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09章 105師的誓師大會
他拍了拍瓦爾特的肩膀。
「當你想著這些的時候，怕，就不那麼可怕了。」
瓦爾特沒有說話。但他的眼睛紅了。
貝克爾直起身，掃視車廂。
「同志們，火車要開二十個小時。這二十個小時裡，你們可以聊天，可以睡覺，可以寫信，可以想心事。但我希望你們每個人，都想清楚一個問題——」
「你是為誰而戰。」
他轉身，推開車廂盡頭的門，消失在黑暗中。
車廂里沉默了很久。
然後有人開始說話了。
「我給我媽寫了封信。」是一個年輕的聲音，
「放在背包里了。告訴她，我去出差了，可能要很久才能回來。」
「出差？」有人笑了，「這藉口也太爛了。」
「那你寫什麼？」
「我什麼都沒寫。寫信回去，我媽更擔心。」
「那萬一……」
「萬一什麼萬一？萬一回不來，組織上會通知的。
那時候再傷心，也來得及。」
菲爾曼靠在車廂上，閉上眼睛。
他想起父親那張被煤灰染黑的臉，想起母親在洗衣房裡工作的樣子。
然後他想起大學畢業接到入伍通知的那天——父親破天荒的跟他喝了酒，菲爾曼只記得當時父親對他說：
「去吧。新政府待咱們不薄。我當年就是想給韋格納主席當兵的，可惜沒選上，這次你能去，我很欣慰，兒子。給人民去當子弟兵，是個好事情，在部隊裡面好好干，家裡你不用擔心，我和你媽能照應。」
菲爾曼摸了摸胸口那個貼身的口袋。
裡面有一張照片，是離家前母親塞給他的全家福，照片有點模糊，邊角已經磨損了，但每次看見它，菲爾曼就能想起那天下午的陽光。
這就是他為誰而戰。
列車繼續飛馳。
窗外的景物從田野變成森林，從森林變成村莊，從村莊又變回田野。
偶爾經過一個小站，能看見站台上站著幾個裹著大衣的鐵路工人，朝著列車揮手。
弗里茨湊過來，碰了碰菲爾曼的胳膊。
「想什麼呢？」
菲爾曼睜開眼，看著這個來自漢堡的戰友。
「想我爸媽。」菲爾曼坦白的對弗里茨說道。
弗里茨點點頭。
「我也是。我媽一個人把我拉扯大的，我爸1917年就死在戰壕里了。」
菲爾曼一時不知道該說什麼了。
弗里茨笑了笑，
「所以我得活著回去。」他說，「我媽就我一個。」
菲爾曼點點頭。
「你呢？」弗里茨問。
菲爾曼想了想。
「我還有兩個妹妹。」
弗里茨拍了拍他的肩膀，沒再說話。
車廂盡頭的小喇叭忽然響了。
一陣的雜音過後，一個聲音傳了出來。
「第105師的同志們。」
車廂里瞬間安靜下來。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
那是韋格納的聲音。
「我是卡爾·韋格納。」
菲爾曼的心跳漏了一拍。
他聽過韋格納的聲音——在廣播裡，在集會上，在工廠的擴音器里。
「我知道你們現在在火車上，往東走，往波羅的海走。我知道你們有些人心裡在想什麼——怕不怕？能不能回來？這一仗打得贏打不贏？」
「這些問題，我也想過。每一個送戰士上戰場的指揮員，都想過。
但今天，我不想跟你們講大道理。我只想講幾句話。」
「你們這次去，是為了波羅的海那些和你們一樣的工人農民同志們。
他們也想有地種，有工做，有房子住，有孩子能上學。
但英國人不讓，資本家們不讓。
他們派兵，送槍，給錢，想讓那些騎在工人頭上的老爺們繼續騎下去。
同志們說，我們能讓這群人得逞嗎？」
車廂里有人喊出聲來：「不能！」
菲爾曼也攥緊了拳頭。
「你們是精銳。從全軍抽出來的精銳。這次是我親自點的你們師的將。
我相信你們能打、敢打的部隊，就要去最需要的地方。
我相信你們，相信你們能打贏，能回來，能讓那些英國佬親眼看看，什麼叫社會主義的鐵拳。」
喇叭里的韋格納的聲音變得更低沉了。
「打仗是要死人的。我知道。
同志們知道。
你們的父母、妻子、孩子，也知道。
但我們為什麼要打這一仗？因為有些仗，不打不行。
因為有些犧牲，不得不做。
如果今天不去打，明天就得在自己的家門口打。
如果今天不流血，明天就得流更多的血。」
「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看起來嚇人，一戳就破。
英國人厲害嗎？厲害。有軍艦，有大炮，有錢。但那又怎樣？
法國人也有那些東西，現在法國是誰的？
義大利人也有那些東西，現在義大利是誰的？
波蘭人也有那些東西，現在波蘭是誰的？
紙老虎就是紙老虎，看著嚇人，一戳就破。」
車廂里有同志開始鼓掌。
韋格納的聲音變得很輕，
「同志們，我等著你們回來。活著的，帶著勝利回來。
犧牲的同志，我們永遠記住你們的名字。
因為你們是為了人類最光榮的事業獻出生命的——為了解放那些還在受苦的人，為了讓這個世界變得更公平一點。」
喇叭響了一陣，然後安靜了。
火車繼續飛馳。窗外的田野漸漸被暮色籠罩，遠處的村莊亮起零星的燈火。
車廂里很安靜，安靜得能聽見車輪碾過鐵軌的節奏聲：咣當，咣當，咣當。
有人在輕聲哼歌。菲爾曼聽出來了，是那首《國際歌》。哼的人越來越多，聲音越來越響。
菲爾曼也跟著哼起來。
火車向東，向東，再向東。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九日，清晨六時二十分。
東普魯士，默麥爾河畔，德軍邊境轉運站。
列車緩緩停靠。
十一月的東普魯士比柏林冷得多，菲爾曼跳下車廂時，呼出的白氣在眼前凝成一團。他跺了跺凍僵的腳，抬頭望向四周。
鐵軌在這裡向四面八方延伸，消失在晨霧裡。
站台後面是一片開闊的空地，空地上已經搭起幾十頂灰綠色的軍用帳篷，帳篷間穿梭著忙碌的身影——那是先遣隊的同志們正在為後續部隊準備宿營地和集結區。
更遠處，默麥爾河靜靜流淌。河對岸就是立陶宛。
「下車！所有人下車！」命令聲從前面傳來，
「裝備卸載，按連隊集結！」
菲爾曼跟著隊伍向列車尾部走去。那裡，一扇扇車廂門已經被打開，露出裡面的卡車、裝甲偵察車和坦克。
「菲爾曼！愣著幹什麼？」班長的聲音從不遠處傳來，
「集合了！」
他回過神來，快步跑向集結地。
七點整，全師在轉運站旁的空地上完成集結。
八千名戰士在十一月的晨光中靜靜佇立。
隊伍最前方，臨時搭起了一座主席台。
台子中央立著一根旗杆，紅旗在晨風中輕輕飄動。
七點十分，師指揮部的領導們登上主席台。
走在最前面的是師長保羅。
他是1918年十一月革命的老戰士，304高地開始他就在韋格納身邊。
那一年他三十二歲，是埃森工人赤衛隊的連長。
十一年過去，當年的連長成了師長，當年的工人赤衛隊成了人民革命軍的精銳之師。
他身後跟著參謀長赫克澤，戴一副圓框眼鏡，看起來更像教師而不是軍人。
但熟悉他的人都知道，這位同志是總參謀部最年輕的作戰處長出身，1926年義大利行動的總參謀部協調人就是他。
再後面是政治委員克里爾同志。
克里爾走到台前，站定。
全場靜默。
「第105師的同志們。」
「昨天晚上，政委們車廂里跟你們說過，要你們想清楚一個問題——你是為誰而戰。」
他頓了頓。
「今天，站在邊境線上，站在我們的祖國和戰場之間，我想再問一次這個問題。
但這一次，我要你們用行動回答。」
他抬起手，指向身後那條河。
「河對岸，是立陶宛。再往北，是拉脫維亞，是愛沙尼亞。
那裡有我們的同志——和你們一樣的人。
他們有家，有父母，有妻子，有孩子。他們想好好過日子，想讓自己的孩子能上學，想在自己老了的時候能有一口飯吃。
這要求過分嗎？」
「不過分！」克里爾的聲音陡然提高，
「這是我們每一個工人、每一個農民、每一個勞動人民最基本的願望！
但英國人不讓！那些坐在倫敦辦公室里、喝著紅茶、數著錢的資本家們不讓！
因為他們知道，如果波羅的海的工人贏了，如果社會主義在歐洲再下一城，下一個紅的，就是他們的國家了！」
「當你想著這些的時候，怕，就不那麼可怕了。」
瓦爾特沒有說話。但他的眼睛紅了。
貝克爾直起身，掃視車廂。
「同志們，火車要開二十個小時。這二十個小時裡，你們可以聊天，可以睡覺，可以寫信，可以想心事。但我希望你們每個人，都想清楚一個問題——」
「你是為誰而戰。」
他轉身，推開車廂盡頭的門，消失在黑暗中。
車廂里沉默了很久。
然後有人開始說話了。
「我給我媽寫了封信。」是一個年輕的聲音，
「放在背包里了。告訴她，我去出差了，可能要很久才能回來。」
「出差？」有人笑了，「這藉口也太爛了。」
「那你寫什麼？」
「我什麼都沒寫。寫信回去，我媽更擔心。」
「那萬一……」
「萬一什麼萬一？萬一回不來，組織上會通知的。
那時候再傷心，也來得及。」
菲爾曼靠在車廂上，閉上眼睛。
他想起父親那張被煤灰染黑的臉，想起母親在洗衣房裡工作的樣子。
然後他想起大學畢業接到入伍通知的那天——父親破天荒的跟他喝了酒，菲爾曼只記得當時父親對他說：
「去吧。新政府待咱們不薄。我當年就是想給韋格納主席當兵的，可惜沒選上，這次你能去，我很欣慰，兒子。給人民去當子弟兵，是個好事情，在部隊裡面好好干，家裡你不用擔心，我和你媽能照應。」
菲爾曼摸了摸胸口那個貼身的口袋。
裡面有一張照片，是離家前母親塞給他的全家福，照片有點模糊，邊角已經磨損了，但每次看見它，菲爾曼就能想起那天下午的陽光。
這就是他為誰而戰。
列車繼續飛馳。
窗外的景物從田野變成森林，從森林變成村莊，從村莊又變回田野。
偶爾經過一個小站，能看見站台上站著幾個裹著大衣的鐵路工人，朝著列車揮手。
弗里茨湊過來，碰了碰菲爾曼的胳膊。
「想什麼呢？」
菲爾曼睜開眼，看著這個來自漢堡的戰友。
「想我爸媽。」菲爾曼坦白的對弗里茨說道。
弗里茨點點頭。
「我也是。我媽一個人把我拉扯大的，我爸1917年就死在戰壕里了。」
菲爾曼一時不知道該說什麼了。
弗里茨笑了笑，
「所以我得活著回去。」他說，「我媽就我一個。」
菲爾曼點點頭。
「你呢？」弗里茨問。
菲爾曼想了想。
「我還有兩個妹妹。」
弗里茨拍了拍他的肩膀，沒再說話。
車廂盡頭的小喇叭忽然響了。
一陣的雜音過後，一個聲音傳了出來。
「第105師的同志們。」
車廂里瞬間安靜下來。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
那是韋格納的聲音。
「我是卡爾·韋格納。」
菲爾曼的心跳漏了一拍。
他聽過韋格納的聲音——在廣播裡，在集會上，在工廠的擴音器里。
「我知道你們現在在火車上，往東走，往波羅的海走。我知道你們有些人心裡在想什麼——怕不怕？能不能回來？這一仗打得贏打不贏？」
「這些問題，我也想過。每一個送戰士上戰場的指揮員，都想過。
但今天，我不想跟你們講大道理。我只想講幾句話。」
「你們這次去，是為了波羅的海那些和你們一樣的工人農民同志們。
他們也想有地種，有工做，有房子住，有孩子能上學。
但英國人不讓，資本家們不讓。
他們派兵，送槍，給錢，想讓那些騎在工人頭上的老爺們繼續騎下去。
同志們說，我們能讓這群人得逞嗎？」
車廂里有人喊出聲來：「不能！」
菲爾曼也攥緊了拳頭。
「你們是精銳。從全軍抽出來的精銳。這次是我親自點的你們師的將。
我相信你們能打、敢打的部隊，就要去最需要的地方。
我相信你們，相信你們能打贏，能回來，能讓那些英國佬親眼看看，什麼叫社會主義的鐵拳。」
喇叭里的韋格納的聲音變得更低沉了。
「打仗是要死人的。我知道。
同志們知道。
你們的父母、妻子、孩子，也知道。
但我們為什麼要打這一仗？因為有些仗，不打不行。
因為有些犧牲，不得不做。
如果今天不去打，明天就得在自己的家門口打。
如果今天不流血，明天就得流更多的血。」
「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看起來嚇人，一戳就破。
英國人厲害嗎？厲害。有軍艦，有大炮，有錢。但那又怎樣？
法國人也有那些東西，現在法國是誰的？
義大利人也有那些東西，現在義大利是誰的？
波蘭人也有那些東西，現在波蘭是誰的？
紙老虎就是紙老虎，看著嚇人，一戳就破。」
車廂里有同志開始鼓掌。
韋格納的聲音變得很輕，
「同志們，我等著你們回來。活著的，帶著勝利回來。
犧牲的同志，我們永遠記住你們的名字。
因為你們是為了人類最光榮的事業獻出生命的——為了解放那些還在受苦的人，為了讓這個世界變得更公平一點。」
喇叭響了一陣，然後安靜了。
火車繼續飛馳。窗外的田野漸漸被暮色籠罩，遠處的村莊亮起零星的燈火。
車廂里很安靜，安靜得能聽見車輪碾過鐵軌的節奏聲：咣當，咣當，咣當。
有人在輕聲哼歌。菲爾曼聽出來了，是那首《國際歌》。哼的人越來越多，聲音越來越響。
菲爾曼也跟著哼起來。
火車向東，向東，再向東。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九日，清晨六時二十分。
東普魯士，默麥爾河畔，德軍邊境轉運站。
列車緩緩停靠。
十一月的東普魯士比柏林冷得多，菲爾曼跳下車廂時，呼出的白氣在眼前凝成一團。他跺了跺凍僵的腳，抬頭望向四周。
鐵軌在這裡向四面八方延伸，消失在晨霧裡。
站台後面是一片開闊的空地，空地上已經搭起幾十頂灰綠色的軍用帳篷，帳篷間穿梭著忙碌的身影——那是先遣隊的同志們正在為後續部隊準備宿營地和集結區。
更遠處，默麥爾河靜靜流淌。河對岸就是立陶宛。
「下車！所有人下車！」命令聲從前面傳來，
「裝備卸載，按連隊集結！」
菲爾曼跟著隊伍向列車尾部走去。那裡，一扇扇車廂門已經被打開，露出裡面的卡車、裝甲偵察車和坦克。
「菲爾曼！愣著幹什麼？」班長的聲音從不遠處傳來，
「集合了！」
他回過神來，快步跑向集結地。
七點整，全師在轉運站旁的空地上完成集結。
八千名戰士在十一月的晨光中靜靜佇立。
隊伍最前方，臨時搭起了一座主席台。
台子中央立著一根旗杆，紅旗在晨風中輕輕飄動。
七點十分，師指揮部的領導們登上主席台。
走在最前面的是師長保羅。
他是1918年十一月革命的老戰士，304高地開始他就在韋格納身邊。
那一年他三十二歲，是埃森工人赤衛隊的連長。
十一年過去，當年的連長成了師長，當年的工人赤衛隊成了人民革命軍的精銳之師。
他身後跟著參謀長赫克澤，戴一副圓框眼鏡，看起來更像教師而不是軍人。
但熟悉他的人都知道，這位同志是總參謀部最年輕的作戰處長出身，1926年義大利行動的總參謀部協調人就是他。
再後面是政治委員克里爾同志。
克里爾走到台前，站定。
全場靜默。
「第105師的同志們。」
「昨天晚上，政委們車廂里跟你們說過，要你們想清楚一個問題——你是為誰而戰。」
他頓了頓。
「今天，站在邊境線上，站在我們的祖國和戰場之間，我想再問一次這個問題。
但這一次，我要你們用行動回答。」
他抬起手，指向身後那條河。
「河對岸，是立陶宛。再往北，是拉脫維亞，是愛沙尼亞。
那裡有我們的同志——和你們一樣的人。
他們有家，有父母，有妻子，有孩子。他們想好好過日子，想讓自己的孩子能上學，想在自己老了的時候能有一口飯吃。
這要求過分嗎？」
「不過分！」克里爾的聲音陡然提高，
「這是我們每一個工人、每一個農民、每一個勞動人民最基本的願望！
但英國人不讓！那些坐在倫敦辦公室里、喝著紅茶、數著錢的資本家們不讓！
因為他們知道，如果波羅的海的工人贏了，如果社會主義在歐洲再下一城，下一個紅的，就是他們的國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