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群情激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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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廣播裡的聲音還沒落盡,三車間已經炸了。

  那個頭髮花白的老鉗工把扳手往檯面上重重一拍,鐵碰鐵,發出哐當一聲悶響。

  他臉上的皺紋繃得緊緊的,嘴唇抖了兩下,嗓子眼裡擠出一句話:「鍾大山,老鍾,保衛處的大隊長。」

  旁邊一個四十來歲的車工問他是不是認識,老鉗工轉過頭,眼眶已經紅了,聲音粗得像砂紙:「什麼叫認識?老鍾當年在三車間後牆根底下按住兩個特務,身上著了火都沒鬆手。他拿命換下來的車間,他兒子現在連口飽飯都吃不上!」

  他把手套往地上一摔:「不幹了,找廠長去!」

  車床邊,幾個年輕學徒工已經把機器停了,一個二十出頭的小伙子握著拳頭,臉漲得通紅,衝著車間門口喊:「師哥師姐們,都聽見了嗎!烈士的兒子!撫恤金三年沒見著!餓得在地上爬不起來!這他媽是人幹的事嗎!」

  他這話一出,車間裡叮叮噹噹的響聲全停了,幾十號工人把手裡的活撂下,有人解了圍裙,有人摘了套袖,有人把帽子往桌上一拍。

  一個四十多歲的女工站在人群里,眼圈已經紅透了,她拽了拽旁邊工友的袖子,聲音發顫:「我家男人前年走的,廠里撫恤補貼按月發,一分沒少過。他怎麼就能三年見不著錢?十五歲啊,跟我家老大同年,我家老大還在上學,他就得去搬白菜?」

  旁邊有人接了句「這事兒必須查」,女工用手背擦了一下眼角,聲音突然尖了起來:「查!不光查,還得查到底!咱們工人哪天不是拿命在幹活?萬一哪天我也沒了,我的孩子是不是也要餓死?今天不給鍾家一個交代,明天誰還敢拼命!」

  這話像一根火柴扔進了油桶里,車間裡幾十號人齊聲吼了起來:「對!查!查他個底掉!誰敢貪烈士的撫恤金,誰就得蹲大牢!」

  有人已經朝車間門口涌了過去,腳步聲混雜著怒吼,整個三車間都在嗡嗡作響。

  消息在三車間炸開的時候,二車間和四車間的喇叭底下也早已沒人幹活了,二車間的鍛工班長老趙是個膀大腰圓的壯漢,幹了一輩子鍛工,身上被火星子燙的疤數都數不過來。

  他聽完廣播,站在鐵砧子邊上半天沒動,然後轉過身,悶聲說了一句:「三年沒見一分錢。」

  他重複了一遍,聲音越來越大:「三年!一分錢!這撫恤金是給人家孤兒寡母的活命錢!誰的髒手敢往上伸?」

  他把手裡的鐵鉗子往地上一摜,鐵鉗砸在水泥地上彈起來又落下,火花濺了半尺高:「弟兄們,活先撂下,去辦公樓!」

  二車間的門嘩啦一下全開了,工人從車間裡湧出來,像開了閘的水,有人手裡還拿著扳手,有人臉上的汗都沒顧上擦。

  與此同時,食堂的胖師傅解了白圍裙往案板上一扔,和面的手都沒洗,沾著滿手的麵粉就沖了出去。

  鍋爐房的、倉庫的、後勤的,全都放下了手裡的活。

  廠區主幹道上的人越來越多,灰藍色的工裝像潮水一樣往辦公樓的方向涌。

  辦公樓前的小廣場已經站滿了人,粗略看去至少四五百號。

  有人在喊「叫廠長出來」,有人在喊「保衛處的人呢」,有人在高呼「嚴查碩鼠,絕不姑息」。

  一個年輕工人舉著拳頭喊了一嗓子:「工人兄弟們!咱們工人老大哥流血流汗不流淚!可烈士的兒子流血又流淚!這事不查清楚,咱們誰還有心思幹活!」

  周圍幾百號人應聲而吼,聲浪撞在辦公樓的灰牆上又彈回來,震得窗戶玻璃嗡嗡顫。

  辦公樓二層的窗戶後面,有幾個科室幹部探頭往下看了一眼,又趕緊縮了回去。

  楊廠長的辦公室里沒有動靜,門緊閉著,窗簾拉得嚴嚴實實。

  保衛處的幾個人站在辦公樓門口,手足無措地擋著門,被前排的工人推搡著往後退了兩步。

  他們也不敢硬攔——哪個保衛幹事敢在這時候跟幾百號工人對著幹?

  更大的喧囂從廠區大門那邊湧來了。

  軋鋼廠的高音喇叭是老式的大功率擴音設備,聲音能傳出去好幾條胡同。

  鍾國勝在廣播裡說的話,不但廠區里聽得清清楚楚,廠區周圍的居民區也聽得一清二楚。

  交道口、南鑼鼓巷、鼓樓東大街——附近的居民紛紛放下手裡的活,走出家門,匯聚到胡同口。

  「是軋鋼廠的喇叭吧?烈士的兒子,造孽喲!」


  一個頭髮花白的老太太拄著拐杖站在胡同口,一邊抹眼淚一邊跟旁邊的鄰居念叨:「我聽著那孩子的聲音,才十八歲,媽沒了,爹是烈士,怎麼就沒人管?」

  糧店的老夥計把糧斗往櫃檯上一擱,走到門口,衝著軋鋼廠的方向罵了一句:「吃絕戶吃到烈士頭上,喪良心!」

  副食店的胖大姐紅著眼眶把圍裙解下來往凳子上一扔,跟旁邊的售貨員說:「我就知道他爸是烈士,他爸是鍾大山,那年抓特務死的。可我不知道他過成這樣!搬一上午白菜掙兩毛錢,啃的是涼窩頭。上回我見他蹲在門口啃窩頭,還問了一句『你不是烈屬嗎』,他沒吭聲。這孩子是受了多少委屈才開不了口?」

  胖大姐嗓子裡像堵了什麼東西,聲音哽咽著說不下去了:「今天我休息一天,去軋鋼廠門口守著,這孩子在我門口乾了三年活,今天我得去給他撐這個場子。」

  胡同里的人越聚越多,有提著菜籃子的婦女,有蹲在牆根下棋的老頭,有剛放學的半大孩子。

  有個穿灰布棉襖的中年人推著自行車站在人群里,皺著眉說:「三年了,街道辦管什麼了?派出所管什麼了?沒人管,孩子被逼得跑到軋鋼廠廠里用喇叭喊,這都什麼事!」

  人流開始自發地朝軋鋼廠大門的方向匯聚,大門外面是胡同,胡同里站滿了人,有人擠不進去就站在牆根底下踮著腳往裡看。

  他們不是工人,不能進廠區,但都站在大門口不走,里三層外三層地堵在門口。

  有人在朝裡面喊:「一定要查!」

  有人舉著胳膊高喊:「不能放過一個貪官!」

  「工人老大哥」這個稱呼,在這個年代不是一句空話,工人的地位擺在那裡,他們是國家的脊梁骨,是受人尊敬的群體。

  這些圍在廠門口的居民裡頭,有不少是工人的家屬,他們聽著喇叭里那個十八歲孩子的控訴,心裡的第一反應不是同情,是一種更冷更沉的東西——唇亡齒寒。

  今天鍾大山的兒子是這個下場,明天呢?

  萬一自己家裡的頂樑柱倒了,孩子會不會也被人這樣吃干抹淨?

  這已經不只是同情了,是恐懼,是憤怒,是所有靠自己雙手吃飯的人骨子裡的同仇敵愾。

  大國工匠,鐵骨錚錚,在爐前和車床前為國家流汗;他們不怕犧牲,可今天卻為了一個死後不體面的兄弟集體紅了眼。

  這不是施捨的憐憫,是滾燙的尊嚴——沒有給烈士應有的體面,這是糟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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