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64章 居里到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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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664章 居里到訪

  在歐洲轉了一大圈的梁啓超、蔣百里一行,終於回了國。

  幾天後,蔡元培以及李諭等人在會賢堂飯莊宴請了他們。

  蔡元培說:「任公,這次出去的時間不短,收穫一定不少吧。」

  梁啓超端起酒杯先品了一口黃酒,然後說:「失望,堪稱徹頭徹尾的失望!過去的歐洲是古老中國努力學習的方向,而經過大戰後的歐洲,簡直成了警醒中國的標誌。落差實在大到讓我難以描述。」

  蔡元培說:「任公還去了聖彼得堡?」

  梁啓超搖了搖頭:「沒有,但是我了解了那裡的情況,聽說來自北邊這個國家的思想正在國內學生和知識分子中蔓延。」

  蔡元培說:「任公,你要是去校園中走走,就會發現如今的學生已經不是過去的學生了,他們可不會僅僅滿足於課堂上所學。」

  「我明白,和會失敗,引發了學生運動,」梁啓超說,「這件事不能怪他們,誰能想到,霸權終究是戰勝了公理。我們之前一直還做正義人道的好夢,現在夢碎了,才猛然驚醒,原來列強終究還是列強,和一百年前簽訂《維也納會議》時沒什麼兩樣,依舊是幾個大國鬼鬼祟祟地將所有的事情決定,犧牲小國的利益。」

  蔡元培嘆道:「還是疏才兄弟有先見,多年前就側面提過多次。」

  李諭笑道:「都是胡亂猜測,畢竟人類從歷史中學到的教訓就是永遠學不到教訓。」

  梁啓超說:「我算明白了,洋人的資本主義救不了我們,因為連他們自己都救不了;至於北面俄國的主義,看著有點勢頭,但我們又和俄國有太多不一樣。」

  蔡元培說:「守常(李大釗字)在北大時常常給我們講蘇俄的事情,俄國的布爾什維克真有兩下子,那個叫做伏龍芝的將軍,才幾年的時間,竟然已經把白俄的軍隊各個擊潰。他們的主義說不定有值得我們學習的地方。」

  梁啓超說:「著實想不到他們可以突出重圍,在戰前,其軍事和經濟力量都那麼弱。現在我真的不敢預測戰爭走向,以前覺得德國會贏,結果德國輸了;後來我認為布爾什維克贏不了,又與我的預測相反。」

  李諭說:「我聽別人說過,決定戰爭勝負的因素,短期看軍事,中期看經濟,長期看主義。不管怎麼說,蘇俄必然會是個巨人。」

  梁啓超卻感慨道:「太新的東西,連學習的把手都找不到。哎,我對未來徹底迷茫了!以前還能著書立說寫點文章研究研究國家要怎麼變好,此時一句話都說不出。」

  李諭說:「任公不必這麼悲觀,好在這麼多年讓我們知道,不能照搬洋人的東西。」

  「所以才讓人更加迷茫啊!」梁啓超嘆道,然後說,「還有一件事,這次我經由美國回國時,法國那位偉大的女科學家居里女士,和我坐了同一條船。她要訪問美國,而且說結束美國的訪問後,就會應疏才的邀約來中國。」

  蔡元培高興道:「太好了,居里女士是全世界都敬仰的最成功的女科學家!」

  梁啓超說:「這件事啟發了我,疏才兄弟,咱們乾脆成立一家講學社,每年請幾位國際上知名的學者來中國講學。」

  李諭同意:「我雖然能請來不少,但自己一個人忙不過來,要是有個團體,就能更好地接待這些偉大的思想。」

  梁啓超說:「教育為立國之本,請有名望的學者,同樣是教育國人。」

  李諭說:「作用當然是有的,但真要強國,義務教育才是根本。」

  「但義務教育只能由政府來做,」梁啓超說,「因此政治終究是件大事,尤其是當下的政治,關乎一個國家陷入困頓之後的大方向。」

  李諭說:「現在國內調兵遣將,馬上就要打場仗。」

  不僅李諭,不少人也有類似預感,蔣百里是軍事專家,關心這方面的事,「直系的軍隊兵強馬壯,北京過不了多久就要變天。即便皖系有剛剛以日本標準建起來的四萬參戰軍,面對湖南前線打了多年仗的吳佩孚部,根本不堪一擊。」

  蔣百里的預言比較准,直皖戰爭中,皖系的軍隊表現異常拉胯,短短五天就被吳佩孚擊潰。

  從此以後,皖系直接一蹶不振。

  梁啓超嘆道:「本來五四以後,國內的思想界、教育界已經有了一場質的變化,結果又要被軍閥的混戰打斷。」

  這事確實挺無奈的。

  只能說是必走的彎路……


  ——

  一個月後,居里夫人乘坐輪船抵達上海港。

  李諭夫婦、蔡元培、胡剛復以及史量才等新聞界人士等一同前去迎接,就連目前在國內的杜威和羅素也來到了上海。

  居里夫人剛從輪船上走下來,就收到了一陣熱烈的掌聲,上海各大高校的學生來了不少,尤其是女學生,能在學界有如此地位的女科學家真心太少見。

  李諭拿著一束鮮花上前送給她:「歡迎你,居里女士。」

  居里夫人接過來說:「很榮幸來到李諭先生的國度。」

  接風宴後,居里夫人隨即在大同大學舉行了一場演講,聽眾非常多,上海的女學生基本到齊了。

  「踏上中國,我心中有很多別樣的情緒。我知道中國在很多方面還繼續發展,但我卻能看得出中國人有一種潛在的對夢想不懈追求的毅力。或許這就是文明古國的底蘊,我十分羨慕。因為再難,你們終歸有一個國家,而我的祖國波蘭,現在還面臨戰爭的考驗。

  「所以我認為,只要諸位有夢想,就一定能成為一個優秀的人。

  「千萬不要失去夢想這個最重要的引導明燈。

  「……」

  居里沒有說很多關於放射性的內容,這是李諭特意囑咐她的,畢竟不是學術演講。

  此前羅素想給中國聽眾認真闡述他擅長的數理邏輯,並且一直聲稱「在數理邏輯取得突破之前,想解決任何哲學問題,都是不可行的」。

  他說得當然沒毛病,不過他研究的是純數學,哲學也是很講究邏輯的哲學,很多人根本聽不懂,因此演講的效果一點都不好,大部分人甚至無法理解這也是哲學。

  聽眾們還是更想聽羅素這些知名大學者對中國現實問題的看法。

  居里夫人恰恰又不喜歡聊政治話題,所以選了一個關於希望的演講題目。

  反響不錯。

  其實不管居里說什麼,站在這裡就很有流量明星的感覺。

  一個兩獲諾貝爾獎的女人,研究的又是非常前沿同時又有點正邪並存的放射理論,很難不讓人歡迎。

  居里的身體因為多年接觸放射性,已經很虛弱,演講結束後,來到李諭的辦公室中休息。

  羅素對她說:「居里,中國是個很有魅力的國家,中國人也很有意思。」

  「我能感受得到,」居里說,「而且前段時間,我的實驗室來了兩位中國的留法學生,他們的表現出乎我的意料。我曾經對一個假說理論持肯定態度,而一個中國青年剛剛用實驗證明這個假設不成立。可是當我說出這個假設應該準確的時候,他認真聆聽並且客氣地點頭。當時我並不能猜出這個學生持什麼意見,他也沒有向我公布他的實驗結果。我覺得自己在這些中國學生面前,是一個霸道的導師,他們可比我們文明多了。」

  居里的實驗室後來又來了不少中國留學生,比如吳健雄的老師、核物理學家施士元。

  李諭笑道:「謙虛是中國人最典型的美德,尤其在面對老師時,講究尊師重道。不過很多歐洲人有時會忽視他們的感受與想法。」

  現在想想,吳有訓和趙忠堯遺憾丟掉諾獎,或許也有導師不懂他們謙虛的原因。他們兩人把鋒芒藏得有點太深了,不過貌似現在的國人在國外大都如此,實在沒辦法。

  羅素對李諭所說深表贊同:「歐洲人根本看不到中國人的美德!西方文化現在已經病入膏肓,天天打著『進步』的旗號,無限度追求權力、金錢,把征服、競爭、開拓、破壞變成了生活方式,忘記了生活,忘記了幸福,忘記了人的尊嚴。而中國人卻保持著文明享樂的能力,他們溫和、節制、富有生活情趣。中國的一切都充滿著古意的魅力。」

  居里夫人微微一笑:「聽羅素先生這麼說,我更想在中國四處看看了。」

  「太應該了!」羅素說,「中國人的生活方式非常有趣,他們的戲院、茶館、商販的集市,還有說書的場子都極有中國風情。對了,你一定要嘗嘗中國的美食,最好能夠去一家唱評彈或者揚州清曲的飯館。」

  「邊吃飯邊聽音樂?讓我想起了維也納的鋼琴飯店。」居里夫人說。

  羅素說:「有點類似,不過中國的樂器非常特殊,我曾經聽過一種叫做古琴演奏的音樂,據說那把琴有千年歷史,而曲子則有兩千多年的歷史,這種音樂總能讓你感覺似乎聽到了遠古的迴響。」

  居里夫人說:「一千年以前的歐洲還在中世紀,兩千多年前的歐洲……好像只有希臘還算有點文明,真是神奇。」


  羅素津津有味道:「還有很多有幾千年歷史的古蹟,你該去看看。」

  居里夫人遺憾道:「可惜我的身體狀況讓我不能像你一樣遊覽那些神秘古老的城市。」

  李諭關心道:「您的身體現在怎麼樣了?」

  居里說:「時而隱隱作痛,看過幾次醫生,說不出為什麼。」

  基本就是放射性導致,別說現在,就是一百年後,也沒啥辦法。

  羅素抽了口菸斗,輕鬆道:「居里夫人沒有任何不良嗜好,不會有什麼大問題。」

  「但願如此。」居里夫人說。

  羅素說:「可惜我要回國了,不然真想再陪同你多遊覽遊覽中國。」

  蔡元培問道:「羅素教授要回英國?」

  「是的,」羅素說,「此前你們請我多做幾場更加容易理解的演講,估計來不及了,但已經想好內容。以我這段時間對中國的了解,估計中國必然會經歷一段與俄國獨裁相類似的階段,因為只有通過這種方式,人民所必需的教育才能完成,工業資本主義的發展才能實現,而這正是你們最迫切需要的。」

  義務教育和工業化確實都是非常強有力的政府以及和平的環境下才能做到的。

  蔡元培想到現在直皖以及東北奉系劍拔弩張的形勢,無奈道:「羅素教授說得很對,但需要一定的時機。」

  羅素說:「另外,你們一定警惕近鄰日本國,在外交上中國最應該防範的,就是日本的侵略。」

  不得不說,羅素的判斷力真心強。

  蔡元培說:「感謝您的建議。」

  羅素又轉而說:「我對中國有無限的好感,但中國有很多也需要改進。比如每年有數以萬計的人會因為飢餓而死;發生災情時,幾塊大洋就能將自己的兒女賣與他人,如果賣不掉,殺掉也無所謂。而賑濟災民的事情,竟然大多由白人舉行,中國人很少做這種事,即使那麼少的部分也被腐敗侵占。」

  羅素又說到幾個痛處,此前李諭與熊希齡共同研究香山慈幼院的擴建時,就聊到了這個話題。

  李諭說:「可能是因為過去封建時代的中國人都不太關注政治,無所謂金鑾殿上坐的是誰,無非換個納稅的對象。沒有國的概念,就沒有愛國的想法;官員對待農民也不會真有父母官的意識。」

  「有些道理,」羅素又吸了口菸斗,「還有貪婪的問題,我知道,很多中國人生計艱難,掙錢不易。除了少數留過學的,很多中國人都會犯貪污罪。因為多年以來在中國,好像是誠實生活難以為繼。在中國如果不欺詐、不貪污地誠實生活是生存不下去的。」

  羅素沒有單純指出問題,又講了他想到的解決辦法:

  「想改變這種情況,我覺得有三條路可以走。

  「第一,建立一個清廉高效有序的政府;第二,大力發展工業;第三,大力辦好教育事業,提高國民素質,培養尖端頂級的科學人才,同時多派留學生到歐美深造。

  「其中,清廉高效有序的政府建設是最大希望所在,沒有這第一條作為基礎,其他兩條都不可能實現。」

  蔡元培用心記下:「我會將教授所說傳播出去。」

  李諭心中則暗暗嘆了口氣,以民國的時局,還是難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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