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63章 氣象
第663章 氣象
蔡元培曉得廢除中醫和廢除漢字一樣，都是很過激的行為，正好李諭把問題巧妙引到了宗教上，於是說：「我認可李諭先生所說，甚至宗教問題是個比中醫更要關注的問題。
比如既然提倡信教自由，那麼不信教也是自由。要是說非宗教同盟的運動妨礙了『信仰自由』，那麼難道宗教同盟的運動就不妨礙『信仰自由』了嗎？現在的各種宗教，都是用詭誕的儀式、誇張的宣傳來誘惑未成年學生的盲從。完全是用外力侵入個人的精神世界，難道不是一種侵犯人權的行為？
「我寧可國人相信經驗總結後的醫學，也不想讓他們相信洋人的宗教，那樣對我們宣傳科學與民主更加不利。」
魯迅手癢點燃一根煙，然後說：「想提升國人之科學素養不是件容易事。連愚昧這一關都過不去，難啊！」
直到2019年的一項統計數據，中國公民具備基本科學素養的比例只有8.47%！
這是個很讓人吃驚的數字，任重而道遠啊。
胡適說：「提升國民之科學素養以及民主素養、公民素養，應該繼續增加報刊，不如我再辦一份報紙？」
李諭說：「新聞界的人士已經在努力，我覺得對於我們學界的人來說，專心做學問才是上策，同時教授知識，辦報就是下策了。」
胡適搖頭說：「我做了幾年學問，感覺只躲在象牙塔里聲音太小。」
他不想做學問，而是去辦報，後來北大許多大教授都估計是因為他做不下去學問了，也搞不出什麼文學名堂。
胡適的著作比較出名的不是有一本《中國哲學史》嘛，結果只有上卷，（嚴格講還有個中卷，但只有五萬多字）。胡適的這本著作確實很有開創性，一直被當做民國初年許多學校的必讀書目。
不過問題就是只寫到了先秦諸子，與漫長的中國歷史相比，確實太短了點。對讀者來說，始終有種不完整、難窺全豹的遺憾，稱不上一部完整的中國古代哲學史。
所以民國的那個大狂人，章太炎的大徒弟黃侃，就曾經在大學課堂上調侃：「昔日謝靈運為秘書監，今日胡適可謂著作監矣。」
謝靈運是晉朝大文人，出自煊赫的謝家，做過秘書監。「天下才共有一石，曹子建（曹植）獨得八斗，我得一斗，自古及今共用一斗」就是他說的。
初聽以為黃侃在誇獎胡適，將其比作大文人謝靈運，沒想到他接著說：「監者，太監也。太監者，下部沒有了也。」
十幾年後，馮友蘭寫了《中國哲學史》，陳寅恪和金岳霖借著審稿的機會，或明或暗地指出胡適的中西學都大有問題，金岳霖直接說「西洋哲學並非胡先生之所長。」
這是關於哲學的。北大教授、號稱「現代莊子」的劉文典則評價道：「胡適什麼都好，就是不大懂文學。」
再就是有人概括：「胡先生所治，通學也。通學者總要受專家批評的，又豈止不懂哲學、文學。」
客觀點講，胡適的成就是「一種綜合性的創造」，他的眼光可以，總能在一些前人還沒開創的領域做點初期的工作，也就引領了潮流。
而單論任何一個方面，不管舊學、新學，胡適都只能算淺嘗輒止。他對西學的態度，差不多屬於「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飲」。
邵飄萍也不想讓胡適辦報，勸道：「我總有一種偏見，以為文化比政治尤其重要。從前許多拋了文化專談政治的人現在都碰了頭回過頭來了，為什麼先生一定也要走一走這條路？」
蔡元培知道胡適辦報想寫什麼，於是說：「為了社會，此時北大正應有講學的風氣，而不宜只有批評的風氣。適之想必忍不住要寫點政論文章，參與當今糊塗的政治吧？」
「是的，」胡適攤攤手，「我以前說過二十年不談政治，但現在看來不可能了。本以為改良政治應該從改良思想文藝做起，但我錯了，良好的政治才是一切和平的社會改善的必要條件。」
李諭知道胡適以後肯定要從政，於是說：「胡博士就算辦報走仕途，也不要忘了新文化運動。」
「那當然！這是一把很好的武器，我會繼續堅持下去，」胡適說，「對了，最近剛剛寫了一首紀念當年刺殺袁世凱四名烈士的詩歌，給大家看看。」
幾個人湊過來，胡適的本子上寫著：
「他們的武器：炸彈！炸彈！
他們的精神：干！干！干！」
李諭笑道：「胡博士真率性。」
魯迅吐了口菸捲，淡淡道：「有點意思，押上了韻。」
邵飄萍咳嗽了一下，問：「胡博士要發表在哪份報紙上？」
胡適說：「發在我自己創建的報紙上。」
邵飄萍和史量才如釋重負：「要得！要得！」
——
暫時不用管中醫還有文界的爭論，反正越是這種事，一時半會越不能爭出個短長。
幾天後，高魯去日本參加觀象台長會議，載譽而歸，光靠李諭給他的那篇論文就讓大半個日本科學界為之震動。
從日本返回時，他坐船抵達上海，繼而與竺可楨一道北上。
高魯見到李諭，拿出一封日本天文界聯名寫的信：「日本的天文學界以及物理學界諸位學者教授讓我親手交給你，懇請院士先生抽時間去趟日本講講天文學中的物理學。」
李諭隨口說：「抽空路過日本時再說。」
竺可楨則說：「院士先生，我們準備成立中國氣象學會。」
他們的動作比歷史上早了幾年。
李諭肯定支持：「非常好！我有一艘船，每年可以贊助你們進行幾次海上觀測。」
「感謝院士先生，」竺可楨說，「我們認為氣象學會應隸屬於您的中國科學社之下，就如同歐美日等國一樣，所以向您報個備。」
高魯笑道：「這樣還能有科研資金的支持。」
「當然沒問題，」李諭說，「你們選址在北京，還是上海？」
竺可楨說：「我們最看中的是青島，但現在青島問題尚且沒有與日本交涉結束，所以暫定上海吧。」
「可以，」李諭說，「過不了幾年，青島肯定就會回歸，再去不遲。」
青島1922年才完全收回。小鬼子在巴黎和會囂張跋扈，最終還是沒有達成占據青島乃至整個山東的目的。
小鬼子外交陽謀方面非常稚嫩，遠不如歐美列強，只會原始的恃強凌弱這一招，殊不知國際外交中這是最低端的招數。
要真是這樣，以百年後中國的國力，能讓東京、大阪、名古屋等所有日本大城市全變成焦土。而且世界上除了五常以外的國家也就不用存在了。
所以恃強凌弱在國際外交中可以適當用，但不能那麼無下限地用。
此後的侵華以及太平洋戰爭都是下下之策，完全被軍國主義蒙蔽了那雙小眼睛。
——提起小鬼子就惱火。
高魯說：「過段時間，我們還要去馮如先生的飛機廠，學習一下駕駛高空觀測氣球的技術。」
李諭說：「高空觀測對氣象研究確實有必要，氣球操作難度也不算大。」
竺可楨說：「我們成立氣象學會，首先的任務是為了減災，一路過來，看到很多難民，要是以後再有天災，總歸能盡一份力。就比如可以開展一個人工降雨的研究項目，大旱時，不至於束手無策。」
李諭穿越前，對人工降雨幾乎已經無動於衷，畢竟稀鬆平常，不過這時候是人工降雨剛開始研究的階段，難度確實很大，理論上都沒有完全過去。
但李諭還是表示了支持：「要是能使用乾冰以及碘化銀，干預雲層的形成以及降雨，不失為一個好辦法。我會讓馮如飛機廠專門再造一架氣象用的飛機，供氣象學會使用。」
高魯興奮道：「若真能辦成這件事，還去龍王廟求什麼雨！來求氣象學會就是！」
李諭笑道：「按說就應該求助於科學。」
當然了，真要實現人工降雨可就不知道什麼時候了，先研究著唄。
民國時期，山東河南河北等地遭遇過多次大旱，甚至引發過慘絕人寰的大饑荒。1927年，軍閥里最喜歡寫詩的張宗昌把持山東，為了求雨，寫過一首打油詩：
「玉皇爺爺也姓張，
為啥難為俺張宗昌？
三天之內不下雨，
先扒龍王廟，再用大炮轟。」
結果這個奇葩真的在濟南千佛山用大炮猛轟。
還真下了點雨，「大詩人」張宗昌興奮了，又賦詩一首：
「大炮開兮轟他娘，
威加海內兮回家鄉，
數英雄兮張宗昌，
安得巨鯨兮吞扶桑」
高魯說：「氣象學會不僅關注北方的旱情和水災，我們還要學歐洲，在東南沿海建立觀測站以及無線電設施，及時播報颱風信息，減少災害。」
無線電設施他們就不用愁了，李諭最不缺這個。
竺可楨說：「幸虧在哈佛留學時，我研究過颱風，寫了一些關於颱風的論文。」
李諭想起一個有意思的事情：「我聽說澳洲的氣象員喜歡用一些不太受歡迎的政治人物給颱風命名？」
竺可楨說：「好像是，但也沒有那麼明目張胆，大都是些過了氣的人物。」
颱風的命名規則改了好多次，後來美國氣象學會用女性的名字給颱風命名，初衷是希望颱風溫柔點，不要造成那麼大的傷害。不過後來受到女權主義者的反對，又改成了一半的颱風用女性名字、一半用男性名字。
「研究颱風的話，我還能贊助你們一些《分形與混沌》書籍。」李諭說。
竺可楨說：「我在哈佛讀書時仔細研究過，對於氣象學研究很有幫助。尤其是新版的《分形與混沌》，加上了俄國數學家馬爾科夫的理論後，對颱風的研究更加有意義。」
按照氣象學的研究，颱風這玩意從誕生開始，就充滿了混沌。颱風的形成就是海面蒸發，熱量在一定區域聚集，然後出現哪怕一丁點的擾動，比如一隻海鳥飛過，就可能造成颱風。也可以姑且稱為「海鳥效應」。
由於地球自轉產生的科氏力，颱風有個大致行進方向，但要想精確計算，就不可能了。
因為颱風哪怕只是下一秒的行進路線，也只是個概率問題，或者說隨機過程。更準確地說是個馬爾科夫過程
所謂馬爾科夫過程，就是說颱風下一秒出現的概率只和當前的狀態相關；和之前從哪來、經過了哪裡不相關，（布朗運動也是馬爾科夫過程）。
反正氣象學一點都不簡單。
高魯的數理基礎沒有竺可楨那麼好，不太懂深奧的數學，於是說：「研究的事情慢慢來，先建立一個預警機制就夠。」
竺可楨點頭道：「只能如此。」
做到這一點也蠻不容易。
李諭說：「即便如此，你們的工作也很多，不僅要教會觀測人員使用無線電，還要建立一套全天候的觀測制度，恐怕需要東南沿海的政府參與才好。」
竺可楨說：「廣州軍政府的唐紹儀等人絕對感興趣，反正他們只需點點頭，又不出錢，沒有理由拒絕。」
李諭說：「我會在無線電的貨單中特批一部分拿給你們。」
「現在無線電設備很緊張？」竺可楨問。
李諭點頭說：「最近各方軍閥都在大規模採購，尤其是直系大將吳佩孚訂購了許多。」
高魯警惕說：「聽您這麼說，總感覺空氣中的味道都不對了。」
李諭笑道：「這個比天氣預報簡單得多，山雨欲來風滿樓，說不定近段時間京畿地區不太平。」
竺可楨說：「各界學生都讚賞吳佩孚是愛國將軍，對他不用過於擔心。」
高魯嘆道：「但馮國璋剛剛過世，不知道還能留下多少面子。」
「他們打他們的，咱們干咱們的。」李諭說。
「把氣象學會暫定上海真是對了，」竺可楨說，「不如院士先生也把觀象台移過去吧。」
李諭苦笑道：「這麼大個的東西，不是一時半會能轉移的，而且先要建個天文台。我和直皖雙方都多少有點交情，他們不至於破壞科學儀器。」
其實這兩年交戰時期，軍閥們忙於互相傾軋，反而沒時間管文化界、控制輿論了，蹦出來了不少新的報紙刊物，學界也活躍了不少。
蔡元培曉得廢除中醫和廢除漢字一樣，都是很過激的行為，正好李諭把問題巧妙引到了宗教上，於是說：「我認可李諭先生所說，甚至宗教問題是個比中醫更要關注的問題。
比如既然提倡信教自由，那麼不信教也是自由。要是說非宗教同盟的運動妨礙了『信仰自由』，那麼難道宗教同盟的運動就不妨礙『信仰自由』了嗎？現在的各種宗教，都是用詭誕的儀式、誇張的宣傳來誘惑未成年學生的盲從。完全是用外力侵入個人的精神世界，難道不是一種侵犯人權的行為？
「我寧可國人相信經驗總結後的醫學，也不想讓他們相信洋人的宗教，那樣對我們宣傳科學與民主更加不利。」
魯迅手癢點燃一根煙，然後說：「想提升國人之科學素養不是件容易事。連愚昧這一關都過不去，難啊！」
直到2019年的一項統計數據，中國公民具備基本科學素養的比例只有8.47%！
這是個很讓人吃驚的數字，任重而道遠啊。
胡適說：「提升國民之科學素養以及民主素養、公民素養，應該繼續增加報刊，不如我再辦一份報紙？」
李諭說：「新聞界的人士已經在努力，我覺得對於我們學界的人來說，專心做學問才是上策，同時教授知識，辦報就是下策了。」
胡適搖頭說：「我做了幾年學問，感覺只躲在象牙塔里聲音太小。」
他不想做學問，而是去辦報，後來北大許多大教授都估計是因為他做不下去學問了，也搞不出什麼文學名堂。
胡適的著作比較出名的不是有一本《中國哲學史》嘛，結果只有上卷，（嚴格講還有個中卷，但只有五萬多字）。胡適的這本著作確實很有開創性，一直被當做民國初年許多學校的必讀書目。
不過問題就是只寫到了先秦諸子，與漫長的中國歷史相比，確實太短了點。對讀者來說，始終有種不完整、難窺全豹的遺憾，稱不上一部完整的中國古代哲學史。
所以民國的那個大狂人，章太炎的大徒弟黃侃，就曾經在大學課堂上調侃：「昔日謝靈運為秘書監，今日胡適可謂著作監矣。」
謝靈運是晉朝大文人，出自煊赫的謝家，做過秘書監。「天下才共有一石，曹子建（曹植）獨得八斗，我得一斗，自古及今共用一斗」就是他說的。
初聽以為黃侃在誇獎胡適，將其比作大文人謝靈運，沒想到他接著說：「監者，太監也。太監者，下部沒有了也。」
十幾年後，馮友蘭寫了《中國哲學史》，陳寅恪和金岳霖借著審稿的機會，或明或暗地指出胡適的中西學都大有問題，金岳霖直接說「西洋哲學並非胡先生之所長。」
這是關於哲學的。北大教授、號稱「現代莊子」的劉文典則評價道：「胡適什麼都好，就是不大懂文學。」
再就是有人概括：「胡先生所治，通學也。通學者總要受專家批評的，又豈止不懂哲學、文學。」
客觀點講，胡適的成就是「一種綜合性的創造」，他的眼光可以，總能在一些前人還沒開創的領域做點初期的工作，也就引領了潮流。
而單論任何一個方面，不管舊學、新學，胡適都只能算淺嘗輒止。他對西學的態度，差不多屬於「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飲」。
邵飄萍也不想讓胡適辦報，勸道：「我總有一種偏見，以為文化比政治尤其重要。從前許多拋了文化專談政治的人現在都碰了頭回過頭來了，為什麼先生一定也要走一走這條路？」
蔡元培知道胡適辦報想寫什麼，於是說：「為了社會，此時北大正應有講學的風氣，而不宜只有批評的風氣。適之想必忍不住要寫點政論文章，參與當今糊塗的政治吧？」
「是的，」胡適攤攤手，「我以前說過二十年不談政治，但現在看來不可能了。本以為改良政治應該從改良思想文藝做起，但我錯了，良好的政治才是一切和平的社會改善的必要條件。」
李諭知道胡適以後肯定要從政，於是說：「胡博士就算辦報走仕途，也不要忘了新文化運動。」
「那當然！這是一把很好的武器，我會繼續堅持下去，」胡適說，「對了，最近剛剛寫了一首紀念當年刺殺袁世凱四名烈士的詩歌，給大家看看。」
幾個人湊過來，胡適的本子上寫著：
「他們的武器：炸彈！炸彈！
他們的精神：干！干！干！」
李諭笑道：「胡博士真率性。」
魯迅吐了口菸捲，淡淡道：「有點意思，押上了韻。」
邵飄萍咳嗽了一下，問：「胡博士要發表在哪份報紙上？」
胡適說：「發在我自己創建的報紙上。」
邵飄萍和史量才如釋重負：「要得！要得！」
——
暫時不用管中醫還有文界的爭論，反正越是這種事，一時半會越不能爭出個短長。
幾天後，高魯去日本參加觀象台長會議，載譽而歸，光靠李諭給他的那篇論文就讓大半個日本科學界為之震動。
從日本返回時，他坐船抵達上海，繼而與竺可楨一道北上。
高魯見到李諭，拿出一封日本天文界聯名寫的信：「日本的天文學界以及物理學界諸位學者教授讓我親手交給你，懇請院士先生抽時間去趟日本講講天文學中的物理學。」
李諭隨口說：「抽空路過日本時再說。」
竺可楨則說：「院士先生，我們準備成立中國氣象學會。」
他們的動作比歷史上早了幾年。
李諭肯定支持：「非常好！我有一艘船，每年可以贊助你們進行幾次海上觀測。」
「感謝院士先生，」竺可楨說，「我們認為氣象學會應隸屬於您的中國科學社之下，就如同歐美日等國一樣，所以向您報個備。」
高魯笑道：「這樣還能有科研資金的支持。」
「當然沒問題，」李諭說，「你們選址在北京，還是上海？」
竺可楨說：「我們最看中的是青島，但現在青島問題尚且沒有與日本交涉結束，所以暫定上海吧。」
「可以，」李諭說，「過不了幾年，青島肯定就會回歸，再去不遲。」
青島1922年才完全收回。小鬼子在巴黎和會囂張跋扈，最終還是沒有達成占據青島乃至整個山東的目的。
小鬼子外交陽謀方面非常稚嫩，遠不如歐美列強，只會原始的恃強凌弱這一招，殊不知國際外交中這是最低端的招數。
要真是這樣，以百年後中國的國力，能讓東京、大阪、名古屋等所有日本大城市全變成焦土。而且世界上除了五常以外的國家也就不用存在了。
所以恃強凌弱在國際外交中可以適當用，但不能那麼無下限地用。
此後的侵華以及太平洋戰爭都是下下之策，完全被軍國主義蒙蔽了那雙小眼睛。
——提起小鬼子就惱火。
高魯說：「過段時間，我們還要去馮如先生的飛機廠，學習一下駕駛高空觀測氣球的技術。」
李諭說：「高空觀測對氣象研究確實有必要，氣球操作難度也不算大。」
竺可楨說：「我們成立氣象學會，首先的任務是為了減災，一路過來，看到很多難民，要是以後再有天災，總歸能盡一份力。就比如可以開展一個人工降雨的研究項目，大旱時，不至於束手無策。」
李諭穿越前，對人工降雨幾乎已經無動於衷，畢竟稀鬆平常，不過這時候是人工降雨剛開始研究的階段，難度確實很大，理論上都沒有完全過去。
但李諭還是表示了支持：「要是能使用乾冰以及碘化銀，干預雲層的形成以及降雨，不失為一個好辦法。我會讓馮如飛機廠專門再造一架氣象用的飛機，供氣象學會使用。」
高魯興奮道：「若真能辦成這件事，還去龍王廟求什麼雨！來求氣象學會就是！」
李諭笑道：「按說就應該求助於科學。」
當然了，真要實現人工降雨可就不知道什麼時候了，先研究著唄。
民國時期，山東河南河北等地遭遇過多次大旱，甚至引發過慘絕人寰的大饑荒。1927年，軍閥里最喜歡寫詩的張宗昌把持山東，為了求雨，寫過一首打油詩：
「玉皇爺爺也姓張，
為啥難為俺張宗昌？
三天之內不下雨，
先扒龍王廟，再用大炮轟。」
結果這個奇葩真的在濟南千佛山用大炮猛轟。
還真下了點雨，「大詩人」張宗昌興奮了，又賦詩一首：
「大炮開兮轟他娘，
威加海內兮回家鄉，
數英雄兮張宗昌，
安得巨鯨兮吞扶桑」
高魯說：「氣象學會不僅關注北方的旱情和水災，我們還要學歐洲，在東南沿海建立觀測站以及無線電設施，及時播報颱風信息，減少災害。」
無線電設施他們就不用愁了，李諭最不缺這個。
竺可楨說：「幸虧在哈佛留學時，我研究過颱風，寫了一些關於颱風的論文。」
李諭想起一個有意思的事情：「我聽說澳洲的氣象員喜歡用一些不太受歡迎的政治人物給颱風命名？」
竺可楨說：「好像是，但也沒有那麼明目張胆，大都是些過了氣的人物。」
颱風的命名規則改了好多次，後來美國氣象學會用女性的名字給颱風命名，初衷是希望颱風溫柔點，不要造成那麼大的傷害。不過後來受到女權主義者的反對，又改成了一半的颱風用女性名字、一半用男性名字。
「研究颱風的話，我還能贊助你們一些《分形與混沌》書籍。」李諭說。
竺可楨說：「我在哈佛讀書時仔細研究過，對於氣象學研究很有幫助。尤其是新版的《分形與混沌》，加上了俄國數學家馬爾科夫的理論後，對颱風的研究更加有意義。」
按照氣象學的研究，颱風這玩意從誕生開始，就充滿了混沌。颱風的形成就是海面蒸發，熱量在一定區域聚集，然後出現哪怕一丁點的擾動，比如一隻海鳥飛過，就可能造成颱風。也可以姑且稱為「海鳥效應」。
由於地球自轉產生的科氏力，颱風有個大致行進方向，但要想精確計算，就不可能了。
因為颱風哪怕只是下一秒的行進路線，也只是個概率問題，或者說隨機過程。更準確地說是個馬爾科夫過程
所謂馬爾科夫過程，就是說颱風下一秒出現的概率只和當前的狀態相關；和之前從哪來、經過了哪裡不相關，（布朗運動也是馬爾科夫過程）。
反正氣象學一點都不簡單。
高魯的數理基礎沒有竺可楨那麼好，不太懂深奧的數學，於是說：「研究的事情慢慢來，先建立一個預警機制就夠。」
竺可楨點頭道：「只能如此。」
做到這一點也蠻不容易。
李諭說：「即便如此，你們的工作也很多，不僅要教會觀測人員使用無線電，還要建立一套全天候的觀測制度，恐怕需要東南沿海的政府參與才好。」
竺可楨說：「廣州軍政府的唐紹儀等人絕對感興趣，反正他們只需點點頭，又不出錢，沒有理由拒絕。」
李諭說：「我會在無線電的貨單中特批一部分拿給你們。」
「現在無線電設備很緊張？」竺可楨問。
李諭點頭說：「最近各方軍閥都在大規模採購，尤其是直系大將吳佩孚訂購了許多。」
高魯警惕說：「聽您這麼說，總感覺空氣中的味道都不對了。」
李諭笑道：「這個比天氣預報簡單得多，山雨欲來風滿樓，說不定近段時間京畿地區不太平。」
竺可楨說：「各界學生都讚賞吳佩孚是愛國將軍，對他不用過於擔心。」
高魯嘆道：「但馮國璋剛剛過世，不知道還能留下多少面子。」
「他們打他們的，咱們干咱們的。」李諭說。
「把氣象學會暫定上海真是對了，」竺可楨說，「不如院士先生也把觀象台移過去吧。」
李諭苦笑道：「這麼大個的東西，不是一時半會能轉移的，而且先要建個天文台。我和直皖雙方都多少有點交情，他們不至於破壞科學儀器。」
其實這兩年交戰時期，軍閥們忙於互相傾軋，反而沒時間管文化界、控制輿論了，蹦出來了不少新的報紙刊物，學界也活躍了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