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07章 離婚
翌日清晨，九條正宗坐在書房裡的皮椅上，窗簾只拉開了一半，另一半還拉著，光線從縫隙里漏進來，在地毯上切出一道很窄的明暗交界線。
他面前的紅木辦公桌上攤著好幾份文件，最上面那份是秘書組昨晚送來的關於月讀酒吧的初步調查報告。
報告上寫著，被帶走的人是月讀名義上的法定代表人，具體名字還在核實，目前被關押在港區警署拘留室，等候提審。
他把這份報告反覆看了很多遍，每一個字都讀得很仔細，然後拿起桌上的座機話筒，撥了柴山的號碼。
電話響了大概三四聲就被接起來了。
柴山的聲音聽起來有些疲憊，像是昨晚沒睡好，但九條正宗沒心情去關心他的睡眠質量。
「怎麼樣，人抓到了，有沒有問出什麼。」
他說這句話的時候語調是那種他在財務省主持會議時慣用的節奏——平穩、直接、不給對方任何說廢話的空間。
電話那頭的柴山沉默了一會兒。
他在自己的辦公室里，窗簾也拉了一半，窗外是港區灰濛濛的晨霧。
從昨晚半夜掛掉夫人的電話到現在，他幾乎沒怎麼合眼，反覆在腦子裡推演今天這通電話該怎麼打。
他想過好幾種開頭——先匯報昨晚的行動細節，先解釋夫人打電話來的時間點，先把高村的處理結果說明一下，但每一種都繞不開同一個事實：人已經被放了。
他在心裡把這些開頭重新排列組合了好幾遍，最後還是決定直接用實話把這個事實推出去，因為越是繞彎子只會越顯得自己心虛。
「議員大人，什麼都沒有問出來。」
他說這句話的時候語氣儘量保持平穩，但握著話筒的手指下意識地收緊了，指節壓在話筒邊緣發出極細微的摩擦聲。
九條正宗把文件翻過來扣在桌上，紙張碰到紅木桌面發出一聲很脆的拍擊。
他的聲音比剛才更硬，每個字之間的間隔更短更密，像是在用釘子在木板上一顆接一顆地敲。
「沒問出來？
你是第一次做這種事情嗎？
栽贓嫁禍這種事情難道要我教你？
毒品已經塞了，人也抓了，你讓他認罪簽字就完了。
他不簽，你不會讓審訊室里其他人教他簽？
你是港區警署的副署長，這種事情你應該比誰都熟練。」
柴山用手指揉了揉眉心。
從昨晚掛掉夫人電話之後他就一直在想，等天亮了要面對九條正宗，到時候該用什麼表情說這句話。
現在天亮了，九條正宗的電話打來了，他發現自己在腦子裡排練過的所有措辭到了嘴邊都不太管用。
他深吸了一口氣，聲音壓得很低，像是怕門外有人會聽到。
「議員大人，是玲子夫人讓我把人放了。」
電話那頭沉默了。
不是那種短暫的、正在消化信息的停頓，是那種所有聲音都被抽乾了的、空蕩蕩的死寂。
九條正宗握著話筒，保持著剛才的姿勢，連呼吸聲都聽不到。
他有些錯愕。
玲子親自打電話放人？
那個男人——龍崎真，一個從戶亞留爬出來的鄉巴佬，到底有什麼手段，能讓玲子在這個時候站出來替他出頭？
那天她扇了他一巴掌，讓他滾出去，他說服自己那是因為他在她面前提到宮本理莎和真由，她一時憤怒，情緒失控。
但現在她又為了龍崎真的人親自打電話給柴山，這不是情緒失控，這是立場。
她明確地選擇了站在他的對立面。
他感覺自己像被剝光了衣服推到人群里，周圍所有人都在看他，而這些人里有一半是靠著花山院家的銀行授信和資金安置才坐上今天的位置的。
他們當面叫他「議員大人」，背地裡大概在議論他「不過是個入贅的女婿」。
他們議論了快二十年，他從來沒反駁過，因為他知道那些人說得沒錯。
但他一直以為至少玲子不會公開站到他的對立面，因為她是他的妻子，因為這二十多年來她一直扮演著那個完美妻子的角色。
現在她不演了。
而他不願意承認的是，是他自己把她逼到這一步的。
這段時間他其實有些心不在焉。
每天晚上回到這棟宅邸，玄關還是那個玄關，走廊還是那條走廊，但他走進去的時候總覺得周圍的空氣比之前更冷更悶更陌生。
他有時候會不由自主地回想起他們剛結婚那幾年。
那時候她還每天早起給他做味噌湯。
他知道那碗湯不是保姆做的，保姆不會用那種偏甜的西京白味噌，那是花山院家自己廚房裡傳下來的配方。
但他每次喝完只是把碗放在水槽里，說謝謝。
有一次她在他喝湯的時候忽然說了一句，你今天下午的答辯稿第三頁有一段不太通順，我幫你改過了。
他說好，然後繼續喝湯。
他連看都沒看她一眼。
後來她不再做味噌湯了。
他也沒有問為什麼。
他以為自己贏了——不用每天早上面對一個自己配不上的女人，不用在看到她的笑容時想起自己現在所坐的每一張椅子都是她父親替他搬過來的。
但那天她在樓梯上扇了他一巴掌，說「這是我的房子」，他站在樓梯口按著發燙的臉頰，忽然發現她說的每一個字都對。
這棟宅邸的產權證上寫的是花山院玲子的名字。
外面那些替他辦事的人，大部分是她替他打點好的。
他這幾年越來越怠慢花山院家的事，不是因為他不在乎，是因為他在乎得太多了。
每一次替花山院家做事，他都會想起自己當年在京都老宅茶室里跪坐在花山院老先生面前，把那份婚前協議從頭讀到尾，每一個條款都用的是「甲方向乙方提供」的句式。
甲方是花山院家，乙方是他。
所以他在外面養了宮本理莎，因為理莎看他的眼神從來不讓他覺得自己是被施捨的一方。
他沒有把這些念頭說出口過，哪怕現在也一樣。
他也不允許自己去想那個最噁心最讓他無法承受的可能性——玲子是不是跟龍崎真有什麼關係。
每次這個念頭想從後腦勺某個角落浮上來，他就把它按下去，反覆地按，像一個在暴風雨里用全身重量壓住艙蓋的水手。
他不敢想，因為如果那是真的，他過去二十多年在花山院家所有努力維持的尊嚴——不管那些尊嚴有多脆弱有多虛偽——都會在那個瞬間徹底碎掉。
他找不到可以發泄的對象。
他不能打玲子，不能罵龍崎真，不能當著秘書組的面失態。
他把所有的怒火重新聚集在一起，找到唯一一個可以承受這一切的對象。
他握緊話筒，深吸了一口氣，然後對著柴山咆哮起來，聲音大得連走廊外面大概都能聽見。
他的嘴唇在輕微地發抖，手指把話筒攥得指節發白。
罵到後面那些句子已經不太連貫了，更像是把所有積壓的情緒一股腦地往柴山身上傾倒。
從昨晚玲子打給他的那通電話開始，到今早柴山唯唯諾諾的口氣，到自己這二十多年來每一次在花山院家那些人面前強撐體面時的屈辱——所有這些情緒混在一起，被壓縮成一段邏輯碎裂的、鋪天蓋地的痛罵。
他罵他是個廢物，罵他連這麼簡單的事都辦不好，罵他在警署幹了十幾年連一個剛被抓進來的外地人都看不住，罵他是不是忘了當初是誰把他從世田谷派出所的巡警崗調到了港區警署副署長的位子上。
柴山坐在自己的辦公室里，把話筒拿遠了一點。
窗外的晨霧還沒散乾淨，對面的寫字樓玻璃幕牆上映著一層灰濛濛的天光。
他沒有回嘴，臉上的表情從頭到尾都沒有任何變化——不是平靜，是陰沉。
他握話筒的那隻手，指節已經捏得發白，手背上青筋一根根鼓起來，但他沒有發出任何多餘的聲音。
任誰被這麼辱罵都不會好受。
他在警署幹了快三十年，從世田谷派出所的小巡警一步步往上爬，靠的是自己咬著牙破了七個連環盜竊案、在一次警視廳內部通報中被列為年度優秀警員才換來第一次晉升機會。
那次表彰會上九條玲子正好坐在前排，她是那屆警民合作基金會的聯合主席。
他能當上港區警署的副署長確實有夫人的運作在裡面，但在他還不是副署長之前，在他還是世田谷派出所一個只配騎自行車巡邏的巡警時，他已經是全世田谷區破案率最高的刑警了。
他是靠自己把那些案子破了，才能站到九條玲子面前讓她看到他的履歷。
而電話里這個人從出生第一天起就不知道什麼叫自己爭氣——他的議員席位是花山院家拿錢砸出來的，他所有的政治資源都靠夫人的關係網替他張羅，連他每天站在國會大樓門口對著記者擺拍時笑得多自信，都是夫人替他事先排練過。
九條正宗發泄完了。
他把話筒用力摔在座機上，動作大得把旁邊一隻鋼筆震得從筆架上滾下來，落在桌面上彈了兩下。
然後他站起來，整理了一下襯衫領口，用手指把被自己抓亂的頭髮往後攏了攏。
他需要去找玲子，當面問她到底是什麼意思。
昨晚她半夜給柴山打電話放人，今天她大概還在這棟宅邸里——應該是剛起床、在起居室喝茶或者擺弄她那些花草。
他推開書房的門，皮鞋踩在橡木走廊上發出很沉的腳步聲，每一步都踩得很用力，像是要把地板踩穿。
他經過走廊拐角時看到了那個壁龕里供著的那把短刀——那是花山院家的傳家之物。
他把目光從短刀上移開，繼續往樓梯口走。
走在樓梯上的時候他的步幅比平時更急更快，鞋跟敲在木質台階上發出一連串密集的響聲，在空曠的玄關里迴蕩了好幾下。
穿過走廊快到起居室門口時他忽然放慢了腳步，不是故意放慢，是身體自己緩了下來。
因為他看到了玲子。
她安靜地坐在起居室的落地窗前。
晨光從玻璃外面透進來，在她身上籠了一層很淡的金色。
她穿著一件淺米色的家居連衣裙，頭髮沒有像平時那樣盤起來，只是鬆鬆地攏在腦後，幾縷碎發垂在耳側。
她面前的茶几上放著一杯還在冒著熱氣的紅茶，旁邊攤著一本翻到一半的雜誌，雜誌封面是一個穿著職業套裝的女人在國會演講台前揮手的剪影。
晨光打在她側臉上，她正低著頭，手裡拿著茶匙在杯子裡輕輕攪著，茶匙碰到杯壁時發出極細微的瓷器碰撞聲。
陽光把她的睫毛投在下眼瞼上，那一排細細密密的陰影很淡很淺，隨著她眨眼輕輕顫動。
不知道為什麼，九條正宗忽然覺得心裡那股剛才還在書房裡被柴山點著之後燒得噼里啪啦的火氣消減了不少。
不是被什麼東西澆滅了，是燒著燒著發現燃料不夠了。
他站在那裡，手還搭在走廊的門框上，看著那個女人坐在晨光里，像一幅被老天故意放在這裡讓他停下來的畫。
這一瞬間他恍惚覺得玲子好像變年輕了——不是化妝品的功勞，不是換了新髮型，是某種更根本的東西，從皮膚底下往外透出來。
她的臉型沒有變，五官位置沒有變，但那些線條和光澤，和他第一次在京都老宅茶室里見到她時幾乎一模一樣。
那時她跪坐在他面前，把一杯新茶放在他膝前，低著頭，睫毛和現在一樣，在下眼瞼上投著極細極淡的暗影。
他還沒想好第一句該說什麼——是質問，是嘲諷，還是假裝什麼都不知道。
玲子已經聽到了他的腳步聲。
她抬起頭，把茶匙放在杯碟邊緣，手指從茶杯把手上收回來，放在雜誌封面上。
她的眼神很平靜，平靜到讓他覺得那些剛才還在心裡反覆翻湧的質問——她為什麼要背著他偷偷給柴山打電話？
她昨晚在電話里跟龍崎真聊了多久？
她和龍崎真之間到底有什麼？
——自己都沒什麼力氣問出口。
她開口時語調和她說話的內容形成了某種極為割裂的對比：那是一種在慈善晚宴上跟許久不見的校友寒暄時用的、輕描淡寫又彬彬有禮的語調，但她說的那句話任何一個正常人都不可能在喝早茶的時候用這種語調說出來。
「哦，你醒了。
我們談談離婚的事情吧。」
他面前的紅木辦公桌上攤著好幾份文件，最上面那份是秘書組昨晚送來的關於月讀酒吧的初步調查報告。
報告上寫著，被帶走的人是月讀名義上的法定代表人，具體名字還在核實，目前被關押在港區警署拘留室，等候提審。
他把這份報告反覆看了很多遍，每一個字都讀得很仔細，然後拿起桌上的座機話筒，撥了柴山的號碼。
電話響了大概三四聲就被接起來了。
柴山的聲音聽起來有些疲憊，像是昨晚沒睡好，但九條正宗沒心情去關心他的睡眠質量。
「怎麼樣，人抓到了，有沒有問出什麼。」
他說這句話的時候語調是那種他在財務省主持會議時慣用的節奏——平穩、直接、不給對方任何說廢話的空間。
電話那頭的柴山沉默了一會兒。
他在自己的辦公室里，窗簾也拉了一半，窗外是港區灰濛濛的晨霧。
從昨晚半夜掛掉夫人的電話到現在，他幾乎沒怎麼合眼，反覆在腦子裡推演今天這通電話該怎麼打。
他想過好幾種開頭——先匯報昨晚的行動細節，先解釋夫人打電話來的時間點，先把高村的處理結果說明一下，但每一種都繞不開同一個事實：人已經被放了。
他在心裡把這些開頭重新排列組合了好幾遍，最後還是決定直接用實話把這個事實推出去，因為越是繞彎子只會越顯得自己心虛。
「議員大人，什麼都沒有問出來。」
他說這句話的時候語氣儘量保持平穩，但握著話筒的手指下意識地收緊了，指節壓在話筒邊緣發出極細微的摩擦聲。
九條正宗把文件翻過來扣在桌上，紙張碰到紅木桌面發出一聲很脆的拍擊。
他的聲音比剛才更硬，每個字之間的間隔更短更密，像是在用釘子在木板上一顆接一顆地敲。
「沒問出來？
你是第一次做這種事情嗎？
栽贓嫁禍這種事情難道要我教你？
毒品已經塞了，人也抓了，你讓他認罪簽字就完了。
他不簽，你不會讓審訊室里其他人教他簽？
你是港區警署的副署長，這種事情你應該比誰都熟練。」
柴山用手指揉了揉眉心。
從昨晚掛掉夫人電話之後他就一直在想，等天亮了要面對九條正宗，到時候該用什麼表情說這句話。
現在天亮了，九條正宗的電話打來了，他發現自己在腦子裡排練過的所有措辭到了嘴邊都不太管用。
他深吸了一口氣，聲音壓得很低，像是怕門外有人會聽到。
「議員大人，是玲子夫人讓我把人放了。」
電話那頭沉默了。
不是那種短暫的、正在消化信息的停頓，是那種所有聲音都被抽乾了的、空蕩蕩的死寂。
九條正宗握著話筒，保持著剛才的姿勢，連呼吸聲都聽不到。
他有些錯愕。
玲子親自打電話放人？
那個男人——龍崎真，一個從戶亞留爬出來的鄉巴佬，到底有什麼手段，能讓玲子在這個時候站出來替他出頭？
那天她扇了他一巴掌，讓他滾出去，他說服自己那是因為他在她面前提到宮本理莎和真由，她一時憤怒，情緒失控。
但現在她又為了龍崎真的人親自打電話給柴山，這不是情緒失控，這是立場。
她明確地選擇了站在他的對立面。
他感覺自己像被剝光了衣服推到人群里，周圍所有人都在看他，而這些人里有一半是靠著花山院家的銀行授信和資金安置才坐上今天的位置的。
他們當面叫他「議員大人」，背地裡大概在議論他「不過是個入贅的女婿」。
他們議論了快二十年，他從來沒反駁過，因為他知道那些人說得沒錯。
但他一直以為至少玲子不會公開站到他的對立面，因為她是他的妻子，因為這二十多年來她一直扮演著那個完美妻子的角色。
現在她不演了。
而他不願意承認的是，是他自己把她逼到這一步的。
這段時間他其實有些心不在焉。
每天晚上回到這棟宅邸，玄關還是那個玄關，走廊還是那條走廊，但他走進去的時候總覺得周圍的空氣比之前更冷更悶更陌生。
他有時候會不由自主地回想起他們剛結婚那幾年。
那時候她還每天早起給他做味噌湯。
他知道那碗湯不是保姆做的，保姆不會用那種偏甜的西京白味噌，那是花山院家自己廚房裡傳下來的配方。
但他每次喝完只是把碗放在水槽里，說謝謝。
有一次她在他喝湯的時候忽然說了一句，你今天下午的答辯稿第三頁有一段不太通順，我幫你改過了。
他說好，然後繼續喝湯。
他連看都沒看她一眼。
後來她不再做味噌湯了。
他也沒有問為什麼。
他以為自己贏了——不用每天早上面對一個自己配不上的女人，不用在看到她的笑容時想起自己現在所坐的每一張椅子都是她父親替他搬過來的。
但那天她在樓梯上扇了他一巴掌，說「這是我的房子」，他站在樓梯口按著發燙的臉頰，忽然發現她說的每一個字都對。
這棟宅邸的產權證上寫的是花山院玲子的名字。
外面那些替他辦事的人，大部分是她替他打點好的。
他這幾年越來越怠慢花山院家的事，不是因為他不在乎，是因為他在乎得太多了。
每一次替花山院家做事，他都會想起自己當年在京都老宅茶室里跪坐在花山院老先生面前，把那份婚前協議從頭讀到尾，每一個條款都用的是「甲方向乙方提供」的句式。
甲方是花山院家，乙方是他。
所以他在外面養了宮本理莎，因為理莎看他的眼神從來不讓他覺得自己是被施捨的一方。
他沒有把這些念頭說出口過，哪怕現在也一樣。
他也不允許自己去想那個最噁心最讓他無法承受的可能性——玲子是不是跟龍崎真有什麼關係。
每次這個念頭想從後腦勺某個角落浮上來，他就把它按下去，反覆地按，像一個在暴風雨里用全身重量壓住艙蓋的水手。
他不敢想，因為如果那是真的，他過去二十多年在花山院家所有努力維持的尊嚴——不管那些尊嚴有多脆弱有多虛偽——都會在那個瞬間徹底碎掉。
他找不到可以發泄的對象。
他不能打玲子，不能罵龍崎真，不能當著秘書組的面失態。
他把所有的怒火重新聚集在一起，找到唯一一個可以承受這一切的對象。
他握緊話筒，深吸了一口氣，然後對著柴山咆哮起來，聲音大得連走廊外面大概都能聽見。
他的嘴唇在輕微地發抖，手指把話筒攥得指節發白。
罵到後面那些句子已經不太連貫了，更像是把所有積壓的情緒一股腦地往柴山身上傾倒。
從昨晚玲子打給他的那通電話開始，到今早柴山唯唯諾諾的口氣，到自己這二十多年來每一次在花山院家那些人面前強撐體面時的屈辱——所有這些情緒混在一起，被壓縮成一段邏輯碎裂的、鋪天蓋地的痛罵。
他罵他是個廢物，罵他連這麼簡單的事都辦不好，罵他在警署幹了十幾年連一個剛被抓進來的外地人都看不住，罵他是不是忘了當初是誰把他從世田谷派出所的巡警崗調到了港區警署副署長的位子上。
柴山坐在自己的辦公室里，把話筒拿遠了一點。
窗外的晨霧還沒散乾淨，對面的寫字樓玻璃幕牆上映著一層灰濛濛的天光。
他沒有回嘴，臉上的表情從頭到尾都沒有任何變化——不是平靜，是陰沉。
他握話筒的那隻手，指節已經捏得發白，手背上青筋一根根鼓起來，但他沒有發出任何多餘的聲音。
任誰被這麼辱罵都不會好受。
他在警署幹了快三十年，從世田谷派出所的小巡警一步步往上爬，靠的是自己咬著牙破了七個連環盜竊案、在一次警視廳內部通報中被列為年度優秀警員才換來第一次晉升機會。
那次表彰會上九條玲子正好坐在前排，她是那屆警民合作基金會的聯合主席。
他能當上港區警署的副署長確實有夫人的運作在裡面，但在他還不是副署長之前，在他還是世田谷派出所一個只配騎自行車巡邏的巡警時，他已經是全世田谷區破案率最高的刑警了。
他是靠自己把那些案子破了，才能站到九條玲子面前讓她看到他的履歷。
而電話里這個人從出生第一天起就不知道什麼叫自己爭氣——他的議員席位是花山院家拿錢砸出來的，他所有的政治資源都靠夫人的關係網替他張羅，連他每天站在國會大樓門口對著記者擺拍時笑得多自信，都是夫人替他事先排練過。
九條正宗發泄完了。
他把話筒用力摔在座機上，動作大得把旁邊一隻鋼筆震得從筆架上滾下來，落在桌面上彈了兩下。
然後他站起來，整理了一下襯衫領口，用手指把被自己抓亂的頭髮往後攏了攏。
他需要去找玲子，當面問她到底是什麼意思。
昨晚她半夜給柴山打電話放人，今天她大概還在這棟宅邸里——應該是剛起床、在起居室喝茶或者擺弄她那些花草。
他推開書房的門，皮鞋踩在橡木走廊上發出很沉的腳步聲，每一步都踩得很用力，像是要把地板踩穿。
他經過走廊拐角時看到了那個壁龕里供著的那把短刀——那是花山院家的傳家之物。
他把目光從短刀上移開，繼續往樓梯口走。
走在樓梯上的時候他的步幅比平時更急更快，鞋跟敲在木質台階上發出一連串密集的響聲，在空曠的玄關里迴蕩了好幾下。
穿過走廊快到起居室門口時他忽然放慢了腳步，不是故意放慢，是身體自己緩了下來。
因為他看到了玲子。
她安靜地坐在起居室的落地窗前。
晨光從玻璃外面透進來，在她身上籠了一層很淡的金色。
她穿著一件淺米色的家居連衣裙，頭髮沒有像平時那樣盤起來，只是鬆鬆地攏在腦後，幾縷碎發垂在耳側。
她面前的茶几上放著一杯還在冒著熱氣的紅茶，旁邊攤著一本翻到一半的雜誌，雜誌封面是一個穿著職業套裝的女人在國會演講台前揮手的剪影。
晨光打在她側臉上，她正低著頭，手裡拿著茶匙在杯子裡輕輕攪著，茶匙碰到杯壁時發出極細微的瓷器碰撞聲。
陽光把她的睫毛投在下眼瞼上，那一排細細密密的陰影很淡很淺，隨著她眨眼輕輕顫動。
不知道為什麼，九條正宗忽然覺得心裡那股剛才還在書房裡被柴山點著之後燒得噼里啪啦的火氣消減了不少。
不是被什麼東西澆滅了，是燒著燒著發現燃料不夠了。
他站在那裡，手還搭在走廊的門框上，看著那個女人坐在晨光里，像一幅被老天故意放在這裡讓他停下來的畫。
這一瞬間他恍惚覺得玲子好像變年輕了——不是化妝品的功勞，不是換了新髮型，是某種更根本的東西，從皮膚底下往外透出來。
她的臉型沒有變，五官位置沒有變，但那些線條和光澤，和他第一次在京都老宅茶室里見到她時幾乎一模一樣。
那時她跪坐在他面前，把一杯新茶放在他膝前，低著頭，睫毛和現在一樣，在下眼瞼上投著極細極淡的暗影。
他還沒想好第一句該說什麼——是質問，是嘲諷，還是假裝什麼都不知道。
玲子已經聽到了他的腳步聲。
她抬起頭，把茶匙放在杯碟邊緣，手指從茶杯把手上收回來，放在雜誌封面上。
她的眼神很平靜，平靜到讓他覺得那些剛才還在心裡反覆翻湧的質問——她為什麼要背著他偷偷給柴山打電話？
她昨晚在電話里跟龍崎真聊了多久？
她和龍崎真之間到底有什麼？
——自己都沒什麼力氣問出口。
她開口時語調和她說話的內容形成了某種極為割裂的對比：那是一種在慈善晚宴上跟許久不見的校友寒暄時用的、輕描淡寫又彬彬有禮的語調，但她說的那句話任何一個正常人都不可能在喝早茶的時候用這種語調說出來。
「哦，你醒了。
我們談談離婚的事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