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81章 端午文會
事實上，在劉羨得到的諸項匯報中，魏遐的不滿僅僅只是其中一例，倘若不是他身份敏感，又去信與郭默，並由郭默將其舉報給朝廷，根本不值得大書特書。
在尚書台接到郭默的舉報時，距離第一次判罰的決議已經過去了一個月，而因張丑等人雖被拿下，但死刑還是要等到秋決的原故，他們的家屬便在四處活動，找同袍幫忙說情。這使得尚書台已經陸續收到為張丑等人說情的上表二十餘份。其中大部分是跟隨劉羨已久的元從，既有河東軍的苟遠、李平等人，又有雍州軍的諸嚴、嚴嶷等人，都請求劉羨放過張丑一命。
他們甚至請動了呂渠陽，呂渠陽委婉地向劉羨進言說，張丑等人在戰場上幾次出生入死，沒有功勞，也有苦勞，是否先將他們貶為白衣之身，允許他們以後戴罪立功，哪怕是死，也是死在戰場上。直接因此斬首，恐怕有些太不留情面了。
但劉羨的態度很堅決，他對呂渠陽說道：「我並非不留情面，是他們自己不給自己留情面！要做一個功臣，難道還要用小人的要求來要求自己麼？人時時刻刻都要牢記，大丈夫做事要有所為有所不為！」
「你去告知張丑、陸誠他們，讓他們安心得去。他們的後人，也不會受牽連，該上太學就上太學，該襲爵就襲爵，但他們到了下輩子，不要再做這種蠢事了！」
如果只是處斬這些涉案官員，大概此事也就到此為止了。但很顯然，伴隨著盧志已經正式開始了第二輪清田檢籍，給許多官員與豪強帶來了切膚之痛，天子的剛毅便還不能堵住悠悠之口。
故而當尚書令傅暢將魏遐的信件上報給天子時，給出的意見是以「誹謗國策」與「大不敬」兩罪並罰，將其貶黜到廣州去當縣令，以正視聽。
誰知劉羨卻沒有立即表態，他翻看信件後，並沒有第一時間談論魏遐的罪名，而是對傅暢道：「世道，你以為信上說得有沒有道理？」
傅暢聞言先是一愣，他有些摸不准天子的想法，但還是如實回答道：「陛下處事至公至正，魏遐小兒，焉能知之？自然沒有道理。」
劉羨便將手中的信件放在桌案上，用手指敲擊了兩下，又問傅暢道：「倘若如此處置魏遐，天下人會以為他說得對，還是不對？」
這真是一個新穎的問題，傅暢還從未想過，他皺眉想了一會兒，最終答道：「臣不知。」
「這有什麼難說的？世道是真不知道，還是不想說？」
劉羨談笑著微微後仰，用一種極放鬆的姿態說道：
「老子曾經提醒過孔子，所謂『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辯廣大危其身者，發人之惡者也。』這算是一句名言了，大意是說，聰明人非常討厭，常常會指出別人的缺點，換言之，若一個人是因為言論被朝廷處罰，那旁人便會以為，他的言論是正確的。世道，你說是也不是？」
傅暢至此算是明白了天子的想法，天子其實是在思考，如果就這麼簡單粗暴地處罰了魏遐，在政治輿論上是否會坐實輿論的攻訐。
這確實是一個隱憂，但傅暢卻有些不以為然，因為他們北地傅氏向來是以實用為主，並不認為輿論上的風波能起到多大作用，便說道：「陛下，《韓非子》有言，『明主之國，令者，言最貴者也；法者，事最適者也。言無二貴，法不兩適，故言行而不軌於法令者必禁。』」
「陛下，韓非的意思非常明白，君王之尊，不是臣子的言語可以侵犯的，世上的蠢人是如此之多，您何必在乎那些誹謗之詞呢？乾脆禁了便好，和這些人講理，他們已有了成見，哪怕是講上一萬年，恐怕也講不通。直接治以大不敬之罪，令無人敢言，才是最好的辦法。」
劉羨哈哈一笑，指著傅暢道：「世道啊，你這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韓非所言確實不錯，但與當下的時機不合，君主能以重刑處置言罪，那是在國家的成法已經卓有成效的時候，世人皆服其法。若有人再非議，那真理不辯自明，所以是亂法之罪，可以直接降罪。」
「可如今是亂世，我能夠立國存身，一靠祖宗遺德，二靠征伐四戰，三靠堅守信義。可世人知我信我，卻並不代表能相信新法，因為新法眼下還沒有成效。因此，我若是單純地因言論罪，反而會令影響更壞。」
劉羨的言語並非無中生有，古往今來，因言獲罪的文人可謂數不勝數，而在最近的兩百年中，最出名的言論罪，大概便是在桓帝與靈帝時期的黨錮案了。此案分為兩次，遭受牽連的士人成千上萬。尤其是靈帝時期，反對朝政的士人數不勝數，靈帝便下詔，將他們盡數黨錮在家，不允許其出仕。可結果呢？反倒是士人們在鄉里群起清議，徹底在輿論上摧毀了漢室的權威，而導致了士族的興起。
這絕非孤例，司馬昭篡魏時期，又是怎麼整治身為竹林七賢的嵇康的？僅僅因為嵇康不願意出仕，在民間對司馬氏頗有腹誹，便直接將嵇康當眾處死，結果嵇康臨死前的一曲《廣陵散》，反而令司馬昭風評直下，至今仍留有醜聲，以至於司馬炎不得不對士林近乎變態的寬容，卻仍無法消除父輩留下的惡果。
殷鑑在前，可知世人的悠悠之口是堵不住的，而朝廷的新政既然惹人非議，那就要從兩方面著手，不僅要嚴格執法，打消旁人的幻想，同樣也要在正面對輿論做出回應，批駁那些否定新政的觀點，只有堵與疏並行不悖，方才能將新政真正推行下去。
在尚書台接到郭默的舉報時，距離第一次判罰的決議已經過去了一個月，而因張丑等人雖被拿下，但死刑還是要等到秋決的原故，他們的家屬便在四處活動，找同袍幫忙說情。這使得尚書台已經陸續收到為張丑等人說情的上表二十餘份。其中大部分是跟隨劉羨已久的元從，既有河東軍的苟遠、李平等人，又有雍州軍的諸嚴、嚴嶷等人，都請求劉羨放過張丑一命。
他們甚至請動了呂渠陽，呂渠陽委婉地向劉羨進言說，張丑等人在戰場上幾次出生入死，沒有功勞，也有苦勞，是否先將他們貶為白衣之身，允許他們以後戴罪立功，哪怕是死，也是死在戰場上。直接因此斬首，恐怕有些太不留情面了。
但劉羨的態度很堅決，他對呂渠陽說道：「我並非不留情面，是他們自己不給自己留情面！要做一個功臣，難道還要用小人的要求來要求自己麼？人時時刻刻都要牢記，大丈夫做事要有所為有所不為！」
「你去告知張丑、陸誠他們，讓他們安心得去。他們的後人，也不會受牽連，該上太學就上太學，該襲爵就襲爵，但他們到了下輩子，不要再做這種蠢事了！」
如果只是處斬這些涉案官員，大概此事也就到此為止了。但很顯然，伴隨著盧志已經正式開始了第二輪清田檢籍，給許多官員與豪強帶來了切膚之痛，天子的剛毅便還不能堵住悠悠之口。
故而當尚書令傅暢將魏遐的信件上報給天子時，給出的意見是以「誹謗國策」與「大不敬」兩罪並罰，將其貶黜到廣州去當縣令，以正視聽。
誰知劉羨卻沒有立即表態，他翻看信件後，並沒有第一時間談論魏遐的罪名，而是對傅暢道：「世道，你以為信上說得有沒有道理？」
傅暢聞言先是一愣，他有些摸不准天子的想法，但還是如實回答道：「陛下處事至公至正，魏遐小兒，焉能知之？自然沒有道理。」
劉羨便將手中的信件放在桌案上，用手指敲擊了兩下，又問傅暢道：「倘若如此處置魏遐，天下人會以為他說得對，還是不對？」
這真是一個新穎的問題，傅暢還從未想過，他皺眉想了一會兒，最終答道：「臣不知。」
「這有什麼難說的？世道是真不知道，還是不想說？」
劉羨談笑著微微後仰，用一種極放鬆的姿態說道：
「老子曾經提醒過孔子，所謂『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辯廣大危其身者，發人之惡者也。』這算是一句名言了，大意是說，聰明人非常討厭，常常會指出別人的缺點，換言之，若一個人是因為言論被朝廷處罰，那旁人便會以為，他的言論是正確的。世道，你說是也不是？」
傅暢至此算是明白了天子的想法，天子其實是在思考，如果就這麼簡單粗暴地處罰了魏遐，在政治輿論上是否會坐實輿論的攻訐。
這確實是一個隱憂，但傅暢卻有些不以為然，因為他們北地傅氏向來是以實用為主，並不認為輿論上的風波能起到多大作用，便說道：「陛下，《韓非子》有言，『明主之國，令者，言最貴者也；法者，事最適者也。言無二貴，法不兩適，故言行而不軌於法令者必禁。』」
「陛下，韓非的意思非常明白，君王之尊，不是臣子的言語可以侵犯的，世上的蠢人是如此之多，您何必在乎那些誹謗之詞呢？乾脆禁了便好，和這些人講理，他們已有了成見，哪怕是講上一萬年，恐怕也講不通。直接治以大不敬之罪，令無人敢言，才是最好的辦法。」
劉羨哈哈一笑，指著傅暢道：「世道啊，你這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韓非所言確實不錯，但與當下的時機不合，君主能以重刑處置言罪，那是在國家的成法已經卓有成效的時候，世人皆服其法。若有人再非議，那真理不辯自明，所以是亂法之罪，可以直接降罪。」
「可如今是亂世，我能夠立國存身，一靠祖宗遺德，二靠征伐四戰，三靠堅守信義。可世人知我信我，卻並不代表能相信新法，因為新法眼下還沒有成效。因此，我若是單純地因言論罪，反而會令影響更壞。」
劉羨的言語並非無中生有，古往今來，因言獲罪的文人可謂數不勝數，而在最近的兩百年中，最出名的言論罪，大概便是在桓帝與靈帝時期的黨錮案了。此案分為兩次，遭受牽連的士人成千上萬。尤其是靈帝時期，反對朝政的士人數不勝數，靈帝便下詔，將他們盡數黨錮在家，不允許其出仕。可結果呢？反倒是士人們在鄉里群起清議，徹底在輿論上摧毀了漢室的權威，而導致了士族的興起。
這絕非孤例，司馬昭篡魏時期，又是怎麼整治身為竹林七賢的嵇康的？僅僅因為嵇康不願意出仕，在民間對司馬氏頗有腹誹，便直接將嵇康當眾處死，結果嵇康臨死前的一曲《廣陵散》，反而令司馬昭風評直下，至今仍留有醜聲，以至於司馬炎不得不對士林近乎變態的寬容，卻仍無法消除父輩留下的惡果。
殷鑑在前，可知世人的悠悠之口是堵不住的，而朝廷的新政既然惹人非議，那就要從兩方面著手，不僅要嚴格執法，打消旁人的幻想，同樣也要在正面對輿論做出回應，批駁那些否定新政的觀點，只有堵與疏並行不悖，方才能將新政真正推行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