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50章 收復
第650章 收復
五四的這一個多月，國內的抗爭以及外交上都算挺成功的。
顧維鈞不簽字的決定非常靈性。
日本代表團的牧野伸顯當時就擔憂地表示：「世人不察，以為在巴黎的中國代表，為血氣所驅使，為功名所激發，致有此等行動。而我觀察並非如此，我深信此種感情早已浸潤於中國一般國民，醞釀數年之久，一觸即發，巴黎和會不過其表現之機會……我國或因中國問題而陷入意外之困境，未可知也。」
這個小鬼子還算有點自知之明。
五四的作用之大不用過多敘述，單單一個近代轉入現代的就足夠彰顯地位。
當然這是站在了上帝視角，要是從當下著眼，最現實的表現可能就是加速了北洋內部的裂變，尤其是皖系和直系的分裂。
五四可以說直接引發了後續的直皖戰爭，親日的段祺瑞一派漸漸沒落。
段祺瑞估計對此相當無語，自己在成為「共和英雄」後，又對德宣戰，並成為勝利國。去年一戰剛結束，沒開和會時，段祺瑞志還得意滿地以總司令身份檢閱軍隊，接受群眾和各國使節的檢閱，人群中喊出了「段祺瑞萬歲」的口號。
但他剛坐上雲霄，還沒緩過神，就又再次摔到地上。
什麼叫水能載舟亦能覆舟，老段現在心裡真是明明白白。
對於大總統徐世昌迫於壓力罷免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三人，他也很生氣。
段祺瑞專門跑去安撫曹汝霖，氣呼呼地說：「潤田（曹汝霖字），我沒想到大總統如此不負責任！你為我冒天下大不韙，借到日債，該是大英雄。徐大總統過河拆橋，以後還有人願意給他出力？」
曹汝霖說：「密約被報出來，你我無能為力。」
段祺瑞說：「這場學生和工人的運動簡直就像一場別有用心的陰謀。那些學生還說什麼中國要亡？開玩笑！現在咱們可是戰勝國，再怎麼都比民國四年日本提出『二十一條』時要好！簡直不辨是非！」
曹汝霖已經認命了：「現在各界已經對我們不信任，局面稍不留神就會不可控，總理以後多加小心。」
段祺瑞說：「好在北邊的蘇俄發了聲明，要廢除以往簽下的不平等條約。」
曹汝霖訝道：「全部廢除？」
俄國是占據咱們領土最多的，要是從他們手裡收回，估計段祺瑞的功勞比「四造共和」都要大得多。
段祺瑞繼續說：「那位叫列寧的領袖，早在多年前就說過，『四億落後的中國人爭得了自由，覺醒了起來，參加了政治生活。地球上四分之一的人口已經從酣睡中清醒，走向光明、運動和鬥爭。我們的黨派主張，必須廢除與中國不平等條約，待革命取得成功，把沙皇侵占的領土，儘快歸還給中國！』」
曹汝霖感覺不可思議：「現在他們處境艱難，不會是空頭支票吧？他們與德國的條約便被作廢。」
段祺瑞說：「現在他們面對各國干涉軍，自身難保，是我們的一個機會，不爭一下太可惜。」
曹汝霖是幹過外交的，於是問：「有沒有書面上的文件？」
段祺瑞說：「蘇俄負責對東亞外交的一個叫做加拉罕的官員發了蘇俄的宣言，宣言聲稱，『廢除帝俄與中國、日本、協約國簽訂的一切秘密條約，放棄以前奪取中國的一切土地和中國境內的一切俄國租界；並將沙俄政府和俄國資本家階級從中國奪得的一切，都無償地永久歸還中方，廢除帝俄在中國的領事裁判權和租界，放棄庚子賠款的俄國部分，放棄帝俄在中東鐵路方面的一切特權。』」
「如此優厚的條件！」曹汝霖不得不震驚，但還是謹慎問道，「真的是一切不平等條約？」
段祺瑞說：「宣言上就是這麼寫的。」
曹汝霖扳起手指頭算了算：「1858年璦琿條約、1860年北京條約和1881年伊犁條約，被割去了大片土地，若能收回，現在的小事何足掛齒！」
段祺瑞點頭說：「所以你我要振作精神，即便失去區區膠東，但能拿回遠大於膠東之土地，何止功大於過，簡直是拓土開疆。」
曹汝霖也聽得心旌神搖：「希望他們不要食言，那樣我們就能翻身了！」
兩人做的當然還是春秋大夢。
蘇俄只是畫了一張不切實際的大餅而已。
蘇俄後來又發了兩個宣言，第二次的宣言相比第一次，把有關中東鐵路無償歸還的條款變為了願意展開談判。
第三次宣言則刪去了1919年第一次對華宣言中無償歸還中東鐵路及其附屬產業的一段文字，並照會北洋政府外交部，要求北洋政府以其修改後的文本為準。
而且他們還解釋了解釋，所謂要廢除的條約，是1896年以後沙俄與中國簽署的不平等條約，其中包括侵占的大約為1400平方公里土地。主要是1896年條約、1901年北京協議及1907年至1916年與日本簽訂的一切協定。
但1896年以前的那幾個條約才是大頭，占了100多萬平方公里！
第三次宣言時，蘇俄已經基本肅清白軍，打贏內戰，站穩了腳跟。
那時候，呵呵，1896年以後的都直接反悔了。
此前一切不過是緩兵之計。
反正這就是國際政治。
對蘇俄有利的條約，他們一個沒廢除；對蘇俄不利的條約，比如與法國的大量借款、對德《布列斯特條約》則全部作廢。
但這時的皖系，肯定要抓住所有可能的救命稻草。
曹汝霖又說：「李諭在學界和工商界都有強大影響力，總理可以派一名心腹去他那裡探探口風。」
段祺瑞點頭說：「確應如此。」
——
東廠胡同。
徐樹錚敲響了李諭家的大門。
「徐將軍怎麼穿了便裝？」李諭問。
徐樹錚呵呵笑道：「穿戎裝太過招搖。」
李諭讓王伯端上茶，然後問：「徐將軍所來何事？」
徐樹錚說：「我這人不擅長繞圈子，今天來，是段總理讓我問問，學生和工商界還有沒有什麼……什麼不滿的意見。」
李諭笑道：「我可代表不了學生和工商界。」
徐樹錚說：「但以院士先生的影響力，一呼百應，學界與工商界必然賣您面子。」
「那就不好說了，」李諭頓了頓，「天意難違。」
徐樹錚立刻說：「院士先生，您難道真要看著局勢江河日下？」
李諭並不想管他們會不會倒台，只是隨口說了一句：「你們不是還有一張王牌？」
「什麼王牌？」徐樹錚問。
「外蒙呀，」李諭說，「你們編練了四萬參戰軍，現在各方要求你們裁撤，既然不想裁撤，就先找個地方發泄發泄。現在的外蒙，別說四萬軍隊，就算只有四千，他們也擋不住。」
徐樹錚思忖片刻，說：「外蒙……要等一個機會。」
李諭好整以暇地說：「很快就會來了。」
徐樹錚問道：「院士先生為什麼如此肯定？」
李諭笑道：「連美聯社那邊都有了消息，他們如今非常關注蘇俄，風吹草動的消息都會探尋到。」
「此話當真？」徐樹錚再次確定了一下。
「我從不吹牛，你不相信就聯繫一下美國公使館求證。」李諭說。
徐樹錚當即起身：「我現在就回總理那！」
李諭拱手道：「祝徐將軍馬到成功。」
徐樹錚收復外蒙，是民國一件很值得稱道的勝利。
過程其實蠻順的，幾個月後，外蒙一些高層主動向北洋政府示好，說他們受夠了俄國欺負，非常羨慕內蒙得到的各種優待；要是北洋政府可以承攬下他們的債務，並且給王公和喇嘛們支付俸祿，他們就願意放棄獨立。
北洋政府當然答應，一年不過一百萬銀圓而已。
只是後來外蒙議會又否決了議案，北洋政府立馬命令徐樹錚揮師北上。
這一批參戰軍訓練得兵強馬壯，一路上的蒙古哨卡基本不敢抵抗。唯一阻攔的是蒙古原俄國顧問領導的白俄軍隊，不過他們也無法阻擋徐樹錚軍隊的前進。此時俄國畢竟內亂重重，來不及對此作出反應，只能坐視中國的軍隊占領外蒙各要點。
外蒙的回歸，讓民國版圖達到了辛亥革命以來的最大值。至於之後再次脫離，就是另一碼事了。
——
送走徐樹錚後，李諭便來到北大，正巧魯迅過來找《新青年》投稿，兩人便隨便聊了幾句。
魯迅說：「五四剛發起時，我在家中讀書，沒想到事情發展到這種田地，好在學生竟真的救了國。」
李諭說：「學生們也是書生，雖然不少學生有些自負，天天吵著『要帶領群眾救中國』，但自古以來不就有書生救國的情節嗎，可以理解。」
魯迅感慨道：「書生救國？想想被罷免的曹、陸、章幾人，也算當初一起留日的同志，這些昔日的風雲人物，如今都怎麼了？為何改革者到了後來往往再度成為改革的對象？今日的賣國賊，不就是昨日東京的熱血青年嗎？」
李諭說：「因為革命還沒有結束唄，什麼事情都有可能發生。」
「是啊，還沒結束，」魯迅嘆道，「我覺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隸；革命以後不多久，就受了奴隸的騙，變成他們的奴隸了。
「最初的革命是排滿，容易做到，其次的改革是要國民改革自己的壞根性，於是就不肯了。所以此後最要緊的是改革國民性，否則，無論是專制、是共和、是什麼什麼，招牌雖換，貨色照舊，全不行的。」
李諭表示贊同：「未來更加迫切的就是思想革命，要靠德先生與賽先生，沒什麼別的辦法。」
胡適和蔣夢麟這時突然過來，對李諭急切地說：「糟了！蔡校長辭職走了！」
「走了？」李諭訝道，「為什麼？」
「我們也不知道，」蔣夢麟說，「校長只留下一句話。」
「什麼？」李諭問。
蔣夢麟拿出報紙，指著上面蔡元培的一句話：「我倦矣！殺君馬者道旁兒。民亦勞止，汽可小休。」
李諭一頭霧水：「什麼意思？」
蔣夢麟和胡適搖頭道：「我們也不明白。」
李諭問向魯迅：「周先生，你知道怎麼解釋嗎？」
魯迅看了一眼，旋即也搖了搖頭：「蔡校長是前清進士，學問比我好得多，這句我不知道出自哪裡。」
「我就說你們還是不懂吧！」辜鴻銘拄著文明杖走過來，哼了一聲說，「新文化，哼，新文化！老祖宗的東西都看不懂了，還在這講新文化？」
胡適也顧不上和他頂嘴，用懇求的語氣問道：「辜先生，辜教授，您知道蔡校長的意思？」
辜鴻銘得意地坐了下來，拿起報紙說：「你們聽好了，這句『殺君馬者道旁兒』出自東漢泰山太守應劭所著之《風俗通義》，意思是一匹好馬在周邊人不停地喝彩激勵之下，越跑越快無法控制，最終累死在路邊；至於『民亦勞止，汽可小休』，則取自《毛詩·大雅·民勞》。以之判斷，蔡校長是想表達自己就是那匹馬，雖然贏得無數掌聲，不過已身心疲憊即將致命。」
「原來如此，」胡適恍然，「辜教授不愧博學古今。」
辜鴻銘滿意地說：「你們要記住，舊文化也是文化。」
蔣夢麟說：「蔡校長難道是因為這一個多月的事情，感到了不堪重負？」
李諭說：「蔡校長一向支持學生運動，或許是感覺到了事態不可控。不管怎樣，咱們趕緊聯合教師們，發電報把他請回來。」
蔡元培確實感到了一些有心無力。
五四勝利之後，很多學生過分擴張了要求，要求擁有決定聘請或解聘教員的權力，一旦所求不順，動輒搬出罷課鬧事相要挾；教師要是在紀律或考試上要求嚴格一點，即馬上遭罷課反對。
罷課似乎成了學生手中威脅校方與教師的法寶。動機變得越來越複雜，一系列極其過分的要求也隨即提出，如要求學校發放春假津貼以補貼旅行費用，學生的活動經費也要學校補貼，免費發給講義等等。
當「街頭政治」成為流行，熱情越來越多替代理性時，民主的方式、法治的框架，都已被拋到腦後。
沒有蔡元培，還真不好管教，必須讓他回來約束約束。
五四的這一個多月，國內的抗爭以及外交上都算挺成功的。
顧維鈞不簽字的決定非常靈性。
日本代表團的牧野伸顯當時就擔憂地表示：「世人不察，以為在巴黎的中國代表，為血氣所驅使，為功名所激發，致有此等行動。而我觀察並非如此，我深信此種感情早已浸潤於中國一般國民，醞釀數年之久，一觸即發，巴黎和會不過其表現之機會……我國或因中國問題而陷入意外之困境，未可知也。」
這個小鬼子還算有點自知之明。
五四的作用之大不用過多敘述，單單一個近代轉入現代的就足夠彰顯地位。
當然這是站在了上帝視角，要是從當下著眼，最現實的表現可能就是加速了北洋內部的裂變，尤其是皖系和直系的分裂。
五四可以說直接引發了後續的直皖戰爭，親日的段祺瑞一派漸漸沒落。
段祺瑞估計對此相當無語，自己在成為「共和英雄」後，又對德宣戰，並成為勝利國。去年一戰剛結束，沒開和會時，段祺瑞志還得意滿地以總司令身份檢閱軍隊，接受群眾和各國使節的檢閱，人群中喊出了「段祺瑞萬歲」的口號。
但他剛坐上雲霄，還沒緩過神，就又再次摔到地上。
什麼叫水能載舟亦能覆舟，老段現在心裡真是明明白白。
對於大總統徐世昌迫於壓力罷免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三人，他也很生氣。
段祺瑞專門跑去安撫曹汝霖，氣呼呼地說：「潤田（曹汝霖字），我沒想到大總統如此不負責任！你為我冒天下大不韙，借到日債，該是大英雄。徐大總統過河拆橋，以後還有人願意給他出力？」
曹汝霖說：「密約被報出來，你我無能為力。」
段祺瑞說：「這場學生和工人的運動簡直就像一場別有用心的陰謀。那些學生還說什麼中國要亡？開玩笑！現在咱們可是戰勝國，再怎麼都比民國四年日本提出『二十一條』時要好！簡直不辨是非！」
曹汝霖已經認命了：「現在各界已經對我們不信任，局面稍不留神就會不可控，總理以後多加小心。」
段祺瑞說：「好在北邊的蘇俄發了聲明，要廢除以往簽下的不平等條約。」
曹汝霖訝道：「全部廢除？」
俄國是占據咱們領土最多的，要是從他們手裡收回，估計段祺瑞的功勞比「四造共和」都要大得多。
段祺瑞繼續說：「那位叫列寧的領袖，早在多年前就說過，『四億落後的中國人爭得了自由，覺醒了起來，參加了政治生活。地球上四分之一的人口已經從酣睡中清醒，走向光明、運動和鬥爭。我們的黨派主張，必須廢除與中國不平等條約，待革命取得成功，把沙皇侵占的領土，儘快歸還給中國！』」
曹汝霖感覺不可思議：「現在他們處境艱難，不會是空頭支票吧？他們與德國的條約便被作廢。」
段祺瑞說：「現在他們面對各國干涉軍，自身難保，是我們的一個機會，不爭一下太可惜。」
曹汝霖是幹過外交的，於是問：「有沒有書面上的文件？」
段祺瑞說：「蘇俄負責對東亞外交的一個叫做加拉罕的官員發了蘇俄的宣言，宣言聲稱，『廢除帝俄與中國、日本、協約國簽訂的一切秘密條約，放棄以前奪取中國的一切土地和中國境內的一切俄國租界；並將沙俄政府和俄國資本家階級從中國奪得的一切，都無償地永久歸還中方，廢除帝俄在中國的領事裁判權和租界，放棄庚子賠款的俄國部分，放棄帝俄在中東鐵路方面的一切特權。』」
「如此優厚的條件！」曹汝霖不得不震驚，但還是謹慎問道，「真的是一切不平等條約？」
段祺瑞說：「宣言上就是這麼寫的。」
曹汝霖扳起手指頭算了算：「1858年璦琿條約、1860年北京條約和1881年伊犁條約，被割去了大片土地，若能收回，現在的小事何足掛齒！」
段祺瑞點頭說：「所以你我要振作精神，即便失去區區膠東，但能拿回遠大於膠東之土地，何止功大於過，簡直是拓土開疆。」
曹汝霖也聽得心旌神搖：「希望他們不要食言，那樣我們就能翻身了！」
兩人做的當然還是春秋大夢。
蘇俄只是畫了一張不切實際的大餅而已。
蘇俄後來又發了兩個宣言，第二次的宣言相比第一次，把有關中東鐵路無償歸還的條款變為了願意展開談判。
第三次宣言則刪去了1919年第一次對華宣言中無償歸還中東鐵路及其附屬產業的一段文字，並照會北洋政府外交部，要求北洋政府以其修改後的文本為準。
而且他們還解釋了解釋，所謂要廢除的條約，是1896年以後沙俄與中國簽署的不平等條約，其中包括侵占的大約為1400平方公里土地。主要是1896年條約、1901年北京協議及1907年至1916年與日本簽訂的一切協定。
但1896年以前的那幾個條約才是大頭，占了100多萬平方公里！
第三次宣言時，蘇俄已經基本肅清白軍，打贏內戰，站穩了腳跟。
那時候，呵呵，1896年以後的都直接反悔了。
此前一切不過是緩兵之計。
反正這就是國際政治。
對蘇俄有利的條約，他們一個沒廢除；對蘇俄不利的條約，比如與法國的大量借款、對德《布列斯特條約》則全部作廢。
但這時的皖系，肯定要抓住所有可能的救命稻草。
曹汝霖又說：「李諭在學界和工商界都有強大影響力，總理可以派一名心腹去他那裡探探口風。」
段祺瑞點頭說：「確應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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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廠胡同。
徐樹錚敲響了李諭家的大門。
「徐將軍怎麼穿了便裝？」李諭問。
徐樹錚呵呵笑道：「穿戎裝太過招搖。」
李諭讓王伯端上茶，然後問：「徐將軍所來何事？」
徐樹錚說：「我這人不擅長繞圈子，今天來，是段總理讓我問問，學生和工商界還有沒有什麼……什麼不滿的意見。」
李諭笑道：「我可代表不了學生和工商界。」
徐樹錚說：「但以院士先生的影響力，一呼百應，學界與工商界必然賣您面子。」
「那就不好說了，」李諭頓了頓，「天意難違。」
徐樹錚立刻說：「院士先生，您難道真要看著局勢江河日下？」
李諭並不想管他們會不會倒台，只是隨口說了一句：「你們不是還有一張王牌？」
「什麼王牌？」徐樹錚問。
「外蒙呀，」李諭說，「你們編練了四萬參戰軍，現在各方要求你們裁撤，既然不想裁撤，就先找個地方發泄發泄。現在的外蒙，別說四萬軍隊，就算只有四千，他們也擋不住。」
徐樹錚思忖片刻，說：「外蒙……要等一個機會。」
李諭好整以暇地說：「很快就會來了。」
徐樹錚問道：「院士先生為什麼如此肯定？」
李諭笑道：「連美聯社那邊都有了消息，他們如今非常關注蘇俄，風吹草動的消息都會探尋到。」
「此話當真？」徐樹錚再次確定了一下。
「我從不吹牛，你不相信就聯繫一下美國公使館求證。」李諭說。
徐樹錚當即起身：「我現在就回總理那！」
李諭拱手道：「祝徐將軍馬到成功。」
徐樹錚收復外蒙，是民國一件很值得稱道的勝利。
過程其實蠻順的，幾個月後，外蒙一些高層主動向北洋政府示好，說他們受夠了俄國欺負，非常羨慕內蒙得到的各種優待；要是北洋政府可以承攬下他們的債務，並且給王公和喇嘛們支付俸祿，他們就願意放棄獨立。
北洋政府當然答應，一年不過一百萬銀圓而已。
只是後來外蒙議會又否決了議案，北洋政府立馬命令徐樹錚揮師北上。
這一批參戰軍訓練得兵強馬壯，一路上的蒙古哨卡基本不敢抵抗。唯一阻攔的是蒙古原俄國顧問領導的白俄軍隊，不過他們也無法阻擋徐樹錚軍隊的前進。此時俄國畢竟內亂重重，來不及對此作出反應，只能坐視中國的軍隊占領外蒙各要點。
外蒙的回歸，讓民國版圖達到了辛亥革命以來的最大值。至於之後再次脫離，就是另一碼事了。
——
送走徐樹錚後，李諭便來到北大，正巧魯迅過來找《新青年》投稿，兩人便隨便聊了幾句。
魯迅說：「五四剛發起時，我在家中讀書，沒想到事情發展到這種田地，好在學生竟真的救了國。」
李諭說：「學生們也是書生，雖然不少學生有些自負，天天吵著『要帶領群眾救中國』，但自古以來不就有書生救國的情節嗎，可以理解。」
魯迅感慨道：「書生救國？想想被罷免的曹、陸、章幾人，也算當初一起留日的同志，這些昔日的風雲人物，如今都怎麼了？為何改革者到了後來往往再度成為改革的對象？今日的賣國賊，不就是昨日東京的熱血青年嗎？」
李諭說：「因為革命還沒有結束唄，什麼事情都有可能發生。」
「是啊，還沒結束，」魯迅嘆道，「我覺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隸；革命以後不多久，就受了奴隸的騙，變成他們的奴隸了。
「最初的革命是排滿，容易做到，其次的改革是要國民改革自己的壞根性，於是就不肯了。所以此後最要緊的是改革國民性，否則，無論是專制、是共和、是什麼什麼，招牌雖換，貨色照舊，全不行的。」
李諭表示贊同：「未來更加迫切的就是思想革命，要靠德先生與賽先生，沒什麼別的辦法。」
胡適和蔣夢麟這時突然過來，對李諭急切地說：「糟了！蔡校長辭職走了！」
「走了？」李諭訝道，「為什麼？」
「我們也不知道，」蔣夢麟說，「校長只留下一句話。」
「什麼？」李諭問。
蔣夢麟拿出報紙，指著上面蔡元培的一句話：「我倦矣！殺君馬者道旁兒。民亦勞止，汽可小休。」
李諭一頭霧水：「什麼意思？」
蔣夢麟和胡適搖頭道：「我們也不明白。」
李諭問向魯迅：「周先生，你知道怎麼解釋嗎？」
魯迅看了一眼，旋即也搖了搖頭：「蔡校長是前清進士，學問比我好得多，這句我不知道出自哪裡。」
「我就說你們還是不懂吧！」辜鴻銘拄著文明杖走過來，哼了一聲說，「新文化，哼，新文化！老祖宗的東西都看不懂了，還在這講新文化？」
胡適也顧不上和他頂嘴，用懇求的語氣問道：「辜先生，辜教授，您知道蔡校長的意思？」
辜鴻銘得意地坐了下來，拿起報紙說：「你們聽好了，這句『殺君馬者道旁兒』出自東漢泰山太守應劭所著之《風俗通義》，意思是一匹好馬在周邊人不停地喝彩激勵之下，越跑越快無法控制，最終累死在路邊；至於『民亦勞止，汽可小休』，則取自《毛詩·大雅·民勞》。以之判斷，蔡校長是想表達自己就是那匹馬，雖然贏得無數掌聲，不過已身心疲憊即將致命。」
「原來如此，」胡適恍然，「辜教授不愧博學古今。」
辜鴻銘滿意地說：「你們要記住，舊文化也是文化。」
蔣夢麟說：「蔡校長難道是因為這一個多月的事情，感到了不堪重負？」
李諭說：「蔡校長一向支持學生運動，或許是感覺到了事態不可控。不管怎樣，咱們趕緊聯合教師們，發電報把他請回來。」
蔡元培確實感到了一些有心無力。
五四勝利之後，很多學生過分擴張了要求，要求擁有決定聘請或解聘教員的權力，一旦所求不順，動輒搬出罷課鬧事相要挾；教師要是在紀律或考試上要求嚴格一點，即馬上遭罷課反對。
罷課似乎成了學生手中威脅校方與教師的法寶。動機變得越來越複雜，一系列極其過分的要求也隨即提出，如要求學校發放春假津貼以補貼旅行費用，學生的活動經費也要學校補貼，免費發給講義等等。
當「街頭政治」成為流行，熱情越來越多替代理性時，民主的方式、法治的框架，都已被拋到腦後。
沒有蔡元培，還真不好管教，必須讓他回來約束約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