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263 章 電影就是武器，不能落後南華
藿家用灣仔三棟樓換來的這份拷貝，由專人護送，經羊城過境，一路北上。
拷貝一路送進了北方的那棟紅牆大院內。
放映室不大，坐了十幾個人。
沒有記者，沒有講話，燈光一暗，銀幕就亮了。
沒有人中途離場。
放映結束後，房間裡安靜了很久。
有人點起一支煙，有人摘下眼鏡擦了又擦，有人站起來走到窗邊，背對著所有人。
「南華走在我們前面了。」
「他們拍台兒莊，我們拍什麼？我們也有台兒莊。我們也有平型關。我們也有百團大戰。
但我們沒有拍出來。南華人把電影當武器，我們呢？還在把電影當宣傳喇叭。」
「通知文化部，召集各電影製片廠的人，開一個會。議題只有一個——抗戰題材的電影，我們怎麼拍。」
這場會，三天後就開了。
一九五五年的北方電影，不是沒有好東西。
五月份，上滬電影製片廠拍的越劇電影《梁山伯與祝英台》剛參加了法國坎城電影節。
雖然沒拿大獎，但法國人看完之後全場起立鼓掌。
英國愛丁堡國際電影節上，這部片子拿了「映出獎」。
同一屆電影節，兒童抗戰片《雞毛信》拿了「優勝獎」。
一個放羊娃給八路軍送信的故事，英國人看得眼淚汪汪。
但這些遠遠不夠。
《梁山伯與祝英台》是戲曲片，《雞毛信》是兒童片。
真正像《血戰台兒莊》那樣，正面表現一場大戰役、塑造一個統帥形象、把歷史人物當主角來拍的戰爭片，北方一部都沒有。
不是不想拍，是不知道怎麼拍。
劇本也難。
抗戰題材，那是有框架的。
怎麼寫，怎麼拍，拍到什麼程度，都有講究。
正面戰場呢？寫不寫？寫到什麼分寸？
台兒莊是李德鄰打的，李德鄰現在在南華當總統。
拍台兒莊，就是給李德鄰樹碑立傳。
文化部的會議室里，這些話題吵了一整天。
長影的廠長姓王，從延安出來的老文藝兵，說話直。
「咱們拍抗戰，不能只拍小兵張嘎，不能只拍放羊娃送雞毛信。那些要拍，但不夠。
南華拍台兒莊，拍的是大場面，是大人物，是統帥怎麼運籌帷幄。
咱們也得拍這樣的片子，不拍，就是認輸。」
有人問：「拍誰？拍哪個戰役？」
老王把菸頭按滅：「平型關。咱們自己的仗，咱們自己的將軍。」
又有人說：「平型關是我們打的，規模跟台兒莊沒法比。
台兒莊斃傷日軍一萬多，平型關殲敵一千。
銀幕上一比，氣勢就輸了。」
老王瞪了他一眼：「打仗不是比人數。平型關是抗戰以來第一次勝仗，意義不比台兒莊小。」
坐在角落裡的一個老導演開口了。
他是從上海來的，拍過幾部進步電影，抗戰時期在沿岸待過。
「王廠長說得對。但平型關有一個問題——那是山地伏擊戰，打的是坂垣師團的輜重隊。
台兒莊是城市攻防戰，坦克、大炮、巷戰、刺刀見紅。
從電影語言來說，台兒莊天然適合銀幕。
平型關要想拍出同樣的衝擊力，難。」
會議室里安靜了。
老導演繼續說：「但難，不等於不能拍。南華有台兒莊，我們有平型關。
他們有坦克大炮，我們有崇山峻岭。
各有各的打法，各有各的拍法。關鍵不是拍什麼，是敢不敢拍。」
他停了一下：「《血戰台兒莊》讓我最震動的，不是那些打仗的鏡頭，是李德林的那一句話。南華人敢讓演員說出這句話，我們敢不敢？」
這一句話，給所有人整沉默了。
那天會議最後，相關的領導拍了板。
三條決定：第一，長影馬上啟動抗戰題材戰爭片的籌備工作，題材不限，平型關、百團大戰、黃土嶺，都可以報。
第二，劇本審查放寬尺度，歷史人物可以正麵塑造，反面人物也要真實，不能臉譜化。
第三，派人去香江，通過各種渠道收集南華那邊電影工業的資料。
散會的時候，老王走到老導演身邊，遞了支煙:「你說的那句話，我記住了。」
老導演接過煙:「哪句？」
「敢不敢。」
老導演把煙點上，吸了一口:「王廠長，我在沿岸的時候，看過一部蘇聯片，《偉大的轉折》，拍的是史達林格勒。
那裡面的將軍，有犯錯誤的，有抗命的，有犧牲的，有活到最後的。
但看完之後，你不會覺得那些犯錯誤的將軍是壞人。
你會覺得，他們都是人，都是在打仗的人。」
他把菸灰彈了彈：「南華人懂了，我們還沒懂。」
老王沉默著，沒有說話。
他是廠長，想的東西要比導演想的多。
劇本審查看似放寬，但真拍出來，哪句台詞能留哪句不能留，哪個歷史人物能出現哪個不能出現，不是他能定的。
老導演把菸頭扔在地上，踩滅：「不過快了。咱們還有一個優勢，南華沒有。」
「什麼優勢？」
「那些戰犯，把他們知道的寫出來，就是最好的素材」
老王愣了一下，細細琢磨之下，越想越有可行性。
他把菸頭掐滅，扔進菸灰缸：「這事得請示。用戰犯的回憶材料，不是咱們廠能定的。」
「那還請抓緊時間，但王廠長，有一條我得說在前頭。真要讓他們寫，就不能只寫歌頌。
得讓他們寫真話，這材料才有用。寫假話，不如不寫。」
老王看著他，看了很久，然後點了點頭。
三天後，一份報告送到了相關部門。
報告裡說，電影製片廠擬組織力量創作抗戰題材戰爭片，建議利用在押戰犯的親身經歷，作為劇本創作素材。
相關部門指示：想讓他們看看這部電影，先了解一下他們對這部電影的看法在做決定。
拷貝一路送進了北方的那棟紅牆大院內。
放映室不大，坐了十幾個人。
沒有記者，沒有講話，燈光一暗，銀幕就亮了。
沒有人中途離場。
放映結束後，房間裡安靜了很久。
有人點起一支煙，有人摘下眼鏡擦了又擦，有人站起來走到窗邊，背對著所有人。
「南華走在我們前面了。」
「他們拍台兒莊，我們拍什麼？我們也有台兒莊。我們也有平型關。我們也有百團大戰。
但我們沒有拍出來。南華人把電影當武器，我們呢？還在把電影當宣傳喇叭。」
「通知文化部，召集各電影製片廠的人，開一個會。議題只有一個——抗戰題材的電影，我們怎麼拍。」
這場會，三天後就開了。
一九五五年的北方電影，不是沒有好東西。
五月份，上滬電影製片廠拍的越劇電影《梁山伯與祝英台》剛參加了法國坎城電影節。
雖然沒拿大獎，但法國人看完之後全場起立鼓掌。
英國愛丁堡國際電影節上，這部片子拿了「映出獎」。
同一屆電影節，兒童抗戰片《雞毛信》拿了「優勝獎」。
一個放羊娃給八路軍送信的故事，英國人看得眼淚汪汪。
但這些遠遠不夠。
《梁山伯與祝英台》是戲曲片，《雞毛信》是兒童片。
真正像《血戰台兒莊》那樣，正面表現一場大戰役、塑造一個統帥形象、把歷史人物當主角來拍的戰爭片，北方一部都沒有。
不是不想拍，是不知道怎麼拍。
劇本也難。
抗戰題材，那是有框架的。
怎麼寫，怎麼拍，拍到什麼程度，都有講究。
正面戰場呢？寫不寫？寫到什麼分寸？
台兒莊是李德鄰打的，李德鄰現在在南華當總統。
拍台兒莊，就是給李德鄰樹碑立傳。
文化部的會議室里，這些話題吵了一整天。
長影的廠長姓王，從延安出來的老文藝兵，說話直。
「咱們拍抗戰，不能只拍小兵張嘎，不能只拍放羊娃送雞毛信。那些要拍，但不夠。
南華拍台兒莊，拍的是大場面，是大人物，是統帥怎麼運籌帷幄。
咱們也得拍這樣的片子，不拍，就是認輸。」
有人問：「拍誰？拍哪個戰役？」
老王把菸頭按滅：「平型關。咱們自己的仗，咱們自己的將軍。」
又有人說：「平型關是我們打的，規模跟台兒莊沒法比。
台兒莊斃傷日軍一萬多，平型關殲敵一千。
銀幕上一比，氣勢就輸了。」
老王瞪了他一眼：「打仗不是比人數。平型關是抗戰以來第一次勝仗，意義不比台兒莊小。」
坐在角落裡的一個老導演開口了。
他是從上海來的，拍過幾部進步電影，抗戰時期在沿岸待過。
「王廠長說得對。但平型關有一個問題——那是山地伏擊戰，打的是坂垣師團的輜重隊。
台兒莊是城市攻防戰，坦克、大炮、巷戰、刺刀見紅。
從電影語言來說，台兒莊天然適合銀幕。
平型關要想拍出同樣的衝擊力，難。」
會議室里安靜了。
老導演繼續說：「但難，不等於不能拍。南華有台兒莊，我們有平型關。
他們有坦克大炮，我們有崇山峻岭。
各有各的打法，各有各的拍法。關鍵不是拍什麼，是敢不敢拍。」
他停了一下：「《血戰台兒莊》讓我最震動的，不是那些打仗的鏡頭，是李德林的那一句話。南華人敢讓演員說出這句話，我們敢不敢？」
這一句話，給所有人整沉默了。
那天會議最後，相關的領導拍了板。
三條決定：第一，長影馬上啟動抗戰題材戰爭片的籌備工作，題材不限，平型關、百團大戰、黃土嶺，都可以報。
第二，劇本審查放寬尺度，歷史人物可以正麵塑造，反面人物也要真實，不能臉譜化。
第三，派人去香江，通過各種渠道收集南華那邊電影工業的資料。
散會的時候，老王走到老導演身邊，遞了支煙:「你說的那句話，我記住了。」
老導演接過煙:「哪句？」
「敢不敢。」
老導演把煙點上，吸了一口:「王廠長，我在沿岸的時候，看過一部蘇聯片，《偉大的轉折》，拍的是史達林格勒。
那裡面的將軍，有犯錯誤的，有抗命的，有犧牲的，有活到最後的。
但看完之後，你不會覺得那些犯錯誤的將軍是壞人。
你會覺得，他們都是人，都是在打仗的人。」
他把菸灰彈了彈：「南華人懂了，我們還沒懂。」
老王沉默著，沒有說話。
他是廠長，想的東西要比導演想的多。
劇本審查看似放寬，但真拍出來，哪句台詞能留哪句不能留，哪個歷史人物能出現哪個不能出現，不是他能定的。
老導演把菸頭扔在地上，踩滅：「不過快了。咱們還有一個優勢，南華沒有。」
「什麼優勢？」
「那些戰犯，把他們知道的寫出來，就是最好的素材」
老王愣了一下，細細琢磨之下，越想越有可行性。
他把菸頭掐滅，扔進菸灰缸：「這事得請示。用戰犯的回憶材料，不是咱們廠能定的。」
「那還請抓緊時間，但王廠長，有一條我得說在前頭。真要讓他們寫，就不能只寫歌頌。
得讓他們寫真話，這材料才有用。寫假話，不如不寫。」
老王看著他，看了很久，然後點了點頭。
三天後，一份報告送到了相關部門。
報告裡說，電影製片廠擬組織力量創作抗戰題材戰爭片，建議利用在押戰犯的親身經歷，作為劇本創作素材。
相關部門指示：想讓他們看看這部電影，先了解一下他們對這部電影的看法在做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