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端平入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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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宋末年這段風雲變幻的歷史,對於朱家子孫而言乃是必修之課。

  即便明太祖朱元璋對元朝統治者恨之入骨,但為了確立大明王朝的正統性,也不得不承認元朝繼承宋朝的法統地位。

  而大明王朝,正是通過繼承元的衣缽,才得以成為代表華夏文明的正統王朝。

  後世對朱元璋政治地位的高度評價,正是源於他「驅除韃虜,恢復中華「的不世功勳。

  而這一切的源頭,都要追溯到端平元年的那場聯蒙滅金之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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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理宗端平元年(公元1234年)正月初十,宋蒙聯軍攻破蔡州城,金哀宗自縊身亡,金國宣告滅亡。

  按照事先約定,戰後宋蒙兩軍各自撤兵。

  宋將孟珙將金哀宗遺骸運回臨安,在太廟舉行隆重祭祀,舉國上下一片歡騰。

  河南地區作為北宋三京故地,歷來為南宋君臣所重視,但當時宋蒙雙方並未明確劃定該地區的歸屬。

  蒙古大汗窩闊台因糧草不濟、天氣轉熱,將主力北撤至黃河以北,致使河南地區出現權力真空。

  當時黃河南岸僅有速不台、塔察兒率領的兩支蒙古機動部隊,其餘守軍多為金國降卒改編的漢軍。

  南宋方面,京湖制置使史嵩之率軍推進至信陽軍(今河南信陽)、唐州、鄧州一線;四川制置使趙彥吶坐鎮川蜀;淮東制置使趙葵、淮西制置使全子才、沿江制置副使趙范負責兩淮防務。

  此時正值主政南宋二十餘年的權相史彌遠新喪,年輕的宋理宗急於擺脫其政治陰影,鞏固皇權。

  在寵臣趙范、趙葵兄弟的慫恿下,他不顧朝中多數大臣和幾乎所有邊將的反對,在準備嚴重不足的情況下,強行派兵進駐河南各地,妄圖實現「據關守河「的戰略構想。

  這一重大歷史事件,史稱「端平入洛「。

  當時進取中原的軍事路線主要有兩條:一是自襄陽北上,二是由淮西進軍。

  宋理宗原本計劃兩路並進,但最終僅有六萬淮軍參與了入洛之役。

  京湖戰區統帥史嵩之拒絕出兵轉餉的決策,歷來備受爭議。

  然而從軍事後勤角度考量,這實屬明智之舉。

  淮西一線尚有汴渠等河道可供糧運,而若從襄陽出兵,正如名臣喬行簡所言「由襄而進,必須負載二十鍾而致一石,亦恐未必能達「——運輸效率之低下可見一斑。

  既然襄陽方向的補給如此艱難,放棄參與這場註定失敗的軍事行動,反而為京湖戰區保存了寶貴的有生力量。

  端平元年六月,趙葵、全子才率領六萬淮軍自淮西進發。

  時值盛夏酷暑,蒙古主力已北撤避暑,河南地區僅餘少量歸附蒙古的原金軍駐守。

  原金將李伯淵等人趁機發動兵變,殺死汴京守將崔立後開城降宋,宋軍遂得以兵不血刃收復故都汴京。

  此後,宋軍兵分兩路向洛陽進發。

  徐敏子率領的第一梯隊約一萬三千人先行出發,楊誼統領的第二梯隊一萬五千人隨後跟進。

  然而戰局很快出現變故,蒙古軍隊掘開黃河堤岸,致使洪水泛濫,道路泥濘難行,嚴重阻礙了宋軍的糧草運輸。

  當第二梯隊行進至距洛陽城不足二十里的龍門鎮時,軍中已然出現糧餉不繼的窘境。

  就在楊誼部埋鍋造飯之際,蒙古大將劉亨安親率數千精銳騎兵突然殺至。

  這支以漢人為主的衝擊騎兵部隊來勢洶洶,宋軍倉促應戰,陣型大亂。

  在蒙古鐵騎的反覆衝殺下,宋軍很快潰不成軍,士卒爭相逃命,被逼入洛水溺死者不計其數。

  一萬五千人的第二梯隊,竟在短短半日內全軍覆沒。

  與此同時,第一梯隊的戰況卻大不相同。

  面對塔察兒率領的兩三萬蒙古主力,缺糧少餉的徐敏子部一萬三千人反而打出了令人意外的戰績。

  據《宋史》記載,宋軍「殺四百餘人,奪團牌三百餘,至午不解「。

  這場持續整日的激戰中,宋軍重步兵憑藉精良的步人甲與蒙古步兵正面抗衡,弓弩手則以密集箭雨壓制敵軍騎射,展現出南宋淮西勁旅的強悍戰力。

  值得注意的是,蒙古軍隊雖以騎射見長,但其衝擊步兵的戰鬥力確實不及金鼎盛時期的鐵浮屠。


  金末忠孝軍屢次以少勝多的戰例,也印證了這一點。

  可惜宋軍統帥趙葵、全子才誤判形勢,認為兩軍會師後自可退敵,竟未及時派兵增援。

  最終,糧盡援絕的徐敏子部不得不殺馬為食,棄營南撤。

  蒙古騎兵沿途追殺,致使這支勁旅十損其九。

  噩耗傳至中軍,趙葵等人方知大勢已去,慌忙丟棄輜重,率殘部三萬餘人倉皇逃回淮西。

  端平入洛之戰,南宋朝廷不僅折損了近三萬精銳之師,更耗費了巨額軍需物資。

  直接後果就是,這場虎頭蛇尾的北伐,給了蒙古南侵的口實。

  端平二年,蒙古集結十餘萬大軍,對南宋發動了全面進攻,揭開了持續四十餘年的宋蒙戰爭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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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實上,即便沒有「端平入洛「這場軍事冒險,蒙古鐵騎南下的鐵蹄聲也終將在江淮大地上響起。

  歷史的大勢不會因這場戰役的成敗而改變分毫。

  真正深受其害的,恰恰是南宋朝廷自身。

  這場慘敗如同一記重錘,徹底擊碎了朝堂上下的進取之心。

  左丞相兼樞密使鄭清之作為主戰派的代表人物,在此役後顏面掃地,連宋理宗也不得不下詔罪己,朝野震動。

  更深遠的影響在於,這場失利徹底撕裂了南宋的軍政體系。

  鄭清之對趙彥吶、史嵩之、孟珙等反對出兵的將領懷恨在心。

  在他看來,倘若這些將領能夠全力配合,端平北伐的戰局必定會呈現截然不同的局面。

  而理宗皇帝的態度也發生了根本性轉變——從積極進取轉為消極保守,從此對北伐之事噤若寒蟬。

  這種君臣離心、將相猜忌的局面,成為南宋末年揮之不去的政治頑疾。

  主上畏縮不前,宰輔與邊將互相傾軋,軍政大事往往在推諉扯皮中貽誤戰機。

  可以說,南宋滅亡的禍根,在端平入洛慘敗的那一刻就已悄然埋下。

  最具代表性的例子莫過於鞏州汪世顯部的遭遇。

  作為蒙古汪古部出身的將領,汪世顯以其卓越的軍事才能著稱於金國。

  蒙古攻金期間,汪世顯奉金哀宗之命駐守鞏昌,成為陝甘地區抵抗蒙古軍隊的關鍵將領,建立了顯赫戰功。

  隨著金國的覆滅和哀宗的去世,汪世顯面臨著重大抉擇。

  身處絕境的他,決定率領麾下五萬將士,連同二十餘座城池歸順南宋朝廷。

  汪世顯與南宋將領曹友聞曾在川蜀、陝甘地區共同抵禦蒙古軍隊,雙方建立了良好的合作關係。

  他通過曹友聞主動與四川制置使趙彥吶建立書信聯繫,表達南下投誠的意願。

  從個人情感和實際利益的角度出發,汪世顯選擇將未來押注於南宋,這一決策完全合乎情理。

  當時南宋與蒙古的關係因「端平入洛「事件已然決裂,窩闊台正籌劃兵分三路南下征伐。

  在此關鍵時刻,汪世顯的投誠不僅帶來了一位驍勇善戰的將領,更為南宋增添了一份重要助力,這無疑是值得慶幸的局面。

  針對汪世顯的歸附意向,南宋朝廷表現出何種態度?

  趙彥納向丞相鄭清之詳細匯報了相關情況,建議接納汪世顯,卻遭到明確拒絕。

  隨後,趙彥吶接連四次上書,懇請朝廷接受這批來自金國的降將,但每次提議均被鄭清之斷然否決。

  這一決策源於鄭清之的考量:若接納汪世顯,勢必會增強趙彥吶的勢力,提升其政治影響力,這將對自身利益構成潛在威脅。

  南宋朝廷內部的政治紛爭在鄭清之拒絕接納汪世顯一事上得到充分體現,這一決策對政局造成了嚴重負面影響。

  作為當時權力鬥爭的具體表現,鄭清之此舉不僅加劇了統治集團內部的分裂,更導致了難以估量的政治損失。

  這一事件折射出南宋統治階層在處理重大事務時存在的嚴重分歧,其後果之惡劣,堪稱南宋政治史上的一個重要轉折點。

  端平三年,蒙古將領闊端率領軍隊南下征伐,其勢力範圍擴展至鞏昌和秦州一帶。

  面對蒙古大軍的強勢進攻,汪世顯因孤立無援,且未能獲得南宋朝廷的軍事支持,最終選擇歸順闊端。

  此後,他轉而為蒙古軍隊效力,擔任先鋒部隊的指揮官,由此成為南宋政權的主要對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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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為大明在位時間第二長的皇帝,朱厚熜對這段歷史可是十分熟悉的。

  年輕時,在內閣首輔楊廷和的教導下,熟讀這段歷史,每每都會引起他扼腕嘆息。

  如今聽師弟提起汪世顯其人,立刻就勾起了他對那段慘痛歷史的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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