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43章 陷在遵義城中的沈碧瑤
沈碧瑤是在第三天出事的。
她本來打算第二天就回補充團的，但特務處在遵義的聯絡站積壓了太多文件——兩個月的電報底稿、三份未破譯的密信、一箱從南京轉運過來的培訓教材。她花了一天半的時間整理、分類、打包，該燒的燒，該帶的帶。老魏幫著她一起干，兩個人在聯絡站的地下室里忙到第三天傍晚，終於把最後一摞文件塞進了火爐。
她剛從地下室爬出來，就聽到了槍聲。
不是遠處山裡的那種零星的槍聲，是城門口的，密集的，像有人在撕一塊很大的布，嘶啦嘶啦的，中間夾著手榴彈的爆炸聲和人的喊叫聲。她站在聯絡站的院子裡，手裡還攥著一把沒燒完的紙灰，看著城門的方向。夕陽正在落山，把半邊天燒得通紅，城門的方向升起了黑煙，濃的，黑的，像一條從地上長出來的柱子。
「共軍！」有人在街上喊，「共軍打回來了！」
沈碧瑤站在院子裡，渾身冰涼。她想起陳東征說的那些話——「遵義是黔軍的地盤」「那些人不像中央軍」「如果有危險，就說自己是國軍軍官的家屬」。她當時以為他是在嚇她，以為遵義有黔軍守著，紅軍一時半會兒回不來。但他知道。他又一次知道了。他讓她帶上便裝的時候，就知道會有這一天。
老魏從地下室爬出來，臉上全是灰，看了一眼城門的方向，臉色變了。「組長，走！」
「來不及了。」沈碧瑤說。槍聲已經從城門口蔓延到了街上，有人在跑，有人在喊，有人在哭。她聽到鐵皮喇叭的聲音從街那頭傳過來，模模糊糊的，聽不清在說什麼，但那個腔調她認得——是紅軍的。
她轉身跑進屋裡，從箱子裡翻出那幾套便裝。灰色的棉布長衫，藏青色的對襟褂子，黑色的裙子。他疊得整整齊齊的，連領口都翻得平平整整的。她的手在發抖，解軍裝扣子的時候解了兩遍才解開。她把軍裝脫下來，和證件、配槍一起塞進一個包袱里，跑到院子後面的地窖旁邊，掀開蓋板，把包袱扔進去，蓋上，又搬了幾塊石頭壓在上面。
老魏站在院子門口，看著她。「組長，你——」
「分開走。」沈碧瑤打斷他，「你穿便裝，帶著小陶，找機會出城。在補充團會合。」
老魏看著她，嘴唇動了動，想說什麼，但最終只是點了點頭。「你小心。」
「你也是。」
老魏轉身跑了。沈碧瑤站在院子裡，深吸了一口氣，把藏青色的褂子套上，系好扣子，又把頭髮從軍帽里散開，用手指攏了攏，垂在肩膀上。她低頭看了看自己——灰色的長衫，藏青色的褂子，黑色的裙子，頭髮散著，看起來就像一個普通的年輕女人。她走進屋裡，找了一面碎鏡子，對著看了看。鏡子裡的那個人她不認識，不是特務組長沈碧瑤，是一個臉色蒼白、眼睛發紅的女人。
她對著鏡子說：「我叫沈儀儀，浙江杭州人，在南京讀的女中。去年嫁到貴州來的，丈夫是黔軍二十五軍的連長，在城外駐防。」這是她很久沒有用過的名字了。沈儀儀，她十六歲之前的名字，進復興社之後才改成沈碧瑤。她把這句話重複了三遍，直到自己都信了。
街上的槍聲稀疏了，腳步聲多了起來。有人在跑，有人在喊「開門開門」，有人在砸門。她聽到隔壁院子裡傳來女人的尖叫聲，然後是小孩的哭聲，然後是有人在說「不要怕，我們是紅軍，不拿老百姓的東西」。那個聲音很年輕，帶著江西口音。她站在屋裡，等著。
門被推開了。一個年輕的紅軍戰士站在門口，穿著一件洗得發白的灰色軍裝，帽子歪戴著，臉上全是灰，手裡端著一支比他還長的步槍。他看起來不到二十歲，嘴唇上有一層淡淡的絨毛，眼睛很亮。
「你是哪個？」他問。
「我叫沈儀儀，浙江杭州人。」沈碧瑤的聲音比她預想的要穩，「我丈夫是黔軍二十五軍的，在城外駐防。我來遵義探親，沒想到——」
「你帶證件了嗎？」
沈碧瑤做出慌張的樣子，在身上摸了摸，又在桌上翻了翻，急得眼圈都紅了。「哎呀，我的包袱……剛才街上那麼亂，不知道什麼時候跑丟了。證件都在裡面，這可怎麼辦……」她的浙江口音本來就重，一著急，聽起來倒真像個從杭州來的年輕媳婦。
那個年輕的紅軍戰士看著她，猶豫了一下。他大概覺得這麼一個年輕女人，不像是能打仗的人。貴州這地方，能跑到遵義來的特務本來就不多，何況還是個女的。
「你跟我來。」他說。
沈碧瑤跟著他走出院子。街上到處都是紅軍，灰色的人影在暮色中晃動，有的在跑，有的在搬東西，有的在維持秩序。沒有人砸門，沒有人搶東西。她看到幾個紅軍戰士蹲在街邊，圍著一口鍋吃飯，吃的什麼看不清，但聞起來像是稀飯。一個老婆婆端著一碗水從門裡出來，遞給一個坐在門檻上的小紅軍，那個小紅軍站起來，接過碗，喝了一口，鞠了一躬，把碗還回去。沈碧瑤站在街邊，看著這一幕，心裡有什麼東西在動。
她被帶到了一所學校里。學校不大，院子裡有一棵老槐樹，樹幹粗得兩個人抱不過來，枝葉光禿禿的，在暮色中像一把撐開的骨架。院子裡已經關了幾十個人，都是穿便裝的。沈碧瑤掃了一眼——幾個穿著綢緞旗袍的女人，燙著捲髮，抹著粉，一看就是軍官太太；幾個穿長衫的男人，年紀都不小了，戴著眼睛，像是縣衙里的文職人員；還有幾個年輕人，縮在角落裡，不敢抬頭。她找了一個角落蹲下來，抱著膝蓋，低著頭。
旁邊坐著一個中年女人，穿著一件暗紅色的旗袍，燙著捲髮，臉上抹著粉。她看到沈碧瑤，湊過來，壓低聲音問：「你是哪家的？」
沈碧瑤猶豫了一下。「我丈夫是二十五軍的。」
「哦，」那個女人點了點頭，聲音更低了，「我丈夫也是。他們在城外，不知道跑沒跑掉。你證件還在嗎？」
「丟了。街上太亂，跑丟了。」
那女人看了她一眼，目光在她臉上停了一下，沒有再追問。沈碧瑤感覺到旁邊還有幾個人在打量她，目光里有審視，有懷疑。一個年輕女人，獨自在遵義，證件丟了，說自己是軍官家屬——換了她，她也會懷疑。但沒有人說什麼。在這種時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大家都懂。
院子裡有一個女兵，背著藥箱，蹲在一個老婆婆面前，給她包紮手上的傷口。那個老婆婆的手上有一道很深的口子，血還在流，但那個女兵一點也不嫌髒，用棉花蘸著鹽水一點一點地擦，動作很輕。沈碧瑤看著她，看了很久。她想起自己在復興社培訓的時候，教官說「共匪都是沒有人性的野獸」。但那個女兵的手很輕，眼睛很亮。
天黑了。院子裡點起了幾盞煤油燈，光線昏黃。有人送來了一桶稀飯和一堆碗。沈碧瑤排在後面，輪到的時候，桶里的稀飯已經不多了，只剩下一些湯湯水水。打飯的紅軍戰士看了她一眼，從旁邊的籃子裡拿出一個紅薯，塞到她手裡。「沒了，吃這個吧。」
沈碧瑤接過來，紅薯還是熱的，燙手。她低頭咬了一口，甜的。她站在那裡，手裡攥著那個紅薯，眼淚突然就掉下來了。
第二天一早，沈碧瑤被外面的歌聲吵醒了。她睜開眼睛，看到院子裡的紅軍正在集合。他們排成幾排，站得整整齊齊的，開始唱歌。歌是她沒聽過的——「起來，饑寒交迫的奴隸，起來，全世界受苦的人……」聲音不大，但很齊，很亮。她坐在地上，靠著牆，聽他們唱。她想起自己在復興社培訓的時候學的那些歌，都是「黨國萬歲」「領袖萬歲」之類的，唱的時候要站得筆直，聲音要洪亮。但那些歌她從來沒有真正記住過。但這首歌不一樣。她只聽了一遍，就記住了。不是記住了旋律，是記住了那種感覺。
白天的時候，院子裡的紅軍換了崗。新來的哨兵是個女兵，梳著兩條辮子，臉圓圓的，笑起來有兩個酒窩。她站在門口，端著槍，時不時會回頭看一眼院子裡的人。中午的時候，有人送飯來，那個女兵幫著打飯，一碗一碗地端到每個人手裡。端到沈碧瑤的時候，她笑了一下。「你是哪裡人？」
「浙江。」沈碧瑤說。
「浙江哪裡？」
「杭州。」
「杭州好地方。」女兵的眼睛亮了一下，「我們首長說，西湖邊上有一個雷峰塔，裡面壓著白素貞。他說等打完了仗，帶我們去杭州看看。」她笑了笑，轉身走了。
沈碧瑤坐在牆根下，手裡端著那碗稀飯，很久沒有動。白素貞。雷峰塔。她小時候也聽過這個故事。她從來沒有想過，會在一個紅軍的女兵嘴裡聽到這些。那個女兵說「等打完了仗」的時候，眼睛裡有光。不是那種要殺人要放火的光，是一種很亮、很乾淨的光。她不知道自己為什麼記住了這個。她只知道，那個女兵跟她差不多大，笑起來有兩個酒窩，沒有去過杭州，但知道雷峰塔里壓著白素貞。
她在遵義城裡待了三天。三天裡，她沒有挨打，沒有被審問，沒有被關在黑屋子裡。她只是坐在那個院子裡，每天有人送飯來，每天有人來打掃衛生。她看到紅軍不拿老百姓的東西，幫老百姓挑水掃地。她看到紅軍的女兵和男兵一樣行軍打仗，沒有人欺負她們。她聽到紅軍唱的歌，不是她想像中的「共匪」會唱的歌。她開始想一個問題：這些人真的是「匪」嗎？
第三天夜裡，紅軍突然撤了。沒有徵兆，沒有通知，只是在半夜的時候，臨走的時候，院子裡的哨兵把門打開了。「你們可以走了。」
院子裡的人愣了一下，然後一窩蜂地湧出去。沈碧瑤走在最後面，走到門口的時候，她停下來，回頭看了一眼。院子裡的老槐樹在月光下光禿禿的，枝幹像一隻張開的手掌，指著天空。她轉回頭，走出了門。
街上很安靜，月光把石板路照得銀白一片。她走到聯絡站的院子外面，推開門，走進去。地窖上的石頭還在，她搬開石頭，掀開蓋板，把包袱拿出來。軍裝還在，證件還在，槍還在。她把軍裝換上，把頭髮盤起來，塞進軍帽里。她站在院子裡，低頭看了看自己——灰色的軍裝，少校軍銜的領章。她又變回了特務組長沈碧瑤。但她知道，有什麼東西不一樣了。
她走出城門，天快亮了。東邊的天空泛起了魚肚白，光線從山嶺後面透出來。城外有一座破廟，她走進去，坐在門檻上，靠著門框。她坐在那裡，哭了很久。不是因為害怕，不是因為委屈，是因為她不知道。她不知道什麼是「匪」，什麼是「共」。她不知道自己在復興社學的那些東西是真的還是假的。她不知道那個十九歲的女兵說的「打完了仗」能不能等到。她什麼都不知道。她只知道，她回不去了。不是回不了補充團，是回不了以前的自己了。
她本來打算第二天就回補充團的，但特務處在遵義的聯絡站積壓了太多文件——兩個月的電報底稿、三份未破譯的密信、一箱從南京轉運過來的培訓教材。她花了一天半的時間整理、分類、打包，該燒的燒，該帶的帶。老魏幫著她一起干，兩個人在聯絡站的地下室里忙到第三天傍晚，終於把最後一摞文件塞進了火爐。
她剛從地下室爬出來，就聽到了槍聲。
不是遠處山裡的那種零星的槍聲，是城門口的，密集的，像有人在撕一塊很大的布，嘶啦嘶啦的，中間夾著手榴彈的爆炸聲和人的喊叫聲。她站在聯絡站的院子裡，手裡還攥著一把沒燒完的紙灰，看著城門的方向。夕陽正在落山，把半邊天燒得通紅，城門的方向升起了黑煙，濃的，黑的，像一條從地上長出來的柱子。
「共軍！」有人在街上喊，「共軍打回來了！」
沈碧瑤站在院子裡，渾身冰涼。她想起陳東征說的那些話——「遵義是黔軍的地盤」「那些人不像中央軍」「如果有危險，就說自己是國軍軍官的家屬」。她當時以為他是在嚇她，以為遵義有黔軍守著，紅軍一時半會兒回不來。但他知道。他又一次知道了。他讓她帶上便裝的時候，就知道會有這一天。
老魏從地下室爬出來，臉上全是灰，看了一眼城門的方向，臉色變了。「組長，走！」
「來不及了。」沈碧瑤說。槍聲已經從城門口蔓延到了街上，有人在跑，有人在喊，有人在哭。她聽到鐵皮喇叭的聲音從街那頭傳過來，模模糊糊的，聽不清在說什麼，但那個腔調她認得——是紅軍的。
她轉身跑進屋裡，從箱子裡翻出那幾套便裝。灰色的棉布長衫，藏青色的對襟褂子，黑色的裙子。他疊得整整齊齊的，連領口都翻得平平整整的。她的手在發抖，解軍裝扣子的時候解了兩遍才解開。她把軍裝脫下來，和證件、配槍一起塞進一個包袱里，跑到院子後面的地窖旁邊，掀開蓋板，把包袱扔進去，蓋上，又搬了幾塊石頭壓在上面。
老魏站在院子門口，看著她。「組長，你——」
「分開走。」沈碧瑤打斷他，「你穿便裝，帶著小陶，找機會出城。在補充團會合。」
老魏看著她，嘴唇動了動，想說什麼，但最終只是點了點頭。「你小心。」
「你也是。」
老魏轉身跑了。沈碧瑤站在院子裡，深吸了一口氣，把藏青色的褂子套上，系好扣子，又把頭髮從軍帽里散開，用手指攏了攏，垂在肩膀上。她低頭看了看自己——灰色的長衫，藏青色的褂子，黑色的裙子，頭髮散著，看起來就像一個普通的年輕女人。她走進屋裡，找了一面碎鏡子，對著看了看。鏡子裡的那個人她不認識，不是特務組長沈碧瑤，是一個臉色蒼白、眼睛發紅的女人。
她對著鏡子說：「我叫沈儀儀，浙江杭州人，在南京讀的女中。去年嫁到貴州來的，丈夫是黔軍二十五軍的連長，在城外駐防。」這是她很久沒有用過的名字了。沈儀儀，她十六歲之前的名字，進復興社之後才改成沈碧瑤。她把這句話重複了三遍，直到自己都信了。
街上的槍聲稀疏了，腳步聲多了起來。有人在跑，有人在喊「開門開門」，有人在砸門。她聽到隔壁院子裡傳來女人的尖叫聲，然後是小孩的哭聲，然後是有人在說「不要怕，我們是紅軍，不拿老百姓的東西」。那個聲音很年輕，帶著江西口音。她站在屋裡，等著。
門被推開了。一個年輕的紅軍戰士站在門口，穿著一件洗得發白的灰色軍裝，帽子歪戴著，臉上全是灰，手裡端著一支比他還長的步槍。他看起來不到二十歲，嘴唇上有一層淡淡的絨毛，眼睛很亮。
「你是哪個？」他問。
「我叫沈儀儀，浙江杭州人。」沈碧瑤的聲音比她預想的要穩，「我丈夫是黔軍二十五軍的，在城外駐防。我來遵義探親，沒想到——」
「你帶證件了嗎？」
沈碧瑤做出慌張的樣子，在身上摸了摸，又在桌上翻了翻，急得眼圈都紅了。「哎呀，我的包袱……剛才街上那麼亂，不知道什麼時候跑丟了。證件都在裡面，這可怎麼辦……」她的浙江口音本來就重，一著急，聽起來倒真像個從杭州來的年輕媳婦。
那個年輕的紅軍戰士看著她，猶豫了一下。他大概覺得這麼一個年輕女人，不像是能打仗的人。貴州這地方，能跑到遵義來的特務本來就不多，何況還是個女的。
「你跟我來。」他說。
沈碧瑤跟著他走出院子。街上到處都是紅軍，灰色的人影在暮色中晃動，有的在跑，有的在搬東西，有的在維持秩序。沒有人砸門，沒有人搶東西。她看到幾個紅軍戰士蹲在街邊，圍著一口鍋吃飯，吃的什麼看不清，但聞起來像是稀飯。一個老婆婆端著一碗水從門裡出來，遞給一個坐在門檻上的小紅軍，那個小紅軍站起來，接過碗，喝了一口，鞠了一躬，把碗還回去。沈碧瑤站在街邊，看著這一幕，心裡有什麼東西在動。
她被帶到了一所學校里。學校不大，院子裡有一棵老槐樹，樹幹粗得兩個人抱不過來，枝葉光禿禿的，在暮色中像一把撐開的骨架。院子裡已經關了幾十個人，都是穿便裝的。沈碧瑤掃了一眼——幾個穿著綢緞旗袍的女人，燙著捲髮，抹著粉，一看就是軍官太太；幾個穿長衫的男人，年紀都不小了，戴著眼睛，像是縣衙里的文職人員；還有幾個年輕人，縮在角落裡，不敢抬頭。她找了一個角落蹲下來，抱著膝蓋，低著頭。
旁邊坐著一個中年女人，穿著一件暗紅色的旗袍，燙著捲髮，臉上抹著粉。她看到沈碧瑤，湊過來，壓低聲音問：「你是哪家的？」
沈碧瑤猶豫了一下。「我丈夫是二十五軍的。」
「哦，」那個女人點了點頭，聲音更低了，「我丈夫也是。他們在城外，不知道跑沒跑掉。你證件還在嗎？」
「丟了。街上太亂，跑丟了。」
那女人看了她一眼，目光在她臉上停了一下，沒有再追問。沈碧瑤感覺到旁邊還有幾個人在打量她，目光里有審視，有懷疑。一個年輕女人，獨自在遵義，證件丟了，說自己是軍官家屬——換了她，她也會懷疑。但沒有人說什麼。在這種時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大家都懂。
院子裡有一個女兵，背著藥箱，蹲在一個老婆婆面前，給她包紮手上的傷口。那個老婆婆的手上有一道很深的口子，血還在流，但那個女兵一點也不嫌髒，用棉花蘸著鹽水一點一點地擦，動作很輕。沈碧瑤看著她，看了很久。她想起自己在復興社培訓的時候，教官說「共匪都是沒有人性的野獸」。但那個女兵的手很輕，眼睛很亮。
天黑了。院子裡點起了幾盞煤油燈，光線昏黃。有人送來了一桶稀飯和一堆碗。沈碧瑤排在後面，輪到的時候，桶里的稀飯已經不多了，只剩下一些湯湯水水。打飯的紅軍戰士看了她一眼，從旁邊的籃子裡拿出一個紅薯，塞到她手裡。「沒了，吃這個吧。」
沈碧瑤接過來，紅薯還是熱的，燙手。她低頭咬了一口，甜的。她站在那裡，手裡攥著那個紅薯，眼淚突然就掉下來了。
第二天一早，沈碧瑤被外面的歌聲吵醒了。她睜開眼睛，看到院子裡的紅軍正在集合。他們排成幾排，站得整整齊齊的，開始唱歌。歌是她沒聽過的——「起來，饑寒交迫的奴隸，起來，全世界受苦的人……」聲音不大，但很齊，很亮。她坐在地上，靠著牆，聽他們唱。她想起自己在復興社培訓的時候學的那些歌，都是「黨國萬歲」「領袖萬歲」之類的，唱的時候要站得筆直，聲音要洪亮。但那些歌她從來沒有真正記住過。但這首歌不一樣。她只聽了一遍，就記住了。不是記住了旋律，是記住了那種感覺。
白天的時候，院子裡的紅軍換了崗。新來的哨兵是個女兵，梳著兩條辮子，臉圓圓的，笑起來有兩個酒窩。她站在門口，端著槍，時不時會回頭看一眼院子裡的人。中午的時候，有人送飯來，那個女兵幫著打飯，一碗一碗地端到每個人手裡。端到沈碧瑤的時候，她笑了一下。「你是哪裡人？」
「浙江。」沈碧瑤說。
「浙江哪裡？」
「杭州。」
「杭州好地方。」女兵的眼睛亮了一下，「我們首長說，西湖邊上有一個雷峰塔，裡面壓著白素貞。他說等打完了仗，帶我們去杭州看看。」她笑了笑，轉身走了。
沈碧瑤坐在牆根下，手裡端著那碗稀飯，很久沒有動。白素貞。雷峰塔。她小時候也聽過這個故事。她從來沒有想過，會在一個紅軍的女兵嘴裡聽到這些。那個女兵說「等打完了仗」的時候，眼睛裡有光。不是那種要殺人要放火的光，是一種很亮、很乾淨的光。她不知道自己為什麼記住了這個。她只知道，那個女兵跟她差不多大，笑起來有兩個酒窩，沒有去過杭州，但知道雷峰塔里壓著白素貞。
她在遵義城裡待了三天。三天裡，她沒有挨打，沒有被審問，沒有被關在黑屋子裡。她只是坐在那個院子裡，每天有人送飯來，每天有人來打掃衛生。她看到紅軍不拿老百姓的東西，幫老百姓挑水掃地。她看到紅軍的女兵和男兵一樣行軍打仗，沒有人欺負她們。她聽到紅軍唱的歌，不是她想像中的「共匪」會唱的歌。她開始想一個問題：這些人真的是「匪」嗎？
第三天夜裡，紅軍突然撤了。沒有徵兆，沒有通知，只是在半夜的時候，臨走的時候，院子裡的哨兵把門打開了。「你們可以走了。」
院子裡的人愣了一下，然後一窩蜂地湧出去。沈碧瑤走在最後面，走到門口的時候，她停下來，回頭看了一眼。院子裡的老槐樹在月光下光禿禿的，枝幹像一隻張開的手掌，指著天空。她轉回頭，走出了門。
街上很安靜，月光把石板路照得銀白一片。她走到聯絡站的院子外面，推開門，走進去。地窖上的石頭還在，她搬開石頭，掀開蓋板，把包袱拿出來。軍裝還在，證件還在，槍還在。她把軍裝換上，把頭髮盤起來，塞進軍帽里。她站在院子裡，低頭看了看自己——灰色的軍裝，少校軍銜的領章。她又變回了特務組長沈碧瑤。但她知道，有什麼東西不一樣了。
她走出城門，天快亮了。東邊的天空泛起了魚肚白，光線從山嶺後面透出來。城外有一座破廟，她走進去，坐在門檻上，靠著門框。她坐在那裡，哭了很久。不是因為害怕，不是因為委屈，是因為她不知道。她不知道什麼是「匪」，什麼是「共」。她不知道自己在復興社學的那些東西是真的還是假的。她不知道那個十九歲的女兵說的「打完了仗」能不能等到。她什麼都不知道。她只知道，她回不去了。不是回不了補充團，是回不了以前的自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