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8章 培訓
周六早上七點四十，陸慎行站在青天市立大學師範樓門口。
市大的校區比獨丘中學大了不止五倍，從東門走到師範樓用了快十五分鐘。
沿途經過一個足球場、兩棟實驗樓、三座食堂和一片正在施工的建築工地。
工地的圍擋上印著「創建一流學科」的標語，藍底白字，油漆還沒幹透。
師範樓是一棟六層的灰色建築，外牆貼的瓷磚已經褪色了，從深灰色變成了接近白色的淺灰。
樓門口的台階上站滿了人，都是各區縣中學來的青年教師，年齡從二十出頭到三十五六不等。
陸慎行掃了一眼簽到台前的名單，獨丘中學只來了他一個。
簽到，領材料，進了一樓的多媒體教室。
座位是按學校分配的，他的位置上貼著一張A4紙，列印著「獨丘中學·陸慎行」。
他坐下來，把材料袋放在桌面上，翻開培訓手冊。
日程排得很滿：上午兩場專題講座，下午分組研討；第二天上午是示範課展示，下午是專家點評和結業儀式。
坐在他左邊的是一個剛三十出頭的青年男老師，來自青天七中，姓劉，教化學的。
劉老師很健談，從陸慎行坐下來就開始說話，從培訓伙食聊到學校績效，從績效聊到今年中考的分數線，中間沒有任何停頓和過渡。
陸慎行每隔一兩分鐘點一下頭，劉老師完全不需要回應，自己就能把話題接下去。
八點半，培訓正式開始。
第一場講座的主講人是市教師發展中心的副主任，姓唐，五十多歲，戴著一副茶色眼鏡，講話的時候喜歡用手掌拍桌子來強調重點。
他講的是「新課程改革背景下的教學策略」，PPT翻得很快，每頁停留不超過四十秒。
多媒體教室里有一半的人在記筆記，另一半人在看手機。
陸慎行沒記筆記。
這些東西他在原主的記憶里已經看過不下十遍了，原主雖然情商低，但學術文獻的閱讀量驚人，市級的培訓材料對他來說過於淺顯。
第二場講座換了一個人，是青天市立大學教育學院的教授，姓林，四十出頭，說話聲音不大，但每句話都落在點子上。
他講的是「學科核心素養的課堂落地」，舉了幾個理科教學的案例，其中一個是生物課的「細胞分裂中的科學思維培養」。
林教授講到一個教學片段的時候，提到了「有絲分裂中染色體的行為特徵」，問了一個開放性問題。
「如果你的學生在課堂上問你，為什麼染色體的移動方向是一致的，你會怎麼回答？」
台下有幾個老師舉手回答，答案都是教材上的標準表述。
林教授點了點頭，沒有評價好壞，繼續往下講。
陸慎行靠在椅背上，手指在桌面上輕輕敲了兩下。
他在想一個問題。
林教授問這個問題的時候，語氣里有一種微妙的引導性。
他不像是在問「標準答案是什麼」，更像是在問「你有沒有想過標準答案之外的東西」。
不過他並沒有舉手。
下午的分組研討分為理科組和文科組，理科組在多媒體教室隔壁的一間小會議室里。
主持人是市大生物系的副教授，姓王，四十出頭，頭髮稀疏，戴著一副無框眼鏡。
他先讓大家做了一個簡短的自我介紹，然後拋出了一個教學案例——一個關於「基因編輯技術進課堂」的爭議性話題。
「如果你在課堂上和學生討論基因編輯，你會怎麼處理倫理維度的教學？」王副教授提問。
幾個老師陸續發言。
觀點集中在「要引導學生樹立正確的倫理觀」、「不能讓學生覺得基因編輯可以為所欲為」之類的主流表述上。
王副教授聽著，表情平淡，不置可否。
輪到陸慎行的時候，陸慎行沉默了一兩秒，開口道：
「基因編輯進課堂的問題，不在於倫理，在於事實。」他的聲音不大，但每個字都很清楚。
「目前CRISPR-Cas9的脫靶效應問題還沒有完全解決，在臨床應用中已經有患者因為脫靶導致基因錯誤編輯而發生嚴重不良反應的案例。2020年德國的一個研究團隊在Nature上發表的論文，統計了當時全球範圍內接受基因編輯治療的127名患者，其中11例出現了脫靶相關的併發症，發生率超過百分之八。這些數據教材上沒有，但如果要討論基因編輯，這是避不開的前置知識。」
會議室安靜了。
王副教授把眼鏡往上推了一下，手指在桌面上停住了。
他看著陸慎行，目光比剛才集中了許多。
「你剛才說的那篇論文，作者是誰？」王副教授發問。
「Kulcsár。2020年，Nature Biotechnology，第38卷，第5期。」
王副教授看了他兩秒鐘，然後從自己面前的材料里翻出了一頁紙。
那是他準備的下半場研討的補充材料，其中有一頁正是關於基因編輯技術前沿的參考文獻列表。
他的手指在列表上劃了一下，停在了第三行。
「對，就是這篇。你的知識儲備很足，如果有什麼想法，可以繼續發炎。」
他的語氣變了，從「主持人在走流程」變成了「同行之間在對話」。
會議室里其他老師的目光在陸慎行和王副教授之間來回移動。
坐在陸慎行左邊的劉老師看了他一眼，嘴微微張著，手裡還握著那支一直在記筆記的筆。
筆尖懸在紙面上方，墨水在紙上洇出了一個小黑點。
王副教授把那一頁材料放下，換了一個話題，開始講「高中生物學教學中的科學史教育」。
他提到孟德爾的豌豆實驗時，順口說了一句「孟德爾的論文在當時沒有被廣泛接受，直到二十世紀初才被重新發現」。
陸慎行這次沒有猶豫，低聲補充道：
「準確地說，是1900年被三位植物學家獨立重新發現的。荷蘭的德弗里斯，德國的科倫斯，奧地利的切爾馬克。三個人在不同的研究背景下得出了和孟德爾相同的遺傳規律，同時引用了孟德爾的原始論文。但在德弗里斯的原始論文中，他對孟德爾的引用是放在注釋里的，不是正文。科學史界對此有過爭論。」
王副教授的筆掉在了地上。
倒不是那種誇張的「驚掉了筆」，而是他的手指張開了一下，原子筆從指間滑落，在桌面上彈了一下，掉在地磚上，發出清脆的響聲。
市大的校區比獨丘中學大了不止五倍，從東門走到師範樓用了快十五分鐘。
沿途經過一個足球場、兩棟實驗樓、三座食堂和一片正在施工的建築工地。
工地的圍擋上印著「創建一流學科」的標語，藍底白字，油漆還沒幹透。
師範樓是一棟六層的灰色建築，外牆貼的瓷磚已經褪色了，從深灰色變成了接近白色的淺灰。
樓門口的台階上站滿了人，都是各區縣中學來的青年教師，年齡從二十出頭到三十五六不等。
陸慎行掃了一眼簽到台前的名單，獨丘中學只來了他一個。
簽到，領材料，進了一樓的多媒體教室。
座位是按學校分配的，他的位置上貼著一張A4紙，列印著「獨丘中學·陸慎行」。
他坐下來，把材料袋放在桌面上，翻開培訓手冊。
日程排得很滿：上午兩場專題講座，下午分組研討；第二天上午是示範課展示，下午是專家點評和結業儀式。
坐在他左邊的是一個剛三十出頭的青年男老師，來自青天七中，姓劉，教化學的。
劉老師很健談，從陸慎行坐下來就開始說話，從培訓伙食聊到學校績效，從績效聊到今年中考的分數線，中間沒有任何停頓和過渡。
陸慎行每隔一兩分鐘點一下頭，劉老師完全不需要回應，自己就能把話題接下去。
八點半，培訓正式開始。
第一場講座的主講人是市教師發展中心的副主任，姓唐，五十多歲，戴著一副茶色眼鏡，講話的時候喜歡用手掌拍桌子來強調重點。
他講的是「新課程改革背景下的教學策略」，PPT翻得很快，每頁停留不超過四十秒。
多媒體教室里有一半的人在記筆記，另一半人在看手機。
陸慎行沒記筆記。
這些東西他在原主的記憶里已經看過不下十遍了，原主雖然情商低，但學術文獻的閱讀量驚人，市級的培訓材料對他來說過於淺顯。
第二場講座換了一個人，是青天市立大學教育學院的教授，姓林，四十出頭，說話聲音不大，但每句話都落在點子上。
他講的是「學科核心素養的課堂落地」，舉了幾個理科教學的案例，其中一個是生物課的「細胞分裂中的科學思維培養」。
林教授講到一個教學片段的時候，提到了「有絲分裂中染色體的行為特徵」，問了一個開放性問題。
「如果你的學生在課堂上問你，為什麼染色體的移動方向是一致的，你會怎麼回答？」
台下有幾個老師舉手回答，答案都是教材上的標準表述。
林教授點了點頭，沒有評價好壞，繼續往下講。
陸慎行靠在椅背上，手指在桌面上輕輕敲了兩下。
他在想一個問題。
林教授問這個問題的時候，語氣里有一種微妙的引導性。
他不像是在問「標準答案是什麼」，更像是在問「你有沒有想過標準答案之外的東西」。
不過他並沒有舉手。
下午的分組研討分為理科組和文科組，理科組在多媒體教室隔壁的一間小會議室里。
主持人是市大生物系的副教授，姓王，四十出頭，頭髮稀疏，戴著一副無框眼鏡。
他先讓大家做了一個簡短的自我介紹，然後拋出了一個教學案例——一個關於「基因編輯技術進課堂」的爭議性話題。
「如果你在課堂上和學生討論基因編輯，你會怎麼處理倫理維度的教學？」王副教授提問。
幾個老師陸續發言。
觀點集中在「要引導學生樹立正確的倫理觀」、「不能讓學生覺得基因編輯可以為所欲為」之類的主流表述上。
王副教授聽著，表情平淡，不置可否。
輪到陸慎行的時候，陸慎行沉默了一兩秒，開口道：
「基因編輯進課堂的問題，不在於倫理，在於事實。」他的聲音不大，但每個字都很清楚。
「目前CRISPR-Cas9的脫靶效應問題還沒有完全解決，在臨床應用中已經有患者因為脫靶導致基因錯誤編輯而發生嚴重不良反應的案例。2020年德國的一個研究團隊在Nature上發表的論文，統計了當時全球範圍內接受基因編輯治療的127名患者，其中11例出現了脫靶相關的併發症，發生率超過百分之八。這些數據教材上沒有，但如果要討論基因編輯，這是避不開的前置知識。」
會議室安靜了。
王副教授把眼鏡往上推了一下，手指在桌面上停住了。
他看著陸慎行，目光比剛才集中了許多。
「你剛才說的那篇論文，作者是誰？」王副教授發問。
「Kulcsár。2020年，Nature Biotechnology，第38卷，第5期。」
王副教授看了他兩秒鐘，然後從自己面前的材料里翻出了一頁紙。
那是他準備的下半場研討的補充材料，其中有一頁正是關於基因編輯技術前沿的參考文獻列表。
他的手指在列表上劃了一下，停在了第三行。
「對，就是這篇。你的知識儲備很足，如果有什麼想法，可以繼續發炎。」
他的語氣變了，從「主持人在走流程」變成了「同行之間在對話」。
會議室里其他老師的目光在陸慎行和王副教授之間來回移動。
坐在陸慎行左邊的劉老師看了他一眼，嘴微微張著，手裡還握著那支一直在記筆記的筆。
筆尖懸在紙面上方，墨水在紙上洇出了一個小黑點。
王副教授把那一頁材料放下，換了一個話題，開始講「高中生物學教學中的科學史教育」。
他提到孟德爾的豌豆實驗時，順口說了一句「孟德爾的論文在當時沒有被廣泛接受，直到二十世紀初才被重新發現」。
陸慎行這次沒有猶豫，低聲補充道：
「準確地說，是1900年被三位植物學家獨立重新發現的。荷蘭的德弗里斯，德國的科倫斯，奧地利的切爾馬克。三個人在不同的研究背景下得出了和孟德爾相同的遺傳規律，同時引用了孟德爾的原始論文。但在德弗里斯的原始論文中，他對孟德爾的引用是放在注釋里的，不是正文。科學史界對此有過爭論。」
王副教授的筆掉在了地上。
倒不是那種誇張的「驚掉了筆」，而是他的手指張開了一下，原子筆從指間滑落，在桌面上彈了一下，掉在地磚上，發出清脆的響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