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41章 挑戰
第二天一大早，坎城的陽光還沒完全曬熱沙灘，輿論的硝煙就已經瀰漫開來。
幾乎所有主流的電影期刊和報紙，都用顯眼的版面報導了昨晚那場瘋狂的「高粱酒派對」。
但評價，卻兩極分化。
年輕的、先鋒的媒體，用「東方的烈火點燃坎城」之類的標題，對這種充滿野性的公關方式大加讚賞，認為它打破了電影節一貫的沉悶和虛偽。
而那些老牌的、自詡為藝術捍衛者的權威媒體，則完全是另一副嘴臉。
其中，皮埃爾·杜邦主編的《電影手冊》，最為刻薄。
他們刊登了一篇對日本導演Kurosawa Kenji的專訪。
這位被譽為「黑澤明最後傳人」的日本導演，在採訪中，姿態擺得很高。
他先是彬彬有禮地讚揚了中國電影人的熱情，然後話鋒一轉，矛頭直指《紅高粱》。
「我看過那部中國電影的預告片。」Kurosawa Kenji對著鏡頭，表情嚴肅地說，「色彩非常……濃烈。
像一幅用油彩潑出來的畫。這或許很符合西方人對東方的獵奇想像。」
「但是，」他頓了頓，語氣裡帶著一絲惋惜，「真正的東方美學，精髓在於『空寂』與『留白』。
是『無』中生『有』，是克制，是禪意。就像黑澤明大師的作品，每一個鏡頭都像一幅水墨畫，意境深遠。」
他雖然沒有點名，但每一句話，都是在說《紅高粱》艷俗、膚淺，缺乏藝術內涵。
更要命的是，評委之一的德國人克勞斯，在當天上午的一個公開論壇上，也公開表達了類似的觀點。
克勞斯是個嚴謹的德國學者，在歐洲電影理論界地位很高。
他在論壇上，盛讚日本電影對「禪意」的完美繼承，認為這才是東方藝術走向世界的正確方式。
「藝術不是情緒的宣洩，而是理性的構建。偉大的作品，應該讓人沉思，而不是讓人激動。」
他這番話，被媒體解讀為是對《紅高GEO》的間接否定。
一個是有力的競爭對手，一個是手握生殺大權的評委。
兩人一唱一和，瞬間在坎城掀起了一股「唱衰《紅高粱》」的風潮。
輿論開始轉向，很多人都認為，《紅高粱》雖然會是一匹黑馬，但在藝術成就上，恐怕難以與《靜寂之刃》這種充滿「大師相」的作品抗衡。
酒店套房裡，氣氛壓抑。
張謀子拿著幾份報紙，手都在抖。
他一晚上沒睡好，眼圈發黑，整個人都顯得很憔悴。
「張總，他們……他們這是在指著鼻子罵我們土啊！」
張謀子把報紙拍在桌子上，情緒很激動。
「什麼狗屁的『空寂』、『留白』！那是日本人的東西，憑什麼要我們中國人也去學？」
「可……可他們說的也有點道理。」激動過後，張謀zizi又陷入了自我懷疑，他坐下來，點上一根煙，猛吸了一口。
「我們的片子，是不是真的……太滿了？太沖了？那個色彩，那個音樂……是不是應該再收一收？顯得更『高級』一點？」
他看著張紅旗，眼神里充滿了掙扎。
作為一個創作者，最怕的就是被權威否定。
尤其是在坎城這種地方，被一個評委和一個大師的傳人聯手批評，壓力太大了。
他甚至動了念頭，想連夜去機房，把電影的飽和度調低一點，把嗩吶的聲音壓一壓。
「收？」
張紅旗看著他，笑了。
「為什麼要收？」
他站起來，走到窗邊，看著樓下熙熙攘攘的人群。
「謀子，我問你，我們來坎城是幹嘛來了？」
「是來拿獎的。」張謀子下意識地回答。
「拿獎，只是結果，不是目的。」張紅旗轉過身，盯著他的眼睛。
「我們來，是來打架的！」
「是用我們的東西，去撞他們的東西！是用我們的審美，去挑戰他們的審美！」
「你現在要把自己最鋒利的刀磨鈍了，去學他們用筷子吃飯，你覺得我們還有勝算嗎？」
「他們說我們土，說我們野，說我們不高級。那就讓他們說去！」
「我們就是要用這股他們看不起的『土』勁兒，這股『野』勁兒，把他們那套死氣沉沉的『高級』玩意兒，沖得七零八落！」
「記住，謀子，從我們決定拍《紅高粱》的那一刻起，我們就不是來迎合誰的我們是來制定規則的！」
張紅旗的這番話，像一針強心劑，打進了張謀子的心裡。
他眼裡的迷茫和掙扎，慢慢退去，重新燃起了鬥志。
「我明白了，張總。不改了！一個鏡頭都不改！就用這個版本，跟他們干！」
安撫住張謀子，張紅旗立刻開始了他的下一步計劃。
他沒有去找媒體打口水仗，那是最低級的做法。
他讓傅奇動用在歐洲的關係網，在最短的時間內，查清了那個德國評委克勞斯的所有底細。
結果很快就出來了。
克勞斯，慕尼黑大學藝術史博士，他的博士論文題目，就是《東方古典主義的靜態美學研究——以日本能劇和茶道為例》。
「原來根子在這兒。」張紅旗看著資料，心裡有了底。
這個人不是被收買了，而是他的知識結構和審美體系，決定了他天生就欣賞不了《紅高粱》這種充滿動態和爆發力的東西。
要說服他，比登天還難。
但張紅旗也沒打算去說服他。
一個評委會有七八個人，搞不定一個，那就去搞定其他的。
他又讓傅奇去查另外幾個關鍵評委的資料。
很快，一個名字進入了他的視線。
伊莎貝爾，西班牙著名女導演，也是評委會裡唯一一位重要的女性評委。
她的電影，以大膽的色彩運用、關注女性困境和充滿激情而聞名。
她是一個堅定的女權主義者，也是一個色彩主義電影的狂熱倡導者。
「找到了。」
張紅旗的手指，在伊莎貝爾的名字上，輕輕敲了敲。
這就是他們的突破口。
下午，一場「非正式」的下午茶會，在卡爾頓酒店一個僻靜的小花園裡舉行。
沒有媒體，沒有閃光燈。
張紅旗通過一個法國文化界的朋友，只邀請了伊莎貝爾和另外兩三位在坎城很有影響力的女性影評人。
茶會上，張紅旗絕口不提電影，不談藝術，甚至不談《紅高粱》。
他把主場，完全交給了鞏皇。
在李健群的精心設計下，鞏皇沒有穿任何華麗的禮服。
她就穿了一身很簡單的質地很好的米白色棉麻套裝，長發隨意地披在肩上，臉上幾乎沒有化妝。
她整個人，看起來乾淨、素雅，但又透著一股子壓不住的英氣。
她就坐在那裡，用她那還帶著山東口音的不那麼流利的英語，給那幾位歐洲女性，講故事。
她講的不是劇本里的故事。
是她為了準備這個角色，在山東高密農村體驗生活時，親耳聽到、親眼看到的那些農村婦女的故事。
她講一個叫「二嫚」的女人，丈夫死了，一個人拉扯三個孩子，白天在田裡幹活，晚上回家紡棉花，硬是靠著一雙手，把三個孩子都供上了學。
她講一個叫「巧珍」的姑娘，為了反抗父母安排的婚事，一個人跑到青島的紡織廠打工，每個月給家裡寄錢，她說「我的命，我自己說了算」。
她講那些女人們，怎麼在貧瘠的土地上，笑著，罵著，哭著，用最潑辣，最堅韌的方式，活下去，把自己的血脈，一代代傳下去。
她的講述，沒有技巧，全是真情實感。
伊莎貝爾和那幾位女評委，聽得入了神。
她們從鞏皇的講述里，聽到了國界和語言都無法阻擋的屬於女性的共同的生命力量。
她們看著眼前這個高大的未經雕琢的像一棵白楊樹一樣的中國女演員，眼神里充滿了欣賞和感動。
就在這時，張紅旗才恰到好處地輕聲補充了一句。
「伊莎貝爾女士，我們電影裡的那片紅色，其實不是高粱的顏色。」
「那是她們的血，是她們的生命，是她們燃燒自己的光和熱。」
伊...貝爾的身體，微微一震。
她看向張紅旗，眼神里多了一絲深意。
她明白了。
當天晚上，Kurosawa Kenji的電影《靜寂之刃》舉行了盛大的首映禮。
影片確實拍得非常精緻，畫面構圖無可挑剔，充滿了日本古典主義的美感。
放映結束後，獲得了長時間的掌聲。
克勞斯等傳統派評委，在接受採訪時，毫不掩飾對這部電影的讚美，稱其為「真正的大師之作」。
一時間，《靜寂之刃》成了金棕櫚的頭號熱門。
面對對手的強勢，張紅旗這邊，卻做出了一個讓所有人都看不懂的舉動。
他沒有去跟人爭論什麼美學高下，而是通過一個相熟的法新社記者，對外「泄露」了一個消息。
「《紅高粱》劇組，為了追求最真實的紅色，在中國山東，花費數百萬美元，開闢了上千畝高粱地專門為電影種植高粱。」
這個新聞點，太他媽勁爆了！
為了一個背景，去種一千畝地？
這是一種什麼樣的精神？這是一種什麼樣的財力？
這個「為藝術不計成本」的瘋狂舉動，瞬間引爆了媒體！
所有人的關注點，立刻從「東方美學之爭」，轉移到了「中國劇組的驚人壯舉」上。
無數記者開始瘋狂地想要採訪張紅旗和張謀子，探究這背後的故事。
張紅旗成功地用一個更具話題性的事件，轉移了輿論焦點。
他把一場關於藝術的辯論，變成了一場關於實力的展示。
你們有禪意，有留白。
老子有地！有高粱！有錢！
就是這麼簡單粗暴。
然而，就在《紅高粱》正式放映的前一天晚上，意外發生了。
張謀子下榻的酒店房間，被人撬了。
丟失的不是錢，不是護照。
而是他從不離身的一個黑色的帆布包。
包里，裝著他密密麻麻寫滿了筆記的最終版剪輯手稿，和一份以防萬一的電影備用拷貝。
幾乎所有主流的電影期刊和報紙，都用顯眼的版面報導了昨晚那場瘋狂的「高粱酒派對」。
但評價，卻兩極分化。
年輕的、先鋒的媒體，用「東方的烈火點燃坎城」之類的標題，對這種充滿野性的公關方式大加讚賞，認為它打破了電影節一貫的沉悶和虛偽。
而那些老牌的、自詡為藝術捍衛者的權威媒體，則完全是另一副嘴臉。
其中，皮埃爾·杜邦主編的《電影手冊》，最為刻薄。
他們刊登了一篇對日本導演Kurosawa Kenji的專訪。
這位被譽為「黑澤明最後傳人」的日本導演，在採訪中，姿態擺得很高。
他先是彬彬有禮地讚揚了中國電影人的熱情，然後話鋒一轉，矛頭直指《紅高粱》。
「我看過那部中國電影的預告片。」Kurosawa Kenji對著鏡頭，表情嚴肅地說，「色彩非常……濃烈。
像一幅用油彩潑出來的畫。這或許很符合西方人對東方的獵奇想像。」
「但是，」他頓了頓，語氣裡帶著一絲惋惜，「真正的東方美學，精髓在於『空寂』與『留白』。
是『無』中生『有』，是克制，是禪意。就像黑澤明大師的作品，每一個鏡頭都像一幅水墨畫，意境深遠。」
他雖然沒有點名，但每一句話，都是在說《紅高粱》艷俗、膚淺，缺乏藝術內涵。
更要命的是，評委之一的德國人克勞斯，在當天上午的一個公開論壇上，也公開表達了類似的觀點。
克勞斯是個嚴謹的德國學者，在歐洲電影理論界地位很高。
他在論壇上，盛讚日本電影對「禪意」的完美繼承，認為這才是東方藝術走向世界的正確方式。
「藝術不是情緒的宣洩，而是理性的構建。偉大的作品，應該讓人沉思，而不是讓人激動。」
他這番話，被媒體解讀為是對《紅高GEO》的間接否定。
一個是有力的競爭對手，一個是手握生殺大權的評委。
兩人一唱一和，瞬間在坎城掀起了一股「唱衰《紅高粱》」的風潮。
輿論開始轉向，很多人都認為，《紅高粱》雖然會是一匹黑馬，但在藝術成就上，恐怕難以與《靜寂之刃》這種充滿「大師相」的作品抗衡。
酒店套房裡，氣氛壓抑。
張謀子拿著幾份報紙，手都在抖。
他一晚上沒睡好，眼圈發黑，整個人都顯得很憔悴。
「張總，他們……他們這是在指著鼻子罵我們土啊！」
張謀子把報紙拍在桌子上，情緒很激動。
「什麼狗屁的『空寂』、『留白』！那是日本人的東西，憑什麼要我們中國人也去學？」
「可……可他們說的也有點道理。」激動過後，張謀zizi又陷入了自我懷疑，他坐下來，點上一根煙，猛吸了一口。
「我們的片子，是不是真的……太滿了？太沖了？那個色彩，那個音樂……是不是應該再收一收？顯得更『高級』一點？」
他看著張紅旗，眼神里充滿了掙扎。
作為一個創作者，最怕的就是被權威否定。
尤其是在坎城這種地方，被一個評委和一個大師的傳人聯手批評，壓力太大了。
他甚至動了念頭，想連夜去機房，把電影的飽和度調低一點，把嗩吶的聲音壓一壓。
「收？」
張紅旗看著他，笑了。
「為什麼要收？」
他站起來，走到窗邊，看著樓下熙熙攘攘的人群。
「謀子，我問你，我們來坎城是幹嘛來了？」
「是來拿獎的。」張謀子下意識地回答。
「拿獎，只是結果，不是目的。」張紅旗轉過身，盯著他的眼睛。
「我們來，是來打架的！」
「是用我們的東西，去撞他們的東西！是用我們的審美，去挑戰他們的審美！」
「你現在要把自己最鋒利的刀磨鈍了，去學他們用筷子吃飯，你覺得我們還有勝算嗎？」
「他們說我們土，說我們野，說我們不高級。那就讓他們說去！」
「我們就是要用這股他們看不起的『土』勁兒，這股『野』勁兒，把他們那套死氣沉沉的『高級』玩意兒，沖得七零八落！」
「記住，謀子，從我們決定拍《紅高粱》的那一刻起，我們就不是來迎合誰的我們是來制定規則的！」
張紅旗的這番話，像一針強心劑，打進了張謀子的心裡。
他眼裡的迷茫和掙扎，慢慢退去，重新燃起了鬥志。
「我明白了，張總。不改了！一個鏡頭都不改！就用這個版本，跟他們干！」
安撫住張謀子，張紅旗立刻開始了他的下一步計劃。
他沒有去找媒體打口水仗，那是最低級的做法。
他讓傅奇動用在歐洲的關係網，在最短的時間內，查清了那個德國評委克勞斯的所有底細。
結果很快就出來了。
克勞斯，慕尼黑大學藝術史博士，他的博士論文題目，就是《東方古典主義的靜態美學研究——以日本能劇和茶道為例》。
「原來根子在這兒。」張紅旗看著資料，心裡有了底。
這個人不是被收買了，而是他的知識結構和審美體系，決定了他天生就欣賞不了《紅高粱》這種充滿動態和爆發力的東西。
要說服他，比登天還難。
但張紅旗也沒打算去說服他。
一個評委會有七八個人，搞不定一個，那就去搞定其他的。
他又讓傅奇去查另外幾個關鍵評委的資料。
很快，一個名字進入了他的視線。
伊莎貝爾，西班牙著名女導演，也是評委會裡唯一一位重要的女性評委。
她的電影，以大膽的色彩運用、關注女性困境和充滿激情而聞名。
她是一個堅定的女權主義者，也是一個色彩主義電影的狂熱倡導者。
「找到了。」
張紅旗的手指，在伊莎貝爾的名字上，輕輕敲了敲。
這就是他們的突破口。
下午，一場「非正式」的下午茶會，在卡爾頓酒店一個僻靜的小花園裡舉行。
沒有媒體，沒有閃光燈。
張紅旗通過一個法國文化界的朋友，只邀請了伊莎貝爾和另外兩三位在坎城很有影響力的女性影評人。
茶會上，張紅旗絕口不提電影，不談藝術，甚至不談《紅高粱》。
他把主場，完全交給了鞏皇。
在李健群的精心設計下，鞏皇沒有穿任何華麗的禮服。
她就穿了一身很簡單的質地很好的米白色棉麻套裝，長發隨意地披在肩上，臉上幾乎沒有化妝。
她整個人，看起來乾淨、素雅，但又透著一股子壓不住的英氣。
她就坐在那裡，用她那還帶著山東口音的不那麼流利的英語，給那幾位歐洲女性，講故事。
她講的不是劇本里的故事。
是她為了準備這個角色，在山東高密農村體驗生活時，親耳聽到、親眼看到的那些農村婦女的故事。
她講一個叫「二嫚」的女人，丈夫死了，一個人拉扯三個孩子，白天在田裡幹活，晚上回家紡棉花，硬是靠著一雙手，把三個孩子都供上了學。
她講一個叫「巧珍」的姑娘，為了反抗父母安排的婚事，一個人跑到青島的紡織廠打工，每個月給家裡寄錢，她說「我的命，我自己說了算」。
她講那些女人們，怎麼在貧瘠的土地上，笑著，罵著，哭著，用最潑辣，最堅韌的方式，活下去，把自己的血脈，一代代傳下去。
她的講述，沒有技巧，全是真情實感。
伊莎貝爾和那幾位女評委，聽得入了神。
她們從鞏皇的講述里，聽到了國界和語言都無法阻擋的屬於女性的共同的生命力量。
她們看著眼前這個高大的未經雕琢的像一棵白楊樹一樣的中國女演員，眼神里充滿了欣賞和感動。
就在這時，張紅旗才恰到好處地輕聲補充了一句。
「伊莎貝爾女士，我們電影裡的那片紅色，其實不是高粱的顏色。」
「那是她們的血，是她們的生命，是她們燃燒自己的光和熱。」
伊...貝爾的身體，微微一震。
她看向張紅旗，眼神里多了一絲深意。
她明白了。
當天晚上，Kurosawa Kenji的電影《靜寂之刃》舉行了盛大的首映禮。
影片確實拍得非常精緻，畫面構圖無可挑剔，充滿了日本古典主義的美感。
放映結束後，獲得了長時間的掌聲。
克勞斯等傳統派評委，在接受採訪時，毫不掩飾對這部電影的讚美，稱其為「真正的大師之作」。
一時間，《靜寂之刃》成了金棕櫚的頭號熱門。
面對對手的強勢，張紅旗這邊，卻做出了一個讓所有人都看不懂的舉動。
他沒有去跟人爭論什麼美學高下，而是通過一個相熟的法新社記者，對外「泄露」了一個消息。
「《紅高粱》劇組，為了追求最真實的紅色，在中國山東，花費數百萬美元，開闢了上千畝高粱地專門為電影種植高粱。」
這個新聞點，太他媽勁爆了！
為了一個背景，去種一千畝地？
這是一種什麼樣的精神？這是一種什麼樣的財力？
這個「為藝術不計成本」的瘋狂舉動，瞬間引爆了媒體！
所有人的關注點，立刻從「東方美學之爭」，轉移到了「中國劇組的驚人壯舉」上。
無數記者開始瘋狂地想要採訪張紅旗和張謀子，探究這背後的故事。
張紅旗成功地用一個更具話題性的事件，轉移了輿論焦點。
他把一場關於藝術的辯論，變成了一場關於實力的展示。
你們有禪意，有留白。
老子有地！有高粱！有錢！
就是這麼簡單粗暴。
然而，就在《紅高粱》正式放映的前一天晚上，意外發生了。
張謀子下榻的酒店房間，被人撬了。
丟失的不是錢，不是護照。
而是他從不離身的一個黑色的帆布包。
包里，裝著他密密麻麻寫滿了筆記的最終版剪輯手稿，和一份以防萬一的電影備用拷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