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343 章 泄密起因
張文東收到總統傳話，對蘇明禮說道：「知道了，麻煩你回去告訴總統，財政部和國家銀行那邊的資金調度我先壓著，等趙局長的通知再動。」
蘇明禮走後，張文東思考後續事情。
暫停操作他理解，美蘇兩家正在歐洲較勁，南華這時候把資金伸過去，等於把手伸進兩台正在對撞的齒輪中間。
但暫停不等於什麼都不做，越是這種時候，越要把事情的前因後果摸清楚。
他拿起桌上的內部加密電話，撥了出去。
「趙局長，你那邊有沒有關於蘇國秘密報告的資料？不是美聯社的公開電訊，是背景情況——報告怎麼出來的、怎麼泄露的、現在還傳到哪一步了。」
趙立冬在電話那頭沉默了幾秒，說了一句：「有，不過東西不少，我讓人給您送過來。」
半小時後，一個情報局的機要員把一個密封的牛皮紙檔案袋送到了總理衙門。
檔案袋上蓋著「絕密」的紅戳，封口用火漆封死。
張文東簽字接收，關上辦公室的門，把檔案袋拆開。
裡面的資料不是一份，是一大摞。
最上面是截聽處抄錄的美聯社電訊全文，下面幾份是駐外情報站用密碼發回來的定期報告，
有駐波蘭站的、駐匈牙利站的、駐紐約站的。
張文東從二月份波蘭站泄漏的材料開始翻起。
二月二十五日凌晨，莫斯科克里姆林宮。
蘇二十大會全部正式議程已在頭一天結束，外國代表團的成員被安排離開會場，沒有任何人被告知接下來要發生什麼。
凌晨時分，一千四百多布爾什維克被緊急召集到克里姆林宮的一間秘密會議廳。
門口加了雙崗，所有與會者被要求交出筆記本，鋼筆也被收走了。
有人事後回憶，能帶進去的只有水杯，但沒有人能在白紙上記下完整的字句。
曉夫站在講台上，手裡拿著一份講稿，講了將近五個小時。
從大林在弗拉基米爾遺囑中的面目講起，
講到基洛夫遇刺案中被擴大化的清洗，
講到衛國戰爭初期大林在指揮部里的暴怒與決策失誤，
講到戰後對無辜民族的大規模流放。
每一段話都像冷水潑進滾油，滋滋冒響，但會場上鴉雀無聲，偶爾有人發出短暫的低呼，然後是更深的沉默。
有人在座位上當場昏厥，被人抬了出去；有人把臉埋在手掌里，肩膀劇烈抖動。
曉夫在報告結尾告誡所有人：「這個問題我們不能泄露到外面，更不能公諸報端。」
會議通過了兩項決議，明確規定報告內容不得見於任何公開媒體。
散會的時候天已經快亮了。
布爾什維克們走出會議廳，在克里姆林宮的走廊里互相看了一眼，沒一個人敢開口說話。
五天後，也就是三月一日，蘇黨高層決定將報告要點先傳達到各級黨組織，然後傳達到團員和國家工作人員。
同一天，一批精簡過的報告版本被裝箱，通過外交信使渠道分發到東歐各兄弟黨的總部。
波蘭統一工人黨、匈牙利勞動人民黨、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都拿到了各自的副本。
這些副本是刪節過的，涉及蘇國外交政策的部分全部被刪掉，
每個版本都印著編號和「絕密」字樣，接收方被告知只能在核心圈內傳閱，嚴禁外泄。
然而，只要將內容發出去，就沒有保密的可能，況且就連莫斯科城裡的風聲都已經捂不住了。
駐莫斯科的各國記者和外交官從二月底就開始四處打探，
路透社駐莫斯科分社社長寫了一份新聞稿試圖發出去，被蘇國電訊審查部門當場扣押。
但扣得住一篇稿子，扣不住一萬雙耳朵。
曉夫在閉門會議上作秘密報告的消息，已經在莫斯科的外交圈裡像野火一樣傳開了。
三月初，路透社記者約翰雷蒂正準備休假去斯德哥爾摩，一個叫奧爾洛夫的蘇國青年突然深夜造訪。
奧爾洛夫是他認識的人，一個能自由進出西方記者公寓而從未被攔過的蘇國公民，雷蒂長期懷疑他背後另有身份。
那天晚上，奧爾洛夫沒有帶任何紙片，卻把曉夫報告的核心內容詳細敘述了一遍。
雷蒂不敢在公寓裡做記錄，和上司在莫斯科室外的雪地里一邊走一邊商量。
他們擔心房間裡有竊聽器。
第二天，雷蒂帶著筆記登上飛往斯德哥爾摩的航班，從那裡向路透社發出了全球第一篇關於曉夫批判大林的報導。
與此同時，另一條完全獨立的泄露路徑正在東歐發酵。
三月十二日，波蘭統一工人黨第一sj貝魯特在莫斯科病逝。
貝魯特是大林時代的老牌領導人，他的死在波蘭黨內引發了一場激烈的權力真空爭奪。
政府內部的親莫斯科派和改革派在走廊里公開爭吵，導致秘密報告散發到波蘭代表團的副本，在混亂中被一個曾經不起眼的秘書隨手放在了辦公桌上。
中情局計劃處的官員在同一時間通過波蘭政府內部的渠道得知了報告的存在。
他們沒有直接接觸那份原件，而是通過金錢收買波蘭政府相關人物，拿到了報告的刪節複印件。
總共有三十五處刪節，涉及蘇國外交政策的部分全被挖空了，但報告中關於大林罪行的核心內容完整無缺。
中情局的專家花了幾天時間鑑定這份報告的真偽。
他們和西歐各國情報機構都沒能搞到的東西，居然從一個正在內亂的東歐小國流了出來。
一周之後，機要情報室負責人宣布：這是一份真正的報告。
四月初，第三條路徑被打開。
波蘭洪黨第一sj奧哈布的女秘書露西亞，把一份紅色封面、印著編號和「絕密」字樣的冊子放在了辦公桌上。
她的男友維克托是一個波蘭新聞社的編輯，那天早上來找她，看見了那本冊子。
他問了「這是什麼」，露西亞漫不經心地回答：「那個啊，那是曉夫的報告。」
維克托把冊子借走，帶回家讀完了。
當天下午，他沒有把冊子還給露西亞，而是帶進了以色列駐波蘭大使館。
那是報告全文，一字未刪。
摩薩德將這份報告轉交中情局。
美國人拿到它的時候，中情局局長杜勒斯連夜召集了所有高級分析師，說了一句話：「我們擁有了曉夫報告的全文。」
四月到五月間，莫斯科陷入了嚴重的內部焦慮。
曉夫原本打算將報告內容嚴格控制在一個極其有限的範圍之內，但事情發展得太快了。
波蘭，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以色列，美國，英國，法國，以及南華，所有人好像都在同一時間讀到了它。
蘇國內部一片譁然，大林主義者稱此舉為「自毀長城」，不少老布爾什維克痛哭流涕，年輕一些的人則要求進一步的改革。
蘇黨不得不緊急圍繞這一報告展開內部說服和權力勸說。
在莫斯科，曉夫本人表面上鎮定，但內部線人報告說他一連數天失眠。
他反覆向周邊的人強調「文件不可能通過正當渠道泄露」，私下甚至在幾次內部會議上，
懷疑波蘭的奧哈布有意擴散報告，儘管沒有真憑實據。
克格勃奉命加強了對駐外使節和其他外國人員通信的監視，蘇黨則向各加盟共和國及衛星國發出命令：
所有仍在黨內存放的報告副本必須立即回收，任何未交回的副本都視為叛黨。
可報告的藍本早已流出。
與此同時，自由歐洲電台從四月末開始用多種語言播發報告的節選內容。
波蘭的大林銅像被從廣場移到偏遠的博物館，匈牙利的工人和青年在黨的機關外靜坐抗議。
東歐的基層黨員才意識到，過去幾十年中他們所維護的一切理論基石，已經在莫斯科被定性為一種錯誤。
很多人轉而要求徹底的平反和改革。
美國抓住時機，將這份報告變成在冷戰中顛覆對手的最佳戰略武器，向世界展示華盛頓所要維護的自由世界與此種模式之間的差別。
到五月底，美國已經決定，要把手中這份完整的副本公開發表。
六月五日，《紐約時報》頭版全文刊發。
張文東把檔案袋合上，辦公室里安靜了很久。
他站起來，走到窗前，看著長安城傍晚的街景。
朱雀大街上的車流正在慢慢稀疏，路燈一盞接一盞地亮起來。
他把手背在身後，站了一會兒，然後走回辦公桌前，拿起加密電話又撥了趙立冬的號碼。
「趙局長，」他說，「資料我看完了，有兩個事要麻煩你。」
「第一，把你手裡關於蘇國在東歐各國的情報站部署情況整理一份給我。
我要知道，報告泄露之後他們做了什麼調整，克格勃的人往哪裡調了。
第二，總統說海外資金要隱秘，不可出任何紕漏。」
張文東把電話掛斷，坐回椅子上，重新翻開那份關于波蘭內亂的定期報告。
此時才他的目光落在其中一行字上：貝魯特病逝後，奧哈布臨時代理，黨內權力格局不明。
此時才3月16日，他並不知道東歐會發生什麼樣的變化，
但他知道，一旦信仰崩塌，那麼東歐就會大亂，這也是南華能渾水摸魚的好機會。
蘇明禮走後，張文東思考後續事情。
暫停操作他理解，美蘇兩家正在歐洲較勁，南華這時候把資金伸過去，等於把手伸進兩台正在對撞的齒輪中間。
但暫停不等於什麼都不做，越是這種時候，越要把事情的前因後果摸清楚。
他拿起桌上的內部加密電話，撥了出去。
「趙局長，你那邊有沒有關於蘇國秘密報告的資料？不是美聯社的公開電訊，是背景情況——報告怎麼出來的、怎麼泄露的、現在還傳到哪一步了。」
趙立冬在電話那頭沉默了幾秒，說了一句：「有，不過東西不少，我讓人給您送過來。」
半小時後，一個情報局的機要員把一個密封的牛皮紙檔案袋送到了總理衙門。
檔案袋上蓋著「絕密」的紅戳，封口用火漆封死。
張文東簽字接收，關上辦公室的門，把檔案袋拆開。
裡面的資料不是一份，是一大摞。
最上面是截聽處抄錄的美聯社電訊全文，下面幾份是駐外情報站用密碼發回來的定期報告，
有駐波蘭站的、駐匈牙利站的、駐紐約站的。
張文東從二月份波蘭站泄漏的材料開始翻起。
二月二十五日凌晨，莫斯科克里姆林宮。
蘇二十大會全部正式議程已在頭一天結束，外國代表團的成員被安排離開會場，沒有任何人被告知接下來要發生什麼。
凌晨時分，一千四百多布爾什維克被緊急召集到克里姆林宮的一間秘密會議廳。
門口加了雙崗，所有與會者被要求交出筆記本，鋼筆也被收走了。
有人事後回憶，能帶進去的只有水杯，但沒有人能在白紙上記下完整的字句。
曉夫站在講台上，手裡拿著一份講稿，講了將近五個小時。
從大林在弗拉基米爾遺囑中的面目講起，
講到基洛夫遇刺案中被擴大化的清洗，
講到衛國戰爭初期大林在指揮部里的暴怒與決策失誤，
講到戰後對無辜民族的大規模流放。
每一段話都像冷水潑進滾油，滋滋冒響，但會場上鴉雀無聲，偶爾有人發出短暫的低呼，然後是更深的沉默。
有人在座位上當場昏厥，被人抬了出去；有人把臉埋在手掌里，肩膀劇烈抖動。
曉夫在報告結尾告誡所有人：「這個問題我們不能泄露到外面，更不能公諸報端。」
會議通過了兩項決議，明確規定報告內容不得見於任何公開媒體。
散會的時候天已經快亮了。
布爾什維克們走出會議廳，在克里姆林宮的走廊里互相看了一眼，沒一個人敢開口說話。
五天後，也就是三月一日，蘇黨高層決定將報告要點先傳達到各級黨組織，然後傳達到團員和國家工作人員。
同一天，一批精簡過的報告版本被裝箱，通過外交信使渠道分發到東歐各兄弟黨的總部。
波蘭統一工人黨、匈牙利勞動人民黨、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都拿到了各自的副本。
這些副本是刪節過的，涉及蘇國外交政策的部分全部被刪掉，
每個版本都印著編號和「絕密」字樣，接收方被告知只能在核心圈內傳閱，嚴禁外泄。
然而，只要將內容發出去，就沒有保密的可能，況且就連莫斯科城裡的風聲都已經捂不住了。
駐莫斯科的各國記者和外交官從二月底就開始四處打探，
路透社駐莫斯科分社社長寫了一份新聞稿試圖發出去，被蘇國電訊審查部門當場扣押。
但扣得住一篇稿子，扣不住一萬雙耳朵。
曉夫在閉門會議上作秘密報告的消息，已經在莫斯科的外交圈裡像野火一樣傳開了。
三月初，路透社記者約翰雷蒂正準備休假去斯德哥爾摩，一個叫奧爾洛夫的蘇國青年突然深夜造訪。
奧爾洛夫是他認識的人，一個能自由進出西方記者公寓而從未被攔過的蘇國公民，雷蒂長期懷疑他背後另有身份。
那天晚上，奧爾洛夫沒有帶任何紙片，卻把曉夫報告的核心內容詳細敘述了一遍。
雷蒂不敢在公寓裡做記錄，和上司在莫斯科室外的雪地里一邊走一邊商量。
他們擔心房間裡有竊聽器。
第二天，雷蒂帶著筆記登上飛往斯德哥爾摩的航班，從那裡向路透社發出了全球第一篇關於曉夫批判大林的報導。
與此同時，另一條完全獨立的泄露路徑正在東歐發酵。
三月十二日，波蘭統一工人黨第一sj貝魯特在莫斯科病逝。
貝魯特是大林時代的老牌領導人，他的死在波蘭黨內引發了一場激烈的權力真空爭奪。
政府內部的親莫斯科派和改革派在走廊里公開爭吵，導致秘密報告散發到波蘭代表團的副本，在混亂中被一個曾經不起眼的秘書隨手放在了辦公桌上。
中情局計劃處的官員在同一時間通過波蘭政府內部的渠道得知了報告的存在。
他們沒有直接接觸那份原件，而是通過金錢收買波蘭政府相關人物，拿到了報告的刪節複印件。
總共有三十五處刪節，涉及蘇國外交政策的部分全被挖空了，但報告中關於大林罪行的核心內容完整無缺。
中情局的專家花了幾天時間鑑定這份報告的真偽。
他們和西歐各國情報機構都沒能搞到的東西，居然從一個正在內亂的東歐小國流了出來。
一周之後，機要情報室負責人宣布：這是一份真正的報告。
四月初，第三條路徑被打開。
波蘭洪黨第一sj奧哈布的女秘書露西亞，把一份紅色封面、印著編號和「絕密」字樣的冊子放在了辦公桌上。
她的男友維克托是一個波蘭新聞社的編輯，那天早上來找她，看見了那本冊子。
他問了「這是什麼」，露西亞漫不經心地回答：「那個啊，那是曉夫的報告。」
維克托把冊子借走，帶回家讀完了。
當天下午，他沒有把冊子還給露西亞，而是帶進了以色列駐波蘭大使館。
那是報告全文，一字未刪。
摩薩德將這份報告轉交中情局。
美國人拿到它的時候，中情局局長杜勒斯連夜召集了所有高級分析師，說了一句話：「我們擁有了曉夫報告的全文。」
四月到五月間，莫斯科陷入了嚴重的內部焦慮。
曉夫原本打算將報告內容嚴格控制在一個極其有限的範圍之內，但事情發展得太快了。
波蘭，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以色列，美國，英國，法國，以及南華，所有人好像都在同一時間讀到了它。
蘇國內部一片譁然，大林主義者稱此舉為「自毀長城」，不少老布爾什維克痛哭流涕，年輕一些的人則要求進一步的改革。
蘇黨不得不緊急圍繞這一報告展開內部說服和權力勸說。
在莫斯科，曉夫本人表面上鎮定，但內部線人報告說他一連數天失眠。
他反覆向周邊的人強調「文件不可能通過正當渠道泄露」，私下甚至在幾次內部會議上，
懷疑波蘭的奧哈布有意擴散報告，儘管沒有真憑實據。
克格勃奉命加強了對駐外使節和其他外國人員通信的監視，蘇黨則向各加盟共和國及衛星國發出命令：
所有仍在黨內存放的報告副本必須立即回收，任何未交回的副本都視為叛黨。
可報告的藍本早已流出。
與此同時，自由歐洲電台從四月末開始用多種語言播發報告的節選內容。
波蘭的大林銅像被從廣場移到偏遠的博物館，匈牙利的工人和青年在黨的機關外靜坐抗議。
東歐的基層黨員才意識到，過去幾十年中他們所維護的一切理論基石，已經在莫斯科被定性為一種錯誤。
很多人轉而要求徹底的平反和改革。
美國抓住時機，將這份報告變成在冷戰中顛覆對手的最佳戰略武器，向世界展示華盛頓所要維護的自由世界與此種模式之間的差別。
到五月底，美國已經決定，要把手中這份完整的副本公開發表。
六月五日，《紐約時報》頭版全文刊發。
張文東把檔案袋合上，辦公室里安靜了很久。
他站起來，走到窗前，看著長安城傍晚的街景。
朱雀大街上的車流正在慢慢稀疏，路燈一盞接一盞地亮起來。
他把手背在身後，站了一會兒，然後走回辦公桌前，拿起加密電話又撥了趙立冬的號碼。
「趙局長，」他說，「資料我看完了，有兩個事要麻煩你。」
「第一，把你手裡關於蘇國在東歐各國的情報站部署情況整理一份給我。
我要知道，報告泄露之後他們做了什麼調整，克格勃的人往哪裡調了。
第二，總統說海外資金要隱秘，不可出任何紕漏。」
張文東把電話掛斷，坐回椅子上，重新翻開那份關于波蘭內亂的定期報告。
此時才他的目光落在其中一行字上：貝魯特病逝後，奧哈布臨時代理，黨內權力格局不明。
此時才3月16日，他並不知道東歐會發生什麼樣的變化，
但他知道，一旦信仰崩塌，那麼東歐就會大亂，這也是南華能渾水摸魚的好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