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04章 大會開始2
最後一位代表上台了。
他是來自美國的非正式觀察員，沒有國家代表的身份，只能以個人名義發言。
他叫威廉·福斯特，美共領袖之一。
他站在講台前，沉默了很久。
「我沒有資格代表美國發言，」他說，
「因為美國的政府還在資本家的手裡。
那些先生們現在正忙著給銀行注資、給破產農場主發救濟、給失業工人建臨時收容所——收容所里每人每天一碗稀湯，條件是必須參加教堂的禱告會。」
「但我可以代表美利堅的工人階級說幾句話。他們現在很困難。
一千二百萬人失業，兩千個城市的麵包店前每天排著長隊，四百萬人被趕出家園，住在紙板搭的胡佛村里。
胡佛總統說繁榮就在街角，可工人們卻說街角只有警察的警棍。」
他的聲音越來越沉。
「但就在這樣的困難里，我們也在學習。
學習組織失業委員會，學習占領市政廳要求救濟，學習在工廠門口建立糾察線阻止破壞罷工的工賊。
今年三月，我們在紐約聯合廣場組織了五萬人的抗議集會，警察的馬隊衝散人群，第二天我們又聚起來。
四月，芝加哥的失業工人占領了市政府，要求延期支付房產稅，他們贏了。」
他停頓了一下。
「同志們，美國不是鐵板一塊。資本家是資本家，美國工人是美國工人。
工人們和同志們沒解放前一樣，每天在流水線前站十個小時，每天下班後腰酸背疼地擠電車回家，每天在餐桌上和妻子計算著這個月的房租還能不能交上。
他們和你們一樣，有兩隻手，一顆心，一個渴望明天比今天更好的願望。」
「這個願望，總有一天會讓他們和我們走到一起。」
他抬起右手，握拳，沒有舉過頭頂，只是平舉在胸前。
「那一天，也許不是明天，不是後天。但終究有一天，它一定會來。」
開幕式結束之後，斯諾隨著人流走出圓廳，進入主展廳。
光從四面八方湧來——頭頂的玻璃天窗，兩側高達六米的落地窗，以及那些尚未點亮的展台上方預留的照明孔。
整個展廳把十一月的天光收攏、過濾、重新分配，灑在每一個角落裡。
斯諾站在入口處，望著眼前這座巨型展廳，一時竟不知該往哪裡走。
展廳分東西兩翼，每翼長一百二十米，寬四十米，中間由一條貫穿南北的中央通道連接。
通道寬十米，鋪著淺灰色水磨石，兩側每隔二十米立著一根細鋼柱，柱頂垂下紅旗。
紅旗在微風中輕輕飄動。
通道兩側，是分門別類的展區。
斯諾最先走向的是交通與動力展區。這裡停放著六輛嶄新的人民汽車——不是概念模型，是真正可以開上路的量產車型。
它們比1斯諾在柏林街頭見過的型號更流暢，更輕巧，車頭鑲嵌著錘子鐮刀的標誌。
一個穿灰色工裝的技術員正在給圍觀的代表講解。
他手裡拿著一截剖面模型，一邊指著內部結構，一邊說：
「……這是我們最新型的四缸發動機，排量1.2升，功率22馬力，最高時速85公里。
重要的是油耗——百公里僅需6.5升。這是什麼概念？在德國，一個普通工人家庭，每月工資的六分之一，足夠讓這輛車跑一千公里。」
斯諾繼續往前走，看見另一側停著一輛更大的車。
車身漆成深灰色，比人民汽車長出一倍，車頂裝著行李架，車廂側面用德文和俄文同時寫著「人民旅行」。
「這是我們和蘇聯同志聯合開發的『友誼』牌旅行車，」
講解員說，
「可以載八名乘客和他們的行李，最高時速七十公里，續航五百公里。
明年春天，第一批五十輛將交付莫斯科公交公司，用於莫斯科—列寧格勒線路的旅遊客運。」
通訊與信息展區在通道的另一側。
這裡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台高兩米、寬三米的巨型展板，上面密密麻麻排列著上百個大小不一的真空管和線圈，展板下方有一排旋鈕，旋鈕上方是六個同樣大小的圓形刻度盤。
「這是我們的新型短波收發信機，」
講解員是個年輕女工程師，戴著厚厚的圓框眼鏡，說話時語速很快，
「輸出功率五百瓦，可以在五千公里範圍內實現穩定的語音和電報通訊。
更重要的是，它採用了一種新的頻率穩定技術，可以同時鎖定六個不同頻率，實現多路通訊——」
她說著，伸手轉動一個旋鈕。
展板上的某個刻度盤亮了起來，指針微微跳動。緊接著，一個聲音從展板上方的喇叭里傳出：
「……莫斯科廣播電台，莫斯科廣播電台，現在播送今日新聞……」
聲音清晰極了。
人群發出驚嘆。
斯諾知道短波通訊不是什麼新技術——美國RCA公司早在二十年代初就開始試驗跨大西洋短波廣播。
但把一台五百瓦的收發信機做到這種穩定度和集成度，還讓它能夠在展廳里當場接收莫斯科的信號——這背後是整整一代元器件製造工藝的飛躍。
他注意到那台機器側面有一塊銘牌，上面寫著：
「柏林通用電氣公司無線電分廠，1929年9月製造」。
九月。兩個月前。
他繼續往前走。
「日用工業」展區占據了東翼很大一片區域。
這裡陳列的是普通人日常生活中可以用到的各種物品：
縫紉機、自行車、收音機、電熨斗、電風扇、洗衣機……
斯諾在一個展台前停下了腳步。
那台機器大約半人高，白色搪瓷外殼，頂部有一個圓形玻璃窗，玻璃窗後面是一隻不斷旋轉的金屬滾筒。機器的正面有一個刻度盤，刻度從「30分鐘」到「90分鐘」，指針指在「45分鐘」處。
「全自動洗衣機，」講解員是個穿工裝的中年男人，臉上帶著某種難以掩飾的自豪，「把衣服放進去，設定時間，加洗衣粉，關上蓋子，四十五分鐘後拿出來——直接可以晾曬。
不需要用手搓，不需要用搓板，不需要用熱水泡。」
醫療與健康展區在中央通道盡頭。
這裡光線更柔和一些，牆上貼著淡藍色的壁紙，地面鋪著淺灰色的地毯。
展台上陳列著各種醫療設備：X光機、心電圖儀、紫外線治療燈、牙科綜合治療台……
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台半人高的金屬櫃，櫃門是玻璃的，可以看見裡面整齊地排列著一排排玻璃安瓿瓶。
「可攜式胰島素冷藏箱，」講解員是個年輕女醫生，穿著白大褂，胸牌上寫著「柏林第一人民醫院醫院」，
「可以在不通電的情況下，將胰島素製劑在2-8攝氏度保存七十二小時。
這是專門為農村地區設計的——讓那些沒有電、沒有冰箱的合作社醫療站，也能為糖尿病患者提供長期治療。」
她打開櫃門，取出一支安瓿瓶，對著燈光展示瓶內澄清的液體。
「胰島素是1921年加拿大學者發現的，1923年開始工業化生產。
但在資本主義國家，它的價格一直居高不下，因為專利權掌握在幾家大藥廠手裡。
我們1926年實現了胰島素的全合成和國產化，現在的價格是1924年的二十分之一。」
她把安瓿瓶放回櫃中，關上玻璃門。
「同志們，這不是魔法。這是把醫學研究從專利牢籠里解放出來的結果。」
下午兩點，斯諾來到東翼盡頭的基礎科學展區。
這裡的人比別處少，但留下的時間更長。
展台上沒有機器，沒有設備，只有圖紙、照片、模型和厚厚的印刷品。
一塊展板上貼著幾十張黑白照片，照片上是同一種晶體在不同放大倍數下的顯微結構。照片旁邊是密密麻麻的文字說明，標題寫著：
「電晶體的早期實驗——1928年研究進展」。
斯諾盯著那張照片看了很久。
他看不懂那些技術術語，但他注意到照片下面的署名：「柏林大學固體物理研究所，瓦爾特·肖特基」。
他隱約記得這個名字。肖特基，1925年發表過關於電子在真空中運動規律的論文，當時引起過物理學界的關注。
沒想到他已經轉向了這種……這種「電晶體」的研究。
電晶體是什麼？展板上沒有明確說明，只是含糊地提到「一種基於半導體材料的新型放大器件。」
另一個展台上陳列著一台奇特的裝置：
一個直徑約一米的金屬圓環，圓環內部是密密麻麻的線圈和磁鐵，圓環中央懸著一根細細的金屬棒。金屬棒正在緩慢地、幾乎察覺不到地旋轉。
「感應電動機的最簡形式，」講解員是個白髮蒼蒼的老教授，說話慢條斯理，
「它的原理是法拉第在1831年發現的，但直到十九世紀末才進入實用。
這台裝置的特殊之處在於，它用的不是銅線，而是一種新型的鋁合金——重量只有銅的三分之一，導電率可以達到銅的百分之六十。
如果用它製造大型發電機轉子，可以減輕一半的重量，提高發電效率。」
他頓了頓。
「這種鋁合金，是我們去年在化學研究所合成的。
它需要的原料——鋁、銅、鎂、矽——我們都有。
生產成本只比普通鋁材高百分之二十，但性能優勢遠大於這個差距。」
斯諾不知道這有什麼意義，但他旁邊一個穿工裝的中年人顯然知道。那人盯著那根緩慢旋轉的金屬棒，眼睛亮了起來。
下午四點半，斯諾終於走完了整個展廳。
他站在中央通道的盡頭，回望這條長二百四十米、布滿了展台和人流的巨型空間。
天光已經從菱形玻璃天窗轉為暖橙色，那是夕陽正在西沉的信號。再過一小時，展廳就要關閉，明天繼續開放。
他低頭看了看手裡的筆記本，上面已經密密麻麻記了十幾頁。
但真正重要的是他此刻心裡的那種感覺——
一種難以言喻的震撼。
不是震撼於某一件展品。
是震撼於所有這些展品背後的東西：
組織、計劃、協作、積累。是震撼於一個事實：
這個國家，這個成立僅十一年的社會主義國家，正在用自己的方式，把科學從實驗室推向工廠，把技術從專利變成工具，把產品從奢侈品變成日用品。
而且，這一切，不是為少數人服務的。
那些汽車、洗衣機、收音機、醫療設備，它們的講解員在介紹時，第一句話永遠是
「一個普通工人家庭……」或者「農村合作社可以……」。
這不是宣傳口徑，這是設計目標本身——從一開始，這些東西就是為了讓最多數人使用而設計的。
斯諾慢慢走出展廳，站在門前的台階上。
廣場上的晚風捲起幾片梧桐葉，在地面上打著旋。
也許這就是社會主義的科技：
不只是占領工廠、占領實驗室、占領生產線，更是占領每一個普通人的內心——讓他們相信，科學不是高高在上的神秘力量，技術不是資本家榨取剩餘價值的工具，進步不是少數人的專利。
讓他們相信，明天可以比今天更好。
今天在柏林展覽中心裡，一千二百名來自世界各地的代表，已經親眼看見了那個「明天」的雛形。
斯諾站在台階上，望著暮色中漸漸亮起的紅旗，很久沒有動。
遠處，展覽中心正門的銅字在最後一縷天光里泛著暗紅色的光澤：
「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
風起了。
紅旗在風中獵獵作響。
他是來自美國的非正式觀察員，沒有國家代表的身份，只能以個人名義發言。
他叫威廉·福斯特，美共領袖之一。
他站在講台前，沉默了很久。
「我沒有資格代表美國發言，」他說，
「因為美國的政府還在資本家的手裡。
那些先生們現在正忙著給銀行注資、給破產農場主發救濟、給失業工人建臨時收容所——收容所里每人每天一碗稀湯，條件是必須參加教堂的禱告會。」
「但我可以代表美利堅的工人階級說幾句話。他們現在很困難。
一千二百萬人失業，兩千個城市的麵包店前每天排著長隊，四百萬人被趕出家園，住在紙板搭的胡佛村里。
胡佛總統說繁榮就在街角，可工人們卻說街角只有警察的警棍。」
他的聲音越來越沉。
「但就在這樣的困難里，我們也在學習。
學習組織失業委員會，學習占領市政廳要求救濟，學習在工廠門口建立糾察線阻止破壞罷工的工賊。
今年三月，我們在紐約聯合廣場組織了五萬人的抗議集會，警察的馬隊衝散人群，第二天我們又聚起來。
四月，芝加哥的失業工人占領了市政府，要求延期支付房產稅，他們贏了。」
他停頓了一下。
「同志們，美國不是鐵板一塊。資本家是資本家，美國工人是美國工人。
工人們和同志們沒解放前一樣，每天在流水線前站十個小時，每天下班後腰酸背疼地擠電車回家，每天在餐桌上和妻子計算著這個月的房租還能不能交上。
他們和你們一樣，有兩隻手，一顆心，一個渴望明天比今天更好的願望。」
「這個願望，總有一天會讓他們和我們走到一起。」
他抬起右手，握拳，沒有舉過頭頂，只是平舉在胸前。
「那一天，也許不是明天，不是後天。但終究有一天，它一定會來。」
開幕式結束之後，斯諾隨著人流走出圓廳，進入主展廳。
光從四面八方湧來——頭頂的玻璃天窗，兩側高達六米的落地窗，以及那些尚未點亮的展台上方預留的照明孔。
整個展廳把十一月的天光收攏、過濾、重新分配，灑在每一個角落裡。
斯諾站在入口處，望著眼前這座巨型展廳，一時竟不知該往哪裡走。
展廳分東西兩翼，每翼長一百二十米，寬四十米，中間由一條貫穿南北的中央通道連接。
通道寬十米，鋪著淺灰色水磨石，兩側每隔二十米立著一根細鋼柱，柱頂垂下紅旗。
紅旗在微風中輕輕飄動。
通道兩側，是分門別類的展區。
斯諾最先走向的是交通與動力展區。這裡停放著六輛嶄新的人民汽車——不是概念模型，是真正可以開上路的量產車型。
它們比1斯諾在柏林街頭見過的型號更流暢，更輕巧，車頭鑲嵌著錘子鐮刀的標誌。
一個穿灰色工裝的技術員正在給圍觀的代表講解。
他手裡拿著一截剖面模型，一邊指著內部結構，一邊說：
「……這是我們最新型的四缸發動機，排量1.2升，功率22馬力，最高時速85公里。
重要的是油耗——百公里僅需6.5升。這是什麼概念？在德國，一個普通工人家庭，每月工資的六分之一，足夠讓這輛車跑一千公里。」
斯諾繼續往前走，看見另一側停著一輛更大的車。
車身漆成深灰色，比人民汽車長出一倍，車頂裝著行李架，車廂側面用德文和俄文同時寫著「人民旅行」。
「這是我們和蘇聯同志聯合開發的『友誼』牌旅行車，」
講解員說，
「可以載八名乘客和他們的行李，最高時速七十公里，續航五百公里。
明年春天，第一批五十輛將交付莫斯科公交公司，用於莫斯科—列寧格勒線路的旅遊客運。」
通訊與信息展區在通道的另一側。
這裡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台高兩米、寬三米的巨型展板，上面密密麻麻排列著上百個大小不一的真空管和線圈，展板下方有一排旋鈕，旋鈕上方是六個同樣大小的圓形刻度盤。
「這是我們的新型短波收發信機，」
講解員是個年輕女工程師，戴著厚厚的圓框眼鏡，說話時語速很快，
「輸出功率五百瓦，可以在五千公里範圍內實現穩定的語音和電報通訊。
更重要的是，它採用了一種新的頻率穩定技術，可以同時鎖定六個不同頻率，實現多路通訊——」
她說著，伸手轉動一個旋鈕。
展板上的某個刻度盤亮了起來，指針微微跳動。緊接著，一個聲音從展板上方的喇叭里傳出：
「……莫斯科廣播電台，莫斯科廣播電台，現在播送今日新聞……」
聲音清晰極了。
人群發出驚嘆。
斯諾知道短波通訊不是什麼新技術——美國RCA公司早在二十年代初就開始試驗跨大西洋短波廣播。
但把一台五百瓦的收發信機做到這種穩定度和集成度，還讓它能夠在展廳里當場接收莫斯科的信號——這背後是整整一代元器件製造工藝的飛躍。
他注意到那台機器側面有一塊銘牌，上面寫著：
「柏林通用電氣公司無線電分廠，1929年9月製造」。
九月。兩個月前。
他繼續往前走。
「日用工業」展區占據了東翼很大一片區域。
這裡陳列的是普通人日常生活中可以用到的各種物品：
縫紉機、自行車、收音機、電熨斗、電風扇、洗衣機……
斯諾在一個展台前停下了腳步。
那台機器大約半人高，白色搪瓷外殼，頂部有一個圓形玻璃窗，玻璃窗後面是一隻不斷旋轉的金屬滾筒。機器的正面有一個刻度盤，刻度從「30分鐘」到「90分鐘」，指針指在「45分鐘」處。
「全自動洗衣機，」講解員是個穿工裝的中年男人，臉上帶著某種難以掩飾的自豪，「把衣服放進去，設定時間，加洗衣粉，關上蓋子，四十五分鐘後拿出來——直接可以晾曬。
不需要用手搓，不需要用搓板，不需要用熱水泡。」
醫療與健康展區在中央通道盡頭。
這裡光線更柔和一些，牆上貼著淡藍色的壁紙，地面鋪著淺灰色的地毯。
展台上陳列著各種醫療設備：X光機、心電圖儀、紫外線治療燈、牙科綜合治療台……
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台半人高的金屬櫃，櫃門是玻璃的，可以看見裡面整齊地排列著一排排玻璃安瓿瓶。
「可攜式胰島素冷藏箱，」講解員是個年輕女醫生，穿著白大褂，胸牌上寫著「柏林第一人民醫院醫院」，
「可以在不通電的情況下，將胰島素製劑在2-8攝氏度保存七十二小時。
這是專門為農村地區設計的——讓那些沒有電、沒有冰箱的合作社醫療站，也能為糖尿病患者提供長期治療。」
她打開櫃門，取出一支安瓿瓶，對著燈光展示瓶內澄清的液體。
「胰島素是1921年加拿大學者發現的，1923年開始工業化生產。
但在資本主義國家，它的價格一直居高不下，因為專利權掌握在幾家大藥廠手裡。
我們1926年實現了胰島素的全合成和國產化，現在的價格是1924年的二十分之一。」
她把安瓿瓶放回櫃中，關上玻璃門。
「同志們，這不是魔法。這是把醫學研究從專利牢籠里解放出來的結果。」
下午兩點，斯諾來到東翼盡頭的基礎科學展區。
這裡的人比別處少，但留下的時間更長。
展台上沒有機器，沒有設備，只有圖紙、照片、模型和厚厚的印刷品。
一塊展板上貼著幾十張黑白照片，照片上是同一種晶體在不同放大倍數下的顯微結構。照片旁邊是密密麻麻的文字說明，標題寫著：
「電晶體的早期實驗——1928年研究進展」。
斯諾盯著那張照片看了很久。
他看不懂那些技術術語，但他注意到照片下面的署名：「柏林大學固體物理研究所，瓦爾特·肖特基」。
他隱約記得這個名字。肖特基，1925年發表過關於電子在真空中運動規律的論文，當時引起過物理學界的關注。
沒想到他已經轉向了這種……這種「電晶體」的研究。
電晶體是什麼？展板上沒有明確說明，只是含糊地提到「一種基於半導體材料的新型放大器件。」
另一個展台上陳列著一台奇特的裝置：
一個直徑約一米的金屬圓環，圓環內部是密密麻麻的線圈和磁鐵，圓環中央懸著一根細細的金屬棒。金屬棒正在緩慢地、幾乎察覺不到地旋轉。
「感應電動機的最簡形式，」講解員是個白髮蒼蒼的老教授，說話慢條斯理，
「它的原理是法拉第在1831年發現的，但直到十九世紀末才進入實用。
這台裝置的特殊之處在於，它用的不是銅線，而是一種新型的鋁合金——重量只有銅的三分之一，導電率可以達到銅的百分之六十。
如果用它製造大型發電機轉子，可以減輕一半的重量，提高發電效率。」
他頓了頓。
「這種鋁合金，是我們去年在化學研究所合成的。
它需要的原料——鋁、銅、鎂、矽——我們都有。
生產成本只比普通鋁材高百分之二十，但性能優勢遠大於這個差距。」
斯諾不知道這有什麼意義，但他旁邊一個穿工裝的中年人顯然知道。那人盯著那根緩慢旋轉的金屬棒，眼睛亮了起來。
下午四點半，斯諾終於走完了整個展廳。
他站在中央通道的盡頭，回望這條長二百四十米、布滿了展台和人流的巨型空間。
天光已經從菱形玻璃天窗轉為暖橙色，那是夕陽正在西沉的信號。再過一小時，展廳就要關閉，明天繼續開放。
他低頭看了看手裡的筆記本，上面已經密密麻麻記了十幾頁。
但真正重要的是他此刻心裡的那種感覺——
一種難以言喻的震撼。
不是震撼於某一件展品。
是震撼於所有這些展品背後的東西：
組織、計劃、協作、積累。是震撼於一個事實：
這個國家，這個成立僅十一年的社會主義國家，正在用自己的方式，把科學從實驗室推向工廠，把技術從專利變成工具，把產品從奢侈品變成日用品。
而且，這一切，不是為少數人服務的。
那些汽車、洗衣機、收音機、醫療設備，它們的講解員在介紹時，第一句話永遠是
「一個普通工人家庭……」或者「農村合作社可以……」。
這不是宣傳口徑，這是設計目標本身——從一開始，這些東西就是為了讓最多數人使用而設計的。
斯諾慢慢走出展廳，站在門前的台階上。
廣場上的晚風捲起幾片梧桐葉，在地面上打著旋。
也許這就是社會主義的科技：
不只是占領工廠、占領實驗室、占領生產線，更是占領每一個普通人的內心——讓他們相信，科學不是高高在上的神秘力量，技術不是資本家榨取剩餘價值的工具，進步不是少數人的專利。
讓他們相信，明天可以比今天更好。
今天在柏林展覽中心裡，一千二百名來自世界各地的代表，已經親眼看見了那個「明天」的雛形。
斯諾站在台階上，望著暮色中漸漸亮起的紅旗，很久沒有動。
遠處，展覽中心正門的銅字在最後一縷天光里泛著暗紅色的光澤：
「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
風起了。
紅旗在風中獵獵作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