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六章 路上遇到認識阿公的人
蘇阿梅走後的第七天，陳阿圓回到了泉州。她是一個人回來的。林清石要開車送她，她說不用，你自己走，我自己能回去。她從永春達埔的村口坐上了開往泉州的班車。班車是破舊的中巴車，車身是白色的，漆掉了一塊一塊的，像一條生了癬的狗。她坐在最後一排靠窗的位置，把那個藍布包袱放在膝蓋上。包袱里裝著幾件換洗衣裳、那本帳簿、一把梳子、一枚銅板，還有蘇阿梅生前用的那把蒲扇。蒲扇是舊的，竹骨已經發黃了，扇面上破了一個洞，洞的邊緣焦黑焦黑的，像被菸頭燙過的皮膚。
車子開動了。她看著窗外。窗外的風景從永春的山變成泉州的平原，從樹變成房子，從土路變成柏油路。她的眼睛看著這些風景，但她的心不在這裡。她的心還在永春的山坡上，在那兩座墳之間，在那把泥土裡。
車子到了泉州，她在車站下了車，走回承天巷。巷子還是那條巷子，青石板還是那些青石板，青苔還是那些青苔。但巷子變長了，比幾天前長了很多。她走了很久才走到鋪子門口，家興從鋪子裡跑出來，喊了她一聲「阿母」，她才回過神來。
鋪子的門開著。家安站在櫃檯後面，正在給一個客人稱金棗。他的手法已經很熟練了，一捏，一抓，一放，一稱，准準的，不多不少。客人付了錢，走了。他抬起頭，看見陳阿圓站在門口。
「阿母。」
陳阿圓走進鋪子，把藍布包袱放在櫃檯上，打開包袱，從裡面拿出那把蒲扇，掛在牆上，掛在扁擔的旁邊。扁擔是黑色的，蒲扇是黃色的，黑色和黃色並排掛在一起，像兩個站在一起的人，誰也不說話。
她看著那把蒲扇看了很久，然後轉過身，走進後面那間小屋。小屋裡還是老樣子，床、桌子、椅子、灶台。灶台上有一鍋粥，還溫著，是家寧早上煮的。她盛了一碗，坐在灶台前的矮凳上，慢慢地喝。粥是地瓜粥，地瓜切得很大塊，煮得軟爛，用筷子一夾就碎。她喝了幾口，放下碗，看著灶膛里的灰。灰是灰色的，不是黑的，不是白的，是一種說不清道不明的、介於黑白之間的顏色。它曾經是木柴，木柴曾經是樹枝，樹枝曾經是樹，樹是種子長出來的。種子是陳遠水從山上撿回來的，撿回來種在院子裡，長成了龍眼樹。龍眼樹的枝被砍下來，劈成柴，塞進灶膛里，燒成了灰。灰又回到土裡，土裡的灰又被樹根吸上去，變成新的樹枝，新的葉子，新的花，新的果。
她把碗裡的粥喝完了，把碗洗了放回碗櫃，系上圍裙，開始幹活。她把貨架上的罈子一個一個地搬下來，擦乾淨，放回去。她把櫃檯上的粗陶碗一個一個地洗了，擦乾，擺好。她做這些事的時候，動作跟以前一模一樣。但她知道不一樣了。少了一個人。
一九八一年冬天，家興在泉州上了學。學校是承天巷口的小學，離家很近，走路只要十幾分鐘。他背著一個軍綠色的書包，書包是家安用過的，洗得發白了，上面印著「為人民服務」幾個字，字是紅色的，已經褪成了粉紅色。他每天背著這個書包，走在承天巷的青石板上，像一個小小的士兵，背著一個小小的行囊，走向一個他不知道的戰場。
他不太會讀書。不是笨，是心不在。他的心不在書本上，在永春的山坡上，在那棵龍眼樹下，在那把蒲扇的風裡。他坐在教室里，老師在黑板上寫字，他看著窗外。窗外有一棵榕樹，榕樹的枝葉伸到窗前，有幾片葉子貼在了玻璃上。他看著那些葉子，想起了蘇阿梅。蘇阿梅給他織過一件毛衣，大紅色的，用膝蓋磨的竹針一針一針地織。毛衣織大了，他穿了好幾年還大，袖口卷了好幾層，領口垮到了鎖骨。但那件毛衣很暖，比任何一件衣服都暖。暖得他冬天不用穿棉襖。
他把那件毛衣從永春帶到了泉州，疊好了放在枕頭底下。每天晚上睡覺前，他把它從枕頭底下抽出來，聞一聞。毛衣上還有蘇阿梅的味道，不是香水味，不是洗衣粉味，是一種說不清的、像陽光曬過的棉被的味道。
他聞著那味道睡著了。
期末考試的時候，家興考了全班倒數第五。他把成績單拿回家，放在櫃檯上，低著頭，不敢看陳阿圓的眼睛。陳阿圓拿起成績單，看了一眼，放下，從陶罐里捏了一顆金棗，放在他手心裡。
「吃了。」
家興把金棗塞進嘴裡，嚼了嚼，咽了下去。先酸後甜，吃到最裡面那一點點的苦。他咽下去了。
「下學期努力。」
家興點了點頭。
一九八二年春天，陳家鋪子旁邊那棵石榴樹開花了。那是家寧種的那棵，從一顆從巷子深處撿來的青石榴里挖出來的種子，種在鋪子門口的土裡，澆了水，等了三個月，發了芽，長了三年，終於開花了。花是紅色的，不是大紅色，是那種鮮鮮的、亮亮的、像剛流出來的血一樣的紅色。花瓣薄薄的，嫩嫩的，在陽光下透亮，像一張張透明的紙。花開了五朵，五朵擠在一起，像五個姐妹抱成一團。
家寧蹲在石榴樹旁邊，看著那些花。她已經十七歲了，個子長高了很多，差不多跟陳阿圓一樣高了。她的臉還是圓的，眼睛還是大的，笑起來還是有兩個酒窩。但她不再是那個蹲在石榴樹旁邊、用手拔草、用竹籤刻槓、用破陶罐澆水的小女孩了。她是一個高中生了，穿著白底藍條的校服，梳著一條馬尾辮，辮梢繫著一朵紅色的塑料花。
「阿母，石榴花開了。」
陳阿圓從鋪子裡走出來，站在她旁邊，看著那些花。五朵花在陽光里靜靜地開著，沒有聲音，沒有動作，就那麼開著，像五隻紅色的蝴蝶停在了樹枝上。
「你阿公最喜歡石榴花。」陳阿圓說。
「阿公見過石榴花嗎？」
「見過。在永春的時候，我們家門口也有一棵石榴樹。你阿公每天坐在樹下的石凳上剝花生，花生殼扔了一地。你阿嬤說你阿公把花生都剝給雞吃了，自己一顆都沒吃。你阿公說，雞吃了花生下蛋，蛋給你吃。你那時候還沒出生。」
家寧看著那些花，看著它們在她的眼睛裡模糊了。她沒有哭，但眼眶熱了。
一九八二年夏天，家安接到了一單大生意——把一車瓷磚從晉江運到上海。運費三千塊，來回六天。三千塊，夠他還三個月的車貸，夠陳家鋪子進半年的貨，夠家寧交兩年的學費。
他把車開到晉江的瓷磚廠，裝了一千箱瓷磚。瓷磚很重，一箱有幾十斤，他和搬運工一起搬了一個下午，搬完之後胳膊酸得抬不起來，手指被瓷磚的邊角劃破了好幾道口子，血和灰塵混在一起，黑紅黑紅的。他用嘴吸了吸傷口，用膠布纏了兩圈。他爬到車斗上，把帆布蓋好，用麻繩紮緊，跳下來，坐進駕駛室，發動了車。
從晉江到上海，一千公里。要過福州、寧德、溫州、台州、寧波、杭州。要翻過無數的山，要穿過無數的隧道，要經過無數的收費站、檢查站、紅綠燈。他從來沒有開過這麼遠的路，從來沒有走過這麼遠的地方。
他把車開上了國道，往北走。
車窗開著，風灌進來，吹在他臉上，把他額頭上的汗吹乾了。太陽很大，曬得他的胳膊發燙，他把袖子放下來，遮住被曬紅的手臂。
開了幾個小時，過了福州。天快黑了，他把車停在路邊的一個加油站，加了油，在加油站旁邊的小飯館吃了一碗麵。面是牛肉麵，湯是褐色的，面上飄著幾片青菜和幾塊牛肉。他吃著吃著，想起了陳阿圓做的面線。雞湯底，面線是細的，滑的，一吸就進去了。荷包蛋是嫩的，蛋黃是溏心的，一咬就流出來了。他咽了一下口水，把碗裡的面吃完了，把湯喝完了，付了錢，走出飯館，坐進駕駛室，繼續開。
夜裡，他開到了寧德。天開始下雨了，雨不大，細細的，密密的，像有人在天上撒鹽。雨刷在擋風玻璃上刮來刮去，發出吱嘎吱嘎的聲音。他把車速降了下來，慢慢地開著。路很黑，車燈照在前面，只能看到一小段路，路是濕的，黑的，反光的。他突然看到前面有一個黑影，是一個行人！他猛地踩了剎車，輪胎在濕滑的路面上發出刺耳的聲音。
車子滑了好幾米才停下來。他趴在方向盤上，大口大口地喘氣。心跳得很快，快得要從嗓子眼裡蹦出來了。他抬起頭，看著擋風玻璃外面。那個人已經走過來了，是一個老人，穿著一件黑色的雨衣，手裡提著一個蛇皮袋，袋子裡裝著幾個空塑料瓶。
「你走路不看路的嗎？」家安搖下車窗，聲音大得連他自己都嚇了一跳。
老人看著他，沒有說話。
「你在高速上走路，不要命了！」
老人還是不說話。他站在那裡，雨水從雨衣上滴下來，滴在地上，滴在他的蛇皮袋上，滴在他的破膠鞋上。他的頭髮全白了，濕透了，貼在頭皮上，像一頂白色的帽子。他的臉上全是皺紋，額頭上有，眼角有，嘴角有，下巴有，像一張被揉皺了的紙。
家安看著那張臉，忽然想起了陳遠水。陳遠水的臉也是這樣的，全是皺紋，像一張被揉皺了的紙。但陳遠水的皺紋裡面藏著故事，藏著路，藏著從緬甸到泉州的三千里路。這個老人的皺紋里藏著什麼？藏著在高速公路上撿塑料瓶的夜晚，藏著被雨淋濕的衣裳，藏著一雙破膠鞋。
「上車。」家安說。
老人看著他，沒有動。
「上車，我帶你一程。」
老人拉開車門，坐進了副駕駛。他把蛇皮袋放在腳下，用腳踩著，怕它跑了。他把雨衣脫下來，搭在膝蓋上。雨水從雨衣上滴下來，滴在座位上，滴在腳墊上。家安沒有說什麼，發動了車，繼續開。
「去哪？」他問。
「前面。過了隧道有個村子。我家在那裡。」
家安開著車，過了隧道，果然看到了一個村子。村子不大，幾十戶人家，房子是石頭砌的，屋頂是黑瓦的。他把車停在村口，老人下了車，從口袋裡摸出一包煙，抽出一根，遞給家安。煙是皺的，潮的，煙紙粘在一起了。
「兄弟，謝謝你。」
家安接過煙，叼在嘴裡。老人又從口袋裡摸出一個打火機，打了好幾下才打著，火苗很小，在風裡搖搖晃晃的。家安湊過去，點著了煙，吸了一口。煙是苦的，潮的，嗆的。他咳嗽了兩聲，把煙從嘴裡拿下來，看了看，又叼回去，繼續吸。
「你叫什麼名字？」他問。
「姓陳。」老人說。
家安愣住了。「陳什麼？」
「陳木水。」
家安的心跳了一下。陳木水，陳遠水。木水和遠水，只差一個字。他看著這個老人，看他的白髮、皺紋、破膠鞋、蛇皮袋、雨衣上的水。他想起了一個人。那個人挑著兩隻籮筐從緬甸走回泉州，走了三年，腿瘸了，耳朵聾了，從來沒有說過一個「苦」字。
「我阿公叫陳遠水。」家安說。
老人愣了一下，然後笑了。他笑的時候露出缺了幾顆牙的嘴，牙是黃的，有的黑了，有的斷了，有的只剩牙根了。但他的笑容很好看，像小孩子一樣。
「你阿爸是哪裡人？」
「泉州人。年輕時候在緬甸做生意。」
「緬甸？」老人的眼睛亮了一下，「我在緬甸待過。」
家安的心又跳了一下。「你在緬甸做什麼？」
「打工。割橡膠。我在緬甸割了三年橡膠，後來回來了。」
「哪一年去的？」
「四二年。日本人打過來的時候，我跑到了緬甸。四六年回來的。」
家安看著他，像是在看一個從歷史書里走出來的人。四二年去緬甸，四六年回來。跟陳遠水一模一樣。同一個時間，同一條路，同一種命運。
「你認識我阿公嗎？陳遠水，泉州人，在曼德勒的廣東大街上開過鋪子。」
老人想了想，想了很久，搖了搖頭。「曼德勒的廣東大街我去過。那裡有很多鋪子，賣茶葉的、賣布的、賣米的、賣雜貨的。我不記得有沒有一個叫陳遠水的。」
家安把煙抽完了，把菸頭扔在地上，用腳踩滅。「陳木水，你以後不要在高速上走路了。危險。」
「不走不行。瓶子在高速上多。路邊、溝里、護欄下面，到處都是。我一天能撿好幾斤。」
「你撿瓶子能賣多少錢？」
「一斤兩毛。一天能賣一塊多。夠吃飯了。」
家安看著他，看著他破膠鞋上露出的腳趾。他的腳趾是黑的，指甲蓋厚得像貝殼，裂了幾道縫。
「陳木水，你以後不要撿瓶子了。」
「不撿瓶子吃什麼？」
「我給你找份工作。你到泉州來，在我阿母的鋪子裡幫忙。包吃住，一個月給你三十塊。」
老人看著他，愣了好久。
「真的？」
「真的。」
老人站在那裡，手在抖，整個人都在抖，像一棵被風吹著的樹。他的眼淚從渾濁的眼睛裡湧出來，順著臉上的皺紋往下流，流到嘴角，流到下巴，滴在破膠鞋上。他沒有擦，讓它流。
「兄弟，你叫什麼名字？」
「家安。林家安。」
老人把這個名字念了一遍，念得很慢，像在咀嚼一顆硬糖。「林家安。我記住了。」
家安從口袋裡掏出一張紙，在上面寫下了陳家鋪子的地址。字歪歪扭扭的，跟他阿爸林清石寫得一樣歪，一樣扭。他把紙折好，塞進老人手裡。
「這個你拿著。什麼時候來都行。」
他坐進駕駛室，發動了車，繼續往北開。天快亮了，東邊的天空是灰白色的，西邊的天空還是深藍色的，像一塊被誰從中間撕開的布。他開了一夜的車，眼睛很澀，腰很疼，但他沒有停下來。他知道前面還有路，還有很多路，很長很長的路，彎彎曲曲的，看不到盡頭。但他知道盡頭在哪裡。盡頭在上海，在上海的批發市場，在那些等著他送貨的老闆手裡，在那些錢被數了一遍又一遍、放進貼身口袋裡的時刻。
他開了一天一夜，到了上海。把瓷磚卸了，收了運費，沒有休息，掉頭就往回開。回來的時候沒有貨，車開得快一些，只開了二十個小時就到了泉州。到承天巷口的時候，天還沒亮。他把車停在巷口，走進巷子，推開鋪子的門。
陳阿圓站在櫃檯後面，面前擺著一隻碗，碗裡是面線，雞湯底，臥著一個荷包蛋。面線還冒著熱氣，蛋還是嫩的，雞湯還是滾燙的。
「先吃飯。」
家安坐下來，端起碗，開始吃麵線。面線很燙，他燙得嘶了一聲，但沒有停下來，吸了一根又一根。面線很長，他吸了好幾口才吸完一根，面線的尾巴在他嘴邊甩了一下，湯汁濺在他的下巴上。他沒有擦，繼續吸下一根。他吃完了整碗面線，喝完了碗裡的湯，吃光了荷包蛋。
「阿母，我在路上遇到一個人。他說他叫陳木水，在緬甸待過，割了三年橡膠。」
陳阿圓手裡的抹布停了一下。
「他讓我想起阿公。我把咱們鋪子的地址給他了。讓他來泉州，在鋪子裡幫忙。」
陳阿圓看著他，看了很久，久到家安以為她要罵他了。她看著他那張曬得黑紅的臉，看著他那雙布滿血絲的眼睛，看著他乾裂的嘴唇，看著他手上那些被瓷磚邊角劃破的傷口。
「好。」她說，就一個字。
車子開動了。她看著窗外。窗外的風景從永春的山變成泉州的平原，從樹變成房子，從土路變成柏油路。她的眼睛看著這些風景，但她的心不在這裡。她的心還在永春的山坡上，在那兩座墳之間，在那把泥土裡。
車子到了泉州，她在車站下了車，走回承天巷。巷子還是那條巷子，青石板還是那些青石板，青苔還是那些青苔。但巷子變長了，比幾天前長了很多。她走了很久才走到鋪子門口，家興從鋪子裡跑出來，喊了她一聲「阿母」，她才回過神來。
鋪子的門開著。家安站在櫃檯後面，正在給一個客人稱金棗。他的手法已經很熟練了，一捏，一抓，一放，一稱，准準的，不多不少。客人付了錢，走了。他抬起頭，看見陳阿圓站在門口。
「阿母。」
陳阿圓走進鋪子，把藍布包袱放在櫃檯上，打開包袱，從裡面拿出那把蒲扇，掛在牆上，掛在扁擔的旁邊。扁擔是黑色的，蒲扇是黃色的，黑色和黃色並排掛在一起，像兩個站在一起的人，誰也不說話。
她看著那把蒲扇看了很久，然後轉過身，走進後面那間小屋。小屋裡還是老樣子，床、桌子、椅子、灶台。灶台上有一鍋粥，還溫著，是家寧早上煮的。她盛了一碗，坐在灶台前的矮凳上，慢慢地喝。粥是地瓜粥，地瓜切得很大塊，煮得軟爛，用筷子一夾就碎。她喝了幾口，放下碗，看著灶膛里的灰。灰是灰色的，不是黑的，不是白的，是一種說不清道不明的、介於黑白之間的顏色。它曾經是木柴，木柴曾經是樹枝，樹枝曾經是樹，樹是種子長出來的。種子是陳遠水從山上撿回來的，撿回來種在院子裡，長成了龍眼樹。龍眼樹的枝被砍下來，劈成柴，塞進灶膛里，燒成了灰。灰又回到土裡，土裡的灰又被樹根吸上去，變成新的樹枝，新的葉子，新的花，新的果。
她把碗裡的粥喝完了，把碗洗了放回碗櫃，系上圍裙，開始幹活。她把貨架上的罈子一個一個地搬下來，擦乾淨，放回去。她把櫃檯上的粗陶碗一個一個地洗了，擦乾，擺好。她做這些事的時候，動作跟以前一模一樣。但她知道不一樣了。少了一個人。
一九八一年冬天，家興在泉州上了學。學校是承天巷口的小學，離家很近，走路只要十幾分鐘。他背著一個軍綠色的書包，書包是家安用過的，洗得發白了，上面印著「為人民服務」幾個字，字是紅色的，已經褪成了粉紅色。他每天背著這個書包，走在承天巷的青石板上，像一個小小的士兵，背著一個小小的行囊，走向一個他不知道的戰場。
他不太會讀書。不是笨，是心不在。他的心不在書本上，在永春的山坡上，在那棵龍眼樹下，在那把蒲扇的風裡。他坐在教室里，老師在黑板上寫字，他看著窗外。窗外有一棵榕樹，榕樹的枝葉伸到窗前，有幾片葉子貼在了玻璃上。他看著那些葉子，想起了蘇阿梅。蘇阿梅給他織過一件毛衣，大紅色的，用膝蓋磨的竹針一針一針地織。毛衣織大了，他穿了好幾年還大，袖口卷了好幾層，領口垮到了鎖骨。但那件毛衣很暖，比任何一件衣服都暖。暖得他冬天不用穿棉襖。
他把那件毛衣從永春帶到了泉州，疊好了放在枕頭底下。每天晚上睡覺前，他把它從枕頭底下抽出來，聞一聞。毛衣上還有蘇阿梅的味道，不是香水味，不是洗衣粉味，是一種說不清的、像陽光曬過的棉被的味道。
他聞著那味道睡著了。
期末考試的時候，家興考了全班倒數第五。他把成績單拿回家，放在櫃檯上，低著頭，不敢看陳阿圓的眼睛。陳阿圓拿起成績單，看了一眼，放下，從陶罐里捏了一顆金棗，放在他手心裡。
「吃了。」
家興把金棗塞進嘴裡，嚼了嚼，咽了下去。先酸後甜，吃到最裡面那一點點的苦。他咽下去了。
「下學期努力。」
家興點了點頭。
一九八二年春天，陳家鋪子旁邊那棵石榴樹開花了。那是家寧種的那棵，從一顆從巷子深處撿來的青石榴里挖出來的種子，種在鋪子門口的土裡，澆了水，等了三個月，發了芽，長了三年，終於開花了。花是紅色的，不是大紅色，是那種鮮鮮的、亮亮的、像剛流出來的血一樣的紅色。花瓣薄薄的，嫩嫩的，在陽光下透亮，像一張張透明的紙。花開了五朵，五朵擠在一起，像五個姐妹抱成一團。
家寧蹲在石榴樹旁邊，看著那些花。她已經十七歲了，個子長高了很多，差不多跟陳阿圓一樣高了。她的臉還是圓的，眼睛還是大的，笑起來還是有兩個酒窩。但她不再是那個蹲在石榴樹旁邊、用手拔草、用竹籤刻槓、用破陶罐澆水的小女孩了。她是一個高中生了，穿著白底藍條的校服，梳著一條馬尾辮，辮梢繫著一朵紅色的塑料花。
「阿母，石榴花開了。」
陳阿圓從鋪子裡走出來，站在她旁邊，看著那些花。五朵花在陽光里靜靜地開著，沒有聲音，沒有動作，就那麼開著，像五隻紅色的蝴蝶停在了樹枝上。
「你阿公最喜歡石榴花。」陳阿圓說。
「阿公見過石榴花嗎？」
「見過。在永春的時候，我們家門口也有一棵石榴樹。你阿公每天坐在樹下的石凳上剝花生，花生殼扔了一地。你阿嬤說你阿公把花生都剝給雞吃了，自己一顆都沒吃。你阿公說，雞吃了花生下蛋，蛋給你吃。你那時候還沒出生。」
家寧看著那些花，看著它們在她的眼睛裡模糊了。她沒有哭，但眼眶熱了。
一九八二年夏天，家安接到了一單大生意——把一車瓷磚從晉江運到上海。運費三千塊，來回六天。三千塊，夠他還三個月的車貸，夠陳家鋪子進半年的貨，夠家寧交兩年的學費。
他把車開到晉江的瓷磚廠，裝了一千箱瓷磚。瓷磚很重，一箱有幾十斤，他和搬運工一起搬了一個下午，搬完之後胳膊酸得抬不起來，手指被瓷磚的邊角劃破了好幾道口子，血和灰塵混在一起，黑紅黑紅的。他用嘴吸了吸傷口，用膠布纏了兩圈。他爬到車斗上，把帆布蓋好，用麻繩紮緊，跳下來，坐進駕駛室，發動了車。
從晉江到上海，一千公里。要過福州、寧德、溫州、台州、寧波、杭州。要翻過無數的山，要穿過無數的隧道，要經過無數的收費站、檢查站、紅綠燈。他從來沒有開過這麼遠的路，從來沒有走過這麼遠的地方。
他把車開上了國道，往北走。
車窗開著，風灌進來，吹在他臉上，把他額頭上的汗吹乾了。太陽很大，曬得他的胳膊發燙，他把袖子放下來，遮住被曬紅的手臂。
開了幾個小時，過了福州。天快黑了，他把車停在路邊的一個加油站，加了油，在加油站旁邊的小飯館吃了一碗麵。面是牛肉麵，湯是褐色的，面上飄著幾片青菜和幾塊牛肉。他吃著吃著，想起了陳阿圓做的面線。雞湯底，面線是細的，滑的，一吸就進去了。荷包蛋是嫩的，蛋黃是溏心的，一咬就流出來了。他咽了一下口水，把碗裡的面吃完了，把湯喝完了，付了錢，走出飯館，坐進駕駛室，繼續開。
夜裡，他開到了寧德。天開始下雨了，雨不大，細細的，密密的，像有人在天上撒鹽。雨刷在擋風玻璃上刮來刮去，發出吱嘎吱嘎的聲音。他把車速降了下來，慢慢地開著。路很黑，車燈照在前面，只能看到一小段路，路是濕的，黑的，反光的。他突然看到前面有一個黑影，是一個行人！他猛地踩了剎車，輪胎在濕滑的路面上發出刺耳的聲音。
車子滑了好幾米才停下來。他趴在方向盤上，大口大口地喘氣。心跳得很快，快得要從嗓子眼裡蹦出來了。他抬起頭，看著擋風玻璃外面。那個人已經走過來了，是一個老人，穿著一件黑色的雨衣，手裡提著一個蛇皮袋，袋子裡裝著幾個空塑料瓶。
「你走路不看路的嗎？」家安搖下車窗，聲音大得連他自己都嚇了一跳。
老人看著他，沒有說話。
「你在高速上走路，不要命了！」
老人還是不說話。他站在那裡，雨水從雨衣上滴下來，滴在地上，滴在他的蛇皮袋上，滴在他的破膠鞋上。他的頭髮全白了，濕透了，貼在頭皮上，像一頂白色的帽子。他的臉上全是皺紋，額頭上有，眼角有，嘴角有，下巴有，像一張被揉皺了的紙。
家安看著那張臉，忽然想起了陳遠水。陳遠水的臉也是這樣的，全是皺紋，像一張被揉皺了的紙。但陳遠水的皺紋裡面藏著故事，藏著路，藏著從緬甸到泉州的三千里路。這個老人的皺紋里藏著什麼？藏著在高速公路上撿塑料瓶的夜晚，藏著被雨淋濕的衣裳，藏著一雙破膠鞋。
「上車。」家安說。
老人看著他，沒有動。
「上車，我帶你一程。」
老人拉開車門，坐進了副駕駛。他把蛇皮袋放在腳下，用腳踩著，怕它跑了。他把雨衣脫下來，搭在膝蓋上。雨水從雨衣上滴下來，滴在座位上，滴在腳墊上。家安沒有說什麼，發動了車，繼續開。
「去哪？」他問。
「前面。過了隧道有個村子。我家在那裡。」
家安開著車，過了隧道，果然看到了一個村子。村子不大，幾十戶人家，房子是石頭砌的，屋頂是黑瓦的。他把車停在村口，老人下了車，從口袋裡摸出一包煙，抽出一根，遞給家安。煙是皺的，潮的，煙紙粘在一起了。
「兄弟，謝謝你。」
家安接過煙，叼在嘴裡。老人又從口袋裡摸出一個打火機，打了好幾下才打著，火苗很小，在風裡搖搖晃晃的。家安湊過去，點著了煙，吸了一口。煙是苦的，潮的，嗆的。他咳嗽了兩聲，把煙從嘴裡拿下來，看了看，又叼回去，繼續吸。
「你叫什麼名字？」他問。
「姓陳。」老人說。
家安愣住了。「陳什麼？」
「陳木水。」
家安的心跳了一下。陳木水，陳遠水。木水和遠水，只差一個字。他看著這個老人，看他的白髮、皺紋、破膠鞋、蛇皮袋、雨衣上的水。他想起了一個人。那個人挑著兩隻籮筐從緬甸走回泉州，走了三年，腿瘸了，耳朵聾了，從來沒有說過一個「苦」字。
「我阿公叫陳遠水。」家安說。
老人愣了一下，然後笑了。他笑的時候露出缺了幾顆牙的嘴，牙是黃的，有的黑了，有的斷了，有的只剩牙根了。但他的笑容很好看，像小孩子一樣。
「你阿爸是哪裡人？」
「泉州人。年輕時候在緬甸做生意。」
「緬甸？」老人的眼睛亮了一下，「我在緬甸待過。」
家安的心又跳了一下。「你在緬甸做什麼？」
「打工。割橡膠。我在緬甸割了三年橡膠，後來回來了。」
「哪一年去的？」
「四二年。日本人打過來的時候，我跑到了緬甸。四六年回來的。」
家安看著他，像是在看一個從歷史書里走出來的人。四二年去緬甸，四六年回來。跟陳遠水一模一樣。同一個時間，同一條路，同一種命運。
「你認識我阿公嗎？陳遠水，泉州人，在曼德勒的廣東大街上開過鋪子。」
老人想了想，想了很久，搖了搖頭。「曼德勒的廣東大街我去過。那裡有很多鋪子，賣茶葉的、賣布的、賣米的、賣雜貨的。我不記得有沒有一個叫陳遠水的。」
家安把煙抽完了，把菸頭扔在地上，用腳踩滅。「陳木水，你以後不要在高速上走路了。危險。」
「不走不行。瓶子在高速上多。路邊、溝里、護欄下面，到處都是。我一天能撿好幾斤。」
「你撿瓶子能賣多少錢？」
「一斤兩毛。一天能賣一塊多。夠吃飯了。」
家安看著他，看著他破膠鞋上露出的腳趾。他的腳趾是黑的，指甲蓋厚得像貝殼，裂了幾道縫。
「陳木水，你以後不要撿瓶子了。」
「不撿瓶子吃什麼？」
「我給你找份工作。你到泉州來，在我阿母的鋪子裡幫忙。包吃住，一個月給你三十塊。」
老人看著他，愣了好久。
「真的？」
「真的。」
老人站在那裡，手在抖，整個人都在抖，像一棵被風吹著的樹。他的眼淚從渾濁的眼睛裡湧出來，順著臉上的皺紋往下流，流到嘴角，流到下巴，滴在破膠鞋上。他沒有擦，讓它流。
「兄弟，你叫什麼名字？」
「家安。林家安。」
老人把這個名字念了一遍，念得很慢，像在咀嚼一顆硬糖。「林家安。我記住了。」
家安從口袋裡掏出一張紙，在上面寫下了陳家鋪子的地址。字歪歪扭扭的，跟他阿爸林清石寫得一樣歪，一樣扭。他把紙折好，塞進老人手裡。
「這個你拿著。什麼時候來都行。」
他坐進駕駛室，發動了車，繼續往北開。天快亮了，東邊的天空是灰白色的，西邊的天空還是深藍色的，像一塊被誰從中間撕開的布。他開了一夜的車，眼睛很澀，腰很疼，但他沒有停下來。他知道前面還有路，還有很多路，很長很長的路，彎彎曲曲的，看不到盡頭。但他知道盡頭在哪裡。盡頭在上海，在上海的批發市場，在那些等著他送貨的老闆手裡，在那些錢被數了一遍又一遍、放進貼身口袋裡的時刻。
他開了一天一夜，到了上海。把瓷磚卸了，收了運費，沒有休息，掉頭就往回開。回來的時候沒有貨，車開得快一些，只開了二十個小時就到了泉州。到承天巷口的時候，天還沒亮。他把車停在巷口，走進巷子，推開鋪子的門。
陳阿圓站在櫃檯後面，面前擺著一隻碗，碗裡是面線，雞湯底，臥著一個荷包蛋。面線還冒著熱氣，蛋還是嫩的，雞湯還是滾燙的。
「先吃飯。」
家安坐下來，端起碗，開始吃麵線。面線很燙，他燙得嘶了一聲，但沒有停下來，吸了一根又一根。面線很長，他吸了好幾口才吸完一根，面線的尾巴在他嘴邊甩了一下，湯汁濺在他的下巴上。他沒有擦，繼續吸下一根。他吃完了整碗面線，喝完了碗裡的湯，吃光了荷包蛋。
「阿母，我在路上遇到一個人。他說他叫陳木水，在緬甸待過，割了三年橡膠。」
陳阿圓手裡的抹布停了一下。
「他讓我想起阿公。我把咱們鋪子的地址給他了。讓他來泉州，在鋪子裡幫忙。」
陳阿圓看著他，看了很久，久到家安以為她要罵他了。她看著他那張曬得黑紅的臉，看著他那雙布滿血絲的眼睛，看著他乾裂的嘴唇，看著他手上那些被瓷磚邊角劃破的傷口。
「好。」她說，就一個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