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0章 什麼叫做高下立判啊？
第260章 什麼叫做高下立判啊？
原來，自從劉培文前年獲得龔古爾文學獎之後，通過報紙、電視媒體的傳播以及劉培文一系列作品在法蘭西的暢銷，法蘭西逐漸掀起了一股對於中國作家的關注熱潮。
這股熱潮從《放牛班的春天》去年發行後愈加濃烈，考慮到今年劉培文編劇的《情人》還將登陸法蘭西影壇，法蘭西文化部門覺得這是個趁機拉近兩國關係的好時機，於是乎在今年五月末到六月初，他們特別邀請了中國作家代表團一行12人前往訪問。
為了配合這次文化交流活動，法蘭西同時邀請了正在國外的劉××等幾位中國作家。
這是近年來訪法的陣容最大的中國作家代表團，法蘭西文化界十分重視這次中法間的文化交流活動，計劃舉行多輪報告會、座談會以及與讀者和觀眾見面等活動。
法蘭西的新聞媒介對此進行了大量的報導。可以說，中國作家代表團的到來，在法蘭西掀起了一股「中國熱」，在法蘭西文化界特別是華人華裔當中，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本來這是一個對大家都很好的事情，但是偏偏壞了事。
結果就在前天晚上，一個主題為「中國文學的覺醒」的研討會上，旅法的作家代表們發表了一些連法方都難以接受的言論，引發了一場辯論風波。
一位作家說：「我在寫小說過程中碰到一個很沉重的心理問題。我是排除不掉兩個陰影：一個是我自己生活的這塊土地非常驚人的貧窮，一個是我們民族的總體文化水平非常低下。」
另一個作家則是表示：「中國許多作家像是不合時宜的雄雞。不正常的雄雞們總是半夜叫。這樣就引起主人們的生氣，於是就把它殺掉了。」
本來如果只是單方面的訴苦也就罷了，可是等到別人提出不同意見的時候，
他們的態度就變了。
參加交流活動的華人學者許廣存聽完之後評價道：「從你們的敘述里，人們發現中國這麼渺小，這麼卑鄙。
你們沒有一個人談到中國文化、中國的歷史對你們的影響。在你們的作品中就是揭發、揭發，已經揭發十幾年了，還在揭發。
「中國是貧窮，但中國的文化並不貧窮，應該歌頌我們的民族。不要忘記你們作為作家，應該引領中國人民前進。」
此言一出，立刻遭到了所有代表團作家們幾乎一致的批評。
幾個作家便一個緊接一個對他進行批駁，而且有些人嗓門很大，有的代表甚至從座位上站起來，用手指著他進行詰責。
這種根本不容許討論的態度，讓現場不少人都覺得大失所望。法國電視一台記者雅克琳娜·迪勃瓦當場公開表示：她對這批作家的水平感到失望，她將放棄對他們的採訪報導。
當天過後，有駐法記者去採訪許廣存，許廣存跟記者說：「他們口口聲聲說別人不讓他們說話，結果當我跟他們討論的時候，其實是他們不想讓我說話。」
一些法國人士也說：這些「中國作家氣量小，氣質也差，聽不進不同意見，
自己口口聲聲要民主、要自由，卻不懂得如何民主地討論問題」。
等到六月一號這天，《歐洲時報》刊登「特稿」《一場關於中國文學創作傾向的辯論》，記述了5月27日討論會上幾位中國作家與許廣存的辯論以及一些相關人士的評價。
劉和一位作家找到了該報社長和總編輯，嚴厲質問：為什麼要刊登許廣存的「反動言論」？
在得知那個記者是是國內某新聞機構駐法記者時，立即揚言：回燕京後要找領導，將這位記者調回國內、撤他的職！
當全程在場的萊昂把這些消息轉述給何晴之後，何晴雖然心中反感，但還是一一記錄下來，如實地告訴給劉培文。
劉培文聽完了經過，毫不留情地批評道：「這些人，自翊是文學的良心，實際上不過是占著位置不肯撒手，憑藉自己的瘡疤討要權力的學閥！」
說罷，他翻了翻電話本，一個電話打給了章廣年。
「培文？稀客啊！」章廣年的聲音傳來，「怎麼想起來給我打電話了？」
「去法國訪問的中國作家團的事兒，到底什麼情況？」
「什麼「什麼情況」？」
「少打馬虎眼，你不應該問我什麼『什麼情況」，而是直接告訴我到底什麼情況。」
聽到劉培文如此認真，章廣年嘆了口氣，「還能是什麼情況，剛出國，覺得自由了，難免發發牢騷、冒點火氣。」
「這也叫發牢騷？我可是知道有幾個人，特別是那個劉，未免也太跋扈了！」劉培文吐槽道：「自己罵國家的時候理直氣壯，別人不認可說了兩句，就要群起而攻之，還要處罰人家記者，誰給他的權力？口口聲聲說自由，他們尊重過誰的自由？」
章廣年沒說話。
怎麼說？人選是作協推的，是各省報過來的，大都是作品知名度高的作家，
如今出了這種『友邦驚」的事情，只能和稀泥。
聽到章廣年沒聲了，劉培文也明白，事到如今，他恐怕也沒什麼辦法。
他乾脆說道：「你不好出面說話，我可要寫文章罵人了，反正我不是文協的作家。」
章廣年啞然，這麼多年大家混在一起討論文學，自己幾次邀請劉培文加入文協，劉培文一開始是以不知道是加入中原文協還是燕京文協為由塘塞，後來很滑稽地表示文協的會費太貴交不起，加不加都一樣。
他也沒再催促，畢竟在不在文協之內，大家都是一個戰壕的朋友。
後來劉培文捐款弄了中華文學基金會，成了榮譽主席，更覺得大家難分彼此，一個文協的身份也不重要。
結果到現在，劉培文這個局外人的身份，反而成了優點。
章廣年想到這裡，也沒回話，只是說，「你跟王濛說一聲。」
劉培文回答了一句「知道了」，掛斷了電話，他又撥通電話，跟王濛通了個氣，王蒙乾脆說，「任何人的自由表達，我都舉雙手支持。」
掛了電話，劉培文當晚就開始寫起了稿子。
不得不說，這種搞戰鬥的評論文章寫起來還是比環環相扣的小說要簡單不少。
花了一個晚上，劉培文寫完了這篇名為《如何尊重自由表達》的批評文章，
第二天，把手稿複印了若干份之後，他直接肉身投遞給了包括通訊社在內的各大報紙。
到了第二天，除了人民日報，已經有不少報紙直接全文刊登了劉培文的文章，結果劉培文的電話一下午就沒停過，一個個全是相識的作家過來幫朋友辯解的，到了下午甚至連張先亮都打了電話過來。
「老張，你也來這套？」劉培文笑道，「你不是在廣府嗎，消息挺靈通啊。」
張先亮尷尬的笑了兩聲，才開口說道：「沒辦法，作家團里也有我的朋友，
我說句實話，這個作家團還邀請我來著，幸虧我這邊兒忙，沒去，不然連我也要挨你的罵。」
張先亮的意思其實很明白，整個作家團十幾位作家，固然有些人發過一些牢騷，可是大多數人說得也並不過分，只不過為首的幾個人實在是不像話。
事到如今，作家團作為一個群體，在挨批評這事兒上肯定是要雨露均沾的。
「行了，這事兒我不吐不快！」劉培文沒答應，轉而問道：「《義海豪情》
快拍完了吧？」
「已經拍完了，五月底剛剛殺青。」張先亮介紹道，「我這邊已經跟TVB談了合作計劃，等香江街下半年建完，他們還有邵氏的一些影視項目都準備放到這裡來拍攝！」
跟張先亮聊了幾句，劉培文放下了電話，思來想去，乾脆把電話線一拔，推門出去逛什剎海去了。
而在全國上下，劉培文這篇內容引發的爭論還在持續擴大。
劉培文在這篇評論文章里，客觀地講述了事情經過，把主要的批評方向落在了「如何開展批評」和「如何對待別人的評價」上。
文章里還專門提到了巴老當年赴法訪問時的言談以及丁靈在1981年去米國時的談話。
丁靈的一句「我要批評自己的祖國，也不會到外國來批評。」與如今作家團們的表現，堪稱高下立判。
最後劉培文點題寫道：我奉勸一些出了國的作家，不要因為在國外受了幾句誇讚便忘了自己的來處。須知道，當西方人向你豎起拇指，說你是有正義感的人，說你敢說「真話」，或許你已經是不折不扣的賣國賊了！
這話在劉培文的前世不能說是絕對真理吧，至少也是一說一個準。
但這句話放到如今改開十年，北方的鄰居還沒倒下這個時間點，在很多人眼裡未免就是「暴論」。
引發爭議自然是不可避免。
不過劉培文也有自己的罵人小技巧，他全篇只提到了作家團，沒有明確的點任何一個人名，但是有些事情一旦介紹出來，知情人自然明白是誰。
更何況，作家團訪法的時候，可是也有新聞報導的，他們的名字還都在之前的報紙上印著呢！
這就好比劉培文說「我不說是誰。」別人卻點點頭：「你說誰我們心裡清楚！」
特別是揚言要把記者撤回國內的那個作家，被讀者們扒出來去年就已經開除出D之後，不少人都聯名上告，轉而要求撤他的職。
總之，此文一出，一時間輿論大嘩。
而親手掀起風暴，又放出暴論的劉培文，自然也不會倖免，雖然他的讀者眾多，但是因為這件事兒，依舊遭受了海量的批評。
這天在魯院，唐音把他叫到辦公室，罵了個狗血淋頭。
當然，罵的原因並不是因為劉培文的文章內容。
原來，自從劉培文前年獲得龔古爾文學獎之後，通過報紙、電視媒體的傳播以及劉培文一系列作品在法蘭西的暢銷，法蘭西逐漸掀起了一股對於中國作家的關注熱潮。
這股熱潮從《放牛班的春天》去年發行後愈加濃烈，考慮到今年劉培文編劇的《情人》還將登陸法蘭西影壇，法蘭西文化部門覺得這是個趁機拉近兩國關係的好時機，於是乎在今年五月末到六月初，他們特別邀請了中國作家代表團一行12人前往訪問。
為了配合這次文化交流活動，法蘭西同時邀請了正在國外的劉××等幾位中國作家。
這是近年來訪法的陣容最大的中國作家代表團，法蘭西文化界十分重視這次中法間的文化交流活動，計劃舉行多輪報告會、座談會以及與讀者和觀眾見面等活動。
法蘭西的新聞媒介對此進行了大量的報導。可以說，中國作家代表團的到來，在法蘭西掀起了一股「中國熱」，在法蘭西文化界特別是華人華裔當中，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本來這是一個對大家都很好的事情，但是偏偏壞了事。
結果就在前天晚上，一個主題為「中國文學的覺醒」的研討會上，旅法的作家代表們發表了一些連法方都難以接受的言論，引發了一場辯論風波。
一位作家說：「我在寫小說過程中碰到一個很沉重的心理問題。我是排除不掉兩個陰影：一個是我自己生活的這塊土地非常驚人的貧窮，一個是我們民族的總體文化水平非常低下。」
另一個作家則是表示：「中國許多作家像是不合時宜的雄雞。不正常的雄雞們總是半夜叫。這樣就引起主人們的生氣，於是就把它殺掉了。」
本來如果只是單方面的訴苦也就罷了，可是等到別人提出不同意見的時候，
他們的態度就變了。
參加交流活動的華人學者許廣存聽完之後評價道：「從你們的敘述里，人們發現中國這麼渺小，這麼卑鄙。
你們沒有一個人談到中國文化、中國的歷史對你們的影響。在你們的作品中就是揭發、揭發，已經揭發十幾年了，還在揭發。
「中國是貧窮，但中國的文化並不貧窮，應該歌頌我們的民族。不要忘記你們作為作家，應該引領中國人民前進。」
此言一出，立刻遭到了所有代表團作家們幾乎一致的批評。
幾個作家便一個緊接一個對他進行批駁，而且有些人嗓門很大，有的代表甚至從座位上站起來，用手指著他進行詰責。
這種根本不容許討論的態度，讓現場不少人都覺得大失所望。法國電視一台記者雅克琳娜·迪勃瓦當場公開表示：她對這批作家的水平感到失望，她將放棄對他們的採訪報導。
當天過後，有駐法記者去採訪許廣存，許廣存跟記者說：「他們口口聲聲說別人不讓他們說話，結果當我跟他們討論的時候，其實是他們不想讓我說話。」
一些法國人士也說：這些「中國作家氣量小，氣質也差，聽不進不同意見，
自己口口聲聲要民主、要自由，卻不懂得如何民主地討論問題」。
等到六月一號這天，《歐洲時報》刊登「特稿」《一場關於中國文學創作傾向的辯論》，記述了5月27日討論會上幾位中國作家與許廣存的辯論以及一些相關人士的評價。
劉和一位作家找到了該報社長和總編輯，嚴厲質問：為什麼要刊登許廣存的「反動言論」？
在得知那個記者是是國內某新聞機構駐法記者時，立即揚言：回燕京後要找領導，將這位記者調回國內、撤他的職！
當全程在場的萊昂把這些消息轉述給何晴之後，何晴雖然心中反感，但還是一一記錄下來，如實地告訴給劉培文。
劉培文聽完了經過，毫不留情地批評道：「這些人，自翊是文學的良心，實際上不過是占著位置不肯撒手，憑藉自己的瘡疤討要權力的學閥！」
說罷，他翻了翻電話本，一個電話打給了章廣年。
「培文？稀客啊！」章廣年的聲音傳來，「怎麼想起來給我打電話了？」
「去法國訪問的中國作家團的事兒，到底什麼情況？」
「什麼「什麼情況」？」
「少打馬虎眼，你不應該問我什麼『什麼情況」，而是直接告訴我到底什麼情況。」
聽到劉培文如此認真，章廣年嘆了口氣，「還能是什麼情況，剛出國，覺得自由了，難免發發牢騷、冒點火氣。」
「這也叫發牢騷？我可是知道有幾個人，特別是那個劉，未免也太跋扈了！」劉培文吐槽道：「自己罵國家的時候理直氣壯，別人不認可說了兩句，就要群起而攻之，還要處罰人家記者，誰給他的權力？口口聲聲說自由，他們尊重過誰的自由？」
章廣年沒說話。
怎麼說？人選是作協推的，是各省報過來的，大都是作品知名度高的作家，
如今出了這種『友邦驚」的事情，只能和稀泥。
聽到章廣年沒聲了，劉培文也明白，事到如今，他恐怕也沒什麼辦法。
他乾脆說道：「你不好出面說話，我可要寫文章罵人了，反正我不是文協的作家。」
章廣年啞然，這麼多年大家混在一起討論文學，自己幾次邀請劉培文加入文協，劉培文一開始是以不知道是加入中原文協還是燕京文協為由塘塞，後來很滑稽地表示文協的會費太貴交不起，加不加都一樣。
他也沒再催促，畢竟在不在文協之內，大家都是一個戰壕的朋友。
後來劉培文捐款弄了中華文學基金會，成了榮譽主席，更覺得大家難分彼此，一個文協的身份也不重要。
結果到現在，劉培文這個局外人的身份，反而成了優點。
章廣年想到這裡，也沒回話，只是說，「你跟王濛說一聲。」
劉培文回答了一句「知道了」，掛斷了電話，他又撥通電話，跟王濛通了個氣，王蒙乾脆說，「任何人的自由表達，我都舉雙手支持。」
掛了電話，劉培文當晚就開始寫起了稿子。
不得不說，這種搞戰鬥的評論文章寫起來還是比環環相扣的小說要簡單不少。
花了一個晚上，劉培文寫完了這篇名為《如何尊重自由表達》的批評文章，
第二天，把手稿複印了若干份之後，他直接肉身投遞給了包括通訊社在內的各大報紙。
到了第二天，除了人民日報，已經有不少報紙直接全文刊登了劉培文的文章，結果劉培文的電話一下午就沒停過，一個個全是相識的作家過來幫朋友辯解的，到了下午甚至連張先亮都打了電話過來。
「老張，你也來這套？」劉培文笑道，「你不是在廣府嗎，消息挺靈通啊。」
張先亮尷尬的笑了兩聲，才開口說道：「沒辦法，作家團里也有我的朋友，
我說句實話，這個作家團還邀請我來著，幸虧我這邊兒忙，沒去，不然連我也要挨你的罵。」
張先亮的意思其實很明白，整個作家團十幾位作家，固然有些人發過一些牢騷，可是大多數人說得也並不過分，只不過為首的幾個人實在是不像話。
事到如今，作家團作為一個群體，在挨批評這事兒上肯定是要雨露均沾的。
「行了，這事兒我不吐不快！」劉培文沒答應，轉而問道：「《義海豪情》
快拍完了吧？」
「已經拍完了，五月底剛剛殺青。」張先亮介紹道，「我這邊已經跟TVB談了合作計劃，等香江街下半年建完，他們還有邵氏的一些影視項目都準備放到這裡來拍攝！」
跟張先亮聊了幾句，劉培文放下了電話，思來想去，乾脆把電話線一拔，推門出去逛什剎海去了。
而在全國上下，劉培文這篇內容引發的爭論還在持續擴大。
劉培文在這篇評論文章里，客觀地講述了事情經過，把主要的批評方向落在了「如何開展批評」和「如何對待別人的評價」上。
文章里還專門提到了巴老當年赴法訪問時的言談以及丁靈在1981年去米國時的談話。
丁靈的一句「我要批評自己的祖國，也不會到外國來批評。」與如今作家團們的表現，堪稱高下立判。
最後劉培文點題寫道：我奉勸一些出了國的作家，不要因為在國外受了幾句誇讚便忘了自己的來處。須知道，當西方人向你豎起拇指，說你是有正義感的人，說你敢說「真話」，或許你已經是不折不扣的賣國賊了！
這話在劉培文的前世不能說是絕對真理吧，至少也是一說一個準。
但這句話放到如今改開十年，北方的鄰居還沒倒下這個時間點，在很多人眼裡未免就是「暴論」。
引發爭議自然是不可避免。
不過劉培文也有自己的罵人小技巧，他全篇只提到了作家團，沒有明確的點任何一個人名，但是有些事情一旦介紹出來，知情人自然明白是誰。
更何況，作家團訪法的時候，可是也有新聞報導的，他們的名字還都在之前的報紙上印著呢！
這就好比劉培文說「我不說是誰。」別人卻點點頭：「你說誰我們心裡清楚！」
特別是揚言要把記者撤回國內的那個作家，被讀者們扒出來去年就已經開除出D之後，不少人都聯名上告，轉而要求撤他的職。
總之，此文一出，一時間輿論大嘩。
而親手掀起風暴，又放出暴論的劉培文，自然也不會倖免，雖然他的讀者眾多，但是因為這件事兒，依舊遭受了海量的批評。
這天在魯院，唐音把他叫到辦公室，罵了個狗血淋頭。
當然，罵的原因並不是因為劉培文的文章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