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99章 對全國隊伍進行大掃除的初步設想
柏林，人民委員會大樓。
韋格納站在窗前已經很久了。
辦公桌上攤著台爾曼從林茨發回的加密電報。
十六開紙，三頁，密密麻麻的小字。
這是專線密電，僅供最高決策層即時掌握核心案情。
韋格納已經讀了三遍。
看著看著，韋格納就想起了1923年的秋天。
那時他剛從柏林黨校的講台上走下來，在走廊里遇見一個從林茨來的學員。
那人削瘦，沉默，話極少。
韋格納和他在走廊上聊了不到十分鐘。
那人說自己是個工人，父親死在戰壕里，革命後當了幹部，總覺得做得不夠好，怕辜負那些把票投給他的工友。
那人叫約瑟夫·邁爾。
六年過去了，邁爾還在林茨，一棟破公寓，一張租來的公房配給書桌，日復一日地批文件、下基層、排隊吃食堂。
他把每一份技改審批單都讀三遍，查出了舊貴族兒子的物資盜賣網絡。
他用自己的血在那棟大樓的地板上簽了名。
韋格納轉身，走回辦公桌後坐下。
「施密特同志到了嗎？」
諾依曼立刻回答：「剛到。」
「那就請他進來吧。」
施密特進門時帶著厚厚一摞文件。
他永遠這樣——任何會議、任何談話、哪怕只是臨時召見的十分鐘面談，他都會準備好與議題相關的所有資料。
韋格納有時想，如果某天自己只是叫他來聊聊天氣，施密特大概也能從公文包里抽出去年柏林全年降水量統計表。
「主席。」施密特在韋格納對面坐下，將文件放在膝頭。
韋格納把那三頁電報推過去。
「林茨。台爾曼剛發回的。你先看。」
施密特接過電報開始閱讀。
三頁讀完。施密特把電報輕輕放回桌面，食指在其中一段下划過的位置停留了片刻。
那是克勞斯供述中關於他兄長漢斯·馮·艾興多夫的部分：
「……穿上共和國的制服，說共和國的套話，在共和國的辦公室里一步步往上爬。
父親提供他那些舊時代的人脈網絡，漢斯負責在體制內尋找縫隙……」
「這個問題比林茨更大。」
施密特說道。
韋格納沒有說話，等他繼續。
「馮·艾興多夫處長不是個例。
1923年德奧合併後，我們對原奧地利地區舊行政體系採取的是『留用審查、分批改造』方針。
大批舊職員經過短期政治培訓後重新上崗，其中相當一部分人——尤其是中高級技術官僚——至今仍在重要崗位。
馮·艾興多夫在機械工業部主管技改物資審批，四年時間批出六十萬馬克盜賣額度。
這不是他一個人能做到的。」
他從膝頭的文件夾里抽出一份早已準備好的材料，輕輕放在電報旁邊。
「國家監察與總政治部過去兩年在原奧地利地區共查處處級以上職務犯罪案件四十七起，其中三十一起涉及舊留用人員或其親屬。
罪名包括貪污、受賄、盜賣國有物資、包庇反革命、泄露國家機密。
在這些案件中，有十九起存在明確的體制內外勾結特徵——即舊勢力提供資金和人脈，被腐蝕的幹部提供審批權限和政策縫隙。」
「你對馮·艾興多夫處長這個級別的涉案人員，有什麼處理意見？」
韋格納想了想問到。
「依法處理即可。」施密特的回答簡短，
「共和國刑事訴訟法、反貪污賄賂法、危害國家安全罪專章，都有明確量刑標準。物資盜賣案值超過五十萬馬克，勾結境外勢力，包庇家屬參與反革命武裝襲擊——三條並罰，足夠判處二十五年以上監禁。」
「二十五年。」韋格納重複。
「如果邁爾同志沒有搶救過來，」施密特平靜地補充，
「可以適用死刑條款。」
韋格納沒有接這個話。他沉默了幾秒。
「我是問你個人的看法，不是法律條文。」
施密特也沉默了。
「我個人認為，」
半晌，他終於說，
「此案必須從重、從快、從嚴。
這類體制內縫隙如果不徹底封堵，它會像蛀蟲一樣從內部掏空整座大廈。
馮·艾興多夫處長不是第一個，也不會是最後一個。
但只要讓他付出足夠沉重的代價，讓所有仍在觀望、仍在猶豫、仍在心存僥倖的人看清楚：
觸碰紅線的成本，遠遠高於他們可能獲得的任何收益——這個缺口，就能被堵上。」
他頓了頓。
「至於那些『縫隙』本身——審批流程的漏洞、監督機制的空轉、幹部考察的表面化——這是更長期的工程。
我在準備一份系統性的改革方案，但需要至少三個月才能完稿。」
韋格納點了點頭。
「那個老男爵呢？」韋格納問，
「弗里德里希·馮·艾興多夫。七十一歲，二十年如一日資助反革命、組織地下網絡、培養兒子充當黑手套。他才是這個案子的總根。」
「包庇、窩藏、資助反革命暴力犯罪，組織地下保皇勢力，非法持有武器，與境外敵特勢力勾結。
任何一條都夠判無期。數罪併罰，可以判死刑。」施密特頓了頓，
「但我建議不立即宣判死刑。」
「哦？」
韋格納抬起眼。
「我想聽聽你的看法，詳細說說。」
「他七十一歲，身體狀況已經很差了。
羈押所體檢報告顯示他有嚴重的心臟病和高血壓，即使判了死刑，走完上訴程序也未必能活到執行。」
施密特平靜地說，「更重要的是，活著的男爵比死了的男爵更有價值。」
「怎麼說？」
「他在舊奧地利貴族圈子裡人脈很深，過去二十年結識的遺老遺少遍布德語區。
這些人在1918年革命後失去特權，大部分蟄伏，少部分像他一樣轉入地下活動。
我們對這個網絡的掌握還很有限。
一個活著的馮·艾興多夫，可以作為我們下一步工作的突破口。」
韋格納沉默片刻。
「他會開口嗎？」
「那就要相信辦案同志們的智慧了不是嗎？」
施密特笑著說，韋格納則把話題收回來。
「林茨案基本清晰了。
老男爵是總根，長子是體制內腐敗節點，幼子是武裝執行層，義大利人是外部技術支援，慕尼黑和維也納的保皇黨人是資金和人脈網絡的上游。
這像一個剖面，把舊勢力在新政權下的生存形態完整地切開了。」
他停頓。
「問題是，這樣的剖面，全國還有多少個？」
施密特沒有回答。他從膝頭的文件夾里抽出第二份材料，放在桌上。
這份比第一份更厚。封面上沒有標題，只有一個編號：GZ-1929-07。
韋格納打開。
第一頁是一張統計表。表格里是1927年以來國家監察與總政治部在全國範圍內查處的「具有舊政權背景之職務犯罪案件」數據。
數字很詳細：涉案人數、職級分布、地域分布、罪名分類、量刑結果。
韋格納沒有看數字。他看的是表格最下面一行。
那是一行空白。空白的上面寫著：「待系統排查之潛在風險崗位預估」。
施密特的聲音在對面響起，一如既往地平穩。
「林茨案給我們提了個醒。1923年德奧合併時留用的舊行政人員，目前仍有相當數量在原奧地利地區各級機關任職。
他們的政治審查在合併初期進行過一次，但那次審查主要針對顯性的保皇黨身份、反黨嫌疑、戰爭罪行——對於隱性腐蝕的篩查能力有限。」
他頓了頓。
「過去六年，這些人中的一部分通過業務能力、資歷積累、人際關係網絡逐步晉升，有的已經進入處級、局級領導崗位。
馮·艾興多夫處長是其中一個剖面。他不是唯一的。」
韋格納把那份統計表翻到最後一頁。
「待系統排查之潛在風險崗位預估」。
他抬起頭。
「你估算有多少？」
施密特報出一個數字。
韋格納沉默了幾秒。這個數字比他預期的略高，但在他能接受的範圍內。
「這次大會結束之後，」韋格納說，「我需要一次全國範圍的黨員隊伍摸底調查。」
韋格納站在窗前已經很久了。
辦公桌上攤著台爾曼從林茨發回的加密電報。
十六開紙，三頁，密密麻麻的小字。
這是專線密電，僅供最高決策層即時掌握核心案情。
韋格納已經讀了三遍。
看著看著，韋格納就想起了1923年的秋天。
那時他剛從柏林黨校的講台上走下來，在走廊里遇見一個從林茨來的學員。
那人削瘦，沉默，話極少。
韋格納和他在走廊上聊了不到十分鐘。
那人說自己是個工人，父親死在戰壕里，革命後當了幹部，總覺得做得不夠好，怕辜負那些把票投給他的工友。
那人叫約瑟夫·邁爾。
六年過去了，邁爾還在林茨，一棟破公寓，一張租來的公房配給書桌，日復一日地批文件、下基層、排隊吃食堂。
他把每一份技改審批單都讀三遍，查出了舊貴族兒子的物資盜賣網絡。
他用自己的血在那棟大樓的地板上簽了名。
韋格納轉身，走回辦公桌後坐下。
「施密特同志到了嗎？」
諾依曼立刻回答：「剛到。」
「那就請他進來吧。」
施密特進門時帶著厚厚一摞文件。
他永遠這樣——任何會議、任何談話、哪怕只是臨時召見的十分鐘面談，他都會準備好與議題相關的所有資料。
韋格納有時想，如果某天自己只是叫他來聊聊天氣，施密特大概也能從公文包里抽出去年柏林全年降水量統計表。
「主席。」施密特在韋格納對面坐下，將文件放在膝頭。
韋格納把那三頁電報推過去。
「林茨。台爾曼剛發回的。你先看。」
施密特接過電報開始閱讀。
三頁讀完。施密特把電報輕輕放回桌面，食指在其中一段下划過的位置停留了片刻。
那是克勞斯供述中關於他兄長漢斯·馮·艾興多夫的部分：
「……穿上共和國的制服，說共和國的套話，在共和國的辦公室里一步步往上爬。
父親提供他那些舊時代的人脈網絡，漢斯負責在體制內尋找縫隙……」
「這個問題比林茨更大。」
施密特說道。
韋格納沒有說話，等他繼續。
「馮·艾興多夫處長不是個例。
1923年德奧合併後，我們對原奧地利地區舊行政體系採取的是『留用審查、分批改造』方針。
大批舊職員經過短期政治培訓後重新上崗，其中相當一部分人——尤其是中高級技術官僚——至今仍在重要崗位。
馮·艾興多夫在機械工業部主管技改物資審批，四年時間批出六十萬馬克盜賣額度。
這不是他一個人能做到的。」
他從膝頭的文件夾里抽出一份早已準備好的材料，輕輕放在電報旁邊。
「國家監察與總政治部過去兩年在原奧地利地區共查處處級以上職務犯罪案件四十七起，其中三十一起涉及舊留用人員或其親屬。
罪名包括貪污、受賄、盜賣國有物資、包庇反革命、泄露國家機密。
在這些案件中，有十九起存在明確的體制內外勾結特徵——即舊勢力提供資金和人脈，被腐蝕的幹部提供審批權限和政策縫隙。」
「你對馮·艾興多夫處長這個級別的涉案人員，有什麼處理意見？」
韋格納想了想問到。
「依法處理即可。」施密特的回答簡短，
「共和國刑事訴訟法、反貪污賄賂法、危害國家安全罪專章，都有明確量刑標準。物資盜賣案值超過五十萬馬克，勾結境外勢力，包庇家屬參與反革命武裝襲擊——三條並罰，足夠判處二十五年以上監禁。」
「二十五年。」韋格納重複。
「如果邁爾同志沒有搶救過來，」施密特平靜地補充，
「可以適用死刑條款。」
韋格納沒有接這個話。他沉默了幾秒。
「我是問你個人的看法，不是法律條文。」
施密特也沉默了。
「我個人認為，」
半晌，他終於說，
「此案必須從重、從快、從嚴。
這類體制內縫隙如果不徹底封堵，它會像蛀蟲一樣從內部掏空整座大廈。
馮·艾興多夫處長不是第一個，也不會是最後一個。
但只要讓他付出足夠沉重的代價，讓所有仍在觀望、仍在猶豫、仍在心存僥倖的人看清楚：
觸碰紅線的成本，遠遠高於他們可能獲得的任何收益——這個缺口，就能被堵上。」
他頓了頓。
「至於那些『縫隙』本身——審批流程的漏洞、監督機制的空轉、幹部考察的表面化——這是更長期的工程。
我在準備一份系統性的改革方案，但需要至少三個月才能完稿。」
韋格納點了點頭。
「那個老男爵呢？」韋格納問，
「弗里德里希·馮·艾興多夫。七十一歲，二十年如一日資助反革命、組織地下網絡、培養兒子充當黑手套。他才是這個案子的總根。」
「包庇、窩藏、資助反革命暴力犯罪，組織地下保皇勢力，非法持有武器，與境外敵特勢力勾結。
任何一條都夠判無期。數罪併罰，可以判死刑。」施密特頓了頓，
「但我建議不立即宣判死刑。」
「哦？」
韋格納抬起眼。
「我想聽聽你的看法，詳細說說。」
「他七十一歲，身體狀況已經很差了。
羈押所體檢報告顯示他有嚴重的心臟病和高血壓，即使判了死刑，走完上訴程序也未必能活到執行。」
施密特平靜地說，「更重要的是，活著的男爵比死了的男爵更有價值。」
「怎麼說？」
「他在舊奧地利貴族圈子裡人脈很深，過去二十年結識的遺老遺少遍布德語區。
這些人在1918年革命後失去特權，大部分蟄伏，少部分像他一樣轉入地下活動。
我們對這個網絡的掌握還很有限。
一個活著的馮·艾興多夫，可以作為我們下一步工作的突破口。」
韋格納沉默片刻。
「他會開口嗎？」
「那就要相信辦案同志們的智慧了不是嗎？」
施密特笑著說，韋格納則把話題收回來。
「林茨案基本清晰了。
老男爵是總根，長子是體制內腐敗節點，幼子是武裝執行層，義大利人是外部技術支援，慕尼黑和維也納的保皇黨人是資金和人脈網絡的上游。
這像一個剖面，把舊勢力在新政權下的生存形態完整地切開了。」
他停頓。
「問題是，這樣的剖面，全國還有多少個？」
施密特沒有回答。他從膝頭的文件夾里抽出第二份材料，放在桌上。
這份比第一份更厚。封面上沒有標題，只有一個編號：GZ-1929-07。
韋格納打開。
第一頁是一張統計表。表格里是1927年以來國家監察與總政治部在全國範圍內查處的「具有舊政權背景之職務犯罪案件」數據。
數字很詳細：涉案人數、職級分布、地域分布、罪名分類、量刑結果。
韋格納沒有看數字。他看的是表格最下面一行。
那是一行空白。空白的上面寫著：「待系統排查之潛在風險崗位預估」。
施密特的聲音在對面響起，一如既往地平穩。
「林茨案給我們提了個醒。1923年德奧合併時留用的舊行政人員，目前仍有相當數量在原奧地利地區各級機關任職。
他們的政治審查在合併初期進行過一次，但那次審查主要針對顯性的保皇黨身份、反黨嫌疑、戰爭罪行——對於隱性腐蝕的篩查能力有限。」
他頓了頓。
「過去六年，這些人中的一部分通過業務能力、資歷積累、人際關係網絡逐步晉升，有的已經進入處級、局級領導崗位。
馮·艾興多夫處長是其中一個剖面。他不是唯一的。」
韋格納把那份統計表翻到最後一頁。
「待系統排查之潛在風險崗位預估」。
他抬起頭。
「你估算有多少？」
施密特報出一個數字。
韋格納沉默了幾秒。這個數字比他預期的略高，但在他能接受的範圍內。
「這次大會結束之後，」韋格納說，「我需要一次全國範圍的黨員隊伍摸底調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