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4章 懂不懂什麼叫收稅？
1932年六月，洛陽。李宇軒蹲在大隊長官邸門口的台階上，軍裝扣得嚴嚴實實，領口勒得脖子發癢。腰上那把皇太極的刀沒了——上個月抵給戴笠了，換了三百支漢陽造和四十箱手榴彈，從十九路軍手裡倒過來的。
他站起來，拍了拍屁股上的土，走了進去。
大隊長坐在藤椅上喝白開水。桌上擱著一碟花生米，剿共戰報壓在茶杯底下。
「少東家。」
「說。」
「我想去上海。」
大隊長把戰報從茶杯底下抽出來，看了他一眼。「上海沒有匪。」
「有，地下黨。少東家說過，攘外必先安內。安內不能光在江西安，上海是全國的財源。財源穩了，前線才穩。」
大隊長端起白開水喝了一口。
李宇軒站得筆直。這話是大隊長自己說過的，他一個字沒改，重新拼了一遍。
「景誠。」大隊長把杯子放下，「你是嫌洛陽太悶。」
「是。但我也確實想去替少東家看著上海。」
大隊長靠在椅背上，看了他好一會兒。
「去吧。記住，你是去剿匪的。」
「是。」
出了官邸，副官在門口等著。
「師座，校長准了？」
「准了。」
「咱真去上海剿匪？」
李宇軒看了他一眼。「上海沒有匪。」
「那咱去幹什麼？」
「找匪，找不著就造匪，造不出來就查稅。」
副官把這句話記在了本子上。後來這句話在警衛第三師內部傳開了。張靈甫聽了，跟胡璉說師座這話聽著像土匪說的。胡璉說不是像，就是。
六月下旬，上海閘北。
一棟灰撲撲的小洋樓門口掛上了新牌子——「上海特別市剿匪司令部」。字是魏碑體，漆得鋥亮。附近賣生煎的老劉頭路過，歪著腦袋看了半天，回頭跟修鞋的老趙說：「又來一個吃閒飯的。」
老趙嘴裡叼著釘子，含含糊糊回了句：「比上一個牌子大。」
李宇軒住進去頭一天，把張靈甫、胡璉、李彌叫到二樓，窗戶全關上。
「從今天起，上海所有碼頭、倉庫、商鋪，重新核定稅額。」
張靈甫愣了一下。「師座，咱不是來——」
「稅就是剿匪。剿匪要錢，錢從稅來。」李宇軒把一張上海地圖鋪在桌上，手指頭點在十六鋪碼頭，「原來交一百的，現在交一百五。原來交一千的，現在交兩千。」
胡璉皺了皺眉頭。「師座，上海的商人去年剛搞了個廢止內戰大同盟，七十二家商會聯名。咱們這麼搞，他們肯定要鬧。」
「鬧？」李宇軒坐下來，翹起腿，「告訴他們，這錢是校長剿共花的。敢鬧就是反對剿共。反對剿共就是通共。通了共，我就能名正言順查他們的帳。」
李彌第一個笑出聲。「師座，您這邏輯，閉環了。」
「還有。」李宇軒補了一句，「孔祥熙那邊我打過招呼了。收上來的稅，三成歸財政部，三成歸校長，剩下的歸我們。」
胡璉恍然大悟。「怪不得您敢這麼幹。」
「不這麼幹，孔祥熙憑什麼讓我在上海收稅？這是分贓，不是搶。」
戴笠湊過來，小聲問：「老大，那我呢？」
李宇軒看了他一眼，「你拿一成。」
戴笠的眼睛一下子亮了。「謝謝老大！以後上刀山下火海，我戴雨農在所不辭！」
李宇軒白了他一眼。」少廢話。下個月再給我弄兩百支漢陽造。」
接下來的兩個月，十六鋪碼頭的貨主們見識了一樣東西——一個姓劉的湖南兵。
這個湖南兵是張靈甫從師部挑了三天挑出來的。挑的不是誰寫字好，是挑誰寫字慢。姓劉的湖南兵寫字一筆一划，一輛貨車的貨單能寫一刻鐘。態度還特別好，逢人就解釋：「長官說了，字寫不清楚，回頭帳對不上，要挨板子的。」
第三天中午，永安公司的郭經理站在碼頭邊上，看著自己的三車洋布在太陽底下曬著。其中一車是英國進口的細呢料，曬過頭要褪色。
他掏出手帕擦了擦汗，扭頭問副手：「那個剿匪司令部在哪兒？」
郭經理在司令部門口等了四十分鐘。
李宇軒從樓上下來的時候，郭經理的襯衫後背已經濕透了。
「李師長，我那批布——」
「什麼布？」
「洋布。英國貨。在碼頭曬了兩天了——」
「那你就提啊。」
「登記……」
「登記是為了規範稅收，規範稅收是為了支持剿共。郭經理，你不想支持剿共？」
郭經理的額頭又開始冒汗。「想。想支持。但能不能先提貨，稅的事——」
「可以。」李宇軒從抽屜里拿出一張紙，推過去，「每車貨一塊錢通關服務費。包月八折。」
郭經理看著那張價目表，嘴唇哆嗦了半天。比原來交給碼頭稽查的喝茶錢貴了三成。但比貨爛在碼頭便宜。
「我交。」
消息傳出去，第二天碼頭上排隊的貨主少了一大半。全去交錢了。
李彌蹲在二樓窗戶邊上，嗑著瓜子往下看。樓底下商人們排著隊交錢，秩序比銀行櫃檯還整齊。
「師座，您這比杜老闆收保護費還狠。」
「不一樣。」
「哪兒不一樣？」
「杜月笙收錢是為自己。我收錢是為校長。」
「那不都是收錢嗎？」
「他能說自己是奉校長之命收的嗎？」
李彌想了想，把瓜子皮吐到窗外。「也是。」
七月里的一天下午，杜公館派人來遞帖子。杜月笙請吃飯。
李宇軒看完帖子，跟戴笠說：「去。」
晚上六點，杜公館。菜是本幫菜，杜月笙比李宇軒想像中瘦，顴骨高，眼窩深，看人的時候眼珠子不動，像在稱斤兩。
酒過三巡，杜月笙把筷子擱下了。
「李師長，聽說你在碼頭上設了卡子。」
「是。」
「碼頭上有些生意，是我杜某人的朋友在做。你看能不能通融一下？」
李宇軒也把筷子擱下了。「杜老闆的朋友，打八折。」
杜月笙一愣。「那要是我自己的生意呢？」
「打五折。」
杜月笙更愣了。「為什麼我的生意反而更便宜？」
李宇軒一本正經地看著他：「因為我怕你派斧頭幫砍我。」
屋子裡安靜了三秒鐘。
杜月笙忽然哈哈大笑，笑得眼淚都出來了。他拍著桌子，把酒杯都震倒了。
「李師長，你這個人，太有意思了。別人都怕我，只有你，怕得這麼實在。」
李宇軒端起酒杯。「實話。杜老闆的斧頭在上海灘什麼分量，我心裡有數。我能跟別人耍橫，跟杜老闆不行。所以杜老闆的生意，必須最便宜。」
杜月笙收了笑，盯著他看了好一會兒。然後端起酒杯，碰了一下。
「好。李師長這個朋友，我交了。」
從杜公館出來，夜風一吹，戴笠低聲問：「師座，您剛才說的是真的還是演的？」
李宇軒鑽進汽車，把車窗搖下來。「半真半演。」
「哪一半是真的？」
「怕他派斧頭幫砍我是真的。剩下的是演的。」
戴笠沉默了一會兒。「師座，您這實話實說的本事，一般人學不來。」
「廢話。一般人敢跟杜月笙說實話嗎？說實話的前提是，你得讓他覺得你說實話是因為拿他當朋友。拿他當朋友的前提是，你得先讓他笑。」
八月十二號。
十七個商會的代表堵在剿匪司令部門口。領頭的姓周，做糧食生意的，在上海灘算有頭有臉。白布橫幅，黑字——「苛稅猛於虎」。
周老闆站在台階上，整了整領帶，清了清嗓子。
「各位同胞！各位父老鄉親！」
台下十七個代表安靜下來。
「苛稅猛於虎啊！去年長江大水，民不聊生，今年李師長又加稅，我們這些小商人，活不下去了啊！」
他講了足足一刻鐘。從《南京條約》說到關稅自主，從民生凋敝說到苛政如虎，講到動情處，聲淚俱下。台下的代表們紛紛鼓掌。
李宇軒靠在門框上，抽完了一根煙，才慢悠悠走過去。
「周老闆，講完了？」
「講完了。」
「那我問你，去年長江大水，你的糧行漲了多少？」
周老闆的臉僵了一下。「沒、沒漲多少……」
「沒漲多少是多少？」李宇軒從口袋裡掏出一個小本子，翻開，「七月一號，大米從一塊二漲到三塊五。七月五號，漲到四塊。七月十號，漲到五塊。沒錯吧？」
周老闆腿一軟，扶住了旁邊的人。
他站起來，拍了拍屁股上的土，走了進去。
大隊長坐在藤椅上喝白開水。桌上擱著一碟花生米，剿共戰報壓在茶杯底下。
「少東家。」
「說。」
「我想去上海。」
大隊長把戰報從茶杯底下抽出來，看了他一眼。「上海沒有匪。」
「有，地下黨。少東家說過，攘外必先安內。安內不能光在江西安，上海是全國的財源。財源穩了，前線才穩。」
大隊長端起白開水喝了一口。
李宇軒站得筆直。這話是大隊長自己說過的，他一個字沒改，重新拼了一遍。
「景誠。」大隊長把杯子放下，「你是嫌洛陽太悶。」
「是。但我也確實想去替少東家看著上海。」
大隊長靠在椅背上，看了他好一會兒。
「去吧。記住，你是去剿匪的。」
「是。」
出了官邸，副官在門口等著。
「師座，校長准了？」
「准了。」
「咱真去上海剿匪？」
李宇軒看了他一眼。「上海沒有匪。」
「那咱去幹什麼？」
「找匪，找不著就造匪，造不出來就查稅。」
副官把這句話記在了本子上。後來這句話在警衛第三師內部傳開了。張靈甫聽了，跟胡璉說師座這話聽著像土匪說的。胡璉說不是像，就是。
六月下旬，上海閘北。
一棟灰撲撲的小洋樓門口掛上了新牌子——「上海特別市剿匪司令部」。字是魏碑體，漆得鋥亮。附近賣生煎的老劉頭路過，歪著腦袋看了半天，回頭跟修鞋的老趙說：「又來一個吃閒飯的。」
老趙嘴裡叼著釘子，含含糊糊回了句：「比上一個牌子大。」
李宇軒住進去頭一天，把張靈甫、胡璉、李彌叫到二樓，窗戶全關上。
「從今天起，上海所有碼頭、倉庫、商鋪，重新核定稅額。」
張靈甫愣了一下。「師座，咱不是來——」
「稅就是剿匪。剿匪要錢，錢從稅來。」李宇軒把一張上海地圖鋪在桌上，手指頭點在十六鋪碼頭，「原來交一百的，現在交一百五。原來交一千的，現在交兩千。」
胡璉皺了皺眉頭。「師座，上海的商人去年剛搞了個廢止內戰大同盟，七十二家商會聯名。咱們這麼搞，他們肯定要鬧。」
「鬧？」李宇軒坐下來，翹起腿，「告訴他們，這錢是校長剿共花的。敢鬧就是反對剿共。反對剿共就是通共。通了共，我就能名正言順查他們的帳。」
李彌第一個笑出聲。「師座，您這邏輯，閉環了。」
「還有。」李宇軒補了一句，「孔祥熙那邊我打過招呼了。收上來的稅，三成歸財政部，三成歸校長，剩下的歸我們。」
胡璉恍然大悟。「怪不得您敢這麼幹。」
「不這麼幹，孔祥熙憑什麼讓我在上海收稅？這是分贓，不是搶。」
戴笠湊過來，小聲問：「老大，那我呢？」
李宇軒看了他一眼，「你拿一成。」
戴笠的眼睛一下子亮了。「謝謝老大！以後上刀山下火海，我戴雨農在所不辭！」
李宇軒白了他一眼。」少廢話。下個月再給我弄兩百支漢陽造。」
接下來的兩個月，十六鋪碼頭的貨主們見識了一樣東西——一個姓劉的湖南兵。
這個湖南兵是張靈甫從師部挑了三天挑出來的。挑的不是誰寫字好，是挑誰寫字慢。姓劉的湖南兵寫字一筆一划，一輛貨車的貨單能寫一刻鐘。態度還特別好，逢人就解釋：「長官說了，字寫不清楚，回頭帳對不上，要挨板子的。」
第三天中午，永安公司的郭經理站在碼頭邊上，看著自己的三車洋布在太陽底下曬著。其中一車是英國進口的細呢料，曬過頭要褪色。
他掏出手帕擦了擦汗，扭頭問副手：「那個剿匪司令部在哪兒？」
郭經理在司令部門口等了四十分鐘。
李宇軒從樓上下來的時候，郭經理的襯衫後背已經濕透了。
「李師長，我那批布——」
「什麼布？」
「洋布。英國貨。在碼頭曬了兩天了——」
「那你就提啊。」
「登記……」
「登記是為了規範稅收，規範稅收是為了支持剿共。郭經理，你不想支持剿共？」
郭經理的額頭又開始冒汗。「想。想支持。但能不能先提貨，稅的事——」
「可以。」李宇軒從抽屜里拿出一張紙，推過去，「每車貨一塊錢通關服務費。包月八折。」
郭經理看著那張價目表，嘴唇哆嗦了半天。比原來交給碼頭稽查的喝茶錢貴了三成。但比貨爛在碼頭便宜。
「我交。」
消息傳出去，第二天碼頭上排隊的貨主少了一大半。全去交錢了。
李彌蹲在二樓窗戶邊上，嗑著瓜子往下看。樓底下商人們排著隊交錢，秩序比銀行櫃檯還整齊。
「師座，您這比杜老闆收保護費還狠。」
「不一樣。」
「哪兒不一樣？」
「杜月笙收錢是為自己。我收錢是為校長。」
「那不都是收錢嗎？」
「他能說自己是奉校長之命收的嗎？」
李彌想了想，把瓜子皮吐到窗外。「也是。」
七月里的一天下午，杜公館派人來遞帖子。杜月笙請吃飯。
李宇軒看完帖子，跟戴笠說：「去。」
晚上六點，杜公館。菜是本幫菜，杜月笙比李宇軒想像中瘦，顴骨高，眼窩深，看人的時候眼珠子不動，像在稱斤兩。
酒過三巡，杜月笙把筷子擱下了。
「李師長，聽說你在碼頭上設了卡子。」
「是。」
「碼頭上有些生意，是我杜某人的朋友在做。你看能不能通融一下？」
李宇軒也把筷子擱下了。「杜老闆的朋友，打八折。」
杜月笙一愣。「那要是我自己的生意呢？」
「打五折。」
杜月笙更愣了。「為什麼我的生意反而更便宜？」
李宇軒一本正經地看著他：「因為我怕你派斧頭幫砍我。」
屋子裡安靜了三秒鐘。
杜月笙忽然哈哈大笑，笑得眼淚都出來了。他拍著桌子，把酒杯都震倒了。
「李師長，你這個人，太有意思了。別人都怕我，只有你，怕得這麼實在。」
李宇軒端起酒杯。「實話。杜老闆的斧頭在上海灘什麼分量，我心裡有數。我能跟別人耍橫，跟杜老闆不行。所以杜老闆的生意，必須最便宜。」
杜月笙收了笑，盯著他看了好一會兒。然後端起酒杯，碰了一下。
「好。李師長這個朋友，我交了。」
從杜公館出來，夜風一吹，戴笠低聲問：「師座，您剛才說的是真的還是演的？」
李宇軒鑽進汽車，把車窗搖下來。「半真半演。」
「哪一半是真的？」
「怕他派斧頭幫砍我是真的。剩下的是演的。」
戴笠沉默了一會兒。「師座，您這實話實說的本事，一般人學不來。」
「廢話。一般人敢跟杜月笙說實話嗎？說實話的前提是，你得讓他覺得你說實話是因為拿他當朋友。拿他當朋友的前提是，你得先讓他笑。」
八月十二號。
十七個商會的代表堵在剿匪司令部門口。領頭的姓周，做糧食生意的，在上海灘算有頭有臉。白布橫幅，黑字——「苛稅猛於虎」。
周老闆站在台階上，整了整領帶，清了清嗓子。
「各位同胞！各位父老鄉親！」
台下十七個代表安靜下來。
「苛稅猛於虎啊！去年長江大水，民不聊生，今年李師長又加稅，我們這些小商人，活不下去了啊！」
他講了足足一刻鐘。從《南京條約》說到關稅自主，從民生凋敝說到苛政如虎，講到動情處，聲淚俱下。台下的代表們紛紛鼓掌。
李宇軒靠在門框上，抽完了一根煙，才慢悠悠走過去。
「周老闆，講完了？」
「講完了。」
「那我問你，去年長江大水，你的糧行漲了多少？」
周老闆的臉僵了一下。「沒、沒漲多少……」
「沒漲多少是多少？」李宇軒從口袋裡掏出一個小本子，翻開，「七月一號，大米從一塊二漲到三塊五。七月五號，漲到四塊。七月十號，漲到五塊。沒錯吧？」
周老闆腿一軟，扶住了旁邊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