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三十六章 《人日》評論和大賣
第138章 《人日》評論和大賣
9月30日，四中勝利閉幕。
大會進一步肯定了家聯產責任制的改革方向，推動農村經濟發展，也展示出了從中央到地方推動農村體制改革的決心。
其本質是改革開放初期對「三農」問題的一次關鍵政策聚焦，為農村題材文學突破桎梏、回歸現實關懷提供了重要的政策語境與創作空間。
而一些農村改革題材的作品，吃到了第一波政策紅利。
已經被當做內參的《穀倉》成為了第一個吃螃蟹的文學作品，滿嘴流油。
10月1日，《人日》發表評論文章《文學當為時代立照——從《穀倉》看農村改革的精神先聲》，肯定了《穀倉》在農村改革文學中的地位。
「在全d全國深入學習貫徹四中、奮力推進農業現代化建設的重要時刻，一部紮根安徽農村大地的文學作品《穀倉》，以其對農村改革脈搏的敏銳捕捉、對農民主體訴求的深刻洞察，引發廣泛關注。這部由鳳陽知青許成軍創作的作品，不僅以鮮活的文學筆觸記錄了農村變革前夕的真實圖景，更以超越時代的預見性，呼應了四中《決定》中「尊重農民意願、保障農民利益、激發農村活力」的核心精神，成為文學與時代同頻共振的生動範例。
《穀倉》的可貴之處，在於它跳出了以往農村題材文學的敘事窠臼，將目光聚焦於黃土地上最樸素的生存訴求與發展渴望。作品中，穀倉保管員許老栓攥著刻有「1958」字樣的銅鑰匙，二十年守著集體糧倉卻在倉壁刻滿漏麥量的「正字」；返鄉知青許春生帶回小崗村分地消息，用倉底漏麥在荒地試種，父子倆在「守舊」與「求變」中的拉扯，恰是農村改革前夕億萬農民心聲的縮影。這些細節並非虛構的文學想像，而是作者紮根鳳陽農村、親歷生產實踐的真實提煉。當四中明確提出
文學的力量，在於它能穿透時代的表象，捕捉歷史的必然。《穀倉》的價值，不僅在於它記錄了1979年農村的真實面貌，更在於它以文學的自覺，呼應了.的思想路線。作品中，許春生用科學方法試種、許老栓從守倉到分地的轉變.
這種將個體命運與時代變革緊密相連的創作，讓文學不再是脫離現實的「象牙塔產物」，而成為反映時代、服務時代的「精神橋樑」——正如四中所強調的「要深入農村，傾聽農民呼聲」，《穀倉》正是用文學的方式，把農民的心聲傳遞到時代的聚光燈下。
當前，農村改革的春風正吹遍神州大地，從江淮平原到華北沃野，億萬農民正以精神為指引，在土地上書寫新的希望。《穀倉》的創作實踐啟示我們：優秀的文學作品，應當紮根現實土壤、傾聽人民心聲，既要成為時代的「記錄者」，更要成為改革的「先聲者」。讓我們以《穀倉》為鏡，深刻領會四中加快農業發展的戰略意義，尊重農民首創、激發農村活力，讓文學與改革同頻、與時代同行，共同為實現農業現代化、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貢獻力量！」
文章一出，文學界對於《穀倉》的諸多爭議煙消旗鼓。
尤其之前文學界差點打出豬腦子的題材敏感爭議不復存在。
從疑似否定集體化到變成了呼應改革探索。
武大一講師眼前一黑。
南大某教授深夜吐血。
四中政策基調直接為《穀倉》的題材正名。
作品中農民對生產自主權的追求，不是否定集體，而是對僵化生產模式的合理突破；許老栓的布帳與試種，恰是全會所鼓勵的農民首創精神的文學寫照。
《人民日報》發文進一步強化這一認知，稱《穀倉》用麥粒重量說話，昭示生產關係必須適應生產力，將作品定性為改革萌芽期的真實記錄。
總的來說，就是國家為許成軍背書。
這篇文學作品好，我贊成，誰反對？
誰敢反對？
許成軍的文學地位正在進一步提高，他在來到許家屯第一時間埋的芽正在這個時代的茁壯生長。
踩在時代的鼓點上，每一步都是隆隆作響。
毫無疑問地，《穀倉》成為了許成軍的代表作。
10月2日，《光明日報》發表評論文章，文章表示：「許成軍精準把握改革脈搏的農村敘事新銳，填補了傷痕文學向改革文學過渡的題材空白。」
10月3日，曾經發表過許成軍散文的《解放日報》，更近一步，發表評論文章，用一句話將許成軍未來的文學高度再上一層樓。
「此後，提及 1979年改革文學的早期實踐，《穀倉》將與蔣子龍《喬廠長上任記》的工業改革形成工農雙璧，許成軍已經成為改革文學開拓者。」
——
全會閉幕與《人日》為《穀倉》「樹金身」的熱潮，如同一股強勁的東風，讓剛刊發在《清明》創刊號上的《紅綢》瞬間獲得了跨越式的傳播動能與價值背書。
其影響從市場反響到文壇定位全面鋪開，呈現出與普通新作截然不同的熱度曲線！
借東風啦！
這就跟某點大神作家寫新作自帶流量一樣，《紅綢》本就實力、熱度都不缺，又搭上了《穀倉》的東風。
在全國範圍內可謂是一炮而紅！
市場上。
《紅綢》直接承接了《穀倉》帶來的讀者紅利與文學饑渴時代的閱讀熱情。
原本《清明》創刊號因矛盾作序已引發關注，而隨著許成軍被《解放日報》與蔣子龍並稱為「改革文學開拓者」。
各地報刊紛紛加入轉載行列。
幾日來，《清明》一連數到數封關於《紅綢》的轉載請求。
更熱鬧的是。
魔都、京城等地的刊物資訊剛發布便出現脫銷，編輯部不得不緊急加印數次，街頭報亭前甚至出現讀者排隊搶購的場景。
許多讀者抱著「讀懂《穀倉》作者另一部作品」的心態翻閱《紅綢》。
將對農村改革敘事的認可延伸至戰爭題材的閱讀中，使這部原本聚焦個體命運的小說，意外獲得了遠超同類題材的關注度。
東風中學。
許志國正上著課，教育局吳大姐急匆匆地把他拉出去：「不得了啦！老許！你兒子火大發了！」
「是嘛？」許志國一臉莫名其妙，「他火他的唄，跟我有啥關係？」
「你兒子作品被《人民日報》點名批評啦！」
許志國：「啥玩意，不是火了麼？咋還批評上了！」
吳大姐一拍自己嘴：「你看我這嘴。批評說多了，不是批評！被表揚了，好大的聲勢呢！現在大家都在議論你兒子的《紅綢》和《穀倉》，不簡單啊！」
「那跟我啥關係，課還沒上完呢！」
許志國一臉莫名其妙。
但是！
他面上說著沒關係，嘴角卻已微微翹起。
好傢夥，今晚又能找老梁喝點小酒，順便給他講講《穀倉》的故事，《紅綢》也得講講。
「那咋沒關係，晚報要採訪你！說你作為校長和家長怎麼為祖國培養出這樣的文藝界人才！」
「快走！快走！記者等著呢！」
「誒，多大點事，我先上個廁所！」
老許沒去廁所，趕忙回到辦公室，找個豬油罐抹了把頭髮，又在柜子里翻出了自己燙好的中山裝。
中山裝什麼時候燙的？
老許能告訴你他時刻準備著？
文學界一系列變化讓許成軍眼花繚亂。
此前有零星聲音質疑《紅綢》「偏重人性刻畫，與時代主潮疏離」。
但因為刊發時間還短，尚未在全國範圍內發酵。
在《穀倉》被定性為「改革先聲」後，評論界迅速調整視角，將兩部作品視為許成軍創作譜系的互補兩面。
《光明日報》的評論延伸解讀稱，《紅綢》中黃思源與春燕的命運糾葛，實則是「大時代中個體尊嚴的文學註腳」，與《穀倉》對集體變革的書寫共同構成「改革初期的精神圖譜」。
原本持觀望態度的高校研究者與資深評論家紛紛撰文。
態度那叫一個嚴謹。
《文藝報》編輯那叫一個新奇，一天收到了上百封對於《紅綢》的文學評論。
新人？
不！
這叫改革旗手！
評論者們從「歷史敘事中的人性溫度」「傳統比興手法的現代轉化」等角度挖掘其價值。
使《紅綢》快速脫離「新人新作」的評價範疇，直接進入「新時期文學重要實踐」的討論序列。
許成軍看到後，難免撇了撇嘴，這分析視角依然沒擺脫對古典文學分析的窠臼。
我那麼多設計、文學筆法！
小日本子看見了，你們都看不見是吧？
裝聾作啞！
不過，官方與出版界的資源傾斜則讓《紅綢》的傳播路徑更加順暢。
中國作協將其納入「改革文學研討」重點篇目，邀請研究者專題解讀。
《收穫》《十月》等頂尖文學期刊主動聯繫許成軍，提出連載《紅綢》續篇或刊發相關創作談的邀約，打破了以往刊物對新人作品的考察周期。
《清明》更是想要趁熱打鐵，啟動《紅綢》單行本的編輯工作，將矛盾序言與《人民日報》對《穀倉》的評論一同收錄，強化其「時代印記」屬性。
陳主席多少還是沒被熱血沖昏了頭，現在這個趨勢，單行本必然要發！
但是剛上市一周，你就搞什麼單行本？
眼下的資源聚合效應，使得《紅綢》在刊發後短短半月內，完成了從「期刊作品」到「文化現象」的跨越。
火大發了！
1979年文學刊物年人均占有量不足0.5本。
《清明》創刊號因矛盾作序已引發關注，迭加許成軍「工農雙璧」的輿論標籤，形成「現象級新作」效應。
上海、BJ、合肥三地新華書店出現凌晨排隊購刊現象，甚至出現「一刊難求，複印傳閱」的盛況。
陳鄧科看到《清明》的銷售數據嘴笑的都快合不攏！
報表上「130000冊」的數字被紅筆圈了三圈，邊角還沾著他早上沒擦乾淨的饅頭屑。
《清明》首印 5萬冊，加印3次，緊急追加8萬冊，覆蓋全國28個省市新華書店。
規模空前！
比預期的10萬冊，已經領先一大截。
他突然一拍桌子，報表「嘩啦」飛起來，又被旁邊的嚴陣伸手接住。
這一拍，把桌上的搪瓷缸都震得跳了跳，裡面的散裝白酒灑出幾滴，落在桌布上，暈開一小片濕痕。
「13萬！真他媽 13萬！」
陳登科的嗓門比煤爐上的水壺還響，「我之前跟印刷廠拍胸脯說『能賣 10萬就燒高香』，現在倒好，加印三次還不夠！上海新華書店剛才打電話，說今早排隊的讀者把門板都快擠掉了，讓咱再加急發兩千冊！」
嚴陣把報表鋪在桌上，拿起搪瓷缸給陳登科倒滿酒，酒液晃著泡沫：「老陳，你可別忘了，當初還有人說『許成軍太年輕，《紅綢》撐不起創刊號』，現在呢？
安徽本土就賣了2萬冊，鳳陽那邊的供銷社，連倉庫里的樣刊都被老鄉搶空了，要讓孩子沾沾鳳陽的文曲星！」
王英琦抱著剛拆封的樣刊，笑得嘴角都快咧到耳根，她從帆布包里掏出袋供銷社買的水果糖，往桌上一撒：「剛才樓下傳達室大爺說，
有個首都來的老作家，坐火車來合肥開會，就為了要本帶矛盾序言的創刊號，排了倆小時的隊，說『回去跟學生講，這才是新時期的好東西』！
還有咱安徽作協的同志，剛才送來了錦旗，說咱《清明》『為安徽文壇長臉了』！」
編輯部的人都看向陳鄧科。
陳鄧科尷尬的咳嗽一聲，揮了揮手。
作協和文聯啥關係，他們不知道？
老小子玩這一手是吧！
說話間，編輯部的小年輕們抬著個鋁製飯盒進來，裡面裝著剛從食堂打回來的紅燒肉，油星子還在盒蓋內側凝著。
「陳主編！嚴老師！咱慶祝慶祝！這肉是食堂師傅特意多給的，說『沾沾《清明》的光』！」
陳登科抓起塊肉塞進嘴裡，油汁順著嘴角往下淌，他也不擦，指著報表上的數字跟大夥說：「你們等著！《紅綢》單行本咱馬上啟動，就憑現在這熱度，印20萬冊都不愁賣！到時候咱再請許成軍來合肥，開個讀者見面會，讓那些說咱『小刊物辦不出大動靜』的人好好看看！」
嚴陣喝了口酒，突然想起什麼，從抽屜里摸出張皺巴巴的紙條：「對了，剛才一個叫藤井省三的日本人從上海打電話來，
說東京大學想訂500冊創刊號，還說什麼想要翻譯《紅綢》日文版——咱這刊物，這就賣到國外去了？」
辦公室瞬間安靜。
大家大眼瞪小眼。
啥玩意？
要幹啥！
1979年，內地還處於一個相對閉塞的地位。
80年代誰的作品能漂洋過海出國，那就真好比國足進了世界盃！
這話一出，辦公室里瞬間炸了鍋。
大家不斷討論著出海的可能，嚴震也是一臉感懷，一個還不到21歲的年輕竟然實現了他們這代人努力半輩子的成果。
後生可畏！
後生可怖！
王英琦忙著給各地書店回電話，小年輕們圍著報表數數字，煤爐上的水壺「噗噗」噴著熱氣，把每個人的臉都烘得通紅。
陳登科靠在椅背上，看著眼前的熱鬧，手裡攥著那杯酒，突然覺得眼眶有點發潮。
從籌備創刊號時的忐忑，到現在銷量爆火的歡騰，這一切，都比他預想的還要滾燙。
「叮鈴鈴——」
桌上的電話又響了，王英琦接起一聽，立刻笑著喊：「陳主編！首都《人民文學》的同志打來的，說要跟咱約《紅綢》的創作談，還要轉載茅盾的序言呢！」
陳登科猛地站起來，酒都忘了喝：「接！趕緊接！跟他們說，創作談咱讓許成軍好好寫，保證讓他們滿意！」
說完覺得不對，「慢慢說！咱現在屬於優勢地位！」
這麼下來。
未來《紅綢》的單行本也讓陳鄧科有了更多信心。
他提筆給許成軍寫信，關於銷量、單行本以及譯著的事。
10月7日，許成軍收到了一封特別的讀者信。
來自NJ軍區。
NJ軍區作為華東軍事文化建設的前沿。
正亟需符合「二為」方向的優秀作品充實部隊精神生活。
《紅綢》的出現恰好補足了這一環。
要知道，NJ軍區覆蓋安徽、魔都、江蘇等《紅綢》與《穀倉》傳播的核心區域，報刊發行網絡與地方文化系統聯動緊密，能第一時間捕捉到「工農雙璧」「改革文學開拓者」等輿論熱點。
最重要的是，老山戰役NJ軍區也有不少戰士參加。
許成軍一大早拆開郵遞員老王帶來的信封。
說實話，他還是不習慣這樣的溝通方式，實在低效。
但是，電話在中國逐漸開始普及是在20世紀90年代。
在此之前，中國的電話普及率極低，1978年，電話普及率僅為0.38部/百人。
1982年11月，中國第一套萬門程控電話交換系統在福州開通，1984年上海貝爾電話設備製造有限公司成立，推動了電話事業的發展。
進入90年代，隨著社會進步和經濟發展，家庭用固定電話開始真正進入百姓家並慢慢普及。
拆開信封，熟悉的紅星映入眼帘。
「（79）政文函字第18號
許成軍同志：
您好！近日，《人民日報》《解放日報》等報刊對您的作品《穀倉》《紅綢》的評論與報導，已在我軍區廣大指戰員中引發熱烈反響。作為紮根安徽農村、兼具知青與創作者雙重經歷的新銳作家，您以敏銳的時代洞察與鮮活的文學筆觸，既在《穀倉》中捕捉到農村改革的萌芽脈動，更在《紅綢》里刻畫出戰爭年代軍民相依的人性光輝——這種「紮根大地、觀照人心」的創作追求，與我軍「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高度契合，也為新時期部隊文藝建設提供了寶貴範本。」
掃到這，許成軍大概知道對方想要做什麼了。
但是無疑他得同意的。
別說給錢，不要錢也得上啊。
(本章完)
9月30日，四中勝利閉幕。
大會進一步肯定了家聯產責任制的改革方向，推動農村經濟發展，也展示出了從中央到地方推動農村體制改革的決心。
其本質是改革開放初期對「三農」問題的一次關鍵政策聚焦，為農村題材文學突破桎梏、回歸現實關懷提供了重要的政策語境與創作空間。
而一些農村改革題材的作品，吃到了第一波政策紅利。
已經被當做內參的《穀倉》成為了第一個吃螃蟹的文學作品，滿嘴流油。
10月1日，《人日》發表評論文章《文學當為時代立照——從《穀倉》看農村改革的精神先聲》，肯定了《穀倉》在農村改革文學中的地位。
「在全d全國深入學習貫徹四中、奮力推進農業現代化建設的重要時刻，一部紮根安徽農村大地的文學作品《穀倉》，以其對農村改革脈搏的敏銳捕捉、對農民主體訴求的深刻洞察，引發廣泛關注。這部由鳳陽知青許成軍創作的作品，不僅以鮮活的文學筆觸記錄了農村變革前夕的真實圖景，更以超越時代的預見性，呼應了四中《決定》中「尊重農民意願、保障農民利益、激發農村活力」的核心精神，成為文學與時代同頻共振的生動範例。
《穀倉》的可貴之處，在於它跳出了以往農村題材文學的敘事窠臼，將目光聚焦於黃土地上最樸素的生存訴求與發展渴望。作品中，穀倉保管員許老栓攥著刻有「1958」字樣的銅鑰匙，二十年守著集體糧倉卻在倉壁刻滿漏麥量的「正字」；返鄉知青許春生帶回小崗村分地消息，用倉底漏麥在荒地試種，父子倆在「守舊」與「求變」中的拉扯，恰是農村改革前夕億萬農民心聲的縮影。這些細節並非虛構的文學想像，而是作者紮根鳳陽農村、親歷生產實踐的真實提煉。當四中明確提出
文學的力量，在於它能穿透時代的表象，捕捉歷史的必然。《穀倉》的價值，不僅在於它記錄了1979年農村的真實面貌，更在於它以文學的自覺，呼應了.的思想路線。作品中，許春生用科學方法試種、許老栓從守倉到分地的轉變.
這種將個體命運與時代變革緊密相連的創作，讓文學不再是脫離現實的「象牙塔產物」，而成為反映時代、服務時代的「精神橋樑」——正如四中所強調的「要深入農村，傾聽農民呼聲」，《穀倉》正是用文學的方式，把農民的心聲傳遞到時代的聚光燈下。
當前，農村改革的春風正吹遍神州大地，從江淮平原到華北沃野，億萬農民正以精神為指引，在土地上書寫新的希望。《穀倉》的創作實踐啟示我們：優秀的文學作品，應當紮根現實土壤、傾聽人民心聲，既要成為時代的「記錄者」，更要成為改革的「先聲者」。讓我們以《穀倉》為鏡，深刻領會四中加快農業發展的戰略意義，尊重農民首創、激發農村活力，讓文學與改革同頻、與時代同行，共同為實現農業現代化、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貢獻力量！」
文章一出，文學界對於《穀倉》的諸多爭議煙消旗鼓。
尤其之前文學界差點打出豬腦子的題材敏感爭議不復存在。
從疑似否定集體化到變成了呼應改革探索。
武大一講師眼前一黑。
南大某教授深夜吐血。
四中政策基調直接為《穀倉》的題材正名。
作品中農民對生產自主權的追求，不是否定集體，而是對僵化生產模式的合理突破；許老栓的布帳與試種，恰是全會所鼓勵的農民首創精神的文學寫照。
《人民日報》發文進一步強化這一認知，稱《穀倉》用麥粒重量說話，昭示生產關係必須適應生產力，將作品定性為改革萌芽期的真實記錄。
總的來說，就是國家為許成軍背書。
這篇文學作品好，我贊成，誰反對？
誰敢反對？
許成軍的文學地位正在進一步提高，他在來到許家屯第一時間埋的芽正在這個時代的茁壯生長。
踩在時代的鼓點上，每一步都是隆隆作響。
毫無疑問地，《穀倉》成為了許成軍的代表作。
10月2日，《光明日報》發表評論文章，文章表示：「許成軍精準把握改革脈搏的農村敘事新銳，填補了傷痕文學向改革文學過渡的題材空白。」
10月3日，曾經發表過許成軍散文的《解放日報》，更近一步，發表評論文章，用一句話將許成軍未來的文學高度再上一層樓。
「此後，提及 1979年改革文學的早期實踐，《穀倉》將與蔣子龍《喬廠長上任記》的工業改革形成工農雙璧，許成軍已經成為改革文學開拓者。」
——
全會閉幕與《人日》為《穀倉》「樹金身」的熱潮，如同一股強勁的東風，讓剛刊發在《清明》創刊號上的《紅綢》瞬間獲得了跨越式的傳播動能與價值背書。
其影響從市場反響到文壇定位全面鋪開，呈現出與普通新作截然不同的熱度曲線！
借東風啦！
這就跟某點大神作家寫新作自帶流量一樣，《紅綢》本就實力、熱度都不缺，又搭上了《穀倉》的東風。
在全國範圍內可謂是一炮而紅！
市場上。
《紅綢》直接承接了《穀倉》帶來的讀者紅利與文學饑渴時代的閱讀熱情。
原本《清明》創刊號因矛盾作序已引發關注，而隨著許成軍被《解放日報》與蔣子龍並稱為「改革文學開拓者」。
各地報刊紛紛加入轉載行列。
幾日來，《清明》一連數到數封關於《紅綢》的轉載請求。
更熱鬧的是。
魔都、京城等地的刊物資訊剛發布便出現脫銷，編輯部不得不緊急加印數次，街頭報亭前甚至出現讀者排隊搶購的場景。
許多讀者抱著「讀懂《穀倉》作者另一部作品」的心態翻閱《紅綢》。
將對農村改革敘事的認可延伸至戰爭題材的閱讀中，使這部原本聚焦個體命運的小說，意外獲得了遠超同類題材的關注度。
東風中學。
許志國正上著課，教育局吳大姐急匆匆地把他拉出去：「不得了啦！老許！你兒子火大發了！」
「是嘛？」許志國一臉莫名其妙，「他火他的唄，跟我有啥關係？」
「你兒子作品被《人民日報》點名批評啦！」
許志國：「啥玩意，不是火了麼？咋還批評上了！」
吳大姐一拍自己嘴：「你看我這嘴。批評說多了，不是批評！被表揚了，好大的聲勢呢！現在大家都在議論你兒子的《紅綢》和《穀倉》，不簡單啊！」
「那跟我啥關係，課還沒上完呢！」
許志國一臉莫名其妙。
但是！
他面上說著沒關係，嘴角卻已微微翹起。
好傢夥，今晚又能找老梁喝點小酒，順便給他講講《穀倉》的故事，《紅綢》也得講講。
「那咋沒關係，晚報要採訪你！說你作為校長和家長怎麼為祖國培養出這樣的文藝界人才！」
「快走！快走！記者等著呢！」
「誒，多大點事，我先上個廁所！」
老許沒去廁所，趕忙回到辦公室，找個豬油罐抹了把頭髮，又在柜子里翻出了自己燙好的中山裝。
中山裝什麼時候燙的？
老許能告訴你他時刻準備著？
文學界一系列變化讓許成軍眼花繚亂。
此前有零星聲音質疑《紅綢》「偏重人性刻畫，與時代主潮疏離」。
但因為刊發時間還短，尚未在全國範圍內發酵。
在《穀倉》被定性為「改革先聲」後，評論界迅速調整視角，將兩部作品視為許成軍創作譜系的互補兩面。
《光明日報》的評論延伸解讀稱，《紅綢》中黃思源與春燕的命運糾葛，實則是「大時代中個體尊嚴的文學註腳」，與《穀倉》對集體變革的書寫共同構成「改革初期的精神圖譜」。
原本持觀望態度的高校研究者與資深評論家紛紛撰文。
態度那叫一個嚴謹。
《文藝報》編輯那叫一個新奇，一天收到了上百封對於《紅綢》的文學評論。
新人？
不！
這叫改革旗手！
評論者們從「歷史敘事中的人性溫度」「傳統比興手法的現代轉化」等角度挖掘其價值。
使《紅綢》快速脫離「新人新作」的評價範疇，直接進入「新時期文學重要實踐」的討論序列。
許成軍看到後，難免撇了撇嘴，這分析視角依然沒擺脫對古典文學分析的窠臼。
我那麼多設計、文學筆法！
小日本子看見了，你們都看不見是吧？
裝聾作啞！
不過，官方與出版界的資源傾斜則讓《紅綢》的傳播路徑更加順暢。
中國作協將其納入「改革文學研討」重點篇目，邀請研究者專題解讀。
《收穫》《十月》等頂尖文學期刊主動聯繫許成軍，提出連載《紅綢》續篇或刊發相關創作談的邀約，打破了以往刊物對新人作品的考察周期。
《清明》更是想要趁熱打鐵，啟動《紅綢》單行本的編輯工作，將矛盾序言與《人民日報》對《穀倉》的評論一同收錄，強化其「時代印記」屬性。
陳主席多少還是沒被熱血沖昏了頭，現在這個趨勢，單行本必然要發！
但是剛上市一周，你就搞什麼單行本？
眼下的資源聚合效應，使得《紅綢》在刊發後短短半月內，完成了從「期刊作品」到「文化現象」的跨越。
火大發了！
1979年文學刊物年人均占有量不足0.5本。
《清明》創刊號因矛盾作序已引發關注，迭加許成軍「工農雙璧」的輿論標籤，形成「現象級新作」效應。
上海、BJ、合肥三地新華書店出現凌晨排隊購刊現象，甚至出現「一刊難求，複印傳閱」的盛況。
陳鄧科看到《清明》的銷售數據嘴笑的都快合不攏！
報表上「130000冊」的數字被紅筆圈了三圈，邊角還沾著他早上沒擦乾淨的饅頭屑。
《清明》首印 5萬冊，加印3次，緊急追加8萬冊，覆蓋全國28個省市新華書店。
規模空前！
比預期的10萬冊，已經領先一大截。
他突然一拍桌子，報表「嘩啦」飛起來，又被旁邊的嚴陣伸手接住。
這一拍，把桌上的搪瓷缸都震得跳了跳，裡面的散裝白酒灑出幾滴，落在桌布上，暈開一小片濕痕。
「13萬！真他媽 13萬！」
陳登科的嗓門比煤爐上的水壺還響，「我之前跟印刷廠拍胸脯說『能賣 10萬就燒高香』，現在倒好，加印三次還不夠！上海新華書店剛才打電話，說今早排隊的讀者把門板都快擠掉了，讓咱再加急發兩千冊！」
嚴陣把報表鋪在桌上，拿起搪瓷缸給陳登科倒滿酒，酒液晃著泡沫：「老陳，你可別忘了，當初還有人說『許成軍太年輕，《紅綢》撐不起創刊號』，現在呢？
安徽本土就賣了2萬冊，鳳陽那邊的供銷社，連倉庫里的樣刊都被老鄉搶空了，要讓孩子沾沾鳳陽的文曲星！」
王英琦抱著剛拆封的樣刊，笑得嘴角都快咧到耳根，她從帆布包里掏出袋供銷社買的水果糖，往桌上一撒：「剛才樓下傳達室大爺說，
有個首都來的老作家，坐火車來合肥開會，就為了要本帶矛盾序言的創刊號，排了倆小時的隊，說『回去跟學生講，這才是新時期的好東西』！
還有咱安徽作協的同志，剛才送來了錦旗，說咱《清明》『為安徽文壇長臉了』！」
編輯部的人都看向陳鄧科。
陳鄧科尷尬的咳嗽一聲，揮了揮手。
作協和文聯啥關係，他們不知道？
老小子玩這一手是吧！
說話間，編輯部的小年輕們抬著個鋁製飯盒進來，裡面裝著剛從食堂打回來的紅燒肉，油星子還在盒蓋內側凝著。
「陳主編！嚴老師！咱慶祝慶祝！這肉是食堂師傅特意多給的，說『沾沾《清明》的光』！」
陳登科抓起塊肉塞進嘴裡，油汁順著嘴角往下淌，他也不擦，指著報表上的數字跟大夥說：「你們等著！《紅綢》單行本咱馬上啟動，就憑現在這熱度，印20萬冊都不愁賣！到時候咱再請許成軍來合肥，開個讀者見面會，讓那些說咱『小刊物辦不出大動靜』的人好好看看！」
嚴陣喝了口酒，突然想起什麼，從抽屜里摸出張皺巴巴的紙條：「對了，剛才一個叫藤井省三的日本人從上海打電話來，
說東京大學想訂500冊創刊號，還說什麼想要翻譯《紅綢》日文版——咱這刊物，這就賣到國外去了？」
辦公室瞬間安靜。
大家大眼瞪小眼。
啥玩意？
要幹啥！
1979年，內地還處於一個相對閉塞的地位。
80年代誰的作品能漂洋過海出國，那就真好比國足進了世界盃！
這話一出，辦公室里瞬間炸了鍋。
大家不斷討論著出海的可能，嚴震也是一臉感懷，一個還不到21歲的年輕竟然實現了他們這代人努力半輩子的成果。
後生可畏！
後生可怖！
王英琦忙著給各地書店回電話，小年輕們圍著報表數數字，煤爐上的水壺「噗噗」噴著熱氣，把每個人的臉都烘得通紅。
陳登科靠在椅背上，看著眼前的熱鬧，手裡攥著那杯酒，突然覺得眼眶有點發潮。
從籌備創刊號時的忐忑，到現在銷量爆火的歡騰，這一切，都比他預想的還要滾燙。
「叮鈴鈴——」
桌上的電話又響了，王英琦接起一聽，立刻笑著喊：「陳主編！首都《人民文學》的同志打來的，說要跟咱約《紅綢》的創作談，還要轉載茅盾的序言呢！」
陳登科猛地站起來，酒都忘了喝：「接！趕緊接！跟他們說，創作談咱讓許成軍好好寫，保證讓他們滿意！」
說完覺得不對，「慢慢說！咱現在屬於優勢地位！」
這麼下來。
未來《紅綢》的單行本也讓陳鄧科有了更多信心。
他提筆給許成軍寫信，關於銷量、單行本以及譯著的事。
10月7日，許成軍收到了一封特別的讀者信。
來自NJ軍區。
NJ軍區作為華東軍事文化建設的前沿。
正亟需符合「二為」方向的優秀作品充實部隊精神生活。
《紅綢》的出現恰好補足了這一環。
要知道，NJ軍區覆蓋安徽、魔都、江蘇等《紅綢》與《穀倉》傳播的核心區域，報刊發行網絡與地方文化系統聯動緊密，能第一時間捕捉到「工農雙璧」「改革文學開拓者」等輿論熱點。
最重要的是，老山戰役NJ軍區也有不少戰士參加。
許成軍一大早拆開郵遞員老王帶來的信封。
說實話，他還是不習慣這樣的溝通方式，實在低效。
但是，電話在中國逐漸開始普及是在20世紀90年代。
在此之前，中國的電話普及率極低，1978年，電話普及率僅為0.38部/百人。
1982年11月，中國第一套萬門程控電話交換系統在福州開通，1984年上海貝爾電話設備製造有限公司成立，推動了電話事業的發展。
進入90年代，隨著社會進步和經濟發展，家庭用固定電話開始真正進入百姓家並慢慢普及。
拆開信封，熟悉的紅星映入眼帘。
「（79）政文函字第18號
許成軍同志：
您好！近日，《人民日報》《解放日報》等報刊對您的作品《穀倉》《紅綢》的評論與報導，已在我軍區廣大指戰員中引發熱烈反響。作為紮根安徽農村、兼具知青與創作者雙重經歷的新銳作家，您以敏銳的時代洞察與鮮活的文學筆觸，既在《穀倉》中捕捉到農村改革的萌芽脈動，更在《紅綢》里刻畫出戰爭年代軍民相依的人性光輝——這種「紮根大地、觀照人心」的創作追求，與我軍「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高度契合，也為新時期部隊文藝建設提供了寶貴範本。」
掃到這，許成軍大概知道對方想要做什麼了。
但是無疑他得同意的。
別說給錢，不要錢也得上啊。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