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48章 爪哇元的出現（上）
第848章 爪哇元的出現（上）
比起中原，在南洋，由於距離遙遠，中央權威甚至都不如已經很薄弱的中原。當地元朝地方武裝的情況，也還要更加混亂。
不過這邊也有好處。由於遠離元朝中央，因此朝廷對這裡的波及並不算大，以至於時間長了，當地還能逐漸自行恢復秩序。最起碼，這邊的大海商們能自己打出幾個領頭的來，而不是被大都那邊帶著，越來越離譜。
其他幾個元朝殘餘勢力，基本上都是以逃亡的前元軍為基礎，以元朝邊緣地區的行政區為基本架構而組成的。由於元朝的地域面積確實非常巨大，因此，總有一些能讓他們喘息的地方。元順帝逃離大都之後，明軍也只是控制了中原而已。嶺北、遼陽、征東等行省，以及西北、西南的一些地區，依然是在元朝殘餘勢力的控制之下。
雖然說，像是王保保這種人，你說他算不算「元軍」，好像都能說得通————但整體來說，這些人都是在元末混戰時，就形成的有組織軍隊。在元末歷次戰爭中，都充分參與了進去一打的誰另說就是了。
而南洋這邊則不同。最初的時候，大家甚至不太在平中原那邊的情況。因為在他們看來，無論誰打贏，結果對這邊都是一樣的。直到中原的戰事基本結束，明朝的態度日益明顯，這些人才突然反應過來，不過這時候，元朝已經連蹦躂的力氣都沒了。是個人都能看出，明朝是肯定要得天下了。
不過對於商人們來說，有個好處是，也並非所有人都毫無準備。當時在巨港經營茶葉生意的大商人陳文康，就提前進行了不少準備，因此情況有變之後，很快就拿出了對策。
陳文康祖籍在福建，是當地著名豪強。元末，福建地區有名的大軍頭陳友定，就是他的遠房族叔。由於經常耳濡目染，他也了解一些軍事知識。從祖父開始，就開始為大元效力。雖然官職不高，但就算在大都方面陷入混亂的時候，也依然在替大汗穩定當地秩序，擁護大元朝廷。
究其願意，是因為自從忽必烈滅南宋之後，就給當地非常優惠的政策。尤其是他們福建地區。
南宋在福建，年徵稅米70萬石，元初驟降至27萬石。福州的田畝登記數，從10萬頃縮至4千頃。稅收壓力大為減少。而其他政策，也傾向於放任。
這麼做的原因，可能是因為之前南下滅宋的戰爭太過慘烈。雖然大家都說南宋窩囊暗弱，但蒙古—大元政權，打遍大半個已知世界，都沒有遇到這麼難對付的對手了，甚至連大汗都搭了一個進去。忽必烈自己就是大汗暴死的最大受益者，自然清楚這裡頭的風險。
因此，從主持南征開始，他就以賦稅輕作為宣傳點。軍隊一路南下時，也是一邊攻城略地，一邊廢除南宋各種苛捐雜稅。再加上南宋末年，財稅系統的問題愈發嚴重，很多人對此頗為支持。忽必烈第一次率領東路軍時，能夠一改之前屢屢受挫的狀況，順利突破南宋的長江防線，按他自己的總結，就是因為南宋在當地的主官非常凶暴，而他及時廢除了各種對百姓敲骨吸髓的賦稅搖役，因此得到了當地人的支持。自此之後，就一直把這一點作為原則。可以說，元朝能夠迅速打破僵局，一統天下，「簡寬「的賦稅就是重要助力。
不過元朝立國之後，出現了一個問題，就是朝廷的行政能力比預計弱的多。放出去的事情，就根本收不回來了。
在北方延續丁稅地稅的同時，元朝還允許江南繼續維持宋制，並且在宋代秋夏兩稅的基礎上大幅調降基準，等於各地的稅制都不一樣。北方戰事結束後，元廷又特令沿用宋斗斛計量，不用調整，使得紙面稅率就較南宋降低30%以上。在福建，元朝甚至直接採取「自報田畝「的政策，等於朝廷成了叫花子，大家給多少，全看對大元有多少善心。而且即便明知這樣會大量瞞報，仍維持低稅率。
而且，元廷似乎分不清地方上的大地主，和實際承擔稅收負擔的農民之間的區別。政策過於「寬省」，官府又沒有執行能力，使得連這種紙面上的稅收都無法維持。在蒙古軍戶幾乎完全破產、河北軍戶也在承受實物徵發與鈔法貶值雙重壓迫的同時，江南地主反而可以通過各種手法，繼續逃避稅收。這些或合法或不法的手段，甚至都能疊加————哪怕在湖州這樣的江南核心糧產區，地主都能通過「以熟為荒「等手段，繼續降低稅率。只這一種辦法，又能免去三分之一。
結果，人口繁盛、富甲天下的江南，提供的稅賦只占了元廷總收入的2.7%，當時的名人也紛紛在江南廣置田產。像是名士趙孟，他家的田莊，納秋糧時，一畝地只用給六升，這還是名聲太大不好推脫的情況。等到元朝想要解決這個問題的時候，也同樣無能為力。
在塞里斯乃至全世界的農耕區，這個時代，政權最基本也最穩定的稅收，始終都是農業稅。可以說，這個稅種決定了國家財政的下限，是穩定國家機器的壓艙石。然而，大元立國以來，連土地的清丈問題都搞不清楚。
至於經濟發達的東南地區，「田籍「更是長期混亂，既找不到主人是誰，也不知道該收多少。
元仁宗至元文宗統治期間，朝廷曾多次派出專人，在大江南北清理田畝，結果越調查越糊塗。朝廷本身，也陷入極大混亂，根本沒有徹底清查的能力。因此，當時的文人一邊感慨，大元「賦稅甚輕，徭役極省「，實在是仁政的典範；另一方面，又承認整個元代，都是「迄無田制「的狀態。
當然，就像其他很多權力體系一樣，在大元秉持「無政府主義治國」的同時，國家內部並不會真的出現田制的真空。朝廷不管，那就會有其他人去管。
因此，各地田主、商人，紛紛開始制定自己的規則。陳文康一家也因此迅速富裕起來，從普通商人，成為一方豪巨。等到元末，秩序崩潰，他們家因為世受大元恩惠，自然也行動起來，武裝保衛大汗。
而且，福建的情況，比其他地方，還要更為特殊。在這邊，最大的問題，甚至都不是混戰的起義軍和士紳武裝了。
當時，在泉州地區的波斯人，也趁機組織了一批「義兵」，稱為亦思巴奚軍。一開始的時候，他們也是和其他各地的情況差不多，不管蒙古人、色目人、漢人，總之就是大家相互結盟，彼此打來打去，亂作一團。但這些波斯兵太過逆天，不久之後，就連之前和他們結盟的當地元紳，都受不了他們。
最後，當地實力最強的親元派軍閥陳友定帶兵來到泉州，其他大族紛紛響應，連波斯人扶持的當地漢人官吏，也徵集民兵，轉過來一起攻打亦思巴奚軍。
關鍵時刻，發現波斯人大勢已去，城裡的阿拉伯人立刻反水，不但不幫教友進行抵抗，還打開城門，帶元軍入城。之後，還給元軍帶路，四處捕殺逃亡的波斯人，摧毀他們的寺廟。
最終，亦思巴奚軍近乎全滅，波斯人藏匿的天方寺也全部被搗毀。只有阿拉伯人的大廟，因為站隊積極，堅定支持大元追殺波斯人，得以保留下來。
波斯人戰鬥力不強，之前只能和當地豪紳的民兵打來打去，遇到陳友定這個級別的正規武裝，就直接完蛋了。但他們造成的破壞，卻十分巨大，而且持續禍禍了很長時間。因此，事後，當地人痛定思痛，開始反思之前的政策，考慮後面應該做什麼。
之前，在各大商港，大元也都推行高水平開放政策，推動海上貿易自由化。對於來往商船和各國商人，態度十分開放包容。泉州港作為當時大元、甚至世界上最繁華的港口，每年都能提供巨額的課稅和舶來商品。因此，大元也非常重視營商環境，給能夠帶來財稅的大商人，直接提供各種保護乃至特權。
朝廷專門起用在泉州經商的阿拉伯、波斯巨商，只要他們向政府交納額定的舶來貨品和額定課稅，就可授官，掌握實權。而且不止在地方，當地縣誌說，有些「蕃商」能夠「以貨得參省，勢震中外，脅戶部令下四鹽場引自為市」，直接對朝廷施壓，對戶部發號施令。大元朝廷對此無可奈何，只能外國大商人說什麼，就是什麼。好在地方上有堅持原則的士紳，帶頭堅決抵制，才讓外國商人控制鹽場的計劃意外失敗。
而亦思巴奚戰亂的首腦賽甫丁、阿迷里丁兩人，就都是因貿易捐官和保衛泉州港有功，在泉州被授予「義兵萬戶」，掌握保衛泉州港的地方武裝。他們這一系的人，在泉州前後經營七十多年，可謂樹大根深。而他們的核心力量，就是從海上來的波斯人。
亦思巴奚兵亂被平定之後，當地干紳便改變了對外國人、尤其是波斯人的態度。因為地理原因，許多當地大商人同樣經營海貿，對於海上商路的運行，心裡是有數的。他們認為，既然這些波斯人沿著海上商路過來，那麼他們肯定不止在泉州這一個地方有據點。沿途那些商棧和商業殖民點的力量，未必比泉州的亦思巴奚軍弱。
要是放任不管，那麼這些人很可能還要捲土重來。因為只要貿易還在進行，源源不斷的利潤就會和之前一樣，驅使從波斯本土到沿線商棧的人，不斷再湧向商路的末端—一泉州。
有些熟讀歷史的士紳也警告說，當年嶺南的廣州也遭遇過這種情況。唐末的時候，廣州的波斯和大食商人，就率領自己的同族發動了叛亂，甚至一度驅逐了唐朝設置的官員，霸占了廣州港。不過當時黃巢正好南下，兩邊碰上之後，波斯軍大敗，廣州的外國人被殺戮一空。但城市和港口也受到了嚴重破壞，因此不復往日繁榮了。
在士紳們眼中，黃巢和波斯人屬於黑吃黑，不可能指望每次都有這麼巧的好事。而且現在這個樣子，泉州港已經禁不起再一次折騰了。為今之計，只有大家主動配合起來，主動出擊，沿著商路南下，清理沿途波斯人，才能阻止這件事情，防止重蹈覆轍。
當時還是個年輕愣頭青的陳文康，就主動承擔起了這個任務。他設法說服了家裡長輩，疏通關係，從陳友定那邊借來幾名軍官，訓練自己的僕從、水手，然後出海追擊波斯人。
那會兒的時機也比較好。波斯人一向人厭狗嫌，此時正是失勢的時候，因此大家都樂意配合他行動。在殘存的阿拉伯商人的帶領下，他開始帶人在從福建到巨港的廣袤南洋活動，四處搜索和摧毀波斯商棧，清洗波斯商人的定居點。在這個過程中，不但靠打擊波斯人，積累了巨萬財富，也鍛鍊出了一套成熟的作戰思路。
然而，他忙完了手頭的工作之後，才發現，老家的環境，居然又突然變化了。
朱元璋從北方南下，打破了當地的環境。當地的力量不足以對抗明軍，連最強大的陳友定，都被擊敗了。元朝的統治就此土崩瓦解。
大元統治時間雖然不長，但在當地深得民心。和其他地方不同，雖然普通人還是沒有什麼抵抗意願，以至於各地居民經常反水，連軍隊都容易潰散，但這邊，還是有眾多官吏士紳堅持到最後，為大元死節盡忠者不可勝數。
陳友定兵敗後，退入省堂，整理衣冠，面向北面兩拜之後，吞藥自殺。結果，所部將士爭相打開城門，接納明軍。明軍入城之後，奔去看陳友定，發現他仍未斷氣，便將他抬出水東門。正巧遇上大雷雨，陳友定甦醒過來，被戴上械鎖送往京城。
之後，陳友定入宮拜見，朱元璋指責他。陳友定厲聲說道：「國破家亡，要殺就殺，不必多言。」朱元璋於是將他與其子陳海一起處死。他屬下參政尹克仁、宣政使朵耳麻等都拒降而死。另外，還有簽院柏帖木兒在樓下堆積柴火，殺死妻妾及二個女兒之後，放火自焚：漳州路達魯花赤迭里彌實穿上公服，北面再拜，引斧斫印章，以佩刀刺喉而死。時人把他倆和陳友定，稱為「閩有三忠」。
在這種氛圍下，海外的陳文康等人，雖然早就對形勢不甚樂觀，但聽說老家就這麼突然沒了，可謂晴天霹靂一般。許多人也因此陷入恐懼和彷徨之中。究竟何去何從，就成了最大的難題。
比起中原，在南洋，由於距離遙遠，中央權威甚至都不如已經很薄弱的中原。當地元朝地方武裝的情況，也還要更加混亂。
不過這邊也有好處。由於遠離元朝中央，因此朝廷對這裡的波及並不算大，以至於時間長了，當地還能逐漸自行恢復秩序。最起碼，這邊的大海商們能自己打出幾個領頭的來，而不是被大都那邊帶著，越來越離譜。
其他幾個元朝殘餘勢力，基本上都是以逃亡的前元軍為基礎，以元朝邊緣地區的行政區為基本架構而組成的。由於元朝的地域面積確實非常巨大，因此，總有一些能讓他們喘息的地方。元順帝逃離大都之後，明軍也只是控制了中原而已。嶺北、遼陽、征東等行省，以及西北、西南的一些地區，依然是在元朝殘餘勢力的控制之下。
雖然說，像是王保保這種人，你說他算不算「元軍」，好像都能說得通————但整體來說，這些人都是在元末混戰時，就形成的有組織軍隊。在元末歷次戰爭中，都充分參與了進去一打的誰另說就是了。
而南洋這邊則不同。最初的時候，大家甚至不太在平中原那邊的情況。因為在他們看來，無論誰打贏，結果對這邊都是一樣的。直到中原的戰事基本結束，明朝的態度日益明顯，這些人才突然反應過來，不過這時候，元朝已經連蹦躂的力氣都沒了。是個人都能看出，明朝是肯定要得天下了。
不過對於商人們來說，有個好處是，也並非所有人都毫無準備。當時在巨港經營茶葉生意的大商人陳文康，就提前進行了不少準備，因此情況有變之後，很快就拿出了對策。
陳文康祖籍在福建，是當地著名豪強。元末，福建地區有名的大軍頭陳友定，就是他的遠房族叔。由於經常耳濡目染，他也了解一些軍事知識。從祖父開始，就開始為大元效力。雖然官職不高，但就算在大都方面陷入混亂的時候，也依然在替大汗穩定當地秩序，擁護大元朝廷。
究其願意，是因為自從忽必烈滅南宋之後，就給當地非常優惠的政策。尤其是他們福建地區。
南宋在福建，年徵稅米70萬石，元初驟降至27萬石。福州的田畝登記數，從10萬頃縮至4千頃。稅收壓力大為減少。而其他政策，也傾向於放任。
這麼做的原因，可能是因為之前南下滅宋的戰爭太過慘烈。雖然大家都說南宋窩囊暗弱，但蒙古—大元政權，打遍大半個已知世界，都沒有遇到這麼難對付的對手了，甚至連大汗都搭了一個進去。忽必烈自己就是大汗暴死的最大受益者，自然清楚這裡頭的風險。
因此，從主持南征開始，他就以賦稅輕作為宣傳點。軍隊一路南下時，也是一邊攻城略地，一邊廢除南宋各種苛捐雜稅。再加上南宋末年，財稅系統的問題愈發嚴重，很多人對此頗為支持。忽必烈第一次率領東路軍時，能夠一改之前屢屢受挫的狀況，順利突破南宋的長江防線，按他自己的總結，就是因為南宋在當地的主官非常凶暴，而他及時廢除了各種對百姓敲骨吸髓的賦稅搖役，因此得到了當地人的支持。自此之後，就一直把這一點作為原則。可以說，元朝能夠迅速打破僵局，一統天下，「簡寬「的賦稅就是重要助力。
不過元朝立國之後，出現了一個問題，就是朝廷的行政能力比預計弱的多。放出去的事情，就根本收不回來了。
在北方延續丁稅地稅的同時，元朝還允許江南繼續維持宋制，並且在宋代秋夏兩稅的基礎上大幅調降基準，等於各地的稅制都不一樣。北方戰事結束後，元廷又特令沿用宋斗斛計量，不用調整，使得紙面稅率就較南宋降低30%以上。在福建，元朝甚至直接採取「自報田畝「的政策，等於朝廷成了叫花子，大家給多少，全看對大元有多少善心。而且即便明知這樣會大量瞞報，仍維持低稅率。
而且，元廷似乎分不清地方上的大地主，和實際承擔稅收負擔的農民之間的區別。政策過於「寬省」，官府又沒有執行能力，使得連這種紙面上的稅收都無法維持。在蒙古軍戶幾乎完全破產、河北軍戶也在承受實物徵發與鈔法貶值雙重壓迫的同時，江南地主反而可以通過各種手法，繼續逃避稅收。這些或合法或不法的手段，甚至都能疊加————哪怕在湖州這樣的江南核心糧產區，地主都能通過「以熟為荒「等手段，繼續降低稅率。只這一種辦法，又能免去三分之一。
結果，人口繁盛、富甲天下的江南，提供的稅賦只占了元廷總收入的2.7%，當時的名人也紛紛在江南廣置田產。像是名士趙孟，他家的田莊，納秋糧時，一畝地只用給六升，這還是名聲太大不好推脫的情況。等到元朝想要解決這個問題的時候，也同樣無能為力。
在塞里斯乃至全世界的農耕區，這個時代，政權最基本也最穩定的稅收，始終都是農業稅。可以說，這個稅種決定了國家財政的下限，是穩定國家機器的壓艙石。然而，大元立國以來，連土地的清丈問題都搞不清楚。
至於經濟發達的東南地區，「田籍「更是長期混亂，既找不到主人是誰，也不知道該收多少。
元仁宗至元文宗統治期間，朝廷曾多次派出專人，在大江南北清理田畝，結果越調查越糊塗。朝廷本身，也陷入極大混亂，根本沒有徹底清查的能力。因此，當時的文人一邊感慨，大元「賦稅甚輕，徭役極省「，實在是仁政的典範；另一方面，又承認整個元代，都是「迄無田制「的狀態。
當然，就像其他很多權力體系一樣，在大元秉持「無政府主義治國」的同時，國家內部並不會真的出現田制的真空。朝廷不管，那就會有其他人去管。
因此，各地田主、商人，紛紛開始制定自己的規則。陳文康一家也因此迅速富裕起來，從普通商人，成為一方豪巨。等到元末，秩序崩潰，他們家因為世受大元恩惠，自然也行動起來，武裝保衛大汗。
而且，福建的情況，比其他地方，還要更為特殊。在這邊，最大的問題，甚至都不是混戰的起義軍和士紳武裝了。
當時，在泉州地區的波斯人，也趁機組織了一批「義兵」，稱為亦思巴奚軍。一開始的時候，他們也是和其他各地的情況差不多，不管蒙古人、色目人、漢人，總之就是大家相互結盟，彼此打來打去，亂作一團。但這些波斯兵太過逆天，不久之後，就連之前和他們結盟的當地元紳，都受不了他們。
最後，當地實力最強的親元派軍閥陳友定帶兵來到泉州，其他大族紛紛響應，連波斯人扶持的當地漢人官吏，也徵集民兵，轉過來一起攻打亦思巴奚軍。
關鍵時刻，發現波斯人大勢已去，城裡的阿拉伯人立刻反水，不但不幫教友進行抵抗，還打開城門，帶元軍入城。之後，還給元軍帶路，四處捕殺逃亡的波斯人，摧毀他們的寺廟。
最終，亦思巴奚軍近乎全滅，波斯人藏匿的天方寺也全部被搗毀。只有阿拉伯人的大廟，因為站隊積極，堅定支持大元追殺波斯人，得以保留下來。
波斯人戰鬥力不強，之前只能和當地豪紳的民兵打來打去，遇到陳友定這個級別的正規武裝，就直接完蛋了。但他們造成的破壞，卻十分巨大，而且持續禍禍了很長時間。因此，事後，當地人痛定思痛，開始反思之前的政策，考慮後面應該做什麼。
之前，在各大商港，大元也都推行高水平開放政策，推動海上貿易自由化。對於來往商船和各國商人，態度十分開放包容。泉州港作為當時大元、甚至世界上最繁華的港口，每年都能提供巨額的課稅和舶來商品。因此，大元也非常重視營商環境，給能夠帶來財稅的大商人，直接提供各種保護乃至特權。
朝廷專門起用在泉州經商的阿拉伯、波斯巨商，只要他們向政府交納額定的舶來貨品和額定課稅，就可授官，掌握實權。而且不止在地方，當地縣誌說，有些「蕃商」能夠「以貨得參省，勢震中外，脅戶部令下四鹽場引自為市」，直接對朝廷施壓，對戶部發號施令。大元朝廷對此無可奈何，只能外國大商人說什麼，就是什麼。好在地方上有堅持原則的士紳，帶頭堅決抵制，才讓外國商人控制鹽場的計劃意外失敗。
而亦思巴奚戰亂的首腦賽甫丁、阿迷里丁兩人，就都是因貿易捐官和保衛泉州港有功，在泉州被授予「義兵萬戶」，掌握保衛泉州港的地方武裝。他們這一系的人，在泉州前後經營七十多年，可謂樹大根深。而他們的核心力量，就是從海上來的波斯人。
亦思巴奚兵亂被平定之後，當地干紳便改變了對外國人、尤其是波斯人的態度。因為地理原因，許多當地大商人同樣經營海貿，對於海上商路的運行，心裡是有數的。他們認為，既然這些波斯人沿著海上商路過來，那麼他們肯定不止在泉州這一個地方有據點。沿途那些商棧和商業殖民點的力量，未必比泉州的亦思巴奚軍弱。
要是放任不管，那麼這些人很可能還要捲土重來。因為只要貿易還在進行，源源不斷的利潤就會和之前一樣，驅使從波斯本土到沿線商棧的人，不斷再湧向商路的末端—一泉州。
有些熟讀歷史的士紳也警告說，當年嶺南的廣州也遭遇過這種情況。唐末的時候，廣州的波斯和大食商人，就率領自己的同族發動了叛亂，甚至一度驅逐了唐朝設置的官員，霸占了廣州港。不過當時黃巢正好南下，兩邊碰上之後，波斯軍大敗，廣州的外國人被殺戮一空。但城市和港口也受到了嚴重破壞，因此不復往日繁榮了。
在士紳們眼中，黃巢和波斯人屬於黑吃黑，不可能指望每次都有這麼巧的好事。而且現在這個樣子，泉州港已經禁不起再一次折騰了。為今之計，只有大家主動配合起來，主動出擊，沿著商路南下，清理沿途波斯人，才能阻止這件事情，防止重蹈覆轍。
當時還是個年輕愣頭青的陳文康，就主動承擔起了這個任務。他設法說服了家裡長輩，疏通關係，從陳友定那邊借來幾名軍官，訓練自己的僕從、水手，然後出海追擊波斯人。
那會兒的時機也比較好。波斯人一向人厭狗嫌，此時正是失勢的時候，因此大家都樂意配合他行動。在殘存的阿拉伯商人的帶領下，他開始帶人在從福建到巨港的廣袤南洋活動，四處搜索和摧毀波斯商棧，清洗波斯商人的定居點。在這個過程中，不但靠打擊波斯人，積累了巨萬財富，也鍛鍊出了一套成熟的作戰思路。
然而，他忙完了手頭的工作之後，才發現，老家的環境，居然又突然變化了。
朱元璋從北方南下，打破了當地的環境。當地的力量不足以對抗明軍，連最強大的陳友定，都被擊敗了。元朝的統治就此土崩瓦解。
大元統治時間雖然不長，但在當地深得民心。和其他地方不同，雖然普通人還是沒有什麼抵抗意願，以至於各地居民經常反水，連軍隊都容易潰散，但這邊，還是有眾多官吏士紳堅持到最後，為大元死節盡忠者不可勝數。
陳友定兵敗後，退入省堂，整理衣冠，面向北面兩拜之後，吞藥自殺。結果，所部將士爭相打開城門，接納明軍。明軍入城之後，奔去看陳友定，發現他仍未斷氣，便將他抬出水東門。正巧遇上大雷雨，陳友定甦醒過來，被戴上械鎖送往京城。
之後，陳友定入宮拜見，朱元璋指責他。陳友定厲聲說道：「國破家亡，要殺就殺，不必多言。」朱元璋於是將他與其子陳海一起處死。他屬下參政尹克仁、宣政使朵耳麻等都拒降而死。另外，還有簽院柏帖木兒在樓下堆積柴火，殺死妻妾及二個女兒之後，放火自焚：漳州路達魯花赤迭里彌實穿上公服，北面再拜，引斧斫印章，以佩刀刺喉而死。時人把他倆和陳友定，稱為「閩有三忠」。
在這種氛圍下，海外的陳文康等人，雖然早就對形勢不甚樂觀，但聽說老家就這麼突然沒了，可謂晴天霹靂一般。許多人也因此陷入恐懼和彷徨之中。究竟何去何從，就成了最大的難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