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6章 ：哲宗試探
垂拱殿內，香爐里龍涎香的青煙筆直上升，在觸及藻井的幽暗前悄然散開，化作一片無形的芳香，籠罩著每一個角落。
年輕的皇帝趙煦並未端坐於御案之後，而是負手立於軒窗之旁。
純白常服在燭光下顯得柔和，卻與他周身散發的、超乎年齡的沉靜威儀形成微妙對比。
徐行垂首立於殿中，能清晰感受到那道落在自己身上的目光——並不銳利，卻帶著沉甸甸的審視，仿佛在掂量一件器物的成色與用途。
而在趙煦眼中，徐行坦然迎視的目光何嘗不也是一種審視？君臣二人就這樣靜靜對視，誰也沒有率先打破這片寂靜。
侍立一旁的雷敬屏息凝神，不停向徐行使眼色，卻如石沉大海，得不到任何回應。在北宋，雖不興跪拜大禮，卻極重君臣之儀。
徐行這般直視天顏，若真要治他個藐視之罪，也毫不冤枉。
時間仿佛被御座後那道青色屏風上的墨龍吞噬，流淌得格外緩慢。
最終，還是徐行率先開口：「微臣徐行，拜見官家。」
他躬身行禮，目光卻依舊落在前方那道身影上。
對這位少年天子的心性，他尚如霧裡看花，需得一步步試探——方才的沉默是試探，此刻的行禮也是試探。
趙煦終於有了動作。
他走回御案前，執起那份綠色奏疏：「愛卿的漕運策論尚未盡述，不妨在此為朕補全如何？」
他稱「朕」！
趙宋官家平日多以「吾」或「我」自稱，僅在詔書或特別場合才用此稱。
徐行聽得這個字，心下頓時瞭然——眼前這位，恐怕不似仁宗或神宗那般寬和。
「臣遵旨。」徐行知道，趙煦的試探開始了。
雷敬悄步上前取過奏疏，又搬來一張小案。
徐行便在趙煦面前站著，提筆續寫《漕運三分計時策》的下篇。
北宋定都開封，地處平原，無險可守，其最大優勢在於四水貫通的漕運樞紐地位。
國家的命脈、京師的運轉、軍隊的補給，無不依賴東南六路經漕運輸送的糧秣物資。可以說，漕運就是大宋的生命線。
上策已將大政方針剖析明白，下策無非是細則補充。
其中關鍵，在於推行標準化載重與建立損耗概率模型，更創新地在固定損耗率外增設浮動獎勵——若官方核定損耗為百分之三，而實際僅百分之一，則節省部分的一半犒賞漕運官兵，一半充公。
原本策論到此便可收筆，但徐行筆鋒一轉，又添了一條新法：引入競爭，試行「官督商運」。
即由官府制定標準、嚴加監督，招募實力商隊參與非核心河段的運輸，按成效支付費用。
此舉意在借民間效率打破官營體系的僵化。
當然，這一切都需循序漸進。若河道條件未備，倉促推行反而徒生事端。
他寫下這條，實為試探趙煦對變革的底線——是盲目推崇王安石變法，還是自有考量？
這對他至關重要，若只是照搬熙寧新法，那他充其量只是個工具，價值將大打折扣。
洋洋灑灑寫就，徐行擱筆靜立。
雷敬立即上前，輕吹墨跡，將奏疏呈至御前。
不料趙煦又取出四份奏疏，示意雷敬遞給徐行：「一奏定一品。徐懷松，你能官至何階，全憑自家本事。」
徐行微微蹙眉，展開雷敬奉上的第一本奏疏。
【西夏告宋主書】
「大宋皇帝陛下：甥舅之盟，歷有年所。然我國內府庫空虛，軍民嗷嗷，群情激憤，皆言舊賜微薄，不足贍養。為固盟好，永息邊釁，敢請陛下：一、請將每歲所賜銀、絹、茶帛，倍於舊數。二、請重開延慶、保安軍等處榷場，暢通互市……」
徐行的目光落在最後那句「若上述二請，皆不獲允，他日鐵騎東來，叩關請命，悔之晚矣！」上。
眉鋒微翹，想到西夏此時正是小梁後與兄弟爭權之時，西夏國內權利鬥爭最是焦灼。
對方卻在這時候遞上這份國書，其目的值得他琢磨一二。
思慮片刻，他重新執筆，紫狼毫飽蘸濃墨，抬頭看了眼正細讀漕運策的少年天子，低頭揮就二字：「征伐」。
他甚至不無惡意地揣測，這份國書恐怕才是趙煦毅然宮變的真正導火索——畢竟史書記載中的這位，可是兩宋罕見的強硬主戰派。
想到此處，他豁然開朗：趙煦是以漕運策試他的「才」，而以西夏國書試他的「膽」。
他展開第二份奏疏，內容一目了然：市舶司官員貪墨成風，奢靡無度，已糜爛成相互包庇、欺瞞朝廷的利益集團，其中更牽扯不少朝中重臣。
其實貪污在北宋寬鬆的司法環境下早已司空見慣。
這得益於奇特的「議刑」與「奏裁」制度——八品以上官員犯罪，地方無權判決，必須上奏皇帝裁決。
對於高官或疑難案件，常由皇帝召集重臣「議刑」，其間充滿政治權衡，而非純粹依法斷案。
加之「官當」與「贖刑」，這是法律明文規定的官員特權。
「官當」指用官職抵罪，「贖刑」指用錢財贖罪。
雖然死刑不能贖，但不是還有議刑麼，這議刑就是將想辦法將死罪變成活罪，然後用官位和錢財換去罪責。
正因如此，北宋官員貪腐在後世史書中著墨不多——既然大多不了了之，史筆也懶得費墨了。
清官自然是有，但以北宋官員之眾，怕是貪者更多。
徐行嗤笑一聲，再次提筆，寫下了一個力透紙背的：「殺！」
後世證明，肅貪抄家是見效最快、成本最低的生財之道。
再說大宋養士百年，最不缺的就是候補官員，京城裡等著補缺的「選人」可還有兩萬之眾呢。
第三策、第四策關乎冗兵、冗官，這又是兩大頑疾，亦是王安石變法力求解決的癥結。
歲入近億貫的北宋，到神宗朝竟出現財政赤字，「三冗」問題正是病根。
故而無論是范仲淹的慶曆新政，還是王安石的熙寧變法，核心都是為國斂財，以求平衡「三冗」。
後來的趙佶與蔡京乾的也是同一件事——將民間財富轉為國庫收入，只是蔡京手段酷烈十倍，終致徽宗末年民不聊生。
心中有太多想法，也有諸多對策，但他不得不顧及「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國策，以及眼下盤根錯節的政治生態。
任何脫離現實的政治構想，都不過是易碎的泡沫，註定被利益集團的巨輪碾碎。
此時，趙煦已讀完漕運策論，不知何時已來到徐行身側。
見他執筆良久卻遲遲未落，不由開口：「徐愛卿，可是有所顧忌？」
徐行想起盛明蘭臨行前的再三叮囑，又對上趙煦眼中毫不掩飾的期盼，終是輕聲問道：
「官家，可會因言治罪？」
年輕的皇帝趙煦並未端坐於御案之後，而是負手立於軒窗之旁。
純白常服在燭光下顯得柔和，卻與他周身散發的、超乎年齡的沉靜威儀形成微妙對比。
徐行垂首立於殿中，能清晰感受到那道落在自己身上的目光——並不銳利，卻帶著沉甸甸的審視，仿佛在掂量一件器物的成色與用途。
而在趙煦眼中，徐行坦然迎視的目光何嘗不也是一種審視？君臣二人就這樣靜靜對視，誰也沒有率先打破這片寂靜。
侍立一旁的雷敬屏息凝神，不停向徐行使眼色，卻如石沉大海，得不到任何回應。在北宋，雖不興跪拜大禮，卻極重君臣之儀。
徐行這般直視天顏，若真要治他個藐視之罪，也毫不冤枉。
時間仿佛被御座後那道青色屏風上的墨龍吞噬，流淌得格外緩慢。
最終，還是徐行率先開口：「微臣徐行，拜見官家。」
他躬身行禮，目光卻依舊落在前方那道身影上。
對這位少年天子的心性，他尚如霧裡看花，需得一步步試探——方才的沉默是試探，此刻的行禮也是試探。
趙煦終於有了動作。
他走回御案前，執起那份綠色奏疏：「愛卿的漕運策論尚未盡述，不妨在此為朕補全如何？」
他稱「朕」！
趙宋官家平日多以「吾」或「我」自稱，僅在詔書或特別場合才用此稱。
徐行聽得這個字，心下頓時瞭然——眼前這位，恐怕不似仁宗或神宗那般寬和。
「臣遵旨。」徐行知道，趙煦的試探開始了。
雷敬悄步上前取過奏疏，又搬來一張小案。
徐行便在趙煦面前站著，提筆續寫《漕運三分計時策》的下篇。
北宋定都開封，地處平原，無險可守，其最大優勢在於四水貫通的漕運樞紐地位。
國家的命脈、京師的運轉、軍隊的補給，無不依賴東南六路經漕運輸送的糧秣物資。可以說，漕運就是大宋的生命線。
上策已將大政方針剖析明白，下策無非是細則補充。
其中關鍵，在於推行標準化載重與建立損耗概率模型，更創新地在固定損耗率外增設浮動獎勵——若官方核定損耗為百分之三，而實際僅百分之一，則節省部分的一半犒賞漕運官兵，一半充公。
原本策論到此便可收筆，但徐行筆鋒一轉，又添了一條新法：引入競爭，試行「官督商運」。
即由官府制定標準、嚴加監督，招募實力商隊參與非核心河段的運輸，按成效支付費用。
此舉意在借民間效率打破官營體系的僵化。
當然，這一切都需循序漸進。若河道條件未備，倉促推行反而徒生事端。
他寫下這條，實為試探趙煦對變革的底線——是盲目推崇王安石變法，還是自有考量？
這對他至關重要，若只是照搬熙寧新法，那他充其量只是個工具，價值將大打折扣。
洋洋灑灑寫就，徐行擱筆靜立。
雷敬立即上前，輕吹墨跡，將奏疏呈至御前。
不料趙煦又取出四份奏疏，示意雷敬遞給徐行：「一奏定一品。徐懷松，你能官至何階，全憑自家本事。」
徐行微微蹙眉，展開雷敬奉上的第一本奏疏。
【西夏告宋主書】
「大宋皇帝陛下：甥舅之盟，歷有年所。然我國內府庫空虛，軍民嗷嗷，群情激憤，皆言舊賜微薄，不足贍養。為固盟好，永息邊釁，敢請陛下：一、請將每歲所賜銀、絹、茶帛，倍於舊數。二、請重開延慶、保安軍等處榷場，暢通互市……」
徐行的目光落在最後那句「若上述二請，皆不獲允，他日鐵騎東來，叩關請命，悔之晚矣！」上。
眉鋒微翹，想到西夏此時正是小梁後與兄弟爭權之時，西夏國內權利鬥爭最是焦灼。
對方卻在這時候遞上這份國書，其目的值得他琢磨一二。
思慮片刻，他重新執筆，紫狼毫飽蘸濃墨，抬頭看了眼正細讀漕運策的少年天子，低頭揮就二字：「征伐」。
他甚至不無惡意地揣測，這份國書恐怕才是趙煦毅然宮變的真正導火索——畢竟史書記載中的這位，可是兩宋罕見的強硬主戰派。
想到此處，他豁然開朗：趙煦是以漕運策試他的「才」，而以西夏國書試他的「膽」。
他展開第二份奏疏，內容一目了然：市舶司官員貪墨成風，奢靡無度，已糜爛成相互包庇、欺瞞朝廷的利益集團，其中更牽扯不少朝中重臣。
其實貪污在北宋寬鬆的司法環境下早已司空見慣。
這得益於奇特的「議刑」與「奏裁」制度——八品以上官員犯罪，地方無權判決，必須上奏皇帝裁決。
對於高官或疑難案件，常由皇帝召集重臣「議刑」，其間充滿政治權衡，而非純粹依法斷案。
加之「官當」與「贖刑」，這是法律明文規定的官員特權。
「官當」指用官職抵罪，「贖刑」指用錢財贖罪。
雖然死刑不能贖，但不是還有議刑麼，這議刑就是將想辦法將死罪變成活罪，然後用官位和錢財換去罪責。
正因如此，北宋官員貪腐在後世史書中著墨不多——既然大多不了了之，史筆也懶得費墨了。
清官自然是有，但以北宋官員之眾，怕是貪者更多。
徐行嗤笑一聲，再次提筆，寫下了一個力透紙背的：「殺！」
後世證明，肅貪抄家是見效最快、成本最低的生財之道。
再說大宋養士百年，最不缺的就是候補官員，京城裡等著補缺的「選人」可還有兩萬之眾呢。
第三策、第四策關乎冗兵、冗官，這又是兩大頑疾，亦是王安石變法力求解決的癥結。
歲入近億貫的北宋，到神宗朝竟出現財政赤字，「三冗」問題正是病根。
故而無論是范仲淹的慶曆新政，還是王安石的熙寧變法，核心都是為國斂財，以求平衡「三冗」。
後來的趙佶與蔡京乾的也是同一件事——將民間財富轉為國庫收入，只是蔡京手段酷烈十倍，終致徽宗末年民不聊生。
心中有太多想法，也有諸多對策，但他不得不顧及「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國策，以及眼下盤根錯節的政治生態。
任何脫離現實的政治構想，都不過是易碎的泡沫，註定被利益集團的巨輪碾碎。
此時，趙煦已讀完漕運策論，不知何時已來到徐行身側。
見他執筆良久卻遲遲未落，不由開口：「徐愛卿，可是有所顧忌？」
徐行想起盛明蘭臨行前的再三叮囑，又對上趙煦眼中毫不掩飾的期盼，終是輕聲問道：
「官家，可會因言治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