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43章 俠盜
第643章 俠盜
巴黎和會關於中國問題討論結束後的兩個多月，代表團沒太多事，顧維鈞甚至邂逅了未來的老婆黃蕙蘭。
他已經因為政見不合與唐紹儀的女兒離了婚。
黃蕙蘭生於印度尼西亞爪哇島，父親是印度尼西亞華僑的首富，印尼糖王。
有錢的就想找有權的，黃蕙蘭生活錦衣玉食，但他們的家庭在權力上一直無法更進一步。
顧維鈞邀請黃蕙蘭去了一趟楓丹白露，乘坐一輛配有專職司機掛著外交牌照的汽車，聽歌劇還是去的國事包廂。
黃蕙蘭心中非常滿足，隨即答應了顧維鈞的求婚。
此後黃蕙蘭靠著他老爹的錢，又幫了顧維鈞不少忙，她也成了外交場上的貴夫人，和不少歐美要員見過面。
李諭沒必要打攪別人的好事，剛好遇到遊歷了一小圈的梁啓超和蔣百里。
「任公，歐洲之行感覺如何？」李諭問。
「不過爾爾！」梁啓超似乎頗為失望，「我在倫敦遊歷時，居住的是一等賓館，每天連飯都吃不飽，幾天下來更沒見著一粒糖。煤炭供應不上，屋中異常寒冷。戰爭結束了尚且如此，真不知道戰時是怎樣。」
李諭笑道：「難怪任公買了新衣服，原來是凍的。」
梁啓超說：「巴黎、柏林、凡爾登更加慘不忍睹，現在的歐洲簡直處處在搶麵包。西方之科技強自然強，破壞力也要強太多。」
李諭說：「真比起破壞程度來，自然界的暴力或許遠不及人類。」
蔣百里順著說：「野蠻人的暴力，又遠不及文明人。」
「總不能以暴力的高低決定文明程度的高低，」梁啓超有些無奈地說，「親身來到歐洲後才發現，這裡與國內精英分子幻想中的天堂完全不是一回事！在我看來，西方文明在過去的一百年裡並沒有真正進步，反而陷入了利己殺人、寡廉鮮恥的狀態。」
「好像一直都是這樣……」李諭說。
梁啓超說：「所以說西方同樣存在巨大缺陷，但這種缺陷正是我們所具有的。將來我們必然要走融合中西方文化的道路才可。」
沒有穿越者的視角，梁啓超能看到這麼本質的東西相當厲害。
李諭說：「中西方本就不同，全盤西化是那些沒有來過歐洲之人的幻想，取長補短才是我們的當務之急。」
梁啓超深以為意：「疏才是西學大家，一語中的！我國多年來效仿西方而不能成，因素很多，可以說二者社會政治的固有基礎全然不同。正是這種文化差別，讓中國向西方學習的過程中，變法維新屢遭失敗，就連最基本的議會制都沒有學過來。」
李諭說：「歐美有議會制的基礎，他們一直是精英文化和貴族文化，習慣了少數人決定大事。」
「是啊，」梁啓超說，「所以他們才能做到讓少數精英代表全體人民。中國則不然，自從秦漢以來，久無階級，短時間想學習英法，少了根基，必然失敗。」
李諭說：「沒有階級也不見得是壞事。」
「當然是好事，」梁啓超說，「經濟同理，西方經濟強，緣於資本主義，但戰爭的爆發，說明資本主義乃是一種不自然的狀態，並非合理組織，現在雖十分發達，卻已走到末路，且積重難返，不能挽救，勢必破裂！中國學資本主義而未成，說不定是天大的運氣。」
蔣百里說：「歐洲有些人應該看出來了，也在變法，比如俄國，可惜不能去一趟聖彼得堡。」
「提到列寧這個人，」梁啓超說，「我倒覺得在歐洲政客中，以人格論，當以列寧為最。其刻苦之精神，忠於主義之精神，最足以感化人。完全以人格感化全俄，因此他的主義能見實行。」
這都是梁啓超的原話。
李諭說：「經過歐洲一行，任公好像變得更加樂觀了。」
梁啓超說：「沒錯，我現在越發覺得，對於中國的未來，根本無需悲觀。西人作繭自縛，中國固有的文化底蘊乃是最符合未來世界潮流的。只要我國從少年抓起，從培養高尚人格做起，融合東西，砥礪前行，必然可強盛！」
已經記不清是梁啓超多少次思想轉變了。
蔣百里同樣信心倍增：「見過德國失敗後，我準備寫一本書論證其失敗根源，以為警示。」
他當年可是非常崇拜德國。
李諭說：「期待先生成書。」
「我已經寫了一些筆記，」蔣百里說，「對了，幾天前我們剛到巴黎時，這批手稿差點被盜。我們下榻的公寓進了賊，箱子被翻得亂七八糟，以為堂堂歐洲大陸文化中心的巴黎，盜賊竟如此多，沒想到卻找到了一張紙條。」
他從懷中掏出了一張紙，遞給李諭：「上面是用法語寫的，『很抱歉誤闖了您的房間，隨信附上10法郎，用以賠償您的玻璃和百葉窗』，落款則是黑夜工人。我頭一次見這麼講究的盜賊。」
李諭拿過紙條：「黑夜工人？這不是那個法國的無政府主義組織嗎？」
梁啓超說：「無政府主義？歐洲還有這種奇怪的東西？」
李諭說：「具體什麼是無政府主義我不太了解，不過黑夜工人的創始人是個奇人，他叫雅各布，是響徹整個法國的俠盜，專門劫富濟貧。」
「哦？」梁啓超有點感興趣，「在這個社會裡出現這種人物想想也合理。難道我們遇到了這位俠盜？」
「並不是他，」李諭說，「雅各布十多年前就被警察抓住，流放到了蓋亞那。」
「蓋亞那在哪？」蔣百里問。
「南美洲。」李諭說。
屋子裡有個地球儀，李諭給他們指了一下。
蔣百里咋舌道：「法國竟然把監獄建這麼遠？」
「因為法國權貴們太怕這個人了，他的社會影響力又大，不能判他死刑，只能流放到蓋亞那，儘可能消除其影響力。」李諭說。
梁啓超說：「難怪我在報紙和書刊上都沒怎麼聽過這個人。」
李諭說：「無政府主義本來就不是什麼範圍廣大的組織，非常小眾。雅各布出名全靠他劫富濟貧的行為，據說當年他每劫掠一個富人，都會留下一張紙條，寫上『在下是個盜賊，但只會光顧那些真正盜賊的家』。」
李諭突然想到了幼時看過的一部非常性感的動漫《貓眼三姐妹》。具體情節早就記不清了，只記得性感的二姐還有緊身夜行衣，以及三姐妹每次偷盜完成後，都會留下一個標記。
梁啓超大笑道：「一個盜賊竟然能說出這麼有深度的話。」
「他不是個簡單的盜賊，」李諭說，「雅各布在留給被盜富人的紙條上會寫下『阿提拉』一名。他培訓出的其他盜賊則會留下『黑夜工人』這個組織之名。」
梁啓超說：「阿提拉就是那個被歐洲人稱作上帝之鞭的匈奴王？」
「對，」李諭說，「雅各布那幾年間作案規模估計有數百萬法郎，但他全都捐給了無政府主義組織還有窮人，自己沒留下多少。可惜他在1903年時失手被抓。當年對他的庭審相當精彩，堪稱法國版的舌戰群儒，對峙的被盜者有數十人。
「有個被他盜竊股票的商人，控訴雅各布給自己帶來的損失多麼慘重。
「雅各布問：你買這些股票花了多少錢？
「商人說：1200法郎。
「雅各布說：那么小偷不在你面前，小偷是賣你股票的人，因為我認為這些股票一文不值，直接燒了。
「類似的故事數不勝數，所有被盜者都被他辯論得啞口無言。庭審經過報導後，雅各布成了一個大名人，據說當時每天都有數千人在法庭外面唱《國際歌》。」
梁啓超說：「有點意思，我準備把這個故事收到我的《歐遊心影錄》中，他還活著嗎？」
「雅各布正在蓋亞那服刑，應該活得好好的，」李諭說，「要是任公準備寫書，他當時在庭審判刑後的那篇演講，更加精彩，同樣可以收錄下。」
梁啓超問：「什麼演講？」
李諭說：「雅各布的演講叫做《我為什麼是一個盜賊》，他說，
『在我們這個時代，揉麵粉的人缺少麵包，做了幾千雙鞋的鞋匠露出了自己的腳趾，織布的工人衣不蔽體，建造宮殿的石匠在小屋子裡苟且偷生。
『什麼都生產的人什麼都沒有，什麼都不生產的人什麼都有。
『所以盜竊是歸還，是收回。與其祈求我應得的東西，我更願意一步一步與敵人做鬥爭。
『我一有了良心，就毫不顧忌地偷竊了。』」
梁啓超忍不住鼓掌道：「精彩的故事，精彩的演講。原來歐洲還有這麼多主義、這麼多思潮，我要學習的東西還有很多，回去後就會查閱一下何為無政府主義。」
蔣百里說：「我則看出另一層意思，就是因為不滿的人太多，才有這樣數不勝數的不同政見，想尋破局之路。」
「百里說得也很有道理。」梁啓超在筆記本上簡要記了下來。
至於那個俠盜雅各布，在一名記者的奔走下，1927年才被釋放回法國。不過他此後再也沒去大力主張無政府主義，因為他被一個問題困住了。
在蓋亞那時，雅各布還在不遺餘力宣傳自己的主張，直到有個老工人問了他一句話：「那我退休之後該怎麼辦？我衰老後不能勞動，就成為你口中的食利階級。而且政府給的養老金又沒人發，我該如何活。」
這個在法庭上把一眾法國富人噴得不敢回話的猛人當場呆住了。
他一輩子沒能想出這個問題的答案。
活到75歲時，雅各布選擇自殺，他留了一張紙條，上面竟然是寫給可能進他家的小偷：「衣服洗了，也烘乾了，但是沒熨燙。櫥櫃裡有豆莢、麵包片，旁邊還能找到兩升葡萄酒，不必害怕，為了你的健康乾杯！」
這位奇人心中最懷念的還是當年做俠盜的日子。
而他一直找不到的那個答案，正好又串聯上樑啟超遊歷歐洲後的感悟。
——即人心中的良知。在無政府之下，老人想要善終，只能依靠其他人的良知與善心。
梁啓超認為現在的西方功利盛行，正是缺少了禮義廉恥與道德。
雅各布這些無政府主義者也隱隱看出了這個問題，才會去做個所謂的「盜賊」，劫富濟貧。
可惜此時西方的良心已經被偷走了。
聊到和會一事時，梁啓超更覺得西方還有小鬼子太沒良心，不過他也氣憤於北洋政府沖昏頭腦下簽訂的密約，這個密約被日本拿出來後，已經傳遍巴黎。
「為了幾筆借款，段祺瑞與駐日公使章宗祥竟然埋下這麼大的禍根！」梁啓超恨恨道，「正是這個章宗祥按照段祺瑞要求與日本銀行團簽下的合同，不僅德國在山東的權益完全轉讓給日本，而且此前德國想要而一直未能到手的煙濰、高徐、順濟諸鐵路之優先權，也將悉歸日本！」
蔣百里說：「他們簽的密約相當於承認二十一條有效，而日本繼承德國在山東的權益就變成了有根據的。」
李諭說：「這就是我們最不利的地方，英國的代表一再追問，1918年訂立中日關於山東問題的條約時，明明停戰在即，日本不可能再強迫中國，為何同意締約？」
蔣百里嘆道：「根本無法解釋！」
梁啓超冷哼道：「安福係為了政治上獲勝，草率與日本簽訂借款條約，為和會交涉收回山東問題留下無窮後患，實在可恨至極！」
其實這就是五四運動時，為什麼學生和遊行者們對主事者無法原諒的原因。
蔣百里問道：「疏才兄與美國關係不錯，威爾遜總統也是個好人，又反對秘密立約，真不能再爭取？」
李諭攤手道：「不僅秘密立約這一條，日本人還有另外的王牌。威爾遜看重國際聯盟，日本人抓住他的軟肋，於是說，和會如果支持中國收回山東主權，日本就退出國際聯盟。威爾遜總統只能轉變立場。」
梁啓超越想越氣：「今天不寫書了，我要給國內先發一封長文電報！」
巴黎和會關於中國問題討論結束後的兩個多月，代表團沒太多事，顧維鈞甚至邂逅了未來的老婆黃蕙蘭。
他已經因為政見不合與唐紹儀的女兒離了婚。
黃蕙蘭生於印度尼西亞爪哇島，父親是印度尼西亞華僑的首富，印尼糖王。
有錢的就想找有權的，黃蕙蘭生活錦衣玉食，但他們的家庭在權力上一直無法更進一步。
顧維鈞邀請黃蕙蘭去了一趟楓丹白露，乘坐一輛配有專職司機掛著外交牌照的汽車，聽歌劇還是去的國事包廂。
黃蕙蘭心中非常滿足，隨即答應了顧維鈞的求婚。
此後黃蕙蘭靠著他老爹的錢，又幫了顧維鈞不少忙，她也成了外交場上的貴夫人，和不少歐美要員見過面。
李諭沒必要打攪別人的好事，剛好遇到遊歷了一小圈的梁啓超和蔣百里。
「任公，歐洲之行感覺如何？」李諭問。
「不過爾爾！」梁啓超似乎頗為失望，「我在倫敦遊歷時，居住的是一等賓館，每天連飯都吃不飽，幾天下來更沒見著一粒糖。煤炭供應不上，屋中異常寒冷。戰爭結束了尚且如此，真不知道戰時是怎樣。」
李諭笑道：「難怪任公買了新衣服，原來是凍的。」
梁啓超說：「巴黎、柏林、凡爾登更加慘不忍睹，現在的歐洲簡直處處在搶麵包。西方之科技強自然強，破壞力也要強太多。」
李諭說：「真比起破壞程度來，自然界的暴力或許遠不及人類。」
蔣百里順著說：「野蠻人的暴力，又遠不及文明人。」
「總不能以暴力的高低決定文明程度的高低，」梁啓超有些無奈地說，「親身來到歐洲後才發現，這裡與國內精英分子幻想中的天堂完全不是一回事！在我看來，西方文明在過去的一百年裡並沒有真正進步，反而陷入了利己殺人、寡廉鮮恥的狀態。」
「好像一直都是這樣……」李諭說。
梁啓超說：「所以說西方同樣存在巨大缺陷，但這種缺陷正是我們所具有的。將來我們必然要走融合中西方文化的道路才可。」
沒有穿越者的視角，梁啓超能看到這麼本質的東西相當厲害。
李諭說：「中西方本就不同，全盤西化是那些沒有來過歐洲之人的幻想，取長補短才是我們的當務之急。」
梁啓超深以為意：「疏才是西學大家，一語中的！我國多年來效仿西方而不能成，因素很多，可以說二者社會政治的固有基礎全然不同。正是這種文化差別，讓中國向西方學習的過程中，變法維新屢遭失敗，就連最基本的議會制都沒有學過來。」
李諭說：「歐美有議會制的基礎，他們一直是精英文化和貴族文化，習慣了少數人決定大事。」
「是啊，」梁啓超說，「所以他們才能做到讓少數精英代表全體人民。中國則不然，自從秦漢以來，久無階級，短時間想學習英法，少了根基，必然失敗。」
李諭說：「沒有階級也不見得是壞事。」
「當然是好事，」梁啓超說，「經濟同理，西方經濟強，緣於資本主義，但戰爭的爆發，說明資本主義乃是一種不自然的狀態，並非合理組織，現在雖十分發達，卻已走到末路，且積重難返，不能挽救，勢必破裂！中國學資本主義而未成，說不定是天大的運氣。」
蔣百里說：「歐洲有些人應該看出來了，也在變法，比如俄國，可惜不能去一趟聖彼得堡。」
「提到列寧這個人，」梁啓超說，「我倒覺得在歐洲政客中，以人格論，當以列寧為最。其刻苦之精神，忠於主義之精神，最足以感化人。完全以人格感化全俄，因此他的主義能見實行。」
這都是梁啓超的原話。
李諭說：「經過歐洲一行，任公好像變得更加樂觀了。」
梁啓超說：「沒錯，我現在越發覺得，對於中國的未來，根本無需悲觀。西人作繭自縛，中國固有的文化底蘊乃是最符合未來世界潮流的。只要我國從少年抓起，從培養高尚人格做起，融合東西，砥礪前行，必然可強盛！」
已經記不清是梁啓超多少次思想轉變了。
蔣百里同樣信心倍增：「見過德國失敗後，我準備寫一本書論證其失敗根源，以為警示。」
他當年可是非常崇拜德國。
李諭說：「期待先生成書。」
「我已經寫了一些筆記，」蔣百里說，「對了，幾天前我們剛到巴黎時，這批手稿差點被盜。我們下榻的公寓進了賊，箱子被翻得亂七八糟，以為堂堂歐洲大陸文化中心的巴黎，盜賊竟如此多，沒想到卻找到了一張紙條。」
他從懷中掏出了一張紙，遞給李諭：「上面是用法語寫的，『很抱歉誤闖了您的房間，隨信附上10法郎，用以賠償您的玻璃和百葉窗』，落款則是黑夜工人。我頭一次見這麼講究的盜賊。」
李諭拿過紙條：「黑夜工人？這不是那個法國的無政府主義組織嗎？」
梁啓超說：「無政府主義？歐洲還有這種奇怪的東西？」
李諭說：「具體什麼是無政府主義我不太了解，不過黑夜工人的創始人是個奇人，他叫雅各布，是響徹整個法國的俠盜，專門劫富濟貧。」
「哦？」梁啓超有點感興趣，「在這個社會裡出現這種人物想想也合理。難道我們遇到了這位俠盜？」
「並不是他，」李諭說，「雅各布十多年前就被警察抓住，流放到了蓋亞那。」
「蓋亞那在哪？」蔣百里問。
「南美洲。」李諭說。
屋子裡有個地球儀，李諭給他們指了一下。
蔣百里咋舌道：「法國竟然把監獄建這麼遠？」
「因為法國權貴們太怕這個人了，他的社會影響力又大，不能判他死刑，只能流放到蓋亞那，儘可能消除其影響力。」李諭說。
梁啓超說：「難怪我在報紙和書刊上都沒怎麼聽過這個人。」
李諭說：「無政府主義本來就不是什麼範圍廣大的組織，非常小眾。雅各布出名全靠他劫富濟貧的行為，據說當年他每劫掠一個富人，都會留下一張紙條，寫上『在下是個盜賊，但只會光顧那些真正盜賊的家』。」
李諭突然想到了幼時看過的一部非常性感的動漫《貓眼三姐妹》。具體情節早就記不清了，只記得性感的二姐還有緊身夜行衣，以及三姐妹每次偷盜完成後，都會留下一個標記。
梁啓超大笑道：「一個盜賊竟然能說出這麼有深度的話。」
「他不是個簡單的盜賊，」李諭說，「雅各布在留給被盜富人的紙條上會寫下『阿提拉』一名。他培訓出的其他盜賊則會留下『黑夜工人』這個組織之名。」
梁啓超說：「阿提拉就是那個被歐洲人稱作上帝之鞭的匈奴王？」
「對，」李諭說，「雅各布那幾年間作案規模估計有數百萬法郎，但他全都捐給了無政府主義組織還有窮人，自己沒留下多少。可惜他在1903年時失手被抓。當年對他的庭審相當精彩，堪稱法國版的舌戰群儒，對峙的被盜者有數十人。
「有個被他盜竊股票的商人，控訴雅各布給自己帶來的損失多麼慘重。
「雅各布問：你買這些股票花了多少錢？
「商人說：1200法郎。
「雅各布說：那么小偷不在你面前，小偷是賣你股票的人，因為我認為這些股票一文不值，直接燒了。
「類似的故事數不勝數，所有被盜者都被他辯論得啞口無言。庭審經過報導後，雅各布成了一個大名人，據說當時每天都有數千人在法庭外面唱《國際歌》。」
梁啓超說：「有點意思，我準備把這個故事收到我的《歐遊心影錄》中，他還活著嗎？」
「雅各布正在蓋亞那服刑，應該活得好好的，」李諭說，「要是任公準備寫書，他當時在庭審判刑後的那篇演講，更加精彩，同樣可以收錄下。」
梁啓超問：「什麼演講？」
李諭說：「雅各布的演講叫做《我為什麼是一個盜賊》，他說，
『在我們這個時代，揉麵粉的人缺少麵包，做了幾千雙鞋的鞋匠露出了自己的腳趾，織布的工人衣不蔽體，建造宮殿的石匠在小屋子裡苟且偷生。
『什麼都生產的人什麼都沒有，什麼都不生產的人什麼都有。
『所以盜竊是歸還，是收回。與其祈求我應得的東西，我更願意一步一步與敵人做鬥爭。
『我一有了良心，就毫不顧忌地偷竊了。』」
梁啓超忍不住鼓掌道：「精彩的故事，精彩的演講。原來歐洲還有這麼多主義、這麼多思潮，我要學習的東西還有很多，回去後就會查閱一下何為無政府主義。」
蔣百里說：「我則看出另一層意思，就是因為不滿的人太多，才有這樣數不勝數的不同政見，想尋破局之路。」
「百里說得也很有道理。」梁啓超在筆記本上簡要記了下來。
至於那個俠盜雅各布，在一名記者的奔走下，1927年才被釋放回法國。不過他此後再也沒去大力主張無政府主義，因為他被一個問題困住了。
在蓋亞那時，雅各布還在不遺餘力宣傳自己的主張，直到有個老工人問了他一句話：「那我退休之後該怎麼辦？我衰老後不能勞動，就成為你口中的食利階級。而且政府給的養老金又沒人發，我該如何活。」
這個在法庭上把一眾法國富人噴得不敢回話的猛人當場呆住了。
他一輩子沒能想出這個問題的答案。
活到75歲時，雅各布選擇自殺，他留了一張紙條，上面竟然是寫給可能進他家的小偷：「衣服洗了，也烘乾了，但是沒熨燙。櫥櫃裡有豆莢、麵包片，旁邊還能找到兩升葡萄酒，不必害怕，為了你的健康乾杯！」
這位奇人心中最懷念的還是當年做俠盜的日子。
而他一直找不到的那個答案，正好又串聯上樑啟超遊歷歐洲後的感悟。
——即人心中的良知。在無政府之下，老人想要善終，只能依靠其他人的良知與善心。
梁啓超認為現在的西方功利盛行，正是缺少了禮義廉恥與道德。
雅各布這些無政府主義者也隱隱看出了這個問題，才會去做個所謂的「盜賊」，劫富濟貧。
可惜此時西方的良心已經被偷走了。
聊到和會一事時，梁啓超更覺得西方還有小鬼子太沒良心，不過他也氣憤於北洋政府沖昏頭腦下簽訂的密約，這個密約被日本拿出來後，已經傳遍巴黎。
「為了幾筆借款，段祺瑞與駐日公使章宗祥竟然埋下這麼大的禍根！」梁啓超恨恨道，「正是這個章宗祥按照段祺瑞要求與日本銀行團簽下的合同，不僅德國在山東的權益完全轉讓給日本，而且此前德國想要而一直未能到手的煙濰、高徐、順濟諸鐵路之優先權，也將悉歸日本！」
蔣百里說：「他們簽的密約相當於承認二十一條有效，而日本繼承德國在山東的權益就變成了有根據的。」
李諭說：「這就是我們最不利的地方，英國的代表一再追問，1918年訂立中日關於山東問題的條約時，明明停戰在即，日本不可能再強迫中國，為何同意締約？」
蔣百里嘆道：「根本無法解釋！」
梁啓超冷哼道：「安福係為了政治上獲勝，草率與日本簽訂借款條約，為和會交涉收回山東問題留下無窮後患，實在可恨至極！」
其實這就是五四運動時，為什麼學生和遊行者們對主事者無法原諒的原因。
蔣百里問道：「疏才兄與美國關係不錯，威爾遜總統也是個好人，又反對秘密立約，真不能再爭取？」
李諭攤手道：「不僅秘密立約這一條，日本人還有另外的王牌。威爾遜看重國際聯盟，日本人抓住他的軟肋，於是說，和會如果支持中國收回山東主權，日本就退出國際聯盟。威爾遜總統只能轉變立場。」
梁啓超越想越氣：「今天不寫書了，我要給國內先發一封長文電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