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四章 丹麥的變故
老毛奇停頓了一下，目光掃過在場的每一位軍官：「因為我們不知道戰爭何時會到來，我們也必須在它到來之前，就提前做好準備。」
羅恩站在老毛奇的身旁，趁著國王威廉一世在現場的難得機會，朗聲開口道：「從明天起，各部隊的指揮官需要將新式指揮方式的報告整理上交。」
「以模範步兵團的訓練方式為基礎，修改訓練大綱。三個月內，全軍所有步兵團必須開始學習和演練新的指揮方式。」
觀摩台上的高級軍官們交換著眼神，有人表情興奮，有人陷入沉思，同時也有人臉色非常難看。
但是無論他們的態度如何，這場被國王本人親自觀摩的演習，都已經改變了某種東西——某種根植於普魯士陸軍軍隊骨髓里的傳統觀念，在今天被打開了一道裂縫。
而在剛剛發言兩人身後，威廉一世依舊沉默地坐在觀摩台上。
沒有人知道這位普魯士的老國王在想什麼。
演習結束後的一周里，整個波茨坦和柏林的軍營中，所有軍官和士兵都在談論這場令人大跌眼鏡的勝利。
模範步兵團的軍官們成為了普魯士陸軍中最受追捧的一群人，他們被不斷邀請到各個部隊的軍官會議中去講述這場演習的戰術細節。
當然，這些年輕軍官們講述的具體內容經過了卡爾和老毛奇的共同審定。
與此同時，這次演習的結果引起了包括羅恩在內的一些軍方高層的警惕——不是對卡爾這位王室成員，而是對那位老將軍所代表的一批舊派軍官的擔憂。
如果在未來的戰場上，這些固守舊戰術的指揮官們真的遭遇了類似演習中的情況，後果可能遠比一次演習的失敗要嚴重得多。
羅恩開始有計劃地推動軍官輪訓制度，每一個團級以上的指揮官都必須到參謀部接受為期一至兩個月的新戰術理論培訓。
雖然遭遇了不少阻力。但是國王威廉一世還是默許了這種舉措。加之羅恩和老毛奇在軍隊中的權威，這項制度還是迅速地推行了下去。
而卡爾所指揮的模範團，則成為了新戰術培訓的活教材——老毛奇編寫的戰術手冊和年輕軍官們的演習復盤報告，被分發給各個部隊。
也就是在1863年春天，老毛奇在總參謀部召開了一次更大範圍的軍事會議。這一次，幾乎普魯士的所有部隊都派出了代表。
會議的核心議程只有一個——總參謀部正式向全軍推廣以任務式指揮為核心的新的普魯士陸軍戰術體系。
老毛奇在這些會議中開始不斷回顧過去兩年的軍事改革進程，分析歐洲各國軍隊的現狀。
「總參謀長閣下，」一名來自東普魯士的少將站起身，「我承認，在波茨坦的那場演習，卡爾殿下的模範團令我們全軍上下都為之嘆服。」
「但是一次演習的結果就能夠證明新戰術在所有的情況下都有效嗎？如果遇到不同的天氣、不同的地形……那麼，這樣的戰術還能總是奏效嗎？」
老毛奇沒有直接回答，而是將目光轉向了坐在會議室另一邊的卡爾。
所有人的目光也隨之聚焦在這位年輕的第二王子身上。卡爾站起身，向那位少將微微頷首示意。
「將軍閣下，您提出了一個非常好的問題。」卡爾說道，「一次演習的勝利，所能代表的東西確實有限。」
「不過，我認為，一種戰術思想的真正價值不在於某一次成功的演習或某一場順利的戰鬥，而在於它是否能夠成為軍隊整個指揮和作戰的有效的組成部分。」
「所以毛奇總參謀長閣下才主張這次變革擴張到更多的部隊，在不同的地形、不同的假想敵、不同的作戰條件下進行反覆的驗證。」
理論必須接受實踐的檢驗，而實踐的結果又會反過來完善理論。接受過前世教育的卡爾，對這一點再清楚不過了。
「那麼，卡爾殿下。」那位少將繼續追問道，「如果這種反覆驗證的結果，和您與總參謀長閣下預先的設想並不一致呢？」
「那我們就修正設想，而不是修正事實。」卡爾的回答相當乾脆利落。
這次會議之後，普魯士全軍開始了大規模的指揮思想的改革。
又過了幾個月，1863年的夏天，丹麥國王弗雷德里克七世的身體狀況急劇惡化。
歐洲大陸的目光開始聚焦於日德蘭半島，什勒斯維希與霍爾斯坦的問題正在從一個被很多人討論的外交爭端，變成一處隨時有可能引爆的火藥桶。
老毛奇和羅恩都已經感受到戰爭不再是一個「是否會發生」的問題了，而是一個「何時會發生」的問題。
他們加快了軍事改革的收尾工作，確保普魯士軍隊能夠在戰爭爆發時做好充分的準備。
精力驚人的俾斯麥在首相辦公室里已經連續工作了十個多小時。
他的面前攤著來自哥本哈根、維也納、倫敦、巴黎和聖彼得堡的外交電報，這個光頭男人一邊喝著黑咖啡，一邊在腦子裡飛速推演著各種可能的局勢發展。
他需要一個契機，一個能夠讓普魯士在對丹麥戰爭中獲得道德上的正當性和外交上主動權的契機。
而丹麥人此時正在把這個契機親手送到普魯士人的面前。
11月，弗里德里克七世去世，克里斯蒂安九世繼位。在丹麥國內民族主義情緒的壓力下，這位新任的國王簽署了《十一月憲法》，公然宣布將石荷蘇益格正式併入丹麥。
普魯士舉國譁然，柏林全城沸騰。
報紙上鋪天蓋地都是關于丹麥何時的蘇益格的報導，街頭巷尾到處都在談論德意志同胞在丹麥統治下遭受的「壓迫和不公」。
一些激進的團體甚至組織了遊行，呼籲普魯士王室與政府採取行動，軍官們更是群情激奮一封又一封的請戰書被送到參謀部和戰爭部。
但俾斯麥看到這份憲法文本的電報譯文時，差點笑出聲來，這人正愁沒辦法尋釁呢。
羅恩站在老毛奇的身旁，趁著國王威廉一世在現場的難得機會，朗聲開口道：「從明天起，各部隊的指揮官需要將新式指揮方式的報告整理上交。」
「以模範步兵團的訓練方式為基礎，修改訓練大綱。三個月內，全軍所有步兵團必須開始學習和演練新的指揮方式。」
觀摩台上的高級軍官們交換著眼神，有人表情興奮，有人陷入沉思，同時也有人臉色非常難看。
但是無論他們的態度如何，這場被國王本人親自觀摩的演習，都已經改變了某種東西——某種根植於普魯士陸軍軍隊骨髓里的傳統觀念，在今天被打開了一道裂縫。
而在剛剛發言兩人身後，威廉一世依舊沉默地坐在觀摩台上。
沒有人知道這位普魯士的老國王在想什麼。
演習結束後的一周里，整個波茨坦和柏林的軍營中，所有軍官和士兵都在談論這場令人大跌眼鏡的勝利。
模範步兵團的軍官們成為了普魯士陸軍中最受追捧的一群人，他們被不斷邀請到各個部隊的軍官會議中去講述這場演習的戰術細節。
當然，這些年輕軍官們講述的具體內容經過了卡爾和老毛奇的共同審定。
與此同時，這次演習的結果引起了包括羅恩在內的一些軍方高層的警惕——不是對卡爾這位王室成員，而是對那位老將軍所代表的一批舊派軍官的擔憂。
如果在未來的戰場上，這些固守舊戰術的指揮官們真的遭遇了類似演習中的情況，後果可能遠比一次演習的失敗要嚴重得多。
羅恩開始有計劃地推動軍官輪訓制度，每一個團級以上的指揮官都必須到參謀部接受為期一至兩個月的新戰術理論培訓。
雖然遭遇了不少阻力。但是國王威廉一世還是默許了這種舉措。加之羅恩和老毛奇在軍隊中的權威，這項制度還是迅速地推行了下去。
而卡爾所指揮的模範團，則成為了新戰術培訓的活教材——老毛奇編寫的戰術手冊和年輕軍官們的演習復盤報告，被分發給各個部隊。
也就是在1863年春天，老毛奇在總參謀部召開了一次更大範圍的軍事會議。這一次，幾乎普魯士的所有部隊都派出了代表。
會議的核心議程只有一個——總參謀部正式向全軍推廣以任務式指揮為核心的新的普魯士陸軍戰術體系。
老毛奇在這些會議中開始不斷回顧過去兩年的軍事改革進程，分析歐洲各國軍隊的現狀。
「總參謀長閣下，」一名來自東普魯士的少將站起身，「我承認，在波茨坦的那場演習，卡爾殿下的模範團令我們全軍上下都為之嘆服。」
「但是一次演習的結果就能夠證明新戰術在所有的情況下都有效嗎？如果遇到不同的天氣、不同的地形……那麼，這樣的戰術還能總是奏效嗎？」
老毛奇沒有直接回答，而是將目光轉向了坐在會議室另一邊的卡爾。
所有人的目光也隨之聚焦在這位年輕的第二王子身上。卡爾站起身，向那位少將微微頷首示意。
「將軍閣下，您提出了一個非常好的問題。」卡爾說道，「一次演習的勝利，所能代表的東西確實有限。」
「不過，我認為，一種戰術思想的真正價值不在於某一次成功的演習或某一場順利的戰鬥，而在於它是否能夠成為軍隊整個指揮和作戰的有效的組成部分。」
「所以毛奇總參謀長閣下才主張這次變革擴張到更多的部隊，在不同的地形、不同的假想敵、不同的作戰條件下進行反覆的驗證。」
理論必須接受實踐的檢驗，而實踐的結果又會反過來完善理論。接受過前世教育的卡爾，對這一點再清楚不過了。
「那麼，卡爾殿下。」那位少將繼續追問道，「如果這種反覆驗證的結果，和您與總參謀長閣下預先的設想並不一致呢？」
「那我們就修正設想，而不是修正事實。」卡爾的回答相當乾脆利落。
這次會議之後，普魯士全軍開始了大規模的指揮思想的改革。
又過了幾個月，1863年的夏天，丹麥國王弗雷德里克七世的身體狀況急劇惡化。
歐洲大陸的目光開始聚焦於日德蘭半島，什勒斯維希與霍爾斯坦的問題正在從一個被很多人討論的外交爭端，變成一處隨時有可能引爆的火藥桶。
老毛奇和羅恩都已經感受到戰爭不再是一個「是否會發生」的問題了，而是一個「何時會發生」的問題。
他們加快了軍事改革的收尾工作，確保普魯士軍隊能夠在戰爭爆發時做好充分的準備。
精力驚人的俾斯麥在首相辦公室里已經連續工作了十個多小時。
他的面前攤著來自哥本哈根、維也納、倫敦、巴黎和聖彼得堡的外交電報，這個光頭男人一邊喝著黑咖啡，一邊在腦子裡飛速推演著各種可能的局勢發展。
他需要一個契機，一個能夠讓普魯士在對丹麥戰爭中獲得道德上的正當性和外交上主動權的契機。
而丹麥人此時正在把這個契機親手送到普魯士人的面前。
11月，弗里德里克七世去世，克里斯蒂安九世繼位。在丹麥國內民族主義情緒的壓力下，這位新任的國王簽署了《十一月憲法》，公然宣布將石荷蘇益格正式併入丹麥。
普魯士舉國譁然，柏林全城沸騰。
報紙上鋪天蓋地都是關于丹麥何時的蘇益格的報導，街頭巷尾到處都在談論德意志同胞在丹麥統治下遭受的「壓迫和不公」。
一些激進的團體甚至組織了遊行，呼籲普魯士王室與政府採取行動，軍官們更是群情激奮一封又一封的請戰書被送到參謀部和戰爭部。
但俾斯麥看到這份憲法文本的電報譯文時，差點笑出聲來，這人正愁沒辦法尋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