔著玻璃看著這一幕。
「又來了。」一個禿頂的中年人嘆了口氣，「這是這周的第三次了。」
旁邊的人說：「失業率已經百分之二十五了。不鬧才怪。」
禿頂中年人搖搖頭。
「鬧有什麼用？政府也沒錢。」
玻璃窗外，人群中忽然有了一陣騷動。
有人開始喊口號。
「我們要工作！」
「我們要麵包！」
「政府下台！」
聲音越來越大，越來越多的人加入。
咖啡館裡的人互相看看，默默地低下頭，喝自己的咖啡。
沒有人注意到，在廣場邊緣的一根燈柱下，站著一個男人。他穿著一件舊大衣，戴著一頂磨損的帽子，看起來和那些失業工人沒什麼兩樣。
但他的眼睛不一樣。
那雙眼睛裡，有一種東西——一種在阿姆斯特丹的街頭很久沒有出現過的東西。
希望。
一九一八年，荷蘭曾經離革命只有一步之遙。
那一年，德國爆發革命，威廉二世逃亡荷蘭。整個歐洲都在燃燒，荷蘭的工人和士兵也站起來了。他們成立了蘇維埃，占領了工廠，要求建立社會主義共和國。
但革命失敗了。
政府調集軍隊，鎮壓了起義。領導人被捕，組織被解散，報紙被查封。特魯爾斯特拉，當時社會黨的領袖，和阿爾伯特·費恩等人被迫流亡國外。
他們去了德國。
在德國，他們看到了另一種革命。韋格納和他的同志們，用更堅定的信念，一步步地建設著社會主義。
特魯爾斯特拉等人在柏林待了十四年。
他學到了很多東西。
一九三二年春天，阿爾伯特·費恩收到了來自阿姆斯特丹的消息。
「時機成熟了。回來吧。」
他買了一張船票，回到了闊別十四年的祖國。
荷蘭，這個北海之濱的低地國家，有著獨特的歷史。
十七世紀，它是海上馬車夫，商船遍布全球。十八世紀，它被法國占領，淪為附庸。十九世紀，它重新獨立，成為一個中立的小國。
二十世紀初，它靠著殖民地的財富，維持著表面的繁榮。
但大蕭條改變了一切。
殖民地產品的價格暴跌，貿易幾乎停滯，銀行倒閉，工廠關門。到一九三二年，荷蘭的失業率達到百分之二十五。
更糟的是，政府毫無辦法。
歷屆內閣都是聯合政府，天主教黨、自由黨、社會黨（右翼）——互相扯皮，互相推諉。有人說要削減開支，有人說要增發貨幣，有人說要等等看。
等來等去，等到的只有更多的失業者。
社會黨（左翼）在地下活動，力量還很弱。共產黨也是地下組織，人數不多。工人們不知道該怎麼辦，只能走上街頭，遊行、示威、抗議。
但遊行和示威，改變不了什麼。
直到阿爾伯特·費恩回來。
一九三二年五月二十八日下午，阿姆斯特丹東區，一間破舊的倉庫。
幾十個人擠在這間倉庫里，有工人，有知識分子，有年輕的，有年老的。他們圍坐在幾排簡易的木凳上，等著一個人。
門開了。
費恩走了進來。
「同志們，我回來了。」
倉庫里響起一陣掌聲。
費恩等掌聲平息，繼續說：
「十四年前，我和特魯爾斯特拉離開荷蘭，去了德國。那時候我以為，革命失敗了，一切都完了。」
「但德國讓我看到，革命不是一次衝鋒，是漫長的跋涉。我用了十四年，才走完這段路。」
「現在，我回來了。」
他走到人群中間。
「同志們，是時候了。」
他從口袋裡掏出一個小小的冊子。
「這是我從德國帶回來的德國同志用十四年積累的經驗。」
「同志們，荷蘭很小。但小有小的好處。我們不需要幾十萬軍隊，不需要幾百艘軍艦。我們只需要——」
他伸出右手，握成拳頭。
「——團結。」
倉庫里，幾十個人都站了起來。
「團結！」
那聲音，穿透了破舊的屋頂，穿透了阿姆斯特丹灰濛濛的天空。
一九三二年的荷蘭從表面上看，它還是中立國，還是歐洲的「穩定島」。政府還在開會，議會還在辯論，女王還在王宮裡微笑。
但實際上，這個國家已經四分五裂。
天主教徒和清教徒互相敵視。資本家和社會黨互相仇視。殖民地的民族主義者和本土的保守派互不相讓。
而普通老百姓，只想活下去。
一九三二年，荷蘭的殖民地東印度群島爆發了大規模的民族主義運動。當地人要求獨立，要求自治，要求把荷蘭人趕走。
荷蘭政府派了軍隊去鎮壓，花了很多錢，死了很多人，什麼都沒解決。
國內，失業者排起長隊，等著救濟。救濟糧越來越少，隊伍越來越長。有人在隊伍里暈倒，有人在隊伍里打架，有人在隊伍里默默地哭。
共產黨在組織罷工，社會黨在組織遊行，右翼的「國家社會主義運動」也在擴張。他們學著德國納粹的樣子，喊著「荷蘭第一」的口號，穿著黑色的制服，在街頭打人砸店。
這個國家，正在從內部崩潰。
一九三二年六月一日，阿姆斯特丹，西區的一家造船廠。
幾百個工人正在罷工。
他們坐在工廠門口，舉著牌子，喊著口號。警察站在不遠處，手裡拿著警棍，但沒有動。
費恩站在人群中，看著那些臉。
一個年輕的工人走到他身邊。
「費恩同志，您說，我們能贏嗎？」
費恩看著他。
「你叫什麼？」
年輕人說：「我叫揚。揚·范德林登。我爸是碼頭工人，一九一八年參加過遊行。」
費恩點點頭。
「你爸現在在哪？」
揚說：「在監獄裡。三年前罷工，被抓了。判了五年。」
特魯爾斯特拉沉默了幾秒拍了拍揚的肩膀。
「我們會贏的。一定。」
遠處，警察開始動了。他們排成隊，朝罷工的人群走過來。
特魯爾斯特拉沒有動。
他只是站在那裡，望著那些越來越近的警棍。
一九三二年六月，荷蘭的春天，開始了。
不是日曆上的春天。是另一種春天。
革命的春天。
清晨的霧氣還未散去，運河的水面平靜。
古老的磚橋倒映在水中，偶爾有幾隻小船划過，盪起一圈圈漣漪。
這座城市看起來和幾百年前沒什麼兩樣，但有些東西，卻已經不一樣了。
達姆廣場上，一群人正在聚集在一起。他們穿著破舊的大衣，拎著空蕩蕩的午餐盒，默默地站在那裡，只是站著，望著那座古老的王宮。
廣場邊上的咖啡館裡，幾個穿著體面的人隔著玻璃看著這一幕。
「又來了。」一個禿頂的中年人嘆了口氣，「這是這周的第三次了。」
旁邊的人說：「失業率已經百分之二十五了。不鬧才怪。」
禿頂中年人搖搖頭。
「鬧有什麼用？政府也沒錢。」
玻璃窗外，人群中忽然有了一陣騷動。
有人開始喊口號。
「我們要工作！」
「我們要麵包！」
「政府下台！」
聲音越來越大，越來越多的人加入。
咖啡館裡的人互相看看，默默地低下頭，喝自己的咖啡。
沒有人注意到，在廣場邊緣的一根燈柱下，站著一個男人。他穿著一件舊大衣，戴著一頂磨損的帽子，看起來和那些失業工人沒什麼兩樣。
但他的眼睛不一樣。
那雙眼睛裡，有一種東西——一種在阿姆斯特丹的街頭很久沒有出現過的東西。
希望。
一九一八年，荷蘭曾經離革命只有一步之遙。
那一年，德國爆發革命，威廉二世逃亡荷蘭。整個歐洲都在燃燒，荷蘭的工人和士兵也站起來了。他們成立了蘇維埃，占領了工廠，要求建立社會主義共和國。
但革命失敗了。
政府調集軍隊，鎮壓了起義。領導人被捕，組織被解散，報紙被查封。特魯爾斯特拉，當時社會黨的領袖，和阿爾伯特·費恩等人被迫流亡國外。
他們去了德國。
在德國，他們看到了另一種革命。韋格納和他的同志們，用更堅定的信念，一步步地建設著社會主義。
特魯爾斯特拉等人在柏林待了十四年。
他學到了很多東西。
一九三二年春天，阿爾伯特·費恩收到了來自阿姆斯特丹的消息。
「時機成熟了。回來吧。」
他買了一張船票，回到了闊別十四年的祖國。
荷蘭，這個北海之濱的低地國家，有著獨特的歷史。
十七世紀，它是海上馬車夫，商船遍布全球。十八世紀，它被法國占領，淪為附庸。十九世紀，它重新獨立，成為一個中立的小國。
二十世紀初，它靠著殖民地的財富，維持著表面的繁榮。
但大蕭條改變了一切。
殖民地產品的價格暴跌，貿易幾乎停滯，銀行倒閉，工廠關門。到一九三二年，荷蘭的失業率達到百分之二十五。
更糟的是，政府毫無辦法。
歷屆內閣都是聯合政府，天主教黨、自由黨、社會黨（右翼）——互相扯皮，互相推諉。有人說要削減開支，有人說要增發貨幣，有人說要等等看。
等來等去，等到的只有更多的失業者。
社會黨（左翼）在地下活動，力量還很弱。共產黨也是地下組織，人數不多。工人們不知道該怎麼辦，只能走上街頭，遊行、示威、抗議。
但遊行和示威，改變不了什麼。
直到阿爾伯特·費恩回來。
一九三二年五月二十八日下午，阿姆斯特丹東區，一間破舊的倉庫。
幾十個人擠在這間倉庫里，有工人，有知識分子，有年輕的，有年老的。他們圍坐在幾排簡易的木凳上，等著一個人。
門開了。
費恩走了進來。
「同志們，我回來了。」
倉庫里響起一陣掌聲。
費恩等掌聲平息，繼續說：
「十四年前，我和特魯爾斯特拉離開荷蘭，去了德國。那時候我以為，革命失敗了，一切都完了。」
「但德國讓我看到，革命不是一次衝鋒，是漫長的跋涉。我用了十四年，才走完這段路。」
「現在，我回來了。」
他走到人群中間。
「同志們，是時候了。」
他從口袋裡掏出一個小小的冊子。
「這是我從德國帶回來的德國同志用十四年積累的經驗。」
「同志們，荷蘭很小。但小有小的好處。我們不需要幾十萬軍隊，不需要幾百艘軍艦。我們只需要——」
他伸出右手，握成拳頭。
「——團結。」
倉庫里，幾十個人都站了起來。
「團結！」
那聲音，穿透了破舊的屋頂，穿透了阿姆斯特丹灰濛濛的天空。
一九三二年的荷蘭從表面上看，它還是中立國，還是歐洲的「穩定島」。政府還在開會，議會還在辯論，女王還在王宮裡微笑。
但實際上，這個國家已經四分五裂。
天主教徒和清教徒互相敵視。資本家和社會黨互相仇視。殖民地的民族主義者和本土的保守派互不相讓。
而普通老百姓，只想活下去。
一九三二年，荷蘭的殖民地東印度群島爆發了大規模的民族主義運動。當地人要求獨立，要求自治，要求把荷蘭人趕走。
荷蘭政府派了軍隊去鎮壓，花了很多錢，死了很多人，什麼都沒解決。
國內，失業者排起長隊，等著救濟。救濟糧越來越少，隊伍越來越長。有人在隊伍里暈倒，有人在隊伍里打架，有人在隊伍里默默地哭。
共產黨在組織罷工，社會黨在組織遊行，右翼的「國家社會主義運動」也在擴張。他們學著德國納粹的樣子，喊著「荷蘭第一」的口號，穿著黑色的制服，在街頭打人砸店。
這個國家，正在從內部崩潰。
一九三二年六月一日，阿姆斯特丹，西區的一家造船廠。
幾百個工人正在罷工。
他們坐在工廠門口，舉著牌子，喊著口號。警察站在不遠處，手裡拿著警棍，但沒有動。
費恩站在人群中，看著那些臉。
一個年輕的工人走到他身邊。
「費恩同志，您說，我們能贏嗎？」
費恩看著他。
「你叫什麼？」
年輕人說：「我叫揚。揚·范德林登。我爸是碼頭工人，一九一八年參加過遊行。」
費恩點點頭。
「你爸現在在哪？」
揚說：「在監獄裡。三年前罷工，被抓了。判了五年。」
特魯爾斯特拉沉默了幾秒拍了拍揚的肩膀。
「我們會贏的。一定。」
遠處，警察開始動了。他們排成隊，朝罷工的人群走過來。
特魯爾斯特拉沒有動。
他只是站在那裡，望著那些越來越近的警棍。
一九三二年六月，荷蘭的春天，開始了。
不是日曆上的春天。是另一種春天。
革命的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