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32章 韋格納的意見和設想
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十八日，晚七時。
柏林，人民委員會大樓。
韋格納站在窗前，手裡捏著隆美爾剛發來的電報。
「增援部隊已到，部署完畢。三日後向南推進，里加圍而不打。波羅的海戰役，預計一周內結束。」
韋格納讀完電報，嘴角浮起一絲笑意，他把電報放在桌上，走回辦公桌前坐下。
桌上攤著另一份文件。
那是他幾天前寫到一半的稿子，標題是：
《關於在全黨範圍內開展思想作風教育整頓的初步設想》
旁邊還放著幾本厚厚的筆記——那是施密特這幾天送來的各地調研報告，關於幹部作風、群眾反映、官僚主義苗頭的第一手材料。
韋格納拿起筆，想繼續寫下去。
但筆尖懸在紙上，久久沒有落下。
不是寫不出來。是他腦子裡的事太多了。
韋格納放下筆，揉了揉眉心，他站起身，走到牆上那幅巨大的世界地圖前。
歐洲的輪廓在燈光下格外清晰。
德國、法國、義大利、波蘭、蘇聯、波羅的海三國……紅色的區域正在一步步地擴大，逐漸向世界上延伸。
韋格納的目光沒有停在歐洲。
「任重道遠啊。」他喃喃說。
韋格納看了半晌後坐回位置上拿起筆，在稿紙的第一行下面，寫下了一行新的字：
「第一階段：教育。讓每一個黨員重新思考：我是誰？我從哪裡來？我要到哪裡去？」
他停了一下。
這個問題的答案，十一年前，似乎每個共產黨員都很清楚。
但十一年後，有些人心中的答案開始變得有些模糊了。
不是他們變壞了。是環境變了。
革命時期，天天在街上走，天天和群眾在一起，天天有敵人盯著你，天天有危險懸在頭上。
那種環境，逼著你清醒，逼著你樸素，逼著你不敢忘記自己是來幹什麼的。
現在呢？辦公室，文件，會議。
離群眾越來越遠，離危險越來越遠，離初心也越來越遠。
所以需要教育。
不是上大課，不是念文件，不是寫心得體會。
是真正地停下來，想一想，問一問自己。
「當官到底是為了什麼？」
韋格納繼續寫：
「第二階段，對全體黨員進行一次全面、系統的政治審查。
不抓辮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
但要摸清，知道誰可靠，誰搖擺，誰已經爛了。」
施密特給韋格納的的方案里就提過這個。
韋格納同意他的意見，但他加了一條：
「審查結果，不公開，不擴散。
只作為組織掌握的參考。必須讓本人知道結果，必須簽字確認。
如果對結果有異議，可以向黨組織申訴。」
這是保護。也是震懾。
讓你知道，組織在看著你。
「第三階段，制度。重新設計權力運行的軌道，讓權力不能腐、不敢腐、不想腐。」
施密特交上來的文件當中說的
「可能需要五年、十年」的事。
韋格納想了想，在旁邊加了一行批註：
「五年太久，只爭朝夕。先從最容易的做起：
幹部交流輪崗、財務公開透明、群眾評議常態化。
試點先行，逐步推開。」
韋格納放下筆，看了看牆上的鐘。
十九點四十九分了。
窗外的燈火還亮著。
韋格納再次站起身，走到窗前。
柏林十一月的夜，清冽如水。
他想起1918年11月，也是在這樣一個夜晚，他和同志們守在304高地上，等著黎明的到來。
十一年後，他站在這裡，手裡有一個強大的國家，一支強大的軍隊，一個正在擴張的陣營。
但他心裡最重的，還是那個念頭。
不能再這樣下去了。
不能再讓資本家穢土轉生來統治人民。
不能再讓革命者變成新的官僚階級。
他轉過身，走回桌前。
拿起筆，繼續寫。
「第四階段，傳承。讓下一代記住我們走過的路。」
不是開大會，不是寫教材，不是喊口號。
是讓每一個黨員，把自己的孩子當成普通孩子養。
讓他們和工農子弟一起上學，一起玩耍，一起打架，一起和好。讓他們知道，這個世界上，沒有什麼幹部子弟，只有人民的子弟。
「各級領導幹部的子女，一律就近入學，不得擇校，不得享受任何特殊待遇。
各級黨委組織部、監察部，定期抽查，發現問題嚴肅處理。」
因為如果黨員，幹部連自己的孩子都教育不好，還談什麼教育人民？
他又加了一條：
「每年暑假，寒假，組織青年幹部子女到工廠、農村、礦山勞動一個月。
和工人農民同吃同住同勞動。讓他們知道，糧食是怎麼來的，煤是怎麼挖出來的，日子是怎麼過出來的。」
現在，有些幹部的孩子，大概不知道什麼叫「勞動萬歲」了。
得讓他們知道。
他寫到這裡，停了一下。
然後他在最後加了一行：
「以上各階段，請施密特同志牽頭，組織部、監察部、宣傳部配合，三個月內拿出具體實施方案。
明年春天，開始在柏林試點。」
他放下筆，長長地出了一口氣。
窗外，夜更深了。
柏林，逐漸開始安靜下來。
韋格納站起身，最後一次望著那片漸漸暗下來的天空。
波羅的海的炮聲，還在響。但很快，也會停下來。
然後呢？
然後，就是這場更漫長、更艱難、更看不見硝煙的戰爭。
和自己打。
和官僚主義打。
和特權思想打。
和那個正在悄悄滋生的「新階級」打。
他想起列寧那句話：
「革命者最危險的敵人，不是資本主義，是官僚主義。」
他點點頭。
是的。
但我們已經看見了。
看見了，我還在，就一定不會輸。
他轉身，走回辦公桌前，把那份剛剛寫完的文件收進抽屜。
然後他熄了燈，走出辦公室。
走廊里很安靜。只有遠處值班室的燈光還亮著。
他走過那面掛滿十一年來犧牲和對組織有過極大貢獻的同志們照片的牆。
每一張臉，他都記得。
韋格納在其中一張照片前停了一下。
那是約瑟夫·邁爾。林茨案里中彈的那個老同志。
他活下來了，但身上還留著兩顆子彈。
照片裡的邁爾，還是當初韋格納初見他時的那個削瘦、沉默的樣子。
韋格納看著那張照片，沉默了很久。
然後他繼續往前走，走出大樓，走進柏林十一月的夜色里。
柏林，人民委員會大樓。
韋格納站在窗前，手裡捏著隆美爾剛發來的電報。
「增援部隊已到，部署完畢。三日後向南推進，里加圍而不打。波羅的海戰役，預計一周內結束。」
韋格納讀完電報，嘴角浮起一絲笑意，他把電報放在桌上，走回辦公桌前坐下。
桌上攤著另一份文件。
那是他幾天前寫到一半的稿子，標題是：
《關於在全黨範圍內開展思想作風教育整頓的初步設想》
旁邊還放著幾本厚厚的筆記——那是施密特這幾天送來的各地調研報告，關於幹部作風、群眾反映、官僚主義苗頭的第一手材料。
韋格納拿起筆，想繼續寫下去。
但筆尖懸在紙上，久久沒有落下。
不是寫不出來。是他腦子裡的事太多了。
韋格納放下筆，揉了揉眉心，他站起身，走到牆上那幅巨大的世界地圖前。
歐洲的輪廓在燈光下格外清晰。
德國、法國、義大利、波蘭、蘇聯、波羅的海三國……紅色的區域正在一步步地擴大，逐漸向世界上延伸。
韋格納的目光沒有停在歐洲。
「任重道遠啊。」他喃喃說。
韋格納看了半晌後坐回位置上拿起筆，在稿紙的第一行下面，寫下了一行新的字：
「第一階段：教育。讓每一個黨員重新思考：我是誰？我從哪裡來？我要到哪裡去？」
他停了一下。
這個問題的答案，十一年前，似乎每個共產黨員都很清楚。
但十一年後，有些人心中的答案開始變得有些模糊了。
不是他們變壞了。是環境變了。
革命時期，天天在街上走，天天和群眾在一起，天天有敵人盯著你，天天有危險懸在頭上。
那種環境，逼著你清醒，逼著你樸素，逼著你不敢忘記自己是來幹什麼的。
現在呢？辦公室，文件，會議。
離群眾越來越遠，離危險越來越遠，離初心也越來越遠。
所以需要教育。
不是上大課，不是念文件，不是寫心得體會。
是真正地停下來，想一想，問一問自己。
「當官到底是為了什麼？」
韋格納繼續寫：
「第二階段，對全體黨員進行一次全面、系統的政治審查。
不抓辮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
但要摸清，知道誰可靠，誰搖擺，誰已經爛了。」
施密特給韋格納的的方案里就提過這個。
韋格納同意他的意見，但他加了一條：
「審查結果，不公開，不擴散。
只作為組織掌握的參考。必須讓本人知道結果，必須簽字確認。
如果對結果有異議，可以向黨組織申訴。」
這是保護。也是震懾。
讓你知道，組織在看著你。
「第三階段，制度。重新設計權力運行的軌道，讓權力不能腐、不敢腐、不想腐。」
施密特交上來的文件當中說的
「可能需要五年、十年」的事。
韋格納想了想，在旁邊加了一行批註：
「五年太久，只爭朝夕。先從最容易的做起：
幹部交流輪崗、財務公開透明、群眾評議常態化。
試點先行，逐步推開。」
韋格納放下筆，看了看牆上的鐘。
十九點四十九分了。
窗外的燈火還亮著。
韋格納再次站起身，走到窗前。
柏林十一月的夜，清冽如水。
他想起1918年11月，也是在這樣一個夜晚，他和同志們守在304高地上，等著黎明的到來。
十一年後，他站在這裡，手裡有一個強大的國家，一支強大的軍隊，一個正在擴張的陣營。
但他心裡最重的，還是那個念頭。
不能再這樣下去了。
不能再讓資本家穢土轉生來統治人民。
不能再讓革命者變成新的官僚階級。
他轉過身，走回桌前。
拿起筆，繼續寫。
「第四階段，傳承。讓下一代記住我們走過的路。」
不是開大會，不是寫教材，不是喊口號。
是讓每一個黨員，把自己的孩子當成普通孩子養。
讓他們和工農子弟一起上學，一起玩耍，一起打架，一起和好。讓他們知道，這個世界上，沒有什麼幹部子弟，只有人民的子弟。
「各級領導幹部的子女，一律就近入學，不得擇校，不得享受任何特殊待遇。
各級黨委組織部、監察部，定期抽查，發現問題嚴肅處理。」
因為如果黨員，幹部連自己的孩子都教育不好，還談什麼教育人民？
他又加了一條：
「每年暑假，寒假，組織青年幹部子女到工廠、農村、礦山勞動一個月。
和工人農民同吃同住同勞動。讓他們知道，糧食是怎麼來的，煤是怎麼挖出來的，日子是怎麼過出來的。」
現在，有些幹部的孩子，大概不知道什麼叫「勞動萬歲」了。
得讓他們知道。
他寫到這裡，停了一下。
然後他在最後加了一行：
「以上各階段，請施密特同志牽頭，組織部、監察部、宣傳部配合，三個月內拿出具體實施方案。
明年春天，開始在柏林試點。」
他放下筆，長長地出了一口氣。
窗外，夜更深了。
柏林，逐漸開始安靜下來。
韋格納站起身，最後一次望著那片漸漸暗下來的天空。
波羅的海的炮聲，還在響。但很快，也會停下來。
然後呢？
然後，就是這場更漫長、更艱難、更看不見硝煙的戰爭。
和自己打。
和官僚主義打。
和特權思想打。
和那個正在悄悄滋生的「新階級」打。
他想起列寧那句話：
「革命者最危險的敵人，不是資本主義，是官僚主義。」
他點點頭。
是的。
但我們已經看見了。
看見了，我還在，就一定不會輸。
他轉身，走回辦公桌前，把那份剛剛寫完的文件收進抽屜。
然後他熄了燈，走出辦公室。
走廊里很安靜。只有遠處值班室的燈光還亮著。
他走過那面掛滿十一年來犧牲和對組織有過極大貢獻的同志們照片的牆。
每一張臉，他都記得。
韋格納在其中一張照片前停了一下。
那是約瑟夫·邁爾。林茨案里中彈的那個老同志。
他活下來了，但身上還留著兩顆子彈。
照片裡的邁爾，還是當初韋格納初見他時的那個削瘦、沉默的樣子。
韋格納看著那張照片，沉默了很久。
然後他繼續往前走，走出大樓，走進柏林十一月的夜色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