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2章 竟然是他？（求票、求追讀）
「你就是李澤？」
一個夫子打量著眼前的少年，光是這個賣相就讓他升起不小的好感。
於是和藹地道：「學政已經在等你了，你隨我來吧。」
李澤倒是沒想到趙星會親自見自己，難道是因為老師（賈雨村）的緣故？
雖說此次入學是走的趙星的後門，但趙星身為府學學政，這種小事不過是他一個招呼的事，卻無必要見李澤一面。
實在是那日瞻園之會，李澤留給他的印象太過深刻，趙星對這個與眾不同的少年抱有幾分好奇。
李澤隨著這位田姓的夫子來到一排屋舍前，指著最裡面一間，說道：「李澤，你進去吧，趙學政就在那間屋裡。」
少年有些愣怔的看著夫子手指的方向，那不正是昨晚兩個白蓮教徒藏東西的屋舍嗎？！
竟是趙學政的房間？
白蓮教徒為何找上趙學政？
趙學政為何沒有報官？
為何白蓮教徒會覺得趙學政是可以拉攏的人？
還有，白蓮教徒口中的那伙人是誰？
一連串的疑問冒了出來。
「田夫子，那間屋舍是趙學政的？他一個人住？」李澤問道。
「對啊，怎麼了？」田夫子有些奇怪。
「沒什麼，就是好奇。」
李澤笑了笑，對田夫子拱了拱手，「那學生便去了，多謝先生引路。」
「去吧，去吧，不必客氣。」
目送田夫子離開，李澤暫時按捺下心中的疑惑，往屋舍走去。
咚咚咚，他敲了敲門。
「進來吧。」
趙星的聲音從內傳來。
「學生李澤，見過學政。」
「李澤，我們是第二次見面了，沒想到你竟成了念台（李宗周）的學生，還蒙賈知府看重，讓老夫破例讓你在青溪書院聽課。你如今學到哪兒了？」
「稟學政，學生四書五經皆都學完，現今正練習制藝。」
「哦，連《五經》都學完了？」
趙星露出了訝異之色。
大魏科舉承襲大明，核心考察內容就是《四書》與《五經》，以及八股文和時務策。
其中《四書》（《大學》、《中庸》、《論語》、《孟子》）是必考，答案需以朱熹《四書章句集注》為標準。
而《五經》（《詩》、《書》、《禮》、《易》、《春秋》），考生可選其一，不需全解。
因此大部分考生都不會將《五經》全部深度學習，而是選擇一經為本經，專攻此經。
之所以如此——
其一，是為了減輕考生負擔，提高專業性。
《五經》每一部都卷帙浩繁，且需熟記程朱理學的官方註解（如《周易》主程頤傳、朱熹本義，《春秋》用胡安國傳）。
若要求通考五經，絕大多數考生難以深入掌握。
若是「專經」，則能鼓勵考生對某一經深入研究，而非泛泛而學。
如此既考察了考生的學術深度，也符合官僚體系中「專業分工」的需求。
其二，為了保證考試的公平性，以及降低考官批改試卷的難度。
若考生同考一經，考官更容易用同一標準比較優劣（如八股文的格式、義理髮揮）。
若每人考五經，評判難度會大幅增加。
且限定專經，還可避免這種策略性應試。
實際上這種「分經取士」的做法，從北宋時期就已經開始了。
如王安石變法後，就要求考生專治一經。
元朝科舉將《四書》置於核心地位，《五經》降為次要，且允許選考。
明代繼承這一傳統並加以強化，雖提升《五經》地位，但保留了選考模式。
大魏又繼承明代的傳統。
當然了，凡事有利有弊，「分經取士」也是如此。
這種「專經」的做法，會導致士人知識面狹隘，學術窄化。
考生為應試只鑽研一經，導致許多文人甚至不知其他經典內容，形成「《春秋》之士不通《禮》，《易經》之徒不讀《詩》」的局面。
且專經再與八股文結合，又進一步僵化思想。
考生往往背誦範文應付考試，而非真正研讀經典，學習精髓。
這種就是典型的「應試考生」，此類考生讀書只是為了做官，經義只是工具。
為什麼明清時期很難再出如孔孟荀、如陸賈、叔孫通、董仲舒、如唐宋八大家之類的大儒，便是如此。
大家都只在前人畫好的框框裡學習，又如何能跳出藩籬、打破窠臼呢。
真正的大儒都是五經全學，頂多有側重，但不會有短板。
當然了，也不是說完全沒有。
明朝還是出了幾個人物的——如陳獻章、王守仁、方孝孺、趙謙、賈夢龍等，雖不如前人，但也在學術上做出了一定的成就。
至於清朝，那就呵呵了。
如黃宗羲、王夫之、顧炎武、孫奇逢、方以智等，算是半步大儒，但這批人都是明末清初的人物，嚴格說起來，人家的學術思想是在明朝形成的。
而且這幾人，都有一個共同特點，不仕滿清。
黃宗羲，清軍入關後，這位招募里中子弟數百人組成「世忠營」，在餘姚舉兵抗清，達數年之久，被南明授予監察御史兼兵部職方司主事之職。
順治十年，黃宗羲返回故里，課徒授業，著述以終。
康熙二年至十八年，黃宗羲於慈谿、紹興、寧波等地設館講學，撰成《明夷待訪錄》《明儒學案》等，其中朝中屢次招其出仕，皆推辭不就。
王夫之，清軍攻占京城後，王夫之聞聽驚天國變，寫成《悲憤詩》，舉起「反清復明」的旗幟，挺身戰鬥。
後奔波於湖北、湖南之間，企圖調停何騰蛟與堵胤錫矛盾，無果，退回到故鄉衡陽，與「匡社」管嗣裘等在衡陽舉兵起義。
永曆元年，投桂王，抗清未果。
後返衡陽，隱姓埋名。
清康熙三年，寫成《永曆實錄》。
顧炎武，原名顧繼紳，清兵攻陷南京後，他改名炎武（仰慕文天祥的門生王炎武，即王炎午），在崑山參加抗清活動。
失敗後，離鄉北游，往來魯、燕、晉、陝、豫諸省。
遍歷關塞，實地考察，搜集資料，訪學問友。
康熙時舉博學鴻儒、薦修《明史》，均不就，後卜居陝西華陰以終。
孫奇逢，明朝滅亡後，清廷屢召不仕。
晚年講學於輝縣夏峰村20餘年，從者甚眾，世稱夏峰先生。
方以智，明朝滅亡後，從北京逃返南京，又經浙江、福建輾轉到兩廣，流亡了十幾年。
順治九年北歸。康熙十年冬，方以智為粵事牽連被捕，解往廣東。
當年十月七日，方以智因疽發卒於舟中，時年六十一歲。
所以說，真正的大儒都是有氣節的，某位「頭皮癢、水太涼」就不配。
一個夫子打量著眼前的少年，光是這個賣相就讓他升起不小的好感。
於是和藹地道：「學政已經在等你了，你隨我來吧。」
李澤倒是沒想到趙星會親自見自己，難道是因為老師（賈雨村）的緣故？
雖說此次入學是走的趙星的後門，但趙星身為府學學政，這種小事不過是他一個招呼的事，卻無必要見李澤一面。
實在是那日瞻園之會，李澤留給他的印象太過深刻，趙星對這個與眾不同的少年抱有幾分好奇。
李澤隨著這位田姓的夫子來到一排屋舍前，指著最裡面一間，說道：「李澤，你進去吧，趙學政就在那間屋裡。」
少年有些愣怔的看著夫子手指的方向，那不正是昨晚兩個白蓮教徒藏東西的屋舍嗎？！
竟是趙學政的房間？
白蓮教徒為何找上趙學政？
趙學政為何沒有報官？
為何白蓮教徒會覺得趙學政是可以拉攏的人？
還有，白蓮教徒口中的那伙人是誰？
一連串的疑問冒了出來。
「田夫子，那間屋舍是趙學政的？他一個人住？」李澤問道。
「對啊，怎麼了？」田夫子有些奇怪。
「沒什麼，就是好奇。」
李澤笑了笑，對田夫子拱了拱手，「那學生便去了，多謝先生引路。」
「去吧，去吧，不必客氣。」
目送田夫子離開，李澤暫時按捺下心中的疑惑，往屋舍走去。
咚咚咚，他敲了敲門。
「進來吧。」
趙星的聲音從內傳來。
「學生李澤，見過學政。」
「李澤，我們是第二次見面了，沒想到你竟成了念台（李宗周）的學生，還蒙賈知府看重，讓老夫破例讓你在青溪書院聽課。你如今學到哪兒了？」
「稟學政，學生四書五經皆都學完，現今正練習制藝。」
「哦，連《五經》都學完了？」
趙星露出了訝異之色。
大魏科舉承襲大明，核心考察內容就是《四書》與《五經》，以及八股文和時務策。
其中《四書》（《大學》、《中庸》、《論語》、《孟子》）是必考，答案需以朱熹《四書章句集注》為標準。
而《五經》（《詩》、《書》、《禮》、《易》、《春秋》），考生可選其一，不需全解。
因此大部分考生都不會將《五經》全部深度學習，而是選擇一經為本經，專攻此經。
之所以如此——
其一，是為了減輕考生負擔，提高專業性。
《五經》每一部都卷帙浩繁，且需熟記程朱理學的官方註解（如《周易》主程頤傳、朱熹本義，《春秋》用胡安國傳）。
若要求通考五經，絕大多數考生難以深入掌握。
若是「專經」，則能鼓勵考生對某一經深入研究，而非泛泛而學。
如此既考察了考生的學術深度，也符合官僚體系中「專業分工」的需求。
其二，為了保證考試的公平性，以及降低考官批改試卷的難度。
若考生同考一經，考官更容易用同一標準比較優劣（如八股文的格式、義理髮揮）。
若每人考五經，評判難度會大幅增加。
且限定專經，還可避免這種策略性應試。
實際上這種「分經取士」的做法，從北宋時期就已經開始了。
如王安石變法後，就要求考生專治一經。
元朝科舉將《四書》置於核心地位，《五經》降為次要，且允許選考。
明代繼承這一傳統並加以強化，雖提升《五經》地位，但保留了選考模式。
大魏又繼承明代的傳統。
當然了，凡事有利有弊，「分經取士」也是如此。
這種「專經」的做法，會導致士人知識面狹隘，學術窄化。
考生為應試只鑽研一經，導致許多文人甚至不知其他經典內容，形成「《春秋》之士不通《禮》，《易經》之徒不讀《詩》」的局面。
且專經再與八股文結合，又進一步僵化思想。
考生往往背誦範文應付考試，而非真正研讀經典，學習精髓。
這種就是典型的「應試考生」，此類考生讀書只是為了做官，經義只是工具。
為什麼明清時期很難再出如孔孟荀、如陸賈、叔孫通、董仲舒、如唐宋八大家之類的大儒，便是如此。
大家都只在前人畫好的框框裡學習，又如何能跳出藩籬、打破窠臼呢。
真正的大儒都是五經全學，頂多有側重，但不會有短板。
當然了，也不是說完全沒有。
明朝還是出了幾個人物的——如陳獻章、王守仁、方孝孺、趙謙、賈夢龍等，雖不如前人，但也在學術上做出了一定的成就。
至於清朝，那就呵呵了。
如黃宗羲、王夫之、顧炎武、孫奇逢、方以智等，算是半步大儒，但這批人都是明末清初的人物，嚴格說起來，人家的學術思想是在明朝形成的。
而且這幾人，都有一個共同特點，不仕滿清。
黃宗羲，清軍入關後，這位招募里中子弟數百人組成「世忠營」，在餘姚舉兵抗清，達數年之久，被南明授予監察御史兼兵部職方司主事之職。
順治十年，黃宗羲返回故里，課徒授業，著述以終。
康熙二年至十八年，黃宗羲於慈谿、紹興、寧波等地設館講學，撰成《明夷待訪錄》《明儒學案》等，其中朝中屢次招其出仕，皆推辭不就。
王夫之，清軍攻占京城後，王夫之聞聽驚天國變，寫成《悲憤詩》，舉起「反清復明」的旗幟，挺身戰鬥。
後奔波於湖北、湖南之間，企圖調停何騰蛟與堵胤錫矛盾，無果，退回到故鄉衡陽，與「匡社」管嗣裘等在衡陽舉兵起義。
永曆元年，投桂王，抗清未果。
後返衡陽，隱姓埋名。
清康熙三年，寫成《永曆實錄》。
顧炎武，原名顧繼紳，清兵攻陷南京後，他改名炎武（仰慕文天祥的門生王炎武，即王炎午），在崑山參加抗清活動。
失敗後，離鄉北游，往來魯、燕、晉、陝、豫諸省。
遍歷關塞，實地考察，搜集資料，訪學問友。
康熙時舉博學鴻儒、薦修《明史》，均不就，後卜居陝西華陰以終。
孫奇逢，明朝滅亡後，清廷屢召不仕。
晚年講學於輝縣夏峰村20餘年，從者甚眾，世稱夏峰先生。
方以智，明朝滅亡後，從北京逃返南京，又經浙江、福建輾轉到兩廣，流亡了十幾年。
順治九年北歸。康熙十年冬，方以智為粵事牽連被捕，解往廣東。
當年十月七日，方以智因疽發卒於舟中，時年六十一歲。
所以說，真正的大儒都是有氣節的，某位「頭皮癢、水太涼」就不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