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19章 聯邦的反應
聯邦，整個聯邦。
此刻所有在電視機前觀看的人，所有在收聽廣播的人，在此刻被按下了暫停鍵。
從東海岸到西海岸。
從五大湖區到墨西哥灣。
從城市到鄉村。
從工廠到農場。
從酒吧到教堂。
從富人區的客廳到貧民窟的廚房。
所有人都在做同一件事：
盯著屏幕，聽著那個聲音，被那句話釘在了原地。
「到底是誰給你們的權利——這樣肆無忌憚地拿著人民的血汗錢去援助他國？」
沒有人換台。
沒有人起身去倒咖啡。
沒有人說話。
在洛杉磯，好萊塢大道上，一家電器商店的櫥窗前排起了隊。
不是買東西，是看。
櫥窗里擺著一排電視機，
全在放同一個畫面。
路過的人停下來，停下來的人站住了，站住的人走不動了。
一個穿著晚禮服的女人剛從劇院出來，手裡還攥著節目單，站在櫥窗前，忘了身邊穿著西裝的男人在等她。
那個男人沒有催她，因為他也在看。
在芝加市，密西根大道的橋上，一個男人把收音機舉過頭頂，聲音開到最大。
周圍的人圍過來，一個，兩個，十個，二十個。
橋上的行人停下來，騎自行車的人停下來，連一個流浪漢都停下來。
沒有人認識那個舉收音機的人，但所有人都認識那個聲音。
那個聲音在問：「你們到底代表誰？」
橋下的芝加哥河黑沉沉地流著，橋上沒有人動。
在亞特蘭大，馬丁**·金曾經站過的那座教堂里，牧師把收音機帶到了講台上。
不是布道，是聽。
教堂里坐滿了人，沒有人說話，沒有人走動。
那個聲音在問：「我們在乎全世界，就是不在乎自己家門口的事。」
坐在最後一排的一個老婦人，把手裡的聖經攥得緊緊的，眼淚順著臉頰流下來，她沒有擦。
她想起六十年代，想起那個站在同一個地方說話的人。
那時候也有人這樣問過。
————————
在達拉斯，一個戴著牛仔帽的牧場主站在自家客廳里。
電視開著，他妻子坐在沙發上，兩個人誰都沒說話。
他是合眾黨（共和黨）的鐵票，從來不信民憲黨（民主黨）那套，更不信什麼第三黨。
他投了現在的總統兩次，家裡牆上還掛著總統的競選海報。
他妻子幾次說要摘下來，他都沒讓。
但今天，他聽著電視裡那個人一句一句地問他從來沒有想過的問題。
「到底是誰給你們的權利？這樣肆無忌憚地拿著人民的血汗錢去援助他國？」
他摘掉牛仔帽，擱在茶几上，坐下來。
他妻子看了他一眼，沒有問什麼。
電視裡那個人還在說：
「那些錢不是你們的！那是底特律的工人、印第安納的單親母親、是在地底的礦工——是他們的血汗錢！」
牧場主坐在沙發上，兩隻手搭在膝蓋上，盯著屏幕，一動不動。
他妻子偷偷看了他一眼，發現他的嘴唇在微微發抖。
她想說什麼，但不知道該說什麼。
她丈夫從來沒有這樣過。
他是一個硬漢，五十歲了，她從沒見過他發抖。
電視裡那個人說完了最後一句話，摔門走了。
屏幕上只剩下那扇關上的門。
客廳里安靜了很久。
然後牧場主開口了。
「他說得對。」
聲音很輕，像是說給自己聽的。
他妻子轉過頭來看他。
「那些錢，」
「不是他們的。是我們的。是我們交的稅。」
「是我們養牛、種地、幹活掙來的錢。他們拿去送給別人，然後告訴我們——『正在研究』。」
他停了一下。
「我們投了他兩次。」
他看著牆上那張總統的海報。
「兩次。」
他站起來，走到海報前面，站了一會兒。
然後他把海報摘下來，捲成一卷，扔到了垃圾桶。
————————
在華頓市，賓夕法尼亞大道上的遊行隊伍已經麻了。
不是累的，是震的。
被那幾句話震的，頭皮發麻，脊背發涼，從頭到腳像過電一樣。
從議會山傳出來的那些話，從收音機里、從街邊店鋪櫥窗的電視機里，一個字一個字地砸進他們耳朵里，砸進他們腦子裡，砸進他們心裡。
然後他們就站在那裡，忘了動，忘了喊，忘了鼓掌。
街上很安靜。
不是那種被驅散的安靜，是那種——所有人都在想同一件事的安靜。
遊行隊伍停在那裡。
人們站在路邊，站在隔離帶旁邊，站在警車前面，沒有人走。
他們只是站著，看著議會山的方向，消化著那些話。
那些話太重了，重到需要時間才能咽下去。
咽下去之後，又在胸口燒，燒得人眼眶發紅。
一個中年男人蹲在路邊，雙手抱著頭，肩膀微微發抖。
旁邊的人拍了拍他的背，沒有問他怎麼了。
不需要問。
所有人都知道他在消化什麼。
他抬起頭，眼眶是紅的，但沒有哭。
他看著旁邊的人，說了一句：
「我這輩子，從來沒有想過有人會說些話。」
旁邊的人點了點頭：
「我也是。」
在金山市，那個學政治學的女生在筆記本上寫下最後一個字，把筆放下。
她盯著自己寫下的那行字。
「我們聯邦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我們有最先進的武器，最勇敢的士兵。所以——別拿『國家安全』來說事。」
她把筆記本合上，抱在胸口，靠在椅背上，長長地呼了一口氣。
她旁邊的男生問她：「你哭什麼？」
她伸手摸了一下臉，才發現自己哭了。
「我沒哭。」
她說。
但她的聲音是啞的。
在芝加市，南區那間小酒館裡，電視已經關了。
酒館老闆把啤酒杯收起來，一個一個地擦，擦得很慢。
他擦到第三個杯子的時候，停下來，看著杯子上的水漬發呆。
那個年輕人還坐在吧檯前，沒有走。
「老闆，」
年輕人說。
「那個人說的，是真的嗎？」
老闆沒有回答。
他把杯子放下，拿起另一個，繼續擦。
「老闆？」
「是真的。」
老闆說。
他的聲音很低，像是在跟自己說話。
「每一句都是真的。」
他把杯子放回架子上，轉過身來，看著那個年輕人。
「我在南越的時候，」
「我們也不知道在替誰打仗。但我們知道一件事——家裡的人在挨凍。」
「我們在那裡打仗，家裡的人在挨凍。我們死了那麼多人，家裡的還人在挨凍。」
他的聲音開始發抖。
「從來沒有人問過一句。從來沒有人。」
他低下頭，把抹布扔進水槽里，水花濺出來，落在吧檯上，他沒有擦。
「今天有人問了。」
他轉過身，背對著那個年輕人，站在吧檯後面，肩膀微微起伏。
年輕人坐在那裡，不知道該說什麼。
過了很久，他站起來，把酒錢放在吧檯上，推開門，走了出去。
此刻所有在電視機前觀看的人，所有在收聽廣播的人，在此刻被按下了暫停鍵。
從東海岸到西海岸。
從五大湖區到墨西哥灣。
從城市到鄉村。
從工廠到農場。
從酒吧到教堂。
從富人區的客廳到貧民窟的廚房。
所有人都在做同一件事：
盯著屏幕，聽著那個聲音，被那句話釘在了原地。
「到底是誰給你們的權利——這樣肆無忌憚地拿著人民的血汗錢去援助他國？」
沒有人換台。
沒有人起身去倒咖啡。
沒有人說話。
在洛杉磯，好萊塢大道上，一家電器商店的櫥窗前排起了隊。
不是買東西，是看。
櫥窗里擺著一排電視機，
全在放同一個畫面。
路過的人停下來，停下來的人站住了，站住的人走不動了。
一個穿著晚禮服的女人剛從劇院出來，手裡還攥著節目單，站在櫥窗前，忘了身邊穿著西裝的男人在等她。
那個男人沒有催她，因為他也在看。
在芝加市，密西根大道的橋上，一個男人把收音機舉過頭頂，聲音開到最大。
周圍的人圍過來，一個，兩個，十個，二十個。
橋上的行人停下來，騎自行車的人停下來，連一個流浪漢都停下來。
沒有人認識那個舉收音機的人，但所有人都認識那個聲音。
那個聲音在問：「你們到底代表誰？」
橋下的芝加哥河黑沉沉地流著，橋上沒有人動。
在亞特蘭大，馬丁**·金曾經站過的那座教堂里，牧師把收音機帶到了講台上。
不是布道，是聽。
教堂里坐滿了人，沒有人說話，沒有人走動。
那個聲音在問：「我們在乎全世界，就是不在乎自己家門口的事。」
坐在最後一排的一個老婦人，把手裡的聖經攥得緊緊的，眼淚順著臉頰流下來，她沒有擦。
她想起六十年代，想起那個站在同一個地方說話的人。
那時候也有人這樣問過。
————————
在達拉斯，一個戴著牛仔帽的牧場主站在自家客廳里。
電視開著，他妻子坐在沙發上，兩個人誰都沒說話。
他是合眾黨（共和黨）的鐵票，從來不信民憲黨（民主黨）那套，更不信什麼第三黨。
他投了現在的總統兩次，家裡牆上還掛著總統的競選海報。
他妻子幾次說要摘下來，他都沒讓。
但今天，他聽著電視裡那個人一句一句地問他從來沒有想過的問題。
「到底是誰給你們的權利？這樣肆無忌憚地拿著人民的血汗錢去援助他國？」
他摘掉牛仔帽，擱在茶几上，坐下來。
他妻子看了他一眼，沒有問什麼。
電視裡那個人還在說：
「那些錢不是你們的！那是底特律的工人、印第安納的單親母親、是在地底的礦工——是他們的血汗錢！」
牧場主坐在沙發上，兩隻手搭在膝蓋上，盯著屏幕，一動不動。
他妻子偷偷看了他一眼，發現他的嘴唇在微微發抖。
她想說什麼，但不知道該說什麼。
她丈夫從來沒有這樣過。
他是一個硬漢，五十歲了，她從沒見過他發抖。
電視裡那個人說完了最後一句話，摔門走了。
屏幕上只剩下那扇關上的門。
客廳里安靜了很久。
然後牧場主開口了。
「他說得對。」
聲音很輕，像是說給自己聽的。
他妻子轉過頭來看他。
「那些錢，」
「不是他們的。是我們的。是我們交的稅。」
「是我們養牛、種地、幹活掙來的錢。他們拿去送給別人，然後告訴我們——『正在研究』。」
他停了一下。
「我們投了他兩次。」
他看著牆上那張總統的海報。
「兩次。」
他站起來，走到海報前面，站了一會兒。
然後他把海報摘下來，捲成一卷，扔到了垃圾桶。
————————
在華頓市，賓夕法尼亞大道上的遊行隊伍已經麻了。
不是累的，是震的。
被那幾句話震的，頭皮發麻，脊背發涼，從頭到腳像過電一樣。
從議會山傳出來的那些話，從收音機里、從街邊店鋪櫥窗的電視機里，一個字一個字地砸進他們耳朵里，砸進他們腦子裡，砸進他們心裡。
然後他們就站在那裡，忘了動，忘了喊，忘了鼓掌。
街上很安靜。
不是那種被驅散的安靜，是那種——所有人都在想同一件事的安靜。
遊行隊伍停在那裡。
人們站在路邊，站在隔離帶旁邊，站在警車前面，沒有人走。
他們只是站著，看著議會山的方向，消化著那些話。
那些話太重了，重到需要時間才能咽下去。
咽下去之後，又在胸口燒，燒得人眼眶發紅。
一個中年男人蹲在路邊，雙手抱著頭，肩膀微微發抖。
旁邊的人拍了拍他的背，沒有問他怎麼了。
不需要問。
所有人都知道他在消化什麼。
他抬起頭，眼眶是紅的，但沒有哭。
他看著旁邊的人，說了一句：
「我這輩子，從來沒有想過有人會說些話。」
旁邊的人點了點頭：
「我也是。」
在金山市，那個學政治學的女生在筆記本上寫下最後一個字，把筆放下。
她盯著自己寫下的那行字。
「我們聯邦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我們有最先進的武器，最勇敢的士兵。所以——別拿『國家安全』來說事。」
她把筆記本合上，抱在胸口，靠在椅背上，長長地呼了一口氣。
她旁邊的男生問她：「你哭什麼？」
她伸手摸了一下臉，才發現自己哭了。
「我沒哭。」
她說。
但她的聲音是啞的。
在芝加市，南區那間小酒館裡，電視已經關了。
酒館老闆把啤酒杯收起來，一個一個地擦，擦得很慢。
他擦到第三個杯子的時候，停下來，看著杯子上的水漬發呆。
那個年輕人還坐在吧檯前，沒有走。
「老闆，」
年輕人說。
「那個人說的，是真的嗎？」
老闆沒有回答。
他把杯子放下，拿起另一個，繼續擦。
「老闆？」
「是真的。」
老闆說。
他的聲音很低，像是在跟自己說話。
「每一句都是真的。」
他把杯子放回架子上，轉過身來，看著那個年輕人。
「我在南越的時候，」
「我們也不知道在替誰打仗。但我們知道一件事——家裡的人在挨凍。」
「我們在那裡打仗，家裡的人在挨凍。我們死了那麼多人，家裡的還人在挨凍。」
他的聲音開始發抖。
「從來沒有人問過一句。從來沒有人。」
他低下頭，把抹布扔進水槽里，水花濺出來，落在吧檯上，他沒有擦。
「今天有人問了。」
他轉過身，背對著那個年輕人，站在吧檯後面，肩膀微微起伏。
年輕人坐在那裡，不知道該說什麼。
過了很久，他站起來，把酒錢放在吧檯上，推開門，走了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