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四章 林家貨運,接大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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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八一年夏天,家興從永春達埔來到了泉州。不是來過節,不是來度假,是來長住的。蘇阿梅的身體越來越差了,咳嗽咳得整夜整夜睡不著,人瘦得像一張紙,風一吹就能飄起來。她沒有力氣照顧家興了,林清石把他接到了泉州。

  家興來的那天,背著那個藍布包袱——就是家寧當年背過的那個,藍布已經洗得發白了,邊角磨出了毛邊,繡在上面的那朵梅花只剩下幾根粉紅色的線頭,像一朵快要凋謝的花。他站在陳家鋪子門口,穿著一件白色的背心,背心上印著「永春達埔小學」幾個字,字已經模糊了,只看得清「永春」兩個字。他的臉曬得黑紅黑紅的,圓圓的,額頭上有幾顆痱子,紅紅的小小的,像一顆顆剛冒出來的青春痘。他的門牙還沒有長出來——去年的那顆掉了之後,新牙一直沒長,笑起來露出一個黑黑的洞,像一個小型的黑洞,把光吸進去,不吐出來。

  「家興!」家寧從鋪子裡跑出來,一把抱住了他。她比家興大好幾歲,現在已經比他高出整整一個頭了,彎下腰才能把臉貼在他的肩膀上。家興被她抱得喘不過氣,掙扎了兩下,沒掙開,就老老實實地讓她抱著。他的鼻子埋在家寧的校服里,聞到了洗衣粉的味道、陽光的味道、還有一點點金棗的甜味。

  「姐,你輕點,我喘不過氣了。」

  家寧鬆開他,蹲下來,平視著他的眼睛。家興的眼睛是棕色的,跟家安一樣,跟林清石一樣,像山裡頭那種清泉,安安靜靜地看著人。那雙眼睛裡沒有害怕,沒有陌生,沒有那種到了一個全新的地方不知所措的茫然。那雙眼睛裡只有一種光,很安靜的、沉沉的、像深水一樣的光。

  這雙眼睛,她在哪裡見過?在鏡子裡。在她的眼睛裡。在她阿公的眼睛裡。

  「家興,你以後就住這裡了。跟我住一間小屋。床已經鋪好了,被子是新曬的。」

  家興點了點頭,背著包袱走進了鋪子。他走過櫃檯的時候停下來,看了一眼牆上的扁擔。那根扁擔掛在那裡,黑色的,裂著幾道縫,綁著三道麻繩,麻繩已經發黑了,邊角起了毛。他站在那裡,看著那根扁擔,看了很久,久到陳阿圓從灶間端著一碗綠豆湯走出來,喊了他一聲,他才回過神來。

  「阿母。」他喊了一聲。

  陳阿圓蹲下來,把綠豆湯遞給他。碗是白瓷的,碗沿有一個缺口——就是那隻碗,那隻陳遠水刻了字的碗。家興接過碗,低頭喝了一口,綠豆湯是涼的,甜絲絲的,綠豆煮得軟爛,入口即化。他喝了兩口,停下來,看著碗底的刻字。「阿圓站櫃檯」,「七歲,夠不著」,「阿圓,不用踮腳」。他把那幾行字看了一遍,手指在「不用踮腳」那四個字上摸了好久。

  「阿母,這是阿公寫的?」

  「嗯。」

  「阿公的字真醜。」

  陳阿圓愣了一瞬,然後笑了。那笑容是從心底里湧上來的,從很深很深的地方像泉水一樣湧上來的,壓都壓不住。她笑了好一會兒,笑著笑著眼淚就出來了,順著臉上的皺紋往下流,流到嘴角,鹹的。她沒有擦,就讓眼淚流著。

  「你阿公要是聽見你這麼說他,非用那根扁擔打你屁股不可。」

  家興低下頭,把碗裡剩下的綠豆湯一口氣喝完,把碗遞給陳阿圓,用手背擦了擦嘴。「阿公打不著了。他走了。」

  鋪子裡突然安靜下來。連櫃檯上的煤油燈都好像暗了一下。陳阿圓蹲在那裡,手裡拿著空碗,碗底還有一點點綠豆湯,褐色的,黏在碗壁上,干成了一層薄薄的糖膜。她把手指伸進碗裡,蹭了一點糖膜,放進嘴裡,甜的發苦。她咽下去了,站起來,把碗放進灶間的水盆里,轉過身,看著家興。

  「家興,你阿公的字丑,但他寫的字,每一個都是真的。他沒有寫過一句假話。你以後寫字,也要寫真的。字丑沒關係,真就行。」

  家興站在鋪子裡,把陳阿圓說的每一個字都記在了心裡。他不知道什麼是「真」,但他知道他阿母說的是真的。她說話的時候眼睛裡有光,那種光不是燈光的亮,不是月光的亮,是從很深很深的地方湧上來的、壓都壓不住的亮。

  那天晚上,家興睡在小屋的上鋪——家寧把上鋪讓給了他,自己睡下鋪。床板是杉木的,鋪了稻草和棉被,棉被是新曬的,有太陽的味道。他躺在被窩裡,睜著眼睛看著頭頂的房梁。房梁是木頭的,黑漆漆的,上面掛著幾串紅辣椒和幾辮子大蒜,在黑暗中看不清楚,只有一團一團的影子。

  他睡不著。不是認床,是想永春了。想永春達埔的老屋,想院子裡那棵龍眼樹,想灶間門口的石凳,想蘇阿梅坐在石凳上剝花生的樣子,想她的手指捏開花生殼的咔嚓聲。他想著想著,鼻子酸了,眼眶熱了,一滴眼淚從眼角滑出來,沿著鼻樑流下去,流到枕頭上,枕頭上洇濕了一小塊,涼涼的。


  他把被子蒙住了頭。

  下鋪,家寧也睡不著。她聽見上鋪有細微的聲響——不是翻身的聲音,是抽泣的聲音,很輕很輕,像小動物在草叢裡發出的聲音。那聲音被被子捂住了,悶悶的,像從很遠很遠的地方傳來的。她沒有喊家興,沒有問他是不是哭了,沒有掀開被子看他。她只是把手伸上去,穿過上下鋪之間的縫隙,摸到了家興垂在床沿外的手指。他的手指小小的,涼涼的,像五根細細的冰柱。她把他的手指握在手心裡,輕輕地,沒有用力。

  上鋪的抽泣聲慢慢小了,停了。

  家興的呼吸慢慢均勻了。他睡著了,手指在家寧的手心裡慢慢地、慢慢地鬆開了,像一朵花在夜裡慢慢地開放。

  家寧握著他的手指,睜著眼睛看著天花板。天花板上有一道裂縫,從這頭裂到那頭,像一條黑色的蛇在天花板上爬著。她看著那條裂縫,看著看著,裂縫變成了一條路。路從緬甸出發,經過雲南,經過廣西,經過廣東,經過福建,經過泉州,經過永春,經過承天巷,經過陳家鋪子,經過她的手指,經過家興的手指。

  她閉上了眼睛。

  家興來泉州後的第三天,陳阿圓交給他一件事:看店。

  「你坐在櫃檯後面,有人來了,你就站起來,笑一下。問他要買什麼。金棗一分錢一顆,兩分錢三顆。醃茶葉三分錢一包,一包夠一個人嚼一天。蝦醬兩分錢一勺,用芭蕉葉包。記住了嗎?」

  家興點了點頭。

  「有人給大鈔,你找不開,就來後面叫我。」

  家興又點了點頭。

  「有人賒帳,你就讓他把名字寫在這本子上。」陳阿圓從抽屜里拿出一本新的帳簿,牛皮紙封面的,跟家寧那本一模一樣。她把帳簿放在櫃檯上,旁邊放了一支鉛筆。鉛筆是削好的,筆尖尖尖的,寫著「中華繪圖鉛筆」幾個字,字是金色的,在陽光下閃著光。

  家興坐在櫃檯後面的矮凳上,兩條腿夠不著地,懸在半空中一晃一晃的。他把手放在櫃檯上,手心貼著木頭。木頭是涼的,粗糙的,有幾道細小的裂縫。他的手指在裂縫上慢慢地滑過去,從這條滑到那條,從那頭滑到這頭,像是在走一條迷宮。

  第一個客人來了。是個老太太,拄著拐杖,穿著深藍色的對襟大褂——就是那個每天來買一顆金棗的老太太,家寧扶過她,家安把金棗塞進她嘴裡,她自己都不知道。她走進鋪子,站在櫃檯前面,看著家興。

  家興站起來。他站起來的時候,膝蓋磕到了櫃檯下面的橫樑,疼得他齜了齜牙,但沒有喊出來。他看著老太太,嘴角翹了一下——那是他的笑。很小,很淡,像冬天早上窗戶上結的霜花,太陽一出來就沒了。

  「阿婆,你要買什麼?」

  老太太看著這個陌生的孩子,上上下下打量了一遍。「你是新來的?」

  「我是陳家的老三,叫家興。剛從永春來的。」

  老太太點了點頭。「一顆金棗。」她從口袋裡摸出一分錢,放在櫃檯上。一分錢是鋁的,銀白色的,很輕,放在櫃檯上幾乎沒有聲音。

  家興從粗陶碗裡捏了一顆金棗,用一小片芭蕉葉包了,遞給她。老太太接過金棗,沒有放進嘴裡,攥在手心裡,轉過身,拄著拐杖,慢慢地走出了鋪子。拐杖點在青石板上,篤,篤,篤,像鐘聲,像心跳,像有人在很遠的地方敲著一面永遠不會停下來的鼓。

  家興看著她的背影消失在巷子裡,坐回矮凳上,兩條腿又開始晃了。他拿起那本帳簿,翻到第一頁,拿起鉛筆,在第一行寫下了自己的名字:「林家興」。三個字,歪歪扭扭的,大小不一,「林」字的兩個「木」一個大一個小,「家」字的「豕」寫成了「亥」,像一個長了鬍子的豬頭,「興」字的繁體筆畫太多,他寫了一半寫不下去了,乾脆寫了個簡化字,「興」,三點,一橫,撇,捺。寫完了,他看了看,覺得還行。比他阿公的字好看多了。

  他在這三個字下面,畫了一條線。線是直的,用尺子比著畫的——櫃檯里沒有尺子,他用帳簿的邊當尺子,畫出來的線又直又長,像一條路。

  一九八一年七月,家安的「林家貨運」接了一單大生意。

  一個晉江的鞋廠老闆找到他,要他把一批鞋子運到廣州。運費一千二百塊,來回四天,包油費、過路費、食宿費。這是家安開貨車以來接到的最大的一單。他把車開到晉江,裝了一千雙運動鞋,白色的,鞋幫上印著紅色的商標,商標是一個箭頭,箭頭指向前方。

  一千雙鞋,把車斗裝得滿滿當當的。他用帆布蓋好,用麻繩紮緊,圍著車檢查了三遍,確認沒有問題,才坐進駕駛室。他發動了車,掛擋,松離合,踩油門,車子慢慢開動了。他從後視鏡里看到貨主的鞋廠越來越遠,變成一個小點,消失在地平線下面。


  從泉州到廣州,七百公里。他從來沒有開過這麼遠的路。以前最遠只到過廈門,一百公里出頭,當天來回。七百公里,要開十幾個小時,要過廈門、漳州、汕頭、深圳,要翻山越嶺,要過跨海大橋,要經過無數個收費站、無數個檢查站、無數個紅綠燈。

  他把車開上國道,往南走。

  車窗開著,風灌進來,吹在他臉上,把他的頭髮吹得亂七八糟的。他沒有關窗,讓風吹著,讓風把他的頭髮吹亂,把他臉上的汗吹乾,把他眼裡的沙子吹走。他眯著眼睛看著前方的路。路很長,彎彎曲曲的,看不到盡頭。但他知道盡頭在哪裡。盡頭在廣州。廣州有很多鞋廠、很多批發市場、很多有錢人。他們把鞋子賣了,賺了錢,把運費給他,他拿了錢回泉州,把錢交給陳阿圓。陳阿圓把錢放進櫃檯下面的陶罐里,蓋上藍布,壓上石頭。石頭下面壓著日子,日子壓著路,路壓著他的車輪。

  他開了六個小時,到了汕頭。天快黑了,他把車停在路邊的一個加油站,加了油,在加油站旁邊的小飯館吃了一碗麵。面是牛肉麵,湯是褐色的,面上飄著幾片青菜和幾塊牛肉。他吃麵的時候,一個男人走過來,坐在他對面,手裡拿著一個飯盒,飯盒裡裝著米飯和炒青菜。他穿著一件灰色的工裝,衣服上全是油污,臉上也是,黑一塊白一塊的,像一個剛從煤窯里爬出來的人。

  「兄弟,從哪來的?」男人問。

  「泉州。」

  「拉什麼?」

  「鞋子。送到廣州。」

  男人點了點頭,扒了一口飯,嚼著嚼著,忽然說了一句:「我老婆也是泉州人。晉江的。好幾年沒回去了。路太遠了,車費太貴了。」

  家安看著他。男人的臉上有一道疤,從左邊眼角一直劃到右邊嘴角,橫跨整張臉,像一條乾涸的河流。疤已經癒合了,顏色比周圍的皮膚淺很多,白白的,粉粉的,像一條沒有長草的河床。

  他低下頭,把碗裡的面吃完,把湯也喝完了,放下碗,從口袋裡摸出一根煙,叼在嘴裡,劃著名了火柴。火光映在他臉上,那條疤在火光里顯得格外醒目,像一條發光的河。

  家安站起來,從口袋裡掏出兩張十塊錢的鈔票,放在桌上。「大哥,這頓飯我請。你多吃點。」

  他轉身走了。男人在後面喊了一聲「兄弟」,他沒有回頭。他坐進駕駛室,發動了車,把車開出國道,繼續往南走。天已經全黑了,車燈照在路上,兩道光柱直直地射向前方,像兩隻睜大了的眼睛。路兩邊是漆黑的田野,偶爾有一盞從農舍窗戶漏出來的燈,遠遠的,小小的,像一隻螢火蟲,像一顆星星。

  他開了四個小時,到了深圳。他已經開了十個小時了,腰很疼,眼睛很澀,手握著方向盤微微發抖。他把車停在路邊,熄了火,趴在方向盤上,閉了一會兒眼睛。他沒有睡著,只是閉著,讓黑暗包裹住他,讓寂靜包裹住他。窗外有蟲鳴,唧唧唧的,像有人在用小提琴拉著同一根弦,拉了一遍又一遍,不知道疲憊,不知道停歇。

  他睜開眼睛,從副駕駛的座位上拿起那個保溫桶。保溫桶是陳阿圓給他裝的,裡面是面線,雞湯底,上面臥著一個荷包蛋。面線已經涼了,荷包蛋也涼了,雞湯凝結成了一層薄薄的、透明的膠凍。他用筷子把膠凍攪碎,把面線挑起來,吸進嘴裡。面線是涼的,但味道還在。雞湯的鮮,荷包蛋的香,面線的韌,樣樣都在,一樣都沒有少。

  他吃著吃著,眼淚掉進了保溫桶里。眼淚很咸,比雞湯還咸。他把那碗混著淚水的面線全部吃完了,把湯也喝完了,把保溫桶蓋上,放在副駕駛上。然後他靠在椅背上,閉上眼睛。

  他想家了。想陳家鋪子,想承天巷,想那根扁擔,想櫃檯下面的陶罐,想陶罐里的銅板、梳子、信、收據、錄取通知書。想陳阿圓站在灶台前切菜的樣子,想林清石蹲在地上修桶的樣子,想家寧坐在窗前寫作業的樣子,想家興坐在櫃檯後面兩條腿晃來晃去的樣子。

  他想回去。但他不能回去。他還要去廣州,還要把鞋子送到,還要收運費,還要把運費帶回去,放進陶罐里,蓋上藍布,壓上石頭。

  他發動了車,繼續開。

  凌晨兩點,他到了廣州。他把車開到約定的地點,一個批發市場門口,市場已經關門了,捲簾門拉下來了,鐵皮在路燈下泛著冷光。他把車停在路邊,沒有下車,靠在椅背上,閉上眼睛。這一次他睡著了。他睡了三個小時,夢裡沒有做夢,只有黑暗,只有寂靜,只有車輪碾過路面時發出的嗡嗡聲。凌晨五點,他被一陣敲門聲驚醒。一個中年男人站在車窗外,穿著花襯衫,戴著金鍊子,嘴裡叼著一根牙籤。

  「晉江的鞋?」


  家安搖下車窗,點了點頭。

  「卸貨。跟我來。」

  他把車開進市場後面的倉庫,和兩個搬運工一起把一千雙鞋從車斗里卸下來,碼在倉庫的地上。鞋盒摞得整整齊齊的,像一堵白色的牆。他搬完最後一個鞋盒,直起腰來,腰疼得像要斷了。他扶著車斗站了一會兒,等那股疼痛過去,然後走到中年男人面前。

  「老闆,運費。」

  男人從口袋裡掏出一個信封,遞給他。「一千二,你數數。」

  家安接過信封,打開,裡面是一沓鈔票,一百的、五十的、十塊的,新的舊的,大的小的,油漬麻花坑坑窪窪的。他數了兩遍,一千二,一分不少。他把錢放進貼身的口袋裡,拍了拍口袋,轉身要走。

  「兄弟,吃了飯再走。」男人說。

  「不了,趕路。」

  他坐進駕駛室,發動了車,開出倉庫,開上國道。天已經亮了,太陽從東邊升起來,紅紅的,圓圓的,像一顆巨大的金棗掛在天空。陽光照在他臉上,他眯著眼睛,嘴角動了一下。那是他的笑。他笑的時候想起了陳阿圓,想起了她做金棗的樣子,想起了她把金棗一顆一顆地擺在粗陶碗裡的樣子。那些金棗金黃金黃的,在陽光下透亮,像一顆一顆縮小的太陽。

  他開了十四個小時,回到了泉州。到家的時候天又黑了,承天巷裡的路燈亮著,昏黃的光照在青石板上,照在牆上的青苔上,照在陳家鋪子的木門上。他把車停在巷口,走進巷子,推開鋪子的門。

  陳阿圓站在櫃檯後面,面前擺著一隻碗,碗裡是面線,雞湯底,臥著一個荷包蛋。面線還冒著熱氣,蛋還是嫩的,雞湯還是滾燙的。

  「先吃飯。」

  家安坐下來,端起碗,開始吃麵線。面線很燙,他燙得嘶了一聲,但沒有停下來,吸了一根又一根。面線很長,他吸了好幾口才吸完一根,面線的尾巴在嘴邊甩了一下,湯汁濺在他的下巴上。他沒有擦,繼續吸下一根。他吃完了整碗面線,喝完了整碗湯,吃光了整個荷包蛋,把碗放下,從口袋裡掏出那個信封,放在櫃檯上。

  「阿母,運費一千二。」

  陳阿圓看著那個信封,沒有拿。她看著家安的臉——他的臉黑了,比走的時候黑了很多,像一塊被火烤過的鐵;他的眼睛下面有很深的黑眼圈,眼白髮黃,布滿血絲;他的嘴唇乾裂,起了好幾層皮,有的皮已經翹起來了,他用舌頭舔了舔,舔不掉;他的頭髮很長了,蓋住了耳朵,一縷一縷地貼在額頭上,濕濕的,不知道是汗還是露水。

  她沒有拿那個信封。她把手伸過櫃檯,按住了家安的手。

  「辛苦你了。」

  家安低下頭,看著陳阿圓的手按在他的手上。陳阿圓的手是黃的,被茶葉汁液染成的黃,在燈光下泛著暗暗的光。他的手是黑的,被太陽曬成的黑,被風吹成的黑,被無數個日夜熬成的黑。黃和黑疊在一起,像泥土和樹木,像樹根和大地的皮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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