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十四章 第一本書
2010年春天的一個傍晚，一輛綠色的郵政車停在了石橋村的大樟樹下。
那是個尋常的日子。村里人正端著碗在門口吃晚飯，狗趴在桌下啃骨頭，雞跳上矮牆打盹。郵政車在村里是稀罕物——平時只有鎮上郵遞員騎自行車來，綠色的鐵皮車還是頭一回開進村。司機跳下來，手裡捧著一個紙箱，站在大樟樹下扯著嗓子喊：「周景熙！周景熙！包裹！」
母親從灶房裡跑出來，手上還沾著麵粉。她看了看紙箱上兒子的名字，顫巍巍地簽了字。司機把箱子遞給她，笑著說：「大娘，這是您兒子出的書。」
母親愣了一下，手裡的紙箱差點掉在地上。她抱著箱子，蹲下來，眼淚一滴一滴地掉在紙箱上。鄰居們圍過來，七嘴八舌地問：「什麼書？」「景熙出書了？」「讓我看看！」母親站起來，擦乾眼淚，抱著箱子走進堂屋，放在那張嶄新的書桌上。
她不會開紙箱。她用小刀沿著封口劃了半天，劃不開。蔣有貴走過來，接過小刀，咔嚓幾下割開了膠帶。母親伸手進去，摸出一本書。封面是淡藍色的，上面印著幾個字——《石橋村故事》。署名：周景熙。她捧著那本書，翻了幾頁，一個字也不認識。但她認得封面那張照片——是石橋村的大樟樹，是她每天走出院子就能看到的那棵樹。樹葉密密匝匝的，陽光從縫隙里漏下來，灑在地上。有人在樹下站著，看不清臉，但她知道那是景熙小時候。
她摸著那本書，像摸著一塊剛從灶膛里掏出來的紅薯，燙手，甜心。
箱子裡的書不多，只有二十本。出版社寄來的樣書。母親一本一本地拿出來，整整齊齊地擺在桌上。她數了一遍，又數了一遍，二十本，一本不多，一本不少。她拿起一本，夾在腋下，走出堂屋，穿過院子，走到村口的大樟樹下。幾個老頭老太太還在那裡乘涼，看見她走過來，問：「秀英，手裡拿的啥？」母親把那本書舉起來，說：「景熙的書。我兒子的書。」
「景熙寫的？」
「景熙寫的。」
老頭老太太們湊過來，翻著那本書。他們不識字，但他們看得懂封面那張照片。大樟樹，他們看了幾十年了。他們也看得懂那些鉛字——黑黑的，方方的，密密麻麻的，像田裡的秧苗。他們不知道那些字寫了什麼，但他們知道，那是從他們村子裡長出來的東西，跟他們種的水稻、紅薯、花生一樣，是從這片土地里長出來的。
「秀英，你兒子有出息了。」
「秀英，你苦了這麼多年，值了。」
母親笑了笑，沒有說什麼。她抬起頭，看著那棵大樟樹。樹幹粗得幾個人都抱不過來，樹冠像一把巨大的傘，遮住了半個曬穀場。她想起景熙小時候，光著腳在樹下跑來跑去，像一隻停不下來的陀螺。她喊他回來吃飯，他不回，說再玩一會兒。她就站在門口，看著他，等他玩夠了跑回來，頭上沾著樹葉，臉上全是汗。那時候她以為，他這輩子就這樣了——在村里長大，在村里娶媳婦，在村里種地。她從來沒有想過，他會離開，會走那麼遠的路，會吃那麼多的苦，會寫出這麼一本書。現在他回來了，不在人，在書里。那些字，像一條看不見的路，從她的灶房門口，一直通到了東莞，通到了那些她叫不出名字的地方。
周景熙是在DG收到母親電話的。
母親在電話那頭說：「景熙，書收到了。二十本。你爸高興得一晚上沒睡，把那本書翻來覆去地看，也不睡覺。我說你又看不懂這些東西，看什麼？他說，我看看我兒子寫的字。我說你看得懂嗎？他說，看不懂也想看。」
周景熙握著手機，眼淚流了下來。他沒有擦，讓它流。他想起小時候，父親坐在煤油燈下，看他寫作業。他不說話，也不看他寫什麼，只是坐在那裡，像一棵樹。那時候他以為父親不關心他寫什麼。現在他知道了，父親一直在看。不是用眼睛，是用心。
「媽，你把電話給爸，我跟他說兩句。」
母親把電話遞給父親。父親在電話那頭沉默了一會兒，然後說了一句話，只有三個字——「收到了。」周景熙等了幾秒，以為他還會說別的。他沒有。電話那頭只有他沉重的呼吸聲，像風箱一樣拉得很慢。
「爸，那本書，是寫咱們石橋村的。」周景熙說，「寫那條溪，那座山，那棵大樟樹。寫你，寫媽，寫李覺，寫咱們村裡的那些人。」
父親又沉默了一會兒，然後說：「我知道。」他的聲音有些哽咽，但很快穩住了，「景熙，你出息了。」
「爸，謝謝你。」
「謝啥？」父親頓了頓，「你寫得好，那些人，那些事，都在我眼前活過來了。你寫你小時候放牛，我腦子裡就是你小時候放牛的樣子；你寫你媽在灶房做飯，我腦子裡就是你媽在灶房做飯的樣子；你寫咱們家的老屋，我腦子裡就是咱們家的老屋。你說寫下來就不會忘了，你真的沒忘。」
周景熙沒有說話。他握著手機，眼淚一滴一滴地掉在地上。他想起自己寫那本書的時候，是在DG的宿舍里，每天晚上下了班，別人都在打牌、看電視、閒聊，他一個人坐在上鋪，就著那盞昏黃的檯燈，一個字一個字地寫。他寫了整整一年，寫了二十多個故事，每一個都是石橋村的，每一個都是真的。他寫父親賣牛供他讀書，寫母親手上的裂口，寫李覺送他時說「你要替我讀下去」，寫蔣琪借給他的筆記本，寫周日樂說的「普高是起點，不是終點」，寫蔣田園穿著軍裝站在大樟樹下，寫周起瓊坐在門檻上看解剖書，寫蔣剛立殺豬的手藝，寫周海在ZS市收留他的那個夜晚，寫周靈敏在田埂上跑來跑去，寫蔣大壯在灶台前揉麵團，寫蔣婷在電子廠的流水線前。那些人，那些事，那些日子，都過去了，回不來了。但他把它們寫下來了，印在了紙上，訂成了書。它們不會消失了，不會腐爛了，不會被忘記了。就算他死了，它們還在。
「爸，」他說，「等我回去，我們一起回憶書里的故事。」
「好。」父親說，「我等你。」
掛了電話，他坐在床上，把那本書從枕頭底下抽出來。他每天都要翻一翻，看看封面，看看目錄，看看那些他一個字一個字寫出來的故事。他把書翻開，翻到第一篇——《山村的早晨》。這是他寫的第一個故事，寫的是他十二歲那年，一個秋天的早晨，他背著碎布拼成的書包，踩著露水去上學。他在心裡讀了一遍，又讀了一遍。那些字，像是有生命的東西，在他眼前跳動著，閃著光。
他想起那個早晨，太陽從東邊的山後面升起來，金色的陽光灑在他身上，暖洋洋的。碎石路兩邊的野花開得正艷，紅的、黃的、紫的，擠擠挨挨的，像是誰打翻了顏料盒。他走在那條路上，不知道前面等著他的是什麼。二十多年過去了，他走過了很多路，廣州、上海、杭州、舟山、海南、東莞。那些路上的石子硌過他的腳，那些路上的雨水淋過他的身，那些路上的風沙迷過他的眼。他沒有停下來，也沒有回頭。他走下去了，走到了今天。今天，他出了一本書。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是他一步一步走出來的。
他從枕頭底下摸出那個舊本子，翻開新的一頁，拿起筆，寫道：
「2010年春，DG。我的第一本書出版了。叫《石橋村故事》，二十個短篇，都是寫咱們石橋村的。爸收到書了，高興得一晚上沒睡。他說，像在看電影。那些人，那些事，都在他眼前活過來了。爸，媽，這本書是寫給你們的，也是寫給我自己的。我要把那些日子留下來，把那些人留下來，把那些事留下來。這樣，就算我死了，它們還在。爸，媽，謝謝你們。謝謝你們生了我，養了我，等我回來。你們的兒子沒有讓你們失望。」
寫完之後，他把本子合上，塞回枕頭底下。他把那本樣書放在枕頭旁邊，躺在鋪上，閉上眼睛。窗外的月光照進來，照在書上，照在封面上那棵大樟樹上。他慢慢地，慢慢地，沉入了一個安靜的、溫暖的夢。
在夢裡，他站在石橋村的村口，大樟樹下。太陽剛剛升起來，金色的陽光灑在碎石路上，灑在稻田裡，灑在遠處的山上。母親站在院子裡餵雞，父親坐在門檻上抽菸。他手裡拿著那本書，走到父親面前，蹲下來，翻開第一頁，開始念——「1980年9月15日，晴。早上去放牛，露水很大，鞋濕了。」
父親聽著，沒有說話，只是笑了。
那是個尋常的日子。村里人正端著碗在門口吃晚飯，狗趴在桌下啃骨頭，雞跳上矮牆打盹。郵政車在村里是稀罕物——平時只有鎮上郵遞員騎自行車來，綠色的鐵皮車還是頭一回開進村。司機跳下來，手裡捧著一個紙箱，站在大樟樹下扯著嗓子喊：「周景熙！周景熙！包裹！」
母親從灶房裡跑出來，手上還沾著麵粉。她看了看紙箱上兒子的名字，顫巍巍地簽了字。司機把箱子遞給她，笑著說：「大娘，這是您兒子出的書。」
母親愣了一下，手裡的紙箱差點掉在地上。她抱著箱子，蹲下來，眼淚一滴一滴地掉在紙箱上。鄰居們圍過來，七嘴八舌地問：「什麼書？」「景熙出書了？」「讓我看看！」母親站起來，擦乾眼淚，抱著箱子走進堂屋，放在那張嶄新的書桌上。
她不會開紙箱。她用小刀沿著封口劃了半天，劃不開。蔣有貴走過來，接過小刀，咔嚓幾下割開了膠帶。母親伸手進去，摸出一本書。封面是淡藍色的，上面印著幾個字——《石橋村故事》。署名：周景熙。她捧著那本書，翻了幾頁，一個字也不認識。但她認得封面那張照片——是石橋村的大樟樹，是她每天走出院子就能看到的那棵樹。樹葉密密匝匝的，陽光從縫隙里漏下來，灑在地上。有人在樹下站著，看不清臉，但她知道那是景熙小時候。
她摸著那本書，像摸著一塊剛從灶膛里掏出來的紅薯，燙手，甜心。
箱子裡的書不多，只有二十本。出版社寄來的樣書。母親一本一本地拿出來，整整齊齊地擺在桌上。她數了一遍，又數了一遍，二十本，一本不多，一本不少。她拿起一本，夾在腋下，走出堂屋，穿過院子，走到村口的大樟樹下。幾個老頭老太太還在那裡乘涼，看見她走過來，問：「秀英，手裡拿的啥？」母親把那本書舉起來，說：「景熙的書。我兒子的書。」
「景熙寫的？」
「景熙寫的。」
老頭老太太們湊過來，翻著那本書。他們不識字，但他們看得懂封面那張照片。大樟樹，他們看了幾十年了。他們也看得懂那些鉛字——黑黑的，方方的，密密麻麻的，像田裡的秧苗。他們不知道那些字寫了什麼，但他們知道，那是從他們村子裡長出來的東西，跟他們種的水稻、紅薯、花生一樣，是從這片土地里長出來的。
「秀英，你兒子有出息了。」
「秀英，你苦了這麼多年，值了。」
母親笑了笑，沒有說什麼。她抬起頭，看著那棵大樟樹。樹幹粗得幾個人都抱不過來，樹冠像一把巨大的傘，遮住了半個曬穀場。她想起景熙小時候，光著腳在樹下跑來跑去，像一隻停不下來的陀螺。她喊他回來吃飯，他不回，說再玩一會兒。她就站在門口，看著他，等他玩夠了跑回來，頭上沾著樹葉，臉上全是汗。那時候她以為，他這輩子就這樣了——在村里長大，在村里娶媳婦，在村里種地。她從來沒有想過，他會離開，會走那麼遠的路，會吃那麼多的苦，會寫出這麼一本書。現在他回來了，不在人，在書里。那些字，像一條看不見的路，從她的灶房門口，一直通到了東莞，通到了那些她叫不出名字的地方。
周景熙是在DG收到母親電話的。
母親在電話那頭說：「景熙，書收到了。二十本。你爸高興得一晚上沒睡，把那本書翻來覆去地看，也不睡覺。我說你又看不懂這些東西，看什麼？他說，我看看我兒子寫的字。我說你看得懂嗎？他說，看不懂也想看。」
周景熙握著手機，眼淚流了下來。他沒有擦，讓它流。他想起小時候，父親坐在煤油燈下，看他寫作業。他不說話，也不看他寫什麼，只是坐在那裡，像一棵樹。那時候他以為父親不關心他寫什麼。現在他知道了，父親一直在看。不是用眼睛，是用心。
「媽，你把電話給爸，我跟他說兩句。」
母親把電話遞給父親。父親在電話那頭沉默了一會兒，然後說了一句話，只有三個字——「收到了。」周景熙等了幾秒，以為他還會說別的。他沒有。電話那頭只有他沉重的呼吸聲，像風箱一樣拉得很慢。
「爸，那本書，是寫咱們石橋村的。」周景熙說，「寫那條溪，那座山，那棵大樟樹。寫你，寫媽，寫李覺，寫咱們村裡的那些人。」
父親又沉默了一會兒，然後說：「我知道。」他的聲音有些哽咽，但很快穩住了，「景熙，你出息了。」
「爸，謝謝你。」
「謝啥？」父親頓了頓，「你寫得好，那些人，那些事，都在我眼前活過來了。你寫你小時候放牛，我腦子裡就是你小時候放牛的樣子；你寫你媽在灶房做飯，我腦子裡就是你媽在灶房做飯的樣子；你寫咱們家的老屋，我腦子裡就是咱們家的老屋。你說寫下來就不會忘了，你真的沒忘。」
周景熙沒有說話。他握著手機，眼淚一滴一滴地掉在地上。他想起自己寫那本書的時候，是在DG的宿舍里，每天晚上下了班，別人都在打牌、看電視、閒聊，他一個人坐在上鋪，就著那盞昏黃的檯燈，一個字一個字地寫。他寫了整整一年，寫了二十多個故事，每一個都是石橋村的，每一個都是真的。他寫父親賣牛供他讀書，寫母親手上的裂口，寫李覺送他時說「你要替我讀下去」，寫蔣琪借給他的筆記本，寫周日樂說的「普高是起點，不是終點」，寫蔣田園穿著軍裝站在大樟樹下，寫周起瓊坐在門檻上看解剖書，寫蔣剛立殺豬的手藝，寫周海在ZS市收留他的那個夜晚，寫周靈敏在田埂上跑來跑去，寫蔣大壯在灶台前揉麵團，寫蔣婷在電子廠的流水線前。那些人，那些事，那些日子，都過去了，回不來了。但他把它們寫下來了，印在了紙上，訂成了書。它們不會消失了，不會腐爛了，不會被忘記了。就算他死了，它們還在。
「爸，」他說，「等我回去，我們一起回憶書里的故事。」
「好。」父親說，「我等你。」
掛了電話，他坐在床上，把那本書從枕頭底下抽出來。他每天都要翻一翻，看看封面，看看目錄，看看那些他一個字一個字寫出來的故事。他把書翻開，翻到第一篇——《山村的早晨》。這是他寫的第一個故事，寫的是他十二歲那年，一個秋天的早晨，他背著碎布拼成的書包，踩著露水去上學。他在心裡讀了一遍，又讀了一遍。那些字，像是有生命的東西，在他眼前跳動著，閃著光。
他想起那個早晨，太陽從東邊的山後面升起來，金色的陽光灑在他身上，暖洋洋的。碎石路兩邊的野花開得正艷，紅的、黃的、紫的，擠擠挨挨的，像是誰打翻了顏料盒。他走在那條路上，不知道前面等著他的是什麼。二十多年過去了，他走過了很多路，廣州、上海、杭州、舟山、海南、東莞。那些路上的石子硌過他的腳，那些路上的雨水淋過他的身，那些路上的風沙迷過他的眼。他沒有停下來，也沒有回頭。他走下去了，走到了今天。今天，他出了一本書。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是他一步一步走出來的。
他從枕頭底下摸出那個舊本子，翻開新的一頁，拿起筆，寫道：
「2010年春，DG。我的第一本書出版了。叫《石橋村故事》，二十個短篇，都是寫咱們石橋村的。爸收到書了，高興得一晚上沒睡。他說，像在看電影。那些人，那些事，都在他眼前活過來了。爸，媽，這本書是寫給你們的，也是寫給我自己的。我要把那些日子留下來，把那些人留下來，把那些事留下來。這樣，就算我死了，它們還在。爸，媽，謝謝你們。謝謝你們生了我，養了我，等我回來。你們的兒子沒有讓你們失望。」
寫完之後，他把本子合上，塞回枕頭底下。他把那本樣書放在枕頭旁邊，躺在鋪上，閉上眼睛。窗外的月光照進來，照在書上，照在封面上那棵大樟樹上。他慢慢地，慢慢地，沉入了一個安靜的、溫暖的夢。
在夢裡，他站在石橋村的村口，大樟樹下。太陽剛剛升起來，金色的陽光灑在碎石路上，灑在稻田裡，灑在遠處的山上。母親站在院子裡餵雞，父親坐在門檻上抽菸。他手裡拿著那本書，走到父親面前，蹲下來，翻開第一頁，開始念——「1980年9月15日，晴。早上去放牛，露水很大，鞋濕了。」
父親聽著，沒有說話，只是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