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49章 我們扛不住的
陳時安的公開表態，像一把火扔進了乾柴堆。
第二天，全美利聯邦的報紙、廣播、電視，鋪天蓋地全是他的那番話。
「賓州政府能做到的事，聯邦政府為什麼做不到？」
「這個國家不是沒有錢， 是想不想做的問題。」
「你們的選票不是遊說集團給的，是民眾給的。」
「「把法案拿出來，公投。」
每一句都被反覆播放，每一句都在民眾心裡炸開。
於此同時人民黨的各地黨支部接到最高領袖的指示後，幾乎是在同一時間行動起來。
社區中心、教堂、工會大廳、學校禮堂，到處都在舉辦公開的集會和宣講。
不是政客講話，是普通人上台。
講他們的故事，講他們的帳單，講他們被拒保的屈辱，講他們從墨西哥偷運藥品的無奈。
在印第安納，一個社區中心的集會上，一個中年女人站在台上，手裡拿著一張醫院帳單，手在發抖。
她沒有哭，只是站在那裡，把帳單上的數字念了一遍。
念完之後，台下有人帶頭鼓起了掌。
掌聲不大，但很久。
在西維吉尼亞，一個退休礦工站在工會大廳里，手裡拿著一個藥瓶。
就是馬歇爾在聽證會上掏出的那種。
他把藥瓶舉過頭頂，對著台下說：
「這就是我的命。四十美元一瓶，從墨西哥來的。在美利聯邦，一百二十。」
台下沒有人說話，所有人都盯著那個藥瓶。
在芝加哥，一個黑人老太太在教堂里講完自己的故事後，台下一個年輕女人站了起來。
她說她從來沒有問過政治，但這一次，她要去問問她的議員。
你到底是站在哪一邊？
這一天，全美利聯邦四千萬人民黨黨員同時行動了起來。
不是開會，不是學習，是敲門。
挨家挨戶地敲門。
問的不是「你支持誰」，而是「你知道這個法案嗎？」
「你知道它會怎麼改變你的生活嗎？」
「你知道誰在阻撓它嗎？」
四千萬黨員，加上他們的家人、鄰居、工友、教友。
這張網，一夜之間鋪滿了全美利聯邦的每一個社區、每一條街道、每一戶人家。
隨後國會山的電話線被打爆了。
議員們的辦公室被信件淹沒。
不是在華盛頓的辦公室，是在各自選區的辦公室。
選民們湧進來，問同一個問題：
「你對全民醫保是什麼態度？你什麼時候投票？」
民調在幾天之內發生了劇烈變化。
《紐約時報》和CBS的聯合民調顯示，支持全民醫保的民眾比例從聽證會前的百分之四十八，跳到了百分之七十三。
遊說集團花幾千萬買的GG，專家們一條一條列出的數據，全都被衝散了。
不是因為陳時安說了什麼漂亮話，是因為艾米莉的帳單、馬歇爾的藥瓶、那些在各地集會上站起來的普通人。
每一個故事都是一巴掌，扇在「再研究研究」的臉上。
幾天後，國會山，勞工與公共福利委員會主席辦公室。
派屈克坐在辦公桌後，面前的報紙、信件、簡報堆得像一座小山。
對面沙發上坐著幾個委員會的核心成員——都是民主黨人，都是一臉疲憊。
「我的選區辦公室每天接到幾千個電話。」
一個議員開口，聲音發啞。
「不是遊說集團，不是黨鞭，是選民。」
另一個議員把一份傳單扔到桌上。
艾米莉的帳單，馬歇爾的藥瓶，兩幅圖片並排印在上面，標題是：「你的議員站在哪一邊？」
「他們在我選區里到處發這個。」
派屈克沒有說話，只是看著桌上那堆信。
每一封都是手寫的，有的字跡工整，有的歪歪扭扭。
有人在信里夾了一張醫院帳單，有人夾了一張藥店的收據，有人什麼都沒夾。
派屈克把信放下，靠在椅背上，盯著天花板看了幾秒。
「我以前以為，民意就是報紙上的數字，是民調里的百分比。」
「但這一次不一樣。這一次，民意不是數字，是實實在在的人了。」
沒有人接話。
幾個人抬起頭，看著他。
「陳時安說得對。我們不能再拖了。」
「我們扛不住的。民意已經變成了洪流，我們擋不住的。」
一個議員問：「先生您的意思是？」
「推進。提交給議長，全院公投。讓每一個議員公開表態——支持，還是反對。」
他站了起來，走到窗前。
「誰贊成，誰反對，讓他們自己面對選民。我們不能再替他們擋了。」
「再拖下去，誰知道那些洶湧的民意會做出什麼來.........」
辦公室里安靜了幾秒。
然後，有人點了點頭。
接著，更多的人點了點頭。
派屈克轉過身，看著他們。
「那就這麼定了。」
————————
國會山的另一側，州際與對外貿易委員會主席辦公室。
斯達格特面前的桌上，也堆滿了信件。
不是同一天寄來的，是這幾天陸續到的，一摞一摞，像冬天的雪，越積越厚。
他拿起最上面一封，拆開。
信紙上只有一行字：「馬歇爾是我的工友。他的藥瓶，我在電視上看到了。我想知道，你們什麼時候開始投票？」
他把信放下，又拆開另一封。
這回不是信，是一張醫院帳單，一萬兩千美元，跟艾米莉那張差不多。
帳單背面用鉛筆寫了一行小字：「這張帳單我還沒還完。你們的聽證會，開到什麼時候？」
斯達格特把帳單折好，放回信封里。
他靠在椅背上，把眼鏡摘下來，用衣角慢慢擦著。
鏡片不髒，但他擦了很久。
幾個幕僚站在門口。
這時一個幕僚從外面走來小聲說。
「派屈克那邊已經定了。」
「推進，全院公投。」
斯達格特把眼鏡戴上，看了一眼桌上那堆信。
「我們也推進。」
他的聲音不大，卻很乾脆。
「拖不下去了。」
他沒有解釋為什麼。
第二天，全美利聯邦的報紙、廣播、電視，鋪天蓋地全是他的那番話。
「賓州政府能做到的事，聯邦政府為什麼做不到？」
「這個國家不是沒有錢， 是想不想做的問題。」
「你們的選票不是遊說集團給的，是民眾給的。」
「「把法案拿出來，公投。」
每一句都被反覆播放，每一句都在民眾心裡炸開。
於此同時人民黨的各地黨支部接到最高領袖的指示後，幾乎是在同一時間行動起來。
社區中心、教堂、工會大廳、學校禮堂，到處都在舉辦公開的集會和宣講。
不是政客講話，是普通人上台。
講他們的故事，講他們的帳單，講他們被拒保的屈辱，講他們從墨西哥偷運藥品的無奈。
在印第安納，一個社區中心的集會上，一個中年女人站在台上，手裡拿著一張醫院帳單，手在發抖。
她沒有哭，只是站在那裡，把帳單上的數字念了一遍。
念完之後，台下有人帶頭鼓起了掌。
掌聲不大，但很久。
在西維吉尼亞，一個退休礦工站在工會大廳里，手裡拿著一個藥瓶。
就是馬歇爾在聽證會上掏出的那種。
他把藥瓶舉過頭頂，對著台下說：
「這就是我的命。四十美元一瓶，從墨西哥來的。在美利聯邦，一百二十。」
台下沒有人說話，所有人都盯著那個藥瓶。
在芝加哥，一個黑人老太太在教堂里講完自己的故事後，台下一個年輕女人站了起來。
她說她從來沒有問過政治，但這一次，她要去問問她的議員。
你到底是站在哪一邊？
這一天，全美利聯邦四千萬人民黨黨員同時行動了起來。
不是開會，不是學習，是敲門。
挨家挨戶地敲門。
問的不是「你支持誰」，而是「你知道這個法案嗎？」
「你知道它會怎麼改變你的生活嗎？」
「你知道誰在阻撓它嗎？」
四千萬黨員，加上他們的家人、鄰居、工友、教友。
這張網，一夜之間鋪滿了全美利聯邦的每一個社區、每一條街道、每一戶人家。
隨後國會山的電話線被打爆了。
議員們的辦公室被信件淹沒。
不是在華盛頓的辦公室，是在各自選區的辦公室。
選民們湧進來，問同一個問題：
「你對全民醫保是什麼態度？你什麼時候投票？」
民調在幾天之內發生了劇烈變化。
《紐約時報》和CBS的聯合民調顯示，支持全民醫保的民眾比例從聽證會前的百分之四十八，跳到了百分之七十三。
遊說集團花幾千萬買的GG，專家們一條一條列出的數據，全都被衝散了。
不是因為陳時安說了什麼漂亮話，是因為艾米莉的帳單、馬歇爾的藥瓶、那些在各地集會上站起來的普通人。
每一個故事都是一巴掌，扇在「再研究研究」的臉上。
幾天後，國會山，勞工與公共福利委員會主席辦公室。
派屈克坐在辦公桌後，面前的報紙、信件、簡報堆得像一座小山。
對面沙發上坐著幾個委員會的核心成員——都是民主黨人，都是一臉疲憊。
「我的選區辦公室每天接到幾千個電話。」
一個議員開口，聲音發啞。
「不是遊說集團，不是黨鞭，是選民。」
另一個議員把一份傳單扔到桌上。
艾米莉的帳單，馬歇爾的藥瓶，兩幅圖片並排印在上面，標題是：「你的議員站在哪一邊？」
「他們在我選區里到處發這個。」
派屈克沒有說話，只是看著桌上那堆信。
每一封都是手寫的，有的字跡工整，有的歪歪扭扭。
有人在信里夾了一張醫院帳單，有人夾了一張藥店的收據，有人什麼都沒夾。
派屈克把信放下，靠在椅背上，盯著天花板看了幾秒。
「我以前以為，民意就是報紙上的數字，是民調里的百分比。」
「但這一次不一樣。這一次，民意不是數字，是實實在在的人了。」
沒有人接話。
幾個人抬起頭，看著他。
「陳時安說得對。我們不能再拖了。」
「我們扛不住的。民意已經變成了洪流，我們擋不住的。」
一個議員問：「先生您的意思是？」
「推進。提交給議長，全院公投。讓每一個議員公開表態——支持，還是反對。」
他站了起來，走到窗前。
「誰贊成，誰反對，讓他們自己面對選民。我們不能再替他們擋了。」
「再拖下去，誰知道那些洶湧的民意會做出什麼來.........」
辦公室里安靜了幾秒。
然後，有人點了點頭。
接著，更多的人點了點頭。
派屈克轉過身，看著他們。
「那就這麼定了。」
————————
國會山的另一側，州際與對外貿易委員會主席辦公室。
斯達格特面前的桌上，也堆滿了信件。
不是同一天寄來的，是這幾天陸續到的，一摞一摞，像冬天的雪，越積越厚。
他拿起最上面一封，拆開。
信紙上只有一行字：「馬歇爾是我的工友。他的藥瓶，我在電視上看到了。我想知道，你們什麼時候開始投票？」
他把信放下，又拆開另一封。
這回不是信，是一張醫院帳單，一萬兩千美元，跟艾米莉那張差不多。
帳單背面用鉛筆寫了一行小字：「這張帳單我還沒還完。你們的聽證會，開到什麼時候？」
斯達格特把帳單折好，放回信封里。
他靠在椅背上，把眼鏡摘下來，用衣角慢慢擦著。
鏡片不髒，但他擦了很久。
幾個幕僚站在門口。
這時一個幕僚從外面走來小聲說。
「派屈克那邊已經定了。」
「推進，全院公投。」
斯達格特把眼鏡戴上，看了一眼桌上那堆信。
「我們也推進。」
他的聲音不大，卻很乾脆。
「拖不下去了。」
他沒有解釋為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