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83章 斯諾的柏林見聞
抵達柏林的次日清晨，斯諾便帶著讓諾的介紹信和自己一份措辭懇切的書面申請，前往位於亞歷山大廣場附近的「人民委員會外事與新聞聯絡局」。
這座建築本身是一座經過改造的舊政府大樓，風格莊重但毫無奢華感，入口處懸掛著德意志社會主義人民共和國的國徽和「為人民服務」的標語。
與巴黎革命機構那種匆忙、混雜的氣氛不同，這裡秩序井然，來訪者需在前台登記、說明事由、領取號牌，然後在整潔的休息區等待叫號。
接待斯諾的男同志接過文件和申請，仔細閱讀。
讓諾的信顯然增加了不少分量，男同志抬起頭時，臉上多了幾分溫和。
「斯諾同志，讓諾同志的信我們收到了，感謝您對法國革命事業的客觀報導。
您希望採訪韋格納主席的請求，我們已經正式記錄並會立即呈報上級。
主席的日程由中央辦公廳統籌安排，涉及眾多國內外重大事務，我們需要一些時間來協調和確認。
請您理解，這是必要的流程。」
斯諾表示完全理解。
男同志繼續道：
「在等待答覆期間，我們鼓勵您多看看，多了解。發給您指南上的建議路線很好。
如果您需要更深入的參觀安排或特定領域的介紹人，我們也可以協助協調。
原則上，只要不涉及國家核心機密，我們樂於向世界展示一個真實的、建設中的社會主義德國。」 他
的語氣平穩而自信，透露出一種制度化的可靠感。
「請留下您住所的聯繫方式，一有關於採訪申請的任何進展，我們會立即通知您。」
離開聯絡局，斯諾心中稍定。
申請已正式遞交，剩下的便是耐心和充分利用這段時間。他決定首先前往那家著名的「第一無線電設備製造廠」（原西門子核心工廠之一）。
工廠位於柏林東部的工業區。
出示了外事部門提供的參觀許可後，一位名叫克勞斯的工程師——同時也是廠黨委委員——負責接待斯諾。
克勞斯三十出頭，穿著與工人無異的藍色工裝，只是胸前別著鋼筆和一副眼鏡，舉止間既有技術人員的嚴謹，又有一種新型幹部特有的、與群眾打成一片的親和力。
工廠巨大的車間裡，不再是斯諾印象中嘈雜混亂、工人埋頭於單一重複勞動的傳統畫面。
車間光線明亮，通風良好，播放著舒緩的背景音樂。牆上的大報表上實時更新著各班組的生產定額完成情況、合格率以及節能指標。
「這裡生產的，大部分是軍用和高可靠性工業級無線電元件，」
克勞斯邊走邊介紹，
「供應我們的人民軍隊，也出口給蘇聯和法國同志。質量要求是最高級別的。」
他指著一排正在封裝的小型高頻元件，
「這些是用於新一代戰術電台的，體積比舊型號小了百分之四十，功率和抗干擾能力卻極大地提高了。」
午休時間，斯諾看到許多工人走進車間附設的休息室和圖書館，那裡提供簡單的茶點，書架上擺滿了技術手冊、行業期刊和政治理論讀物。
一些工人聚在一起討論圖紙上的一個難點，另一些則在閱讀《紅旗》上關於即將召開的科技大會的文章。
屋頂花園裡，幾個年輕女工正在照料盆栽，有說有笑。
克勞斯帶斯諾來到一個用玻璃隔開的研發區，
「我們的目標是逐步將工人從重複、繁重、有潛在危險的工作中解放出來，讓他們能更多地從事監控、維護、工藝改進和創造性工作。
黨中央希望我們通過轉崗培訓，讓工人掌握更高階的技能。」 他的眼神充滿熱忱，「
韋格納主席反覆強調，社會主義的優越性不僅要體現在分配上，更要體現在生產方式的進步上，體現在勞動者工作環境和內容的根本改善上。
我們不能只滿足於模仿甚至追趕資本主義的生產效率，我們必須探索和引領新的生產方式。」
在展示廳，海因里希自豪地指向一個發光的玻璃罩，裡面是一個略顯笨重但結構複雜的陰極射線管組件。
「這是我們和光學儀器廠合作研發的顯像管樣品，未來人民電視系統的核心。
我們也希望讓普通的勞動者家庭，也能享受到最先進的視聽技術，用於教育、文化和新聞接收等種種功能。」
他遞給斯諾一份簡報，上面列著工廠近年來的研發投入占比——穩定在產值的15%以上。
「持續的高研發投入，是國家的硬性要求，也是我們廠委員會的共識。
社會主義企業，不能是只顧眼前利潤的短視者。」
第二天，斯諾前往柏林北郊的「七月起義國營農場」。
這裡的景象與工業區的嚴謹科技感截然不同，呈現出另一種規模化、機械化的生機勃勃。
一望無際的田野上，數台龐大的、塗著紅星的聯合收割機正轟鳴作業，所過之處，麥浪倒下，穀物被自動分離、裝入跟隨的卡車。
場面之壯觀，絲毫不遜於斯諾在北美見過的最大農場。
接待他的是農場管理委員會主席，費舍爾。
費舍爾同志年約六十，皮膚黝黑粗糙，手上布滿老繭和舊傷疤，但腰板挺直，眼神明亮銳利。
他穿著一件洗得發白的舊工裝，頭上戴著一頂同樣舊但乾淨的帽子。
「我以前是那邊，」他用拇指朝遠處一片依稀可見殘留建築輪廓的林地指了指，
「是馮·阿尼姆伯爵老爺家的僱農。幹了四十年，最好的年月也就是混個半飽。」
「現在，」
費舍爾張開雙臂，仿佛要擁抱眼前廣闊的田野和遠處成排整齊的紅頂白牆新農舍，
「這土地是農場集體的，也就是我們自己的。這些鐵傢伙，」他拍了拍身邊一台停著保養的拖拉機的輪胎，
「是農業機械合作社的，我們自己有技術員維護。
收成除了按計劃上繳國家，剩下的留作農場發展基金和我們自己的分配。
瞧見那些新房子沒？每家都有，按人口和貢獻分。
那邊是農場小學、衛生所、俱樂部和奶牛場。」
他帶著斯諾參觀農場的生活區。學校操場上孩子們在玩球，衛生所里穿著白大褂的年輕醫生正在給一位老人量血壓。
俱樂部里，一群年輕人正在排練合唱，歌聲嘹亮。
「我大兒子，」費舍爾提到家人時，臉上皺紋都舒展開了，露出不加掩飾的驕傲，
「在波茨坦的農業航空學校學習！開飛機，給大地撒藥、測繪！」
他頓了頓，看著斯諾，
「同志，你說，什麼是社會主義？對我這樣的老農民來說，社會主義就是：土地歸真正耕種它的人，機器幫忙而不是奴役人，孩子有前程，老了有依靠，幹活有奔頭。就是這麼實在。」
斯諾問及農場與國家的關係，費舍爾回答得很樸實：
「國家給計劃，給貸款買第一批大機器，派技術員指導科學種田。我們負責把地種好，完成計劃，改善大家生活。
具體活計大家商量著干，勁往一處使。」
傍晚，斯諾回到柏林市區，腦海中交織著兩種強烈的印象：
工廠里指向未來的科技與高度組織，農場中紮根土地的踏實變革與樸素自豪。
兩者看似迥異，卻共享著同一種內核：
生產資料集體所有帶來的根本性解放，計劃性與群眾積極性的結合，以及對德國人民的全面發展）的切實關注。
德國同志們談論這些成就時，總會自然地提到「韋格納主席說……」，那種信賴與引述，並非個人崇拜式的口號重複，而像是一種共同語言，指向他們深信不疑並親身體驗著的道路指南。
採訪韋格納的申請尚未有回音，但斯諾感到，每多看一處，他對理解這位領袖為何能凝聚如此力量、推動如此變革的渴望就更深一分。
柏林乃至整個德國，仿佛就是一個巨大而精密的展品，無聲卻雄辯地闡述著「卡爾·韋格納道路」的實踐成果。
這座建築本身是一座經過改造的舊政府大樓，風格莊重但毫無奢華感，入口處懸掛著德意志社會主義人民共和國的國徽和「為人民服務」的標語。
與巴黎革命機構那種匆忙、混雜的氣氛不同，這裡秩序井然，來訪者需在前台登記、說明事由、領取號牌，然後在整潔的休息區等待叫號。
接待斯諾的男同志接過文件和申請，仔細閱讀。
讓諾的信顯然增加了不少分量，男同志抬起頭時，臉上多了幾分溫和。
「斯諾同志，讓諾同志的信我們收到了，感謝您對法國革命事業的客觀報導。
您希望採訪韋格納主席的請求，我們已經正式記錄並會立即呈報上級。
主席的日程由中央辦公廳統籌安排，涉及眾多國內外重大事務，我們需要一些時間來協調和確認。
請您理解，這是必要的流程。」
斯諾表示完全理解。
男同志繼續道：
「在等待答覆期間，我們鼓勵您多看看，多了解。發給您指南上的建議路線很好。
如果您需要更深入的參觀安排或特定領域的介紹人，我們也可以協助協調。
原則上，只要不涉及國家核心機密，我們樂於向世界展示一個真實的、建設中的社會主義德國。」 他
的語氣平穩而自信，透露出一種制度化的可靠感。
「請留下您住所的聯繫方式，一有關於採訪申請的任何進展，我們會立即通知您。」
離開聯絡局，斯諾心中稍定。
申請已正式遞交，剩下的便是耐心和充分利用這段時間。他決定首先前往那家著名的「第一無線電設備製造廠」（原西門子核心工廠之一）。
工廠位於柏林東部的工業區。
出示了外事部門提供的參觀許可後，一位名叫克勞斯的工程師——同時也是廠黨委委員——負責接待斯諾。
克勞斯三十出頭，穿著與工人無異的藍色工裝，只是胸前別著鋼筆和一副眼鏡，舉止間既有技術人員的嚴謹，又有一種新型幹部特有的、與群眾打成一片的親和力。
工廠巨大的車間裡，不再是斯諾印象中嘈雜混亂、工人埋頭於單一重複勞動的傳統畫面。
車間光線明亮，通風良好，播放著舒緩的背景音樂。牆上的大報表上實時更新著各班組的生產定額完成情況、合格率以及節能指標。
「這裡生產的，大部分是軍用和高可靠性工業級無線電元件，」
克勞斯邊走邊介紹，
「供應我們的人民軍隊，也出口給蘇聯和法國同志。質量要求是最高級別的。」
他指著一排正在封裝的小型高頻元件，
「這些是用於新一代戰術電台的，體積比舊型號小了百分之四十，功率和抗干擾能力卻極大地提高了。」
午休時間，斯諾看到許多工人走進車間附設的休息室和圖書館，那裡提供簡單的茶點，書架上擺滿了技術手冊、行業期刊和政治理論讀物。
一些工人聚在一起討論圖紙上的一個難點，另一些則在閱讀《紅旗》上關於即將召開的科技大會的文章。
屋頂花園裡，幾個年輕女工正在照料盆栽，有說有笑。
克勞斯帶斯諾來到一個用玻璃隔開的研發區，
「我們的目標是逐步將工人從重複、繁重、有潛在危險的工作中解放出來，讓他們能更多地從事監控、維護、工藝改進和創造性工作。
黨中央希望我們通過轉崗培訓，讓工人掌握更高階的技能。」 他的眼神充滿熱忱，「
韋格納主席反覆強調，社會主義的優越性不僅要體現在分配上，更要體現在生產方式的進步上，體現在勞動者工作環境和內容的根本改善上。
我們不能只滿足於模仿甚至追趕資本主義的生產效率，我們必須探索和引領新的生產方式。」
在展示廳，海因里希自豪地指向一個發光的玻璃罩，裡面是一個略顯笨重但結構複雜的陰極射線管組件。
「這是我們和光學儀器廠合作研發的顯像管樣品，未來人民電視系統的核心。
我們也希望讓普通的勞動者家庭，也能享受到最先進的視聽技術，用於教育、文化和新聞接收等種種功能。」
他遞給斯諾一份簡報，上面列著工廠近年來的研發投入占比——穩定在產值的15%以上。
「持續的高研發投入，是國家的硬性要求，也是我們廠委員會的共識。
社會主義企業，不能是只顧眼前利潤的短視者。」
第二天，斯諾前往柏林北郊的「七月起義國營農場」。
這裡的景象與工業區的嚴謹科技感截然不同，呈現出另一種規模化、機械化的生機勃勃。
一望無際的田野上，數台龐大的、塗著紅星的聯合收割機正轟鳴作業，所過之處，麥浪倒下，穀物被自動分離、裝入跟隨的卡車。
場面之壯觀，絲毫不遜於斯諾在北美見過的最大農場。
接待他的是農場管理委員會主席，費舍爾。
費舍爾同志年約六十，皮膚黝黑粗糙，手上布滿老繭和舊傷疤，但腰板挺直，眼神明亮銳利。
他穿著一件洗得發白的舊工裝，頭上戴著一頂同樣舊但乾淨的帽子。
「我以前是那邊，」他用拇指朝遠處一片依稀可見殘留建築輪廓的林地指了指，
「是馮·阿尼姆伯爵老爺家的僱農。幹了四十年，最好的年月也就是混個半飽。」
「現在，」
費舍爾張開雙臂，仿佛要擁抱眼前廣闊的田野和遠處成排整齊的紅頂白牆新農舍，
「這土地是農場集體的，也就是我們自己的。這些鐵傢伙，」他拍了拍身邊一台停著保養的拖拉機的輪胎，
「是農業機械合作社的，我們自己有技術員維護。
收成除了按計劃上繳國家，剩下的留作農場發展基金和我們自己的分配。
瞧見那些新房子沒？每家都有，按人口和貢獻分。
那邊是農場小學、衛生所、俱樂部和奶牛場。」
他帶著斯諾參觀農場的生活區。學校操場上孩子們在玩球，衛生所里穿著白大褂的年輕醫生正在給一位老人量血壓。
俱樂部里，一群年輕人正在排練合唱，歌聲嘹亮。
「我大兒子，」費舍爾提到家人時，臉上皺紋都舒展開了，露出不加掩飾的驕傲，
「在波茨坦的農業航空學校學習！開飛機，給大地撒藥、測繪！」
他頓了頓，看著斯諾，
「同志，你說，什麼是社會主義？對我這樣的老農民來說，社會主義就是：土地歸真正耕種它的人，機器幫忙而不是奴役人，孩子有前程，老了有依靠，幹活有奔頭。就是這麼實在。」
斯諾問及農場與國家的關係，費舍爾回答得很樸實：
「國家給計劃，給貸款買第一批大機器，派技術員指導科學種田。我們負責把地種好，完成計劃，改善大家生活。
具體活計大家商量著干，勁往一處使。」
傍晚，斯諾回到柏林市區，腦海中交織著兩種強烈的印象：
工廠里指向未來的科技與高度組織，農場中紮根土地的踏實變革與樸素自豪。
兩者看似迥異，卻共享著同一種內核：
生產資料集體所有帶來的根本性解放，計劃性與群眾積極性的結合，以及對德國人民的全面發展）的切實關注。
德國同志們談論這些成就時，總會自然地提到「韋格納主席說……」，那種信賴與引述，並非個人崇拜式的口號重複，而像是一種共同語言，指向他們深信不疑並親身體驗著的道路指南。
採訪韋格納的申請尚未有回音，但斯諾感到，每多看一處，他對理解這位領袖為何能凝聚如此力量、推動如此變革的渴望就更深一分。
柏林乃至整個德國，仿佛就是一個巨大而精密的展品，無聲卻雄辯地闡述著「卡爾·韋格納道路」的實踐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