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九章 叔，你是我叔
一九八四年的春天來得很早。正月還沒過完，承天巷口那棵大榕樹就冒出了新芽，嫩綠的，小小的，像無數隻剛睜開的眼睛。陳家鋪子門口那棵石榴樹也醒了，枯了一整個冬天的枝條上鼓起了密密麻麻的花苞，有的已經裂開了縫，露出裡面紅紅的花瓣，像嬰兒從被子裡伸出來的小拳頭。陳木水每天早上起來第一件事就是蹲在石榴樹旁邊看那些花苞。他數一遍，又數一遍，數到第十遍的時候，花苞又多了幾顆。他伸出手，想摸摸最小的那顆花苞，手指伸到一半又縮回來了。他怕摸壞了。
「陳叔，吃飯了。」家興站在鋪子門口喊他。
他站起來，腿蹲麻了，踉蹌了一下，扶住樹幹站穩了。他走進鋪子，坐在灶台前的矮凳上，面前擺著一碗粥、一碟鹹菜、一顆金棗。粥是地瓜粥，地瓜切得很大塊，煮得軟爛，用筷子一夾就碎。鹹菜是蘿蔔乾，切碎了拌上辣椒和蒜末，脆生生的，辣絲絲的。金棗金黃金黃的，在碗邊放著，像一顆小太陽。他端起粥碗，喝了一口，粥很燙，他燙得嘶了一聲，但沒有停下來，又喝了一口。他喝粥的時候發出很大的聲音，呼嚕呼嚕的，像一頭在槽邊進食的豬。家興在旁邊看著他喝粥，忍不住笑了。
「陳叔，你喝粥的聲音好大。」
陳木水停下來，看著家興。家興已經十四歲了，個子躥得很快，快趕上家安了。他的臉上還有幾顆青春痘，紅紅的，腫腫的，像幾顆剛冒出來的小蘑菇。他的門牙中間那條縫還在，笑起來能看到那條縫後面黑洞洞的口腔。
「我從小就這樣。」陳木水說，「我阿媽說，喝粥不出聲，飯就白吃了。」他低下頭繼續喝。呼嚕，呼嚕，呼嚕。
家興看著他那頭花白的頭髮，稀疏的，軟塌塌的，貼在頭皮上，像冬天山坡上殘留的枯草。他的頭低著，後腦勺上有一塊疤，疤痕是白色的，沒有頭髮，像一塊被火燒過的荒地。家興看著那塊疤看了好一會兒。他想問那塊疤是怎麼來的，但他沒有問。他覺得那是陳木水的秘密。不該問的不能問。
陳木水是春天的時候開始變的。不是變老，老是一直在老的。是變沉默。
以前他還會跟家興說幾句話，問問粥好不好喝，問問金棗甜不甜，問問今天有沒有客人來。現在他不說話了。他坐在櫃檯後面的矮凳上，兩條腿在桌子底下抖著，眼睛看著門口，看著巷子，看著巷口那棵大榕樹。他不說話，就那麼看著，像一塊被種在櫃檯後面的石頭。
陳阿圓注意到了他的變化，但沒有問。她知道有些話不是想問就能問出來的。有些話要等人自己說。他不想說，你問一百遍也沒有用。他想了，不用你問他自己就說出來了。
她等著。
四月里的一天，天下著大雨。雨從早上開始下，越下越大，到中午的時候，巷子裡的水已經漫過了腳踝。青石板被雨水洗得發亮，青苔綠得發黑，牆縫裡的野草被雨打得東倒西歪。沒有客人，鋪子裡很安靜。只有雨聲，嘩嘩的，像有人在天地之間拉著一面巨大的帘子。
陳木水坐在櫃檯後面的矮凳上，看著門外的雨，兩條腿在桌子底下抖著。他忽然站起來，走到牆邊，伸出手摸了摸那根扁擔。
扁擔是黑色的，斷過三次，綁著三道麻繩，木頭已經被汗水和雨水泡了幾十年，摸上去是涼的，滑的，像一塊被河水沖刷了很久的鵝卵石。他的手指在扁擔上慢慢地滑過去，從這頭滑到那頭，從那頭滑到這頭，把那三道麻繩摸了一遍，把那些裂縫和坑窪摸了一遍，把扁擔上所有的痕跡都摸了一遍。他的手指停在了扁擔中間，那裡有一道很深的凹槽，是被肩膀磨出來的。
扁擔在誰的肩上磨了這道凹槽？在陳遠水的肩上。從緬甸到泉州，三千里路，三年時光，扁擔在陳遠水的肩上磨出了一道凹槽。凹槽里嵌著陳遠水的汗，嵌著陳遠水的血，嵌著陳遠水的皮屑。凹槽是陳遠水的形狀。
陳木水把手從扁擔上收回來，轉過身，看著陳阿圓。陳阿圓正站在櫃檯後麵包金棗，手指在金棗和報紙之間翻飛著。她感覺到了陳木水的目光，抬起頭，看著他。
「陳叔，怎麼了？」
陳木水沒有說話。他走回櫃檯前面，站在那裡，兩隻手撐著櫃檯，身體微微前傾。他的手指在發抖，櫃檯的木頭在他手指下面發出輕微的吱呀聲，像一扇很久沒有打開的門被人推開了。
「阿圓。」他喊了一聲。不是「阿圓」，是「阿圓」。從來沒有人這樣叫過她。陳遠水叫她「阿圓」，蘇阿梅叫她「阿圓」，林清石叫她「阿圓」，家安、家寧、家興都叫她「阿母」。別人叫她「陳老闆」、「老闆娘」、「阿圓姐」。沒有人叫她「阿圓」。陳木水的聲音不像陳遠水，陳遠水的聲音低沉，沙啞，像風吹過枯樹。陳木水的聲音是尖的，細的，像一根針從喉嚨里刺出來。但他叫她「阿圓」的時候，那個聲音忽然變得不一樣了——低了一些，沉了一些，像是有一個人在很遠很遠的地方喊她。
「陳叔，你想說什麼？」
陳木水看著她，渾濁的眼睛裡有光在閃。他的嘴唇在抖，從嘴角抖到嘴唇中央，從上唇抖到下唇。他想說什麼，但聲音卡在喉嚨里，出不來。他把手從櫃檯上收回來，捂住了自己的臉。他的肩膀開始抖，一聳一聳的，像一個人在無聲地哭泣。但從他的指縫間傳出來的不是哭聲，是一種壓抑的、沉悶的、像從地底下冒出來的聲音——啊啊，啊啊，啊啊。像一隻被困在井底的動物在叫。
家興從後面跑出來，站在灶間門口，手裡還拿著一塊抹布。他看見陳木水捂著臉蹲在地上，肩膀一聳一聳的，他愣住了。陳阿圓從櫃檯後面走出來，蹲在陳木水面前，伸出手，輕輕地拍了拍他的肩膀。
「陳叔，有什麼事你說。說出來就好了。」
陳木水把手從臉上放下來。他的臉是濕的，眼淚和鼻涕混在一起，滿臉都是。他的眼睛紅紅的，腫腫的，像兩顆被泡在水裡的紅棗。他看著陳阿圓，嘴巴張開又合上，合上又張開，像一條被釣上岸的魚。
「阿圓，我不是陳木水。」他說的聲音很小，小得家興站在灶間門口都沒有聽清。但陳阿圓聽清了。她蹲在那裡，像被人點穴了一樣，一動不動。
「我叫陳水木。我是你阿爸的弟弟。我是你叔叔。」
鋪子裡安靜了。雨聲忽然變得很大，嘩嘩的，像天塌了一個角。家興手裡的抹布掉在了地上，他沒有去撿，站在那裡，看著蹲在地上的陳木水——不，陳水木。陳水木。陳遠水的弟弟。
陳阿圓蹲在他面前，看著他那張臉——花白的頭髮，稀疏的，軟塌塌的，貼在頭皮上；臉上的皺紋深得像刀刻的，一道一道的，從額頭到下巴，從左臉到右臉；背駝得很厲害，頭往前伸，下巴快碰到胸口了；衣服是舊的，灰撲撲的，袖口磨出了白色的線頭；手是枯的，乾柴一樣的，青筋一根一根地暴起，像一條條蚯蚓趴在皮膚下面。她看著這張臉，看了很久，在這張臉上尋找陳遠水的影子。她找到了——額頭，一樣的寬，一樣的平，一樣的上面有三道抬頭紋；眉毛，一樣的濃，一樣的黑，一樣的眉尾往下耷拉著；鼻子，一樣的直，一樣的挺，一樣的鼻翼微微外翻；嘴巴，一樣的薄，一樣的嘴唇緊閉的時候嘴角往下彎。她找到了。她早就應該找到的。但她沒有。
因為她從來沒有想過陳遠水還有一個弟弟。
陳遠水從來沒有提過。在緬甸的時候沒有提過，在泉州的時候沒有提過，在永春的時候沒有提過，在灶間門口抽菸的時候沒有提過，在石凳上剝花生的時候沒有提過，在面線碗前低著頭吸面線的時候沒有提過。他從來沒有提過他有任何一個兄弟姐妹。
「你阿爸走的時候，我在緬甸。」他的聲音在抖，整個人都在抖。「我在緬甸的橡膠園裡割膠。我割了三年。我聽說你阿爸回了泉州，我也跟著回來了。但我回來的時候，你阿爸已經不在泉州了。我找不到他。我找了十幾年。我找遍了泉州、晉江、石獅、廈門、漳州。我找不到。」
他的手從櫃檯上滑下來，垂在身體兩側。「我後來去了永春。我聽說有人在永春看到一個瘸腿的人，很像你阿爸。我去了永春，找了三年，找不到。我回了泉州，在街上撿瓶子。一天撿幾斤，一斤賣兩毛。夠吃飯了。有一天我在高速上撿瓶子，一輛白色的貨車停在我面前。一個年輕人從車上下來，走到我面前。他說他叫林家安，他阿爸叫陳遠水。他說他在泉州開了一家鋪子，在承天巷。他說他阿母叫陳阿圓。他說陳阿圓是陳遠水的女兒。他說陳阿圓在找他阿爸的路上遇到了很多人。他說陳阿圓在路上遇到了一個叫陳木水的老人。他說那個老人說他叫陳木水。他說那個老人說他在緬甸待過，割過橡膠。」
「那個人是我。那個人就是我。」
他蹲在那裡，捂著臉，肩膀一聳一聳的。「我不敢說。我怕說了你們不讓我待了。我怕說了你們會把我趕走。我怕說了就再也見不到你阿爸用過的東西了——這根扁擔，這把蒲扇，這隻碗，這個櫃檯，這個鋪子。我怕說了就再也看不到這些了。這些是你阿爸的，也是我的。他是我哥。他比我大八歲。他十六歲離開家去了緬甸。我八歲。我記得他走的那天。他背著一個包袱，站在門口，回過頭看了我一眼。他說，水木，等我回來。我給你帶緬甸的糖。他走了。他沒有回來。」
陳阿圓蹲在那裡，眼淚無聲無息地涌了出來。她沒有擦，讓它流。她想起了陳遠水走的那天。他走的那天，她也蹲在他面前，握著他的手。他的手是涼的，她的眼淚滴在他的手背上。
「阿爸從來沒有跟我說過他有一個弟弟。」她的聲音在抖。
陳水木從口袋裡摸出一個東西，放在手心裡，遞到陳阿圓面前。是一顆糖，用發黃的糖紙包著，糖紙上印著幾個緬甸字。糖紙已經脆了，一碰就要碎。他把糖放在陳阿圓的手心裡。「你阿爸給我帶的緬甸的糖。我帶了一輩子。我一直沒吃。」
陳阿圓看著手心裡那顆糖，眼淚一滴一滴地落在糖紙上，糖紙濕了，軟了，緬甸字模糊了，變成了幾團黑色的墨跡。她把糖攥在手心裡，攥著，攥著，像攥著一顆心臟。
「叔。」她喊了一聲。
陳水木的肩膀抖了一下。
「叔。」她又喊了一聲，聲音大了一些。
陳水木抬起頭，看著她。他的眼睛紅紅的，腫腫的，眼淚從眼眶裡湧出來，一滴一滴地往下掉。「你叫我什麼？」
「叔。你是我叔。」
陳水木的嘴咧開了。他在笑，但比哭還難看。他的嘴角往上翹著，眼睛卻在發紅，整張臉扭曲成一種又像笑又像哭的表情。他笑了，哭了，哭了笑了，笑了哭了。他的笑聲和哭聲混在一起，從喉嚨里湧出來，啊啊，啊啊，啊啊。他蹲在那裡，像一隻被困在井底的動物終於被人發現了，發出了最後一聲、最響亮的、把所有力氣都用盡了的叫喊。
雨小了。巷子裡的水慢慢退了，青石板露出來了。青苔被雨水洗過之後綠得發亮，綠得像要滴下來。石榴樹上的花苞被雨打落了幾顆，落在泥地里，紅紅的，小小的，像幾滴凝固的血。雨停了，太陽從雲層後面露出臉來，光照在濕漉漉的巷子裡，青石板泛著光。陳水木坐在櫃檯後面的矮凳上，面前放著一碗粥。粥已經涼了，表面結了一層皮。
他沒有喝。他看著門口。門口站著一個人，是一個四十多歲的男人，穿著深藍色的中山裝，手裡提著一個黑色的公文包。他看著鋪子裡的一切——貨架、櫃檯、罈子、粗陶碗、煤油燈、扁擔、蒲扇、營業執照、陳阿圓、家興、陳水木。他看著陳水木，看著他花白的頭髮，看著他臉上的皺紋，看著他駝了的背。他看了很久，然後開口了。「你是陳水木？」
陳水木看著他，搖了搖頭。「我不認識你。」
那個人從口袋裡掏出一張照片，放在櫃檯上。照片是黑白的，邊角發黃了，上面是兩個人——一個高一點，一個矮一點；高一點的十六歲左右，穿著長衫，頭髮梳得整整齊齊；矮一點的七八歲，穿著短褂，光著腳，站在高一點的那個人旁邊。兩個人的眉眼很像。他們是兄弟。
陳遠水和陳水木。
陳水木看著那張照片，他的手開始發抖，整個人都在抖。「這是我哥。」他的聲音小得像蚊子叫。
「我知道。」那個人把照片翻過來，背面寫著一行字——「遠水、水木，一九四〇年，泉州。」字跡潦草，但很清楚。
陳水木看著那行字，眼淚滴在照片上。他把照片貼在胸口，貼在心臟跳動的地方。
「你阿爸臨走之前，讓我把這個給你。他說，如果你還活著，把這個照片給你。如果你不在了，就把照片燒給他。」那個人把一張紙條放在櫃檯上，轉身走了。
陳水木打開紙條，上面只有一句話：
「水木，哥對不起你。」
陳水木握著那張紙條，像握著一根救命的稻草。他的手指在發抖，紙條在他手裡沙沙地響。他把紙條放在胸口，放在那張照片上面。
「陳叔，吃飯了。」家興站在鋪子門口喊他。
他站起來，腿蹲麻了，踉蹌了一下，扶住樹幹站穩了。他走進鋪子，坐在灶台前的矮凳上，面前擺著一碗粥、一碟鹹菜、一顆金棗。粥是地瓜粥，地瓜切得很大塊，煮得軟爛，用筷子一夾就碎。鹹菜是蘿蔔乾，切碎了拌上辣椒和蒜末，脆生生的，辣絲絲的。金棗金黃金黃的，在碗邊放著，像一顆小太陽。他端起粥碗，喝了一口，粥很燙，他燙得嘶了一聲，但沒有停下來，又喝了一口。他喝粥的時候發出很大的聲音，呼嚕呼嚕的，像一頭在槽邊進食的豬。家興在旁邊看著他喝粥，忍不住笑了。
「陳叔，你喝粥的聲音好大。」
陳木水停下來，看著家興。家興已經十四歲了，個子躥得很快，快趕上家安了。他的臉上還有幾顆青春痘，紅紅的，腫腫的，像幾顆剛冒出來的小蘑菇。他的門牙中間那條縫還在，笑起來能看到那條縫後面黑洞洞的口腔。
「我從小就這樣。」陳木水說，「我阿媽說，喝粥不出聲，飯就白吃了。」他低下頭繼續喝。呼嚕，呼嚕，呼嚕。
家興看著他那頭花白的頭髮，稀疏的，軟塌塌的，貼在頭皮上，像冬天山坡上殘留的枯草。他的頭低著，後腦勺上有一塊疤，疤痕是白色的，沒有頭髮，像一塊被火燒過的荒地。家興看著那塊疤看了好一會兒。他想問那塊疤是怎麼來的，但他沒有問。他覺得那是陳木水的秘密。不該問的不能問。
陳木水是春天的時候開始變的。不是變老，老是一直在老的。是變沉默。
以前他還會跟家興說幾句話，問問粥好不好喝，問問金棗甜不甜，問問今天有沒有客人來。現在他不說話了。他坐在櫃檯後面的矮凳上，兩條腿在桌子底下抖著，眼睛看著門口，看著巷子，看著巷口那棵大榕樹。他不說話，就那麼看著，像一塊被種在櫃檯後面的石頭。
陳阿圓注意到了他的變化，但沒有問。她知道有些話不是想問就能問出來的。有些話要等人自己說。他不想說，你問一百遍也沒有用。他想了，不用你問他自己就說出來了。
她等著。
四月里的一天，天下著大雨。雨從早上開始下，越下越大，到中午的時候，巷子裡的水已經漫過了腳踝。青石板被雨水洗得發亮，青苔綠得發黑，牆縫裡的野草被雨打得東倒西歪。沒有客人，鋪子裡很安靜。只有雨聲，嘩嘩的，像有人在天地之間拉著一面巨大的帘子。
陳木水坐在櫃檯後面的矮凳上，看著門外的雨，兩條腿在桌子底下抖著。他忽然站起來，走到牆邊，伸出手摸了摸那根扁擔。
扁擔是黑色的，斷過三次，綁著三道麻繩，木頭已經被汗水和雨水泡了幾十年，摸上去是涼的，滑的，像一塊被河水沖刷了很久的鵝卵石。他的手指在扁擔上慢慢地滑過去，從這頭滑到那頭，從那頭滑到這頭，把那三道麻繩摸了一遍，把那些裂縫和坑窪摸了一遍，把扁擔上所有的痕跡都摸了一遍。他的手指停在了扁擔中間，那裡有一道很深的凹槽，是被肩膀磨出來的。
扁擔在誰的肩上磨了這道凹槽？在陳遠水的肩上。從緬甸到泉州，三千里路，三年時光，扁擔在陳遠水的肩上磨出了一道凹槽。凹槽里嵌著陳遠水的汗，嵌著陳遠水的血，嵌著陳遠水的皮屑。凹槽是陳遠水的形狀。
陳木水把手從扁擔上收回來，轉過身，看著陳阿圓。陳阿圓正站在櫃檯後麵包金棗，手指在金棗和報紙之間翻飛著。她感覺到了陳木水的目光，抬起頭，看著他。
「陳叔，怎麼了？」
陳木水沒有說話。他走回櫃檯前面，站在那裡，兩隻手撐著櫃檯，身體微微前傾。他的手指在發抖，櫃檯的木頭在他手指下面發出輕微的吱呀聲，像一扇很久沒有打開的門被人推開了。
「阿圓。」他喊了一聲。不是「阿圓」，是「阿圓」。從來沒有人這樣叫過她。陳遠水叫她「阿圓」，蘇阿梅叫她「阿圓」，林清石叫她「阿圓」，家安、家寧、家興都叫她「阿母」。別人叫她「陳老闆」、「老闆娘」、「阿圓姐」。沒有人叫她「阿圓」。陳木水的聲音不像陳遠水，陳遠水的聲音低沉，沙啞，像風吹過枯樹。陳木水的聲音是尖的，細的，像一根針從喉嚨里刺出來。但他叫她「阿圓」的時候，那個聲音忽然變得不一樣了——低了一些，沉了一些，像是有一個人在很遠很遠的地方喊她。
「陳叔，你想說什麼？」
陳木水看著她，渾濁的眼睛裡有光在閃。他的嘴唇在抖，從嘴角抖到嘴唇中央，從上唇抖到下唇。他想說什麼，但聲音卡在喉嚨里，出不來。他把手從櫃檯上收回來，捂住了自己的臉。他的肩膀開始抖，一聳一聳的，像一個人在無聲地哭泣。但從他的指縫間傳出來的不是哭聲，是一種壓抑的、沉悶的、像從地底下冒出來的聲音——啊啊，啊啊，啊啊。像一隻被困在井底的動物在叫。
家興從後面跑出來，站在灶間門口，手裡還拿著一塊抹布。他看見陳木水捂著臉蹲在地上，肩膀一聳一聳的，他愣住了。陳阿圓從櫃檯後面走出來，蹲在陳木水面前，伸出手，輕輕地拍了拍他的肩膀。
「陳叔，有什麼事你說。說出來就好了。」
陳木水把手從臉上放下來。他的臉是濕的，眼淚和鼻涕混在一起，滿臉都是。他的眼睛紅紅的，腫腫的，像兩顆被泡在水裡的紅棗。他看著陳阿圓，嘴巴張開又合上，合上又張開，像一條被釣上岸的魚。
「阿圓，我不是陳木水。」他說的聲音很小，小得家興站在灶間門口都沒有聽清。但陳阿圓聽清了。她蹲在那裡，像被人點穴了一樣，一動不動。
「我叫陳水木。我是你阿爸的弟弟。我是你叔叔。」
鋪子裡安靜了。雨聲忽然變得很大，嘩嘩的，像天塌了一個角。家興手裡的抹布掉在了地上，他沒有去撿，站在那裡，看著蹲在地上的陳木水——不，陳水木。陳水木。陳遠水的弟弟。
陳阿圓蹲在他面前，看著他那張臉——花白的頭髮，稀疏的，軟塌塌的，貼在頭皮上；臉上的皺紋深得像刀刻的，一道一道的，從額頭到下巴，從左臉到右臉；背駝得很厲害，頭往前伸，下巴快碰到胸口了；衣服是舊的，灰撲撲的，袖口磨出了白色的線頭；手是枯的，乾柴一樣的，青筋一根一根地暴起，像一條條蚯蚓趴在皮膚下面。她看著這張臉，看了很久，在這張臉上尋找陳遠水的影子。她找到了——額頭，一樣的寬，一樣的平，一樣的上面有三道抬頭紋；眉毛，一樣的濃，一樣的黑，一樣的眉尾往下耷拉著；鼻子，一樣的直，一樣的挺，一樣的鼻翼微微外翻；嘴巴，一樣的薄，一樣的嘴唇緊閉的時候嘴角往下彎。她找到了。她早就應該找到的。但她沒有。
因為她從來沒有想過陳遠水還有一個弟弟。
陳遠水從來沒有提過。在緬甸的時候沒有提過，在泉州的時候沒有提過，在永春的時候沒有提過，在灶間門口抽菸的時候沒有提過，在石凳上剝花生的時候沒有提過，在面線碗前低著頭吸面線的時候沒有提過。他從來沒有提過他有任何一個兄弟姐妹。
「你阿爸走的時候，我在緬甸。」他的聲音在抖，整個人都在抖。「我在緬甸的橡膠園裡割膠。我割了三年。我聽說你阿爸回了泉州，我也跟著回來了。但我回來的時候，你阿爸已經不在泉州了。我找不到他。我找了十幾年。我找遍了泉州、晉江、石獅、廈門、漳州。我找不到。」
他的手從櫃檯上滑下來，垂在身體兩側。「我後來去了永春。我聽說有人在永春看到一個瘸腿的人，很像你阿爸。我去了永春，找了三年，找不到。我回了泉州，在街上撿瓶子。一天撿幾斤，一斤賣兩毛。夠吃飯了。有一天我在高速上撿瓶子，一輛白色的貨車停在我面前。一個年輕人從車上下來，走到我面前。他說他叫林家安，他阿爸叫陳遠水。他說他在泉州開了一家鋪子，在承天巷。他說他阿母叫陳阿圓。他說陳阿圓是陳遠水的女兒。他說陳阿圓在找他阿爸的路上遇到了很多人。他說陳阿圓在路上遇到了一個叫陳木水的老人。他說那個老人說他叫陳木水。他說那個老人說他在緬甸待過，割過橡膠。」
「那個人是我。那個人就是我。」
他蹲在那裡，捂著臉，肩膀一聳一聳的。「我不敢說。我怕說了你們不讓我待了。我怕說了你們會把我趕走。我怕說了就再也見不到你阿爸用過的東西了——這根扁擔，這把蒲扇，這隻碗，這個櫃檯，這個鋪子。我怕說了就再也看不到這些了。這些是你阿爸的，也是我的。他是我哥。他比我大八歲。他十六歲離開家去了緬甸。我八歲。我記得他走的那天。他背著一個包袱，站在門口，回過頭看了我一眼。他說，水木，等我回來。我給你帶緬甸的糖。他走了。他沒有回來。」
陳阿圓蹲在那裡，眼淚無聲無息地涌了出來。她沒有擦，讓它流。她想起了陳遠水走的那天。他走的那天，她也蹲在他面前，握著他的手。他的手是涼的，她的眼淚滴在他的手背上。
「阿爸從來沒有跟我說過他有一個弟弟。」她的聲音在抖。
陳水木從口袋裡摸出一個東西，放在手心裡，遞到陳阿圓面前。是一顆糖，用發黃的糖紙包著，糖紙上印著幾個緬甸字。糖紙已經脆了，一碰就要碎。他把糖放在陳阿圓的手心裡。「你阿爸給我帶的緬甸的糖。我帶了一輩子。我一直沒吃。」
陳阿圓看著手心裡那顆糖，眼淚一滴一滴地落在糖紙上，糖紙濕了，軟了，緬甸字模糊了，變成了幾團黑色的墨跡。她把糖攥在手心裡，攥著，攥著，像攥著一顆心臟。
「叔。」她喊了一聲。
陳水木的肩膀抖了一下。
「叔。」她又喊了一聲，聲音大了一些。
陳水木抬起頭，看著她。他的眼睛紅紅的，腫腫的，眼淚從眼眶裡湧出來，一滴一滴地往下掉。「你叫我什麼？」
「叔。你是我叔。」
陳水木的嘴咧開了。他在笑，但比哭還難看。他的嘴角往上翹著，眼睛卻在發紅，整張臉扭曲成一種又像笑又像哭的表情。他笑了，哭了，哭了笑了，笑了哭了。他的笑聲和哭聲混在一起，從喉嚨里湧出來，啊啊，啊啊，啊啊。他蹲在那裡，像一隻被困在井底的動物終於被人發現了，發出了最後一聲、最響亮的、把所有力氣都用盡了的叫喊。
雨小了。巷子裡的水慢慢退了，青石板露出來了。青苔被雨水洗過之後綠得發亮，綠得像要滴下來。石榴樹上的花苞被雨打落了幾顆，落在泥地里，紅紅的，小小的，像幾滴凝固的血。雨停了，太陽從雲層後面露出臉來，光照在濕漉漉的巷子裡，青石板泛著光。陳水木坐在櫃檯後面的矮凳上，面前放著一碗粥。粥已經涼了，表面結了一層皮。
他沒有喝。他看著門口。門口站著一個人，是一個四十多歲的男人，穿著深藍色的中山裝，手裡提著一個黑色的公文包。他看著鋪子裡的一切——貨架、櫃檯、罈子、粗陶碗、煤油燈、扁擔、蒲扇、營業執照、陳阿圓、家興、陳水木。他看著陳水木，看著他花白的頭髮，看著他臉上的皺紋，看著他駝了的背。他看了很久，然後開口了。「你是陳水木？」
陳水木看著他，搖了搖頭。「我不認識你。」
那個人從口袋裡掏出一張照片，放在櫃檯上。照片是黑白的，邊角發黃了，上面是兩個人——一個高一點，一個矮一點；高一點的十六歲左右，穿著長衫，頭髮梳得整整齊齊；矮一點的七八歲，穿著短褂，光著腳，站在高一點的那個人旁邊。兩個人的眉眼很像。他們是兄弟。
陳遠水和陳水木。
陳水木看著那張照片，他的手開始發抖，整個人都在抖。「這是我哥。」他的聲音小得像蚊子叫。
「我知道。」那個人把照片翻過來，背面寫著一行字——「遠水、水木，一九四〇年，泉州。」字跡潦草，但很清楚。
陳水木看著那行字，眼淚滴在照片上。他把照片貼在胸口，貼在心臟跳動的地方。
「你阿爸臨走之前，讓我把這個給你。他說，如果你還活著，把這個照片給你。如果你不在了，就把照片燒給他。」那個人把一張紙條放在櫃檯上，轉身走了。
陳水木打開紙條，上面只有一句話：
「水木，哥對不起你。」
陳水木握著那張紙條，像握著一根救命的稻草。他的手指在發抖，紙條在他手裡沙沙地響。他把紙條放在胸口，放在那張照片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