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09章 別了，同志
北平。
秋日的陽光透過榆樹葉的縫隙，在毛熊專家公寓樓前的小路上投下斑駁光影。
這座坐落在西郊的建築群，原本是倭寇占領時期修建的軍官宿舍，如今成了援夏毛熊專家及其家屬的住所。
清晨六點，伊萬·彼得羅維奇·西多羅夫推開三樓的窗戶，深深吸了一口清冷的空氣。
這位四十五歲的冶金工程師已經在北平工作了十五個月，負責幫助大夏重建鋼鐵廠。
他喜歡北平的秋天——天空高遠，空氣清爽，遠處西山在晨霧中若隱若現。
「伊萬，該吃早飯了。」妻子安娜在廚房裡喊道，「今天有煎蛋和黑麵包，還有你最喜歡的果醬。」
「來了，親愛的。」伊萬關上窗戶，走到餐桌前。
他們的公寓不大，兩室一廳，但布置得很溫馨。
牆上掛著大夏的水墨畫和蘇聯的風景照，書架上既有俄文的技術書籍，也有中文的文學作品
。十五歲的女兒娜塔莎正趴在桌上寫作業，看到父親過來，抬起頭說：「爸爸，今天學校組織我們參觀故宮，老師說那是大夏古代皇帝住的地方。」
「那你要好好聽講解。」伊萬摸了摸女兒的頭，「記得帶上筆記本，把有趣的東西記下來。」
「知道了。」娜塔莎調皮地敬了個禮，「保證完成任務！」
這是再平常不過的一個早晨。但伊萬心裡清楚，這樣的日子不多了。
三天前，毛熊駐夏大使館召開了全體專家會議。
大使面色凝重地宣布：由於衛國戰爭形勢嚴峻，莫斯科要求所有在外的毛熊公民做好隨時回國的準備。
雖然沒有明確命令，但每個人都明白——祖國在召喚。
「伊萬，你又在發呆了。」安娜把煎蛋放在他面前，擔憂地看著丈夫，「昨晚你又沒睡好，是不是又做噩夢了？」
「沒事，只是有點累。」伊萬勉強笑了笑，拿起叉子。
他確實做了噩夢。
夢裡是燃燒的莫斯科，是日耳曼坦克碾過紅場的石板路，是妻子和女兒在廢墟中哭泣。
醒來時，他發現自己滿臉淚水。
早飯在沉默中進行。
娜塔莎察覺到父母的不安，乖巧地沒有說話。七點半，門鈴響了。
伊萬打開門，門外站著他的同事兼好友，機械工程師米哈伊爾·阿列克謝耶維奇。
「早，伊萬。」米哈伊爾臉色蒼白，手裡拿著一份電報，「剛收到的，從莫斯科來的。」
伊萬的心一沉。
他接過電報，快速瀏覽。電報是用密碼寫的，但他一眼就看懂了關鍵信息：所有在海外工作的毛熊專家，立即向所在國政府提出回國申請，準備參加衛國戰爭。
「終於來了。」伊萬喃喃道。
「怎麼辦？」米哈伊爾壓低聲音，「按照我們和大夏的協議，工作期限是三年。現在才過了一半……」
「先上報吧。」伊萬把電報折好，「讓組織決定。」
上午八點，伊萬來到位於東單的毛熊專家辦公室。
這裡已經聚集了二十多人，都是各個領域的專家——冶金、機械、化工、電力、軍事。
每個人的表情都很凝重，有的在低聲交談，有的默默抽菸。
「同志們，都收到消息了吧？」負責人瓦西里耶夫教授走進會議室，他是個六十多歲的老學者，戰前是莫斯科大學的教授。
眾人點頭。
「情況大家都清楚了。」瓦西里耶夫摘下眼鏡，揉了揉鼻樑，「祖國正在遭受法西斯侵略，每一個毛熊公民都有義務保衛她。但是——」
他停頓了一下，「我們和大夏政府有正式協議，承諾幫助大夏完成第一個五年計劃。現在提前離開，是違約。」
「可是祖國在流血！」一個年輕的航空工程師激動地站起來，「我哥哥在基輔前線，昨天剛收到陣亡通知書。我在這裡多待一天，就有更多的同胞死去！」
會議室里一片寂靜。那個工程師頹然坐下，雙手捂住臉。
「我理解大家的感受。」瓦西里耶夫的聲音有些哽咽，「我的兒子也在列寧格勒前線，已經兩個月沒有消息了。
但是同志們，我們不僅是毛熊公民，也是國際主義戰士。大夏同志正在建設新國家，他們也需要我們。」
「那就分兩批！」有人提議，「一部分人回國參戰，一部分人留下繼續工作。」
「這需要大夏方面同意。」瓦西里耶夫說，「而且技術上也不可行。我們的工作是系統性的，缺少任何一個環節都會影響整體進度。」
爭論持續了一個上午，沒有結果。
中午，伊萬和幾個同事到附近的茶館吃飯，誰也吃不下。
「伊萬，你怎麼想？」米哈伊爾問。
伊萬看著窗外熙熙攘攘的街道。
北平剛剛解放不到一年，到處都在建設。
他參與重建的鋼鐵廠，已經開始出鋼；他指導設計的水電站，正在緊張施工；他培訓的大夏工程師，已經能獨立完成很多工作。
「我不知道。」伊萬誠實地說，「我的心在莫斯科，但我的手在這裡。」
下午，伊萬照常去清木大學講課。
他負責教授冶金工藝學，聽課的有三十多名大夏學生，都是各工廠選送的技術骨幹。
走進教室時，伊萬驚訝地發現，學生們都站得筆直，表情嚴肅。
「老師好！」班長用俄語喊道。
「同學們好，請坐。」伊萬走上講台，打開講義，「今天我們講高爐煉鐵中的……」
「老師。」一個學生舉手打斷了他，「我們今天不想上課。」
伊萬愣住了：「那你們想做什麼？」
「我們想聽您講講祖國的情況。」說話的是個二十出頭的年輕人，叫李建國，是班裡俄語最好的學生，「我們聽說毛熊正在打仗，日耳曼人打到了莫斯科附近。這是真的嗎？」
伊萬沉默了片刻，點點頭：「是真的。我的很多親人、朋友，都在前線。」
教室里一片寂靜。
學生們看著這位平時總是笑眯眯的蘇聯老師，第一次發現他眼角的皺紋如此深刻，鬢角的白髮如此刺眼。
「老師，您會回去嗎？」另一個女學生小聲問。
「我……」伊萬張了張嘴，卻不知如何回答。
「如果您回去，我們支持您！」李建國突然站起來，用不熟練但堅定的俄語說，「祖國母親在危難中，兒子應該回去保護她。這是天經地義的事！」
「對！老師應該回去！」
「我們支持您！」
學生們紛紛站起來，用中文、用俄語，表達著同樣的意思。
伊萬的鼻子一酸。
這些大夏學生，自己國家也剛剛從戰火中走出來，百廢待興，正是最需要知識和技術的時候。
可他們首先想到的，是老師的祖國，老師的親人。
「謝謝……謝謝同學們。」伊萬的聲音有些哽咽，「但我的工作還沒完成。我答應過，要幫助大夏建立自己的鋼鐵工業。」
「老師，技術我們可以學，但親人失去了就再也回不來了。」李建國認真地說，「我這幾天看報紙，毛熊戰士每天都在犧牲。您在這裡多教我們一天，前線可能就多死一個戰士。這個帳，我們算得清。」
伊萬再也控制不住，淚水奪眶而出。
他教書十幾年，見過各種各樣的學生，但像今天這樣的場景，他從未經歷過。
那天下午，伊萬沒有講課。
他和學生們坐在一起，講述莫斯科的紅場，講述伏爾加河上的落日，講述他參軍的哥哥，講述在前線杳無音信的兒子。
學生們靜靜地聽著，有人記錄，有人思索，有人偷偷抹淚。
放學時，李建國走到伊萬面前，深深鞠躬：「老師，無論您做什麼決定，您永遠是我們的老師。您教給我們的，不光是技術，更是怎麼做人。」
伊萬握住這個年輕學生的手，久久說不出話。
傍晚回到家，伊萬發現妻子和女兒的眼睛都紅紅的。
「怎麼了？」他問。
「學校……學校組織了為毛熊募捐。」娜塔莎抽泣著說，「同學們把零花錢都拿出來了，老師也捐了工資。我們還做了慰問卡，要寄給前線的蘇聯小朋友。」
安娜拿出一疊卡片，都是孩子們用稚嫩的筆跡畫的畫、寫的祝福。
有一張畫著兩國國旗，下面用中文和俄語寫著：「我們和你們在一起」。
「伊萬，我們該回去了。」安娜輕聲說，「祖國需要每一個兒女。」
伊萬點點頭。
他心中最後一點猶豫，在妻子和女兒的理解中煙消雲散。
當晚，伊萬寫下回國申請書。
不是以個人名義，而是代表在北平的326名毛熊專家，聯名向大夏政府提出請求：允許他們提前結束工作，回國參加衛國戰爭。
信寫得很長，也很動情。
伊萬寫到了在北平工作的日日夜夜，寫到了和大夏同事建立的深厚友誼，寫到了對未完成工作的愧疚，但最後，他寫道：
「當祖國母親在血與火中掙扎時，遠在異鄉的遊子無法安心工作。
我們渴望回到母親身邊，用我們的知識，我們的生命，保衛她。我們請求大夏同志的理解和支持。
這不是撤退，這是轉移戰場——從建設的前線，轉移到保衛祖國的最前線。」
信是第二天一早送到政務院的。
伊萬不知道這封信會引發怎樣的波瀾，他只知道，他必須這麼做。
接下來的三天，是伊萬在北平最難熬的三天。
白天，他照常上班，但工作效率極低。
鋼鐵廠的設計圖攤在桌上，他卻總是走神，想起莫斯科，想起前線。
晚上，他輾轉反側。
一會兒夢見自己站在煉鋼爐前，一會兒夢見自己握著槍在戰壕里。
安娜也睡不好，兩人常常在深夜相顧無言。
第四天，政務院來了通知：請毛熊專家代表前往會談。
伊萬、瓦西里耶夫和另外三名專家代表，在下午兩點來到中海。
接待他們的是工業部長和外交部長，兩人表情都很嚴肅。
「西多羅夫同志，瓦西里耶夫同志，各位蘇聯專家同志。」工業部長開門見山，「我們收到了你們的聯名信。說實話，我們很為難。」
會議室里氣氛凝重。窗外，秋日的陽光很好，但屋裡每個人的心都沉甸甸的。
「從感情上，我們完全理解你們。」工業部長繼續說，「大夏人民剛剛經歷了抗日戰爭，我們深知祖國危難時的心情。如果今天是大夏在遭受侵略，我們在海外的同胞也一定會想盡辦法回國。」
「但是，」外交部長接過話頭，「我們有正式協議。毛熊專家幫助大夏進行工業化建設，這是兩國政府簽署的文件。單方面終止協議，在國際上會產生不良影響。而且更重要的是——」
他停頓了一下，加重語氣：「大夏的工業化建設正在關鍵時期。第一個五年計劃剛剛啟動，156個重點項目，有一半需要毛熊專家的指導。
你們現在離開，很多項目要停工，很多工廠建不起來。這會影響大夏的戰後重建，影響四萬萬人民的生活。」
伊萬的心一點點下沉。他明白大夏方面的難處，但他無法放棄回國的念頭。
「部長同志，」瓦西里耶夫緩緩開口，「您說得都對。但我們有一個請求：能不能分批回國？
讓年紀大的、身體不好的專家留下繼續工作，年輕力壯的先回國參戰。
這樣既能支援前線，又不至於讓大夏的建設完全停滯。」
「這個方案我們考慮過。」工業部長苦笑，「但技術上不可行。比如西多羅夫同志負責的鋼鐵廠項目，從勘探、設計到施工、投產，是一個完整的鏈條。少了一個環節，整個鏈條就斷了。」
會談陷入僵局。伊萬感到絕望在心底蔓延。難道他們真的回不去了？難道要在千里之外，眼睜睜看著祖國淪陷？
就在這時，會議室的門開了。
一個穿著中山裝、面容清癯的中年人走進來。
伊萬認得他——這是經常在報紙上出現的大夏領導人之一。
「同志們，討論得怎麼樣了？」來人溫和地問。
「總理，情況是這樣的……」工業部長簡要匯報了會談內容。
被稱為領導的人靜靜聽著，不時點頭。
等匯報完，他沉默了片刻，然後看向毛熊專家們。
「西多羅夫同志，我聽說你的兒子在前線？」
伊萬一愣，點點頭：「是的，已經兩個月沒有消息了。」
「瓦西里耶夫同志，您的兒子也在前線？」
「是的，同志。」
領導的目光掃過每一位毛熊專家：「在座的，都有親人、朋友在前線，對嗎？」
所有人都點頭。
領導站起身，走到窗前，望著外面。
秋日的陽光透過玻璃，在他身上鍍了一層金邊。
「我年輕時，也曾在海外留學。」他緩緩說，「那是二十年代，大夏正處在最黑暗的時期。
軍閥混戰，列強侵略，民不聊生。我在法國勤工儉學，每天在工廠做工，晚上學習馬主義。
那時我最大的願望，就是學成回國，改變大夏的命運。」
他轉過身，眼中閃著複雜的光芒：「所以我理解你們。當祖國在危難中，遊子歸心似箭，這是人之常情，也是民族大義。」
「那您的意思是……」伊萬屏住呼吸。
「我的意思是，」他一字一句地說，「大夏同意你們回國。」
會議室里一片寂靜，所有人都愣住了。
「但是！」工業部長急了，「我們的建設……」
「建設可以推遲，但良心不能等待。」他擺擺手，「毛熊同志在我們最困難的時候伸出援手，現在他們有難，我們豈能坐視不管？這不是國際主義，這是忘恩負義。」
他走到毛熊專家面前，鄭重地說：「同志們，我代表大夏政府，正式同意你們回國的請求。
所有願意回國的專家，我們安排專列送你們到邊境。不願意回國的，可以繼續留下工作。至於未完成的項目——」
他看向工業部長：「我們自己的工程技術人員要頂上去。毛熊同志教了我們一年半，該學的也學得差不多了。
剩下的，我們自己摸索。當年搞革命，我們也是一邊打一邊學。現在搞建設，難道就學不會了？」
伊萬的眼淚奪眶而出。他握住領導的手，用顫抖的聲音說：「謝謝……謝謝大夏同志的理解……我們……我們永遠記得這份情誼……」
「不要說謝。」領導拍拍他的手，「我們是同志加兄弟。兄弟有難，豈能不幫？我只希望，你們回到祖國後，多打勝仗，早日把法西斯趕出去。等戰爭結束了，歡迎你們再回來，繼續幫助我們搞建設。」
「一定！一定！」伊萬重重點頭。
消息傳回專家公寓，整個樓都沸騰了。專家和家屬們相擁而泣，既為能回國而激動，又為離別而傷感。
但激動過後，是更深的焦慮——時間不多了。從決定回國到實際啟程，最多只有一周時間。而他們手頭的工作，還有太多沒有完成。
「同志們，我有一個提議。」當晚的全體會議上，伊萬站起來說，「既然大夏同意我們回國，我們要在走之前，把能教的都教了，能做的都做了。白天工作，晚上上課，一天當三天用！」
「同意！」
「就這麼辦！」
「拼了！」
從第二天開始，一場前所未有的「知識傳遞」運動在北平、太原、瀋陽、上海等蘇聯專家集中的地方展開。
在清木大學，伊萬把自己的教案、筆記、參考書全部整理出來，交給了李建國。
「這是我這幾年收集的所有資料，包括歐洲最新的冶金技術。」伊萬拍著厚厚的文件袋，「有些我還沒來得及講，你要自己看，不懂的可以寫信問我——如果我還活著的話。」
「老師！」李建國的眼睛紅了。
「別哭，小伙子。」伊萬努力讓聲音保持平靜，「知識是沒有國界的。我把這些留給你們，就是希望有一天，大夏能有自己的鋼鐵工業，不再受制於人。」
「我保證，老師！」李建國擦掉眼淚，「我一定學好，將來建起大夏最好的鋼鐵廠！」
「好，我相信你。」伊萬從懷裡掏出一支鋼筆，「這個送你，是我在莫斯科大學讀書時，老師送給我的。現在我把它傳給你。記住，工程師的手，既要能畫圖，也要能拿槍。和平時期搞建設，戰爭時期保家衛國。」
「是！」
在鋼鐵廠建設工地，伊萬帶著大夏技術人員，一天工作十六個小時。他親自示範高爐砌築的要領，講解軋鋼機的調試方法，演示質量控制的每一個環節。嗓子啞了，就用手比劃；站不動了，就坐在地上講。
「伊萬老師，您休息會兒吧。」工地負責人心疼地說。
「沒時間了。」伊萬搖頭，「我多講一點，你們就少走一點彎路。」
第三天晚上，伊萬在工棚里給工人們上課。一百多人擠在不大的工棚里，有的坐著，有的站著，有的趴在窗口聽。伊萬在黑板上畫著煉鋼工藝流程圖，從礦石篩選到鐵水出爐，每一個步驟都講得清清楚楚。
突然，他劇烈咳嗽起來，咳得直不起腰。工人們趕緊遞上水，拍打他的後背。
「老師，今天就到這裡吧，您太累了。」
「不，還有最後一部分。」伊萬喝了口水，繼續講解，「煉鋼過程中最重要的是溫度控制。溫度太低，雜質去不掉；溫度太高，會損傷爐襯。這個度，要靠經驗……」
他講著講著，聲音越來越小。連續三天的超負荷工作，加上心理壓力，讓這個四十五歲的中年人終於支撐不住。眼前一黑，他暈倒在講台上。
「老師！」
「快送醫院！」
伊萬醒來時，發現自己躺在醫院的病床上。安娜坐在床邊，眼睛哭得紅腫。
「我睡了多久？」伊萬虛弱地問。
「一天一夜。」安娜握著他的手，「醫生說你是過度疲勞，心臟也不太好，必須靜養。」
「靜養？」伊萬掙扎著要坐起來，「我哪有時間靜養？還有三天就要走了，我還有好多東西沒教……」
「伊萬！」安娜按住他，眼淚又流下來，「你不要命了嗎？你這樣子，就算回到莫斯科，能上戰場嗎？」
「那我至少要把知識留下。」伊萬看著妻子，眼中是懇求，「安娜，你明白的。如果我們回不去，如果我們死在路上，至少我們留下的知識，還能幫助大夏同志建設他們的國家。這也是一種戰鬥，不是嗎？」
安娜看著丈夫，這個和她生活了二十年的男人，此刻眼中燃燒著她從未見過的火焰。她知道，她攔不住他。
「我去找醫生，給你開點強心的藥。」安娜抹掉眼淚，「但你答應我，每天必須睡夠六個小時。」
「我答應你。」伊萬露出虛弱的笑容。
第二天，伊萬又回到了工地。工人們看到他都驚呆了——這個昨天還昏迷不醒的蘇聯專家，今天又站在了講台前，只是臉色更加蒼白，腳步有些虛浮。
「老師，您……」
「我沒事，繼續上課。」伊萬拿起粉筆，「昨天講到哪兒了？」
「講到溫度控制。」
「對，溫度控制。」伊萬轉身在黑板上畫圖，「除了經驗，還要藉助儀器。我教你們怎麼看熱電偶的讀數，怎麼根據讀數調整燃料……」
課程從上午九點一直持續到晚上九點。中間只休息了兩次，每次十五分鐘，吃飯都是在工棚里匆匆解決。
沒有人喊累，沒有人抱怨，所有人都知道，這是最後的學習機會。
秋日的陽光透過榆樹葉的縫隙，在毛熊專家公寓樓前的小路上投下斑駁光影。
這座坐落在西郊的建築群，原本是倭寇占領時期修建的軍官宿舍，如今成了援夏毛熊專家及其家屬的住所。
清晨六點，伊萬·彼得羅維奇·西多羅夫推開三樓的窗戶，深深吸了一口清冷的空氣。
這位四十五歲的冶金工程師已經在北平工作了十五個月，負責幫助大夏重建鋼鐵廠。
他喜歡北平的秋天——天空高遠，空氣清爽，遠處西山在晨霧中若隱若現。
「伊萬，該吃早飯了。」妻子安娜在廚房裡喊道，「今天有煎蛋和黑麵包，還有你最喜歡的果醬。」
「來了，親愛的。」伊萬關上窗戶，走到餐桌前。
他們的公寓不大，兩室一廳，但布置得很溫馨。
牆上掛著大夏的水墨畫和蘇聯的風景照，書架上既有俄文的技術書籍，也有中文的文學作品
。十五歲的女兒娜塔莎正趴在桌上寫作業，看到父親過來，抬起頭說：「爸爸，今天學校組織我們參觀故宮，老師說那是大夏古代皇帝住的地方。」
「那你要好好聽講解。」伊萬摸了摸女兒的頭，「記得帶上筆記本，把有趣的東西記下來。」
「知道了。」娜塔莎調皮地敬了個禮，「保證完成任務！」
這是再平常不過的一個早晨。但伊萬心裡清楚，這樣的日子不多了。
三天前，毛熊駐夏大使館召開了全體專家會議。
大使面色凝重地宣布：由於衛國戰爭形勢嚴峻，莫斯科要求所有在外的毛熊公民做好隨時回國的準備。
雖然沒有明確命令，但每個人都明白——祖國在召喚。
「伊萬，你又在發呆了。」安娜把煎蛋放在他面前，擔憂地看著丈夫，「昨晚你又沒睡好，是不是又做噩夢了？」
「沒事，只是有點累。」伊萬勉強笑了笑，拿起叉子。
他確實做了噩夢。
夢裡是燃燒的莫斯科，是日耳曼坦克碾過紅場的石板路，是妻子和女兒在廢墟中哭泣。
醒來時，他發現自己滿臉淚水。
早飯在沉默中進行。
娜塔莎察覺到父母的不安，乖巧地沒有說話。七點半，門鈴響了。
伊萬打開門，門外站著他的同事兼好友，機械工程師米哈伊爾·阿列克謝耶維奇。
「早，伊萬。」米哈伊爾臉色蒼白，手裡拿著一份電報，「剛收到的，從莫斯科來的。」
伊萬的心一沉。
他接過電報，快速瀏覽。電報是用密碼寫的，但他一眼就看懂了關鍵信息：所有在海外工作的毛熊專家，立即向所在國政府提出回國申請，準備參加衛國戰爭。
「終於來了。」伊萬喃喃道。
「怎麼辦？」米哈伊爾壓低聲音，「按照我們和大夏的協議，工作期限是三年。現在才過了一半……」
「先上報吧。」伊萬把電報折好，「讓組織決定。」
上午八點，伊萬來到位於東單的毛熊專家辦公室。
這裡已經聚集了二十多人，都是各個領域的專家——冶金、機械、化工、電力、軍事。
每個人的表情都很凝重，有的在低聲交談，有的默默抽菸。
「同志們，都收到消息了吧？」負責人瓦西里耶夫教授走進會議室，他是個六十多歲的老學者，戰前是莫斯科大學的教授。
眾人點頭。
「情況大家都清楚了。」瓦西里耶夫摘下眼鏡，揉了揉鼻樑，「祖國正在遭受法西斯侵略，每一個毛熊公民都有義務保衛她。但是——」
他停頓了一下，「我們和大夏政府有正式協議，承諾幫助大夏完成第一個五年計劃。現在提前離開，是違約。」
「可是祖國在流血！」一個年輕的航空工程師激動地站起來，「我哥哥在基輔前線，昨天剛收到陣亡通知書。我在這裡多待一天，就有更多的同胞死去！」
會議室里一片寂靜。那個工程師頹然坐下，雙手捂住臉。
「我理解大家的感受。」瓦西里耶夫的聲音有些哽咽，「我的兒子也在列寧格勒前線，已經兩個月沒有消息了。
但是同志們，我們不僅是毛熊公民，也是國際主義戰士。大夏同志正在建設新國家，他們也需要我們。」
「那就分兩批！」有人提議，「一部分人回國參戰，一部分人留下繼續工作。」
「這需要大夏方面同意。」瓦西里耶夫說，「而且技術上也不可行。我們的工作是系統性的，缺少任何一個環節都會影響整體進度。」
爭論持續了一個上午，沒有結果。
中午，伊萬和幾個同事到附近的茶館吃飯，誰也吃不下。
「伊萬，你怎麼想？」米哈伊爾問。
伊萬看著窗外熙熙攘攘的街道。
北平剛剛解放不到一年，到處都在建設。
他參與重建的鋼鐵廠，已經開始出鋼；他指導設計的水電站，正在緊張施工；他培訓的大夏工程師，已經能獨立完成很多工作。
「我不知道。」伊萬誠實地說，「我的心在莫斯科，但我的手在這裡。」
下午，伊萬照常去清木大學講課。
他負責教授冶金工藝學，聽課的有三十多名大夏學生，都是各工廠選送的技術骨幹。
走進教室時，伊萬驚訝地發現，學生們都站得筆直，表情嚴肅。
「老師好！」班長用俄語喊道。
「同學們好，請坐。」伊萬走上講台，打開講義，「今天我們講高爐煉鐵中的……」
「老師。」一個學生舉手打斷了他，「我們今天不想上課。」
伊萬愣住了：「那你們想做什麼？」
「我們想聽您講講祖國的情況。」說話的是個二十出頭的年輕人，叫李建國，是班裡俄語最好的學生，「我們聽說毛熊正在打仗，日耳曼人打到了莫斯科附近。這是真的嗎？」
伊萬沉默了片刻，點點頭：「是真的。我的很多親人、朋友，都在前線。」
教室里一片寂靜。
學生們看著這位平時總是笑眯眯的蘇聯老師，第一次發現他眼角的皺紋如此深刻，鬢角的白髮如此刺眼。
「老師，您會回去嗎？」另一個女學生小聲問。
「我……」伊萬張了張嘴，卻不知如何回答。
「如果您回去，我們支持您！」李建國突然站起來，用不熟練但堅定的俄語說，「祖國母親在危難中，兒子應該回去保護她。這是天經地義的事！」
「對！老師應該回去！」
「我們支持您！」
學生們紛紛站起來，用中文、用俄語，表達著同樣的意思。
伊萬的鼻子一酸。
這些大夏學生，自己國家也剛剛從戰火中走出來，百廢待興，正是最需要知識和技術的時候。
可他們首先想到的，是老師的祖國，老師的親人。
「謝謝……謝謝同學們。」伊萬的聲音有些哽咽，「但我的工作還沒完成。我答應過，要幫助大夏建立自己的鋼鐵工業。」
「老師，技術我們可以學，但親人失去了就再也回不來了。」李建國認真地說，「我這幾天看報紙，毛熊戰士每天都在犧牲。您在這裡多教我們一天，前線可能就多死一個戰士。這個帳，我們算得清。」
伊萬再也控制不住，淚水奪眶而出。
他教書十幾年，見過各種各樣的學生，但像今天這樣的場景，他從未經歷過。
那天下午，伊萬沒有講課。
他和學生們坐在一起，講述莫斯科的紅場，講述伏爾加河上的落日，講述他參軍的哥哥，講述在前線杳無音信的兒子。
學生們靜靜地聽著，有人記錄，有人思索，有人偷偷抹淚。
放學時，李建國走到伊萬面前，深深鞠躬：「老師，無論您做什麼決定，您永遠是我們的老師。您教給我們的，不光是技術，更是怎麼做人。」
伊萬握住這個年輕學生的手，久久說不出話。
傍晚回到家，伊萬發現妻子和女兒的眼睛都紅紅的。
「怎麼了？」他問。
「學校……學校組織了為毛熊募捐。」娜塔莎抽泣著說，「同學們把零花錢都拿出來了，老師也捐了工資。我們還做了慰問卡，要寄給前線的蘇聯小朋友。」
安娜拿出一疊卡片，都是孩子們用稚嫩的筆跡畫的畫、寫的祝福。
有一張畫著兩國國旗，下面用中文和俄語寫著：「我們和你們在一起」。
「伊萬，我們該回去了。」安娜輕聲說，「祖國需要每一個兒女。」
伊萬點點頭。
他心中最後一點猶豫，在妻子和女兒的理解中煙消雲散。
當晚，伊萬寫下回國申請書。
不是以個人名義，而是代表在北平的326名毛熊專家，聯名向大夏政府提出請求：允許他們提前結束工作，回國參加衛國戰爭。
信寫得很長，也很動情。
伊萬寫到了在北平工作的日日夜夜，寫到了和大夏同事建立的深厚友誼，寫到了對未完成工作的愧疚，但最後，他寫道：
「當祖國母親在血與火中掙扎時，遠在異鄉的遊子無法安心工作。
我們渴望回到母親身邊，用我們的知識，我們的生命，保衛她。我們請求大夏同志的理解和支持。
這不是撤退，這是轉移戰場——從建設的前線，轉移到保衛祖國的最前線。」
信是第二天一早送到政務院的。
伊萬不知道這封信會引發怎樣的波瀾，他只知道，他必須這麼做。
接下來的三天，是伊萬在北平最難熬的三天。
白天，他照常上班，但工作效率極低。
鋼鐵廠的設計圖攤在桌上，他卻總是走神，想起莫斯科，想起前線。
晚上，他輾轉反側。
一會兒夢見自己站在煉鋼爐前，一會兒夢見自己握著槍在戰壕里。
安娜也睡不好，兩人常常在深夜相顧無言。
第四天，政務院來了通知：請毛熊專家代表前往會談。
伊萬、瓦西里耶夫和另外三名專家代表，在下午兩點來到中海。
接待他們的是工業部長和外交部長，兩人表情都很嚴肅。
「西多羅夫同志，瓦西里耶夫同志，各位蘇聯專家同志。」工業部長開門見山，「我們收到了你們的聯名信。說實話，我們很為難。」
會議室里氣氛凝重。窗外，秋日的陽光很好，但屋裡每個人的心都沉甸甸的。
「從感情上，我們完全理解你們。」工業部長繼續說，「大夏人民剛剛經歷了抗日戰爭，我們深知祖國危難時的心情。如果今天是大夏在遭受侵略，我們在海外的同胞也一定會想盡辦法回國。」
「但是，」外交部長接過話頭，「我們有正式協議。毛熊專家幫助大夏進行工業化建設，這是兩國政府簽署的文件。單方面終止協議，在國際上會產生不良影響。而且更重要的是——」
他停頓了一下，加重語氣：「大夏的工業化建設正在關鍵時期。第一個五年計劃剛剛啟動，156個重點項目，有一半需要毛熊專家的指導。
你們現在離開，很多項目要停工，很多工廠建不起來。這會影響大夏的戰後重建，影響四萬萬人民的生活。」
伊萬的心一點點下沉。他明白大夏方面的難處，但他無法放棄回國的念頭。
「部長同志，」瓦西里耶夫緩緩開口，「您說得都對。但我們有一個請求：能不能分批回國？
讓年紀大的、身體不好的專家留下繼續工作，年輕力壯的先回國參戰。
這樣既能支援前線，又不至於讓大夏的建設完全停滯。」
「這個方案我們考慮過。」工業部長苦笑，「但技術上不可行。比如西多羅夫同志負責的鋼鐵廠項目，從勘探、設計到施工、投產，是一個完整的鏈條。少了一個環節，整個鏈條就斷了。」
會談陷入僵局。伊萬感到絕望在心底蔓延。難道他們真的回不去了？難道要在千里之外，眼睜睜看著祖國淪陷？
就在這時，會議室的門開了。
一個穿著中山裝、面容清癯的中年人走進來。
伊萬認得他——這是經常在報紙上出現的大夏領導人之一。
「同志們，討論得怎麼樣了？」來人溫和地問。
「總理，情況是這樣的……」工業部長簡要匯報了會談內容。
被稱為領導的人靜靜聽著，不時點頭。
等匯報完，他沉默了片刻，然後看向毛熊專家們。
「西多羅夫同志，我聽說你的兒子在前線？」
伊萬一愣，點點頭：「是的，已經兩個月沒有消息了。」
「瓦西里耶夫同志，您的兒子也在前線？」
「是的，同志。」
領導的目光掃過每一位毛熊專家：「在座的，都有親人、朋友在前線，對嗎？」
所有人都點頭。
領導站起身，走到窗前，望著外面。
秋日的陽光透過玻璃，在他身上鍍了一層金邊。
「我年輕時，也曾在海外留學。」他緩緩說，「那是二十年代，大夏正處在最黑暗的時期。
軍閥混戰，列強侵略，民不聊生。我在法國勤工儉學，每天在工廠做工，晚上學習馬主義。
那時我最大的願望，就是學成回國，改變大夏的命運。」
他轉過身，眼中閃著複雜的光芒：「所以我理解你們。當祖國在危難中，遊子歸心似箭，這是人之常情，也是民族大義。」
「那您的意思是……」伊萬屏住呼吸。
「我的意思是，」他一字一句地說，「大夏同意你們回國。」
會議室里一片寂靜，所有人都愣住了。
「但是！」工業部長急了，「我們的建設……」
「建設可以推遲，但良心不能等待。」他擺擺手，「毛熊同志在我們最困難的時候伸出援手，現在他們有難，我們豈能坐視不管？這不是國際主義，這是忘恩負義。」
他走到毛熊專家面前，鄭重地說：「同志們，我代表大夏政府，正式同意你們回國的請求。
所有願意回國的專家，我們安排專列送你們到邊境。不願意回國的，可以繼續留下工作。至於未完成的項目——」
他看向工業部長：「我們自己的工程技術人員要頂上去。毛熊同志教了我們一年半，該學的也學得差不多了。
剩下的，我們自己摸索。當年搞革命，我們也是一邊打一邊學。現在搞建設，難道就學不會了？」
伊萬的眼淚奪眶而出。他握住領導的手，用顫抖的聲音說：「謝謝……謝謝大夏同志的理解……我們……我們永遠記得這份情誼……」
「不要說謝。」領導拍拍他的手，「我們是同志加兄弟。兄弟有難，豈能不幫？我只希望，你們回到祖國後，多打勝仗，早日把法西斯趕出去。等戰爭結束了，歡迎你們再回來，繼續幫助我們搞建設。」
「一定！一定！」伊萬重重點頭。
消息傳回專家公寓，整個樓都沸騰了。專家和家屬們相擁而泣，既為能回國而激動，又為離別而傷感。
但激動過後，是更深的焦慮——時間不多了。從決定回國到實際啟程，最多只有一周時間。而他們手頭的工作，還有太多沒有完成。
「同志們，我有一個提議。」當晚的全體會議上，伊萬站起來說，「既然大夏同意我們回國，我們要在走之前，把能教的都教了，能做的都做了。白天工作，晚上上課，一天當三天用！」
「同意！」
「就這麼辦！」
「拼了！」
從第二天開始，一場前所未有的「知識傳遞」運動在北平、太原、瀋陽、上海等蘇聯專家集中的地方展開。
在清木大學，伊萬把自己的教案、筆記、參考書全部整理出來，交給了李建國。
「這是我這幾年收集的所有資料，包括歐洲最新的冶金技術。」伊萬拍著厚厚的文件袋，「有些我還沒來得及講，你要自己看，不懂的可以寫信問我——如果我還活著的話。」
「老師！」李建國的眼睛紅了。
「別哭，小伙子。」伊萬努力讓聲音保持平靜，「知識是沒有國界的。我把這些留給你們，就是希望有一天，大夏能有自己的鋼鐵工業，不再受制於人。」
「我保證，老師！」李建國擦掉眼淚，「我一定學好，將來建起大夏最好的鋼鐵廠！」
「好，我相信你。」伊萬從懷裡掏出一支鋼筆，「這個送你，是我在莫斯科大學讀書時，老師送給我的。現在我把它傳給你。記住，工程師的手，既要能畫圖，也要能拿槍。和平時期搞建設，戰爭時期保家衛國。」
「是！」
在鋼鐵廠建設工地，伊萬帶著大夏技術人員，一天工作十六個小時。他親自示範高爐砌築的要領，講解軋鋼機的調試方法，演示質量控制的每一個環節。嗓子啞了，就用手比劃；站不動了，就坐在地上講。
「伊萬老師，您休息會兒吧。」工地負責人心疼地說。
「沒時間了。」伊萬搖頭，「我多講一點，你們就少走一點彎路。」
第三天晚上，伊萬在工棚里給工人們上課。一百多人擠在不大的工棚里，有的坐著，有的站著，有的趴在窗口聽。伊萬在黑板上畫著煉鋼工藝流程圖，從礦石篩選到鐵水出爐，每一個步驟都講得清清楚楚。
突然，他劇烈咳嗽起來，咳得直不起腰。工人們趕緊遞上水，拍打他的後背。
「老師，今天就到這裡吧，您太累了。」
「不，還有最後一部分。」伊萬喝了口水，繼續講解，「煉鋼過程中最重要的是溫度控制。溫度太低，雜質去不掉；溫度太高，會損傷爐襯。這個度，要靠經驗……」
他講著講著，聲音越來越小。連續三天的超負荷工作，加上心理壓力，讓這個四十五歲的中年人終於支撐不住。眼前一黑，他暈倒在講台上。
「老師！」
「快送醫院！」
伊萬醒來時，發現自己躺在醫院的病床上。安娜坐在床邊，眼睛哭得紅腫。
「我睡了多久？」伊萬虛弱地問。
「一天一夜。」安娜握著他的手，「醫生說你是過度疲勞，心臟也不太好，必須靜養。」
「靜養？」伊萬掙扎著要坐起來，「我哪有時間靜養？還有三天就要走了，我還有好多東西沒教……」
「伊萬！」安娜按住他，眼淚又流下來，「你不要命了嗎？你這樣子，就算回到莫斯科，能上戰場嗎？」
「那我至少要把知識留下。」伊萬看著妻子，眼中是懇求，「安娜，你明白的。如果我們回不去，如果我們死在路上，至少我們留下的知識，還能幫助大夏同志建設他們的國家。這也是一種戰鬥，不是嗎？」
安娜看著丈夫，這個和她生活了二十年的男人，此刻眼中燃燒著她從未見過的火焰。她知道，她攔不住他。
「我去找醫生，給你開點強心的藥。」安娜抹掉眼淚，「但你答應我，每天必須睡夠六個小時。」
「我答應你。」伊萬露出虛弱的笑容。
第二天，伊萬又回到了工地。工人們看到他都驚呆了——這個昨天還昏迷不醒的蘇聯專家，今天又站在了講台前，只是臉色更加蒼白，腳步有些虛浮。
「老師，您……」
「我沒事，繼續上課。」伊萬拿起粉筆，「昨天講到哪兒了？」
「講到溫度控制。」
「對，溫度控制。」伊萬轉身在黑板上畫圖，「除了經驗，還要藉助儀器。我教你們怎麼看熱電偶的讀數，怎麼根據讀數調整燃料……」
課程從上午九點一直持續到晚上九點。中間只休息了兩次，每次十五分鐘，吃飯都是在工棚里匆匆解決。
沒有人喊累，沒有人抱怨，所有人都知道，這是最後的學習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