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十二章 舊人
江波從老浮橋回來，直接去了市局檔案室。孫建國的名字，他要查清楚。這個人當過警察，和他爸同期，查過那些案子，什麼都知道了。然後他辭職了，搬家了，消失了。他去了哪裡？他為什麼要跑？他怕什麼？怕那個人？怕那個跛腳的人？怕那個站在門口看著的人？
檔案室在二樓，走廊很長，日光燈嗡嗡地響著，那聲音在空曠的空間裡迴蕩，像無數隻蒼蠅在耳邊盤旋。江波的腳步聲在瓷磚地面上迴響，一下一下的，像心跳。他推開門，一股舊紙張和霉味撲面而來。檔案室的管理員老孫正在打瞌睡，頭一點一點的，面前的保溫杯冒著熱氣。他聽見腳步聲，抬起頭，摘下老花鏡，揉了揉眼睛，嘴角還掛著口水。
「江隊，又來了？最近來得挺勤。你師父以前也常來，一待就是一整天。你比你師父還勤。」
「查一個人。孫建國。1978年生。2000年左右入警。幫我調他的檔案。越快越好。」
老孫慢吞吞地站起來，走進庫房。他的背很駝，走路很慢，像一隻老龜。過了很久，他搬出一個紙箱，落滿了灰，灰有指節那麼厚。他把紙箱放在桌上，拍了拍手，灰塵在光柱里飛舞。
「找到了。孫建國，2001年入警，分配至江城公安局刑偵支隊。2010年辭職。辭職原因：個人發展。檔案挺厚的，說明這人幹了不少事。」
江波打開紙箱，裡面是厚厚一沓材料，紙張已經發黃，邊角有些捲曲。他一本一本地翻，從入警到辭職，十年的記錄。他破過不少案子，立過功，也受過處分。他的照片貼在檔案上，年輕時的孫建國，穿著警服，站在公安局門口，笑得很陽光。和他爸一樣，和他師父一樣。那些年，他們都很年輕，眼睛裡都有光。
江波翻到最後一頁，是一份內部通報。1998年，孫建國在追捕嫌疑人時受傷，右腿骨折，休養了半年。右腿骨折？江波心裡一動。他想起那個人，那個跛腳的人。董建安裝跛，董建平真跛。孫建國也跛過。他的腿好了嗎？是徹底好了，還是留下了後遺症？
他繼續翻。後面還有一份通報。2005年，孫建國在執行任務時再次受傷，右腿舊傷復發，留下後遺症。之後他走路就有點跛了。通報上寫的是「輕微跛行，不影響工作」，但江波知道，「輕微」這個詞，因人而異。
江波的手握緊了。孫建國跛腳。他當過警察。他查過那些案子。他什麼都知道了。他辭職了。他加入了夜跑團。他跟在李紅梅後面。他送她回家。她死了。他搬走了。他消失了。這些碎片，像拼圖一樣，一塊一塊地拼在一起。
「老孫，孫建國的聯繫方式有沒有？他辭職以後去了哪裡？有沒有留下地址？電話？緊急聯繫人？」
老孫翻了翻檔案，一頁一頁地看，手指在紙面上慢慢划過。「沒有。辭職以後就沒有記錄了。他搬走了，沒留新地址。電話也換了。緊急聯繫人寫的是他老婆，林芳。但那個號碼也打不通了。他像是故意不想讓人找到他。」
江波合上檔案，站在那兒，一動不動。孫建國，他要找到他。不管他在哪裡，不管他躲了多久。他欠那些死去的人一個答案。欠他爸一個答案。欠先生一個答案。
劉桐推門進來，手裡拿著手機，氣喘吁吁的。「波SIR，孫建國的老同事，我找到一個。他叫王建國，和孫建國同期。現在在鏡湖分局當副局長。他說他認識孫建國，願意跟我們談談。他下午有空，三點以後。」
江波轉身。「走。現在就過去，不等下午。」
鏡湖分局在鏡湖邊上，一棟灰色的四層樓，窗戶對著湖面。王建國的辦公室在二樓，窗戶正對著鏡湖，能看見湖水在陽光下泛著光。他五十多歲，頭髮花白，肚子有點大，穿著警服，肩章上是兩槓三星。他的桌上放著一個相框，裡面是他和幾個同事的合影，有孫建國，還有年輕時的他。他們站在公安局門口，穿著老式警服，笑得很陽光。
看見江波進來，他站起來，伸出手。他的手掌很厚，很有力。「江隊，久仰。你師父周國平，是我老領導。他是個好人。可惜走得太早。他帶過我，教過我很多東西。他說，當警察不是為了抓人，是為了還人一個公道。」
江波握了他的手。「王局，想問問孫建國的事。你和他同期，應該很熟。你們一起辦過案子，一起喝過酒，一起熬過夜。」
王建國的臉色變了。他坐下來，點了根煙，深深吸了一口，煙霧在燈光下飄散。「孫建國。好久沒聽到這個名字了。他辭職以後，就沒聯繫過。他搬走了，也沒告訴我們。我們幾個老同事，連他去了哪兒都不知道。他像是從世界上消失了一樣。」
「他為什麼辭職？」
王建國想了想。他的眉頭皺起來，手指在桌上敲了敲，一下一下的。「他說他累了。他說他不想幹了。他說他想過正常人的日子。他說他每天晚上都睡不著，閉上眼睛就看見那些案子，那些死人。他受不了了。我們勸過他，讓他去看看心理醫生。他說不用，他自己能扛。他沒扛住。」
江波沉默了一會兒。「他腿受過傷？我看檔案上寫著，1998年和2005年，兩次骨折。」
王建國點頭。他的目光看向窗外，看向那片湖水。「右腿。骨折過兩次。後來走路有點跛。他不喜歡別人提這個。誰提他跟誰急。有一次我們幾個同事吃飯，有人開玩笑說他是瘸子，他當場就把桌子掀了。從那以後，沒人敢在他面前提腿的事。」
「他查過那些失蹤案嗎？1992年到1993年的那些。老浮橋的。那些女人，阿珍，小梅，陳芳，王麗，趙秀英，劉小琴，孫小梅。他都查過嗎？」
王建國的手抖了一下。他把煙掐滅，菸頭在菸灰缸里摁了好幾下，看著江波。「你也在查那些案子？你師父查過，你父親也查過。他們都查過。孫建國也查過。他查了很多年。他說他查到了，但他沒有證據。他說他看見了一個人，一個跛腳的人。他說那個人是警察，比他職位高。他說他不敢說。說了會死。他說這句話的時候，眼睛裡的光都沒了。」
江波的手握緊了。「他看見的那個人，是誰？叫什麼名字？長什麼樣？你還記得他當時怎麼說的嗎？」
王建國搖頭。那個頭搖得很慢，很重。「他沒說。他只是說，那個人還在。他還在。他一直在。他說他能感覺到那個人在看著他，不管他走到哪裡，那種感覺都在。他辭職，就是想離那個人遠一點。他以為離開公安局就好了。但那個人還在。他還在。」
從鏡湖分局出來，天已經黑了。江波站在樓下，點了根煙。湯圓趴在他腳邊，安靜地陪著他，偶爾抬起頭看看他。他看著鏡湖，湖面黑漆漆的，什麼都看不見。只有遠處的路燈倒映在水裡，碎成一片一片的光。他想起那些名字，那些對不起，那些站在門口看著的人。他想起孫建國，那個跛腳的警察，那個查到了真相卻不敢說的人。他辭職了，搬走了，消失了。他怕那個人。那個人還在。他一直在。
手機響了。劉桐打來的，聲音有些急促，像是剛跑完步。「波SIR，孫建國的老婆，我們找到了。她在合肥。一個人住。孫建國不在。她說她不知道他在哪裡。他們已經離婚了。2023年離的，李紅梅死後不久。」
江波的手握緊了。「離婚了？什麼時候？她有沒有說為什麼離婚？」
「2023年。李紅梅死後不久。她說孫建國變得很奇怪，整天不說話，一個人坐著發呆。晚上不睡覺，在屋裡走來走去。她問他怎麼了，他不說。後來他提出離婚。她說她不知道他去哪兒了。他走了以後，再也沒有聯繫過。電話打不通，信息不回，就像消失了一樣。」
江波沉默了一會兒。「地址發給我。我去合肥。現在就出發。」
車開了兩個多小時，進了合肥。合肥比江城大，高樓更多，街道更寬。孫建國的前妻住在城東的一個小區里，小區很舊，牆皮都剝落了，露出裡面的紅磚。樓下有個花壇，花壇里沒有花，種著幾棵蔥，還有幾棵韭菜。江波把車停在樓下，上樓。
房子不大，兩室一廳，但收拾得很乾淨。牆上掛著一幅十字繡，繡的是家和萬事興。孫建國的前妻叫林芳，四十多歲，瘦瘦的，頭髮剪得很短，穿著一件灰色的毛衣，毛衣袖口磨破了。她的眼睛有些腫，像是哭過，又像是沒睡好。她看見江波，愣了一下，然後讓開身。
「進來吧。你們是警察？他是不是出事了？你們來找我，是不是他出事了？」
江波在她對面坐下。湯圓趴在他腳邊。林芳給他倒了杯水，自己也端著一杯，坐在對面。她的手指很瘦，青筋暴起，指甲剪得很短。她的手在發抖，杯子裡的水在晃。
「你找建國？他不在。我們已經離婚了。我不知道他在哪兒。他走了以後，沒給我打過電話，沒發過信息。他像是不想再跟任何人聯繫。」
江波看著她。「他為什麼離婚？」
林芳低下頭。她的眼淚流下來，滴在杯子裡，滴在手上。她沒有擦，讓眼淚順著臉頰往下流。「他變了。2023年夏天，他突然就變了。以前他話不多，但還正常。那以後，他一句話都不說。下班回來就坐在書房裡，關著門。我敲門，他不應。我送飯進去，他吃幾口就放下了。他晚上不睡覺，在屋裡走來走去，走到天亮。我問他怎麼了，他不說。後來他提出離婚。他說他不想連累我。他說有人會來找他。他說他必須走。他走的那天，什麼都沒帶，就帶了一個包。他站在門口，看了我很久，然後說，對不起。說完就走了。」
江波的手握緊了。「他有沒有說，誰來找他？」
林芳搖頭。她的眼淚止不住地流，但她沒有哭出聲。「沒有。他只是說，那個人還在。他還在。他一直在。他說他每天晚上都夢見那個人，夢見那個人從江邊走過來，夢見那個人站在他床邊，夢見那個人說，你看見了什麼？他每次都說，什麼都沒看見。但那個人不信。那個人笑了，說，你騙不了我。」
江波沉默了一會兒。「他走的時候，有沒有留下什麼東西？信？日記？照片？什麼都行。」
林芳想了想。她的眉頭皺起來，嘴唇抿著，像是在努力回憶。「有一封信。他說，如果有人來找他，就把信給他。他寫了好幾天，寫寫改改，寫了好幾遍。最後裝進信封，放在抽屜里。他走的時候，讓我不要看。他說，等有人來找，就交給那個人。」
她從抽屜里拿出一封信，遞給江波。信封是白色的，已經發黃，邊角有些磨損。上面沒有字。江波打開信，信紙折得很整齊，摺痕很深，像是折了很多次。字跡很潦草，像寫的人手在抖，又像是在很急的情況下寫的：
「如果你看到這封信，說明你已經查到了我。我叫孫建國。我當過警察。我查過那些案子。我什麼都知道了。我看見了那個人。他跛腳。他是警察。他比我職位高。我不敢說。我怕。我辭職了。我跑了。我躲了很多年。他還在找我。我知道。我每天都在做夢，夢見他從江邊走過來，夢見他站在我面前，夢見他看著我的眼睛。我不敢看他。我低著頭。他說，你看著我。我抬起頭。他的眼睛很冷，像冬天的江水。」
江波的眼淚流下來。他繼續往下看。
「那個人，叫董振華。他是市局副局長。他跛腳。他殺了那些人。他讓那些人殺了那些人。他站在門口看著。他什麼都看見了。他什麼都不說。我看見了。我也不敢說。我和他一樣。我們都是站在門口看著的人。我們都什麼都做不了。我們都對不起那些死去的人。我們都欠她們一條命。」
江波的手在發抖。董振華。那個在信里說「我知道錯了」的人，那個救了他、安排了養父母、保護了秀英的人。他是J組織的人，但他不是壞人。他加入了J組織，是為了查清真相。他查到了董建安，查到了那些失蹤的女人。他留下了證據。他保護了他。他不是壞人。但孫建國說，他是那個人。他是那個跛腳的人，那個站在門口看著的人。他是誰？他到底是誰？
他繼續往下翻。信的最後幾行字，更淡，更輕，像是寫的人已經沒有力氣了：
「江波，如果你看到這封信，小心。那個人還活著。他還在。他一直在。他在等你。他說過，他會等。等到你來找他。他等了很多年，不在乎再多等幾天。」
江波合上信，站在那兒，一動不動。湯圓走過來，蹭了蹭他的腿。他蹲下去，摸著它的頭。湯圓的毛很軟，很暖。它的眼睛亮晶晶的，看著他，像是在問：找到了嗎？
「湯圓，那個人還活著。他還在。他一直在。」
湯圓叫了一聲，在空蕩蕩的屋裡迴蕩。那一聲叫，像一把刀，劃破了沉默。江波站起來，把信收好，走出屋子。天已經快亮了。灰白色的光從雲層里透出來，照在遠處的江面上。那些名字，那些對不起，都在他心裡。那個叫董振華的人，也在某個地方。他要找到他。不管他是好人還是壞人，不管他救過他還是害過他，不管他等了他多久。他都要找到他。
檔案室在二樓，走廊很長，日光燈嗡嗡地響著，那聲音在空曠的空間裡迴蕩，像無數隻蒼蠅在耳邊盤旋。江波的腳步聲在瓷磚地面上迴響，一下一下的，像心跳。他推開門，一股舊紙張和霉味撲面而來。檔案室的管理員老孫正在打瞌睡，頭一點一點的，面前的保溫杯冒著熱氣。他聽見腳步聲，抬起頭，摘下老花鏡，揉了揉眼睛，嘴角還掛著口水。
「江隊，又來了？最近來得挺勤。你師父以前也常來，一待就是一整天。你比你師父還勤。」
「查一個人。孫建國。1978年生。2000年左右入警。幫我調他的檔案。越快越好。」
老孫慢吞吞地站起來，走進庫房。他的背很駝，走路很慢，像一隻老龜。過了很久，他搬出一個紙箱，落滿了灰，灰有指節那麼厚。他把紙箱放在桌上，拍了拍手，灰塵在光柱里飛舞。
「找到了。孫建國，2001年入警，分配至江城公安局刑偵支隊。2010年辭職。辭職原因：個人發展。檔案挺厚的，說明這人幹了不少事。」
江波打開紙箱，裡面是厚厚一沓材料，紙張已經發黃，邊角有些捲曲。他一本一本地翻，從入警到辭職，十年的記錄。他破過不少案子，立過功，也受過處分。他的照片貼在檔案上，年輕時的孫建國，穿著警服，站在公安局門口，笑得很陽光。和他爸一樣，和他師父一樣。那些年，他們都很年輕，眼睛裡都有光。
江波翻到最後一頁，是一份內部通報。1998年，孫建國在追捕嫌疑人時受傷，右腿骨折，休養了半年。右腿骨折？江波心裡一動。他想起那個人，那個跛腳的人。董建安裝跛，董建平真跛。孫建國也跛過。他的腿好了嗎？是徹底好了，還是留下了後遺症？
他繼續翻。後面還有一份通報。2005年，孫建國在執行任務時再次受傷，右腿舊傷復發，留下後遺症。之後他走路就有點跛了。通報上寫的是「輕微跛行，不影響工作」，但江波知道，「輕微」這個詞，因人而異。
江波的手握緊了。孫建國跛腳。他當過警察。他查過那些案子。他什麼都知道了。他辭職了。他加入了夜跑團。他跟在李紅梅後面。他送她回家。她死了。他搬走了。他消失了。這些碎片，像拼圖一樣，一塊一塊地拼在一起。
「老孫，孫建國的聯繫方式有沒有？他辭職以後去了哪裡？有沒有留下地址？電話？緊急聯繫人？」
老孫翻了翻檔案，一頁一頁地看，手指在紙面上慢慢划過。「沒有。辭職以後就沒有記錄了。他搬走了，沒留新地址。電話也換了。緊急聯繫人寫的是他老婆，林芳。但那個號碼也打不通了。他像是故意不想讓人找到他。」
江波合上檔案，站在那兒，一動不動。孫建國，他要找到他。不管他在哪裡，不管他躲了多久。他欠那些死去的人一個答案。欠他爸一個答案。欠先生一個答案。
劉桐推門進來，手裡拿著手機，氣喘吁吁的。「波SIR，孫建國的老同事，我找到一個。他叫王建國，和孫建國同期。現在在鏡湖分局當副局長。他說他認識孫建國，願意跟我們談談。他下午有空，三點以後。」
江波轉身。「走。現在就過去，不等下午。」
鏡湖分局在鏡湖邊上，一棟灰色的四層樓，窗戶對著湖面。王建國的辦公室在二樓，窗戶正對著鏡湖，能看見湖水在陽光下泛著光。他五十多歲，頭髮花白，肚子有點大，穿著警服，肩章上是兩槓三星。他的桌上放著一個相框，裡面是他和幾個同事的合影，有孫建國，還有年輕時的他。他們站在公安局門口，穿著老式警服，笑得很陽光。
看見江波進來，他站起來，伸出手。他的手掌很厚，很有力。「江隊，久仰。你師父周國平，是我老領導。他是個好人。可惜走得太早。他帶過我，教過我很多東西。他說，當警察不是為了抓人，是為了還人一個公道。」
江波握了他的手。「王局，想問問孫建國的事。你和他同期，應該很熟。你們一起辦過案子，一起喝過酒，一起熬過夜。」
王建國的臉色變了。他坐下來，點了根煙，深深吸了一口，煙霧在燈光下飄散。「孫建國。好久沒聽到這個名字了。他辭職以後，就沒聯繫過。他搬走了，也沒告訴我們。我們幾個老同事，連他去了哪兒都不知道。他像是從世界上消失了一樣。」
「他為什麼辭職？」
王建國想了想。他的眉頭皺起來，手指在桌上敲了敲，一下一下的。「他說他累了。他說他不想幹了。他說他想過正常人的日子。他說他每天晚上都睡不著，閉上眼睛就看見那些案子，那些死人。他受不了了。我們勸過他，讓他去看看心理醫生。他說不用，他自己能扛。他沒扛住。」
江波沉默了一會兒。「他腿受過傷？我看檔案上寫著，1998年和2005年，兩次骨折。」
王建國點頭。他的目光看向窗外，看向那片湖水。「右腿。骨折過兩次。後來走路有點跛。他不喜歡別人提這個。誰提他跟誰急。有一次我們幾個同事吃飯，有人開玩笑說他是瘸子，他當場就把桌子掀了。從那以後，沒人敢在他面前提腿的事。」
「他查過那些失蹤案嗎？1992年到1993年的那些。老浮橋的。那些女人，阿珍，小梅，陳芳，王麗，趙秀英，劉小琴，孫小梅。他都查過嗎？」
王建國的手抖了一下。他把煙掐滅，菸頭在菸灰缸里摁了好幾下，看著江波。「你也在查那些案子？你師父查過，你父親也查過。他們都查過。孫建國也查過。他查了很多年。他說他查到了，但他沒有證據。他說他看見了一個人，一個跛腳的人。他說那個人是警察，比他職位高。他說他不敢說。說了會死。他說這句話的時候，眼睛裡的光都沒了。」
江波的手握緊了。「他看見的那個人，是誰？叫什麼名字？長什麼樣？你還記得他當時怎麼說的嗎？」
王建國搖頭。那個頭搖得很慢，很重。「他沒說。他只是說，那個人還在。他還在。他一直在。他說他能感覺到那個人在看著他，不管他走到哪裡，那種感覺都在。他辭職，就是想離那個人遠一點。他以為離開公安局就好了。但那個人還在。他還在。」
從鏡湖分局出來，天已經黑了。江波站在樓下，點了根煙。湯圓趴在他腳邊，安靜地陪著他，偶爾抬起頭看看他。他看著鏡湖，湖面黑漆漆的，什麼都看不見。只有遠處的路燈倒映在水裡，碎成一片一片的光。他想起那些名字，那些對不起，那些站在門口看著的人。他想起孫建國，那個跛腳的警察，那個查到了真相卻不敢說的人。他辭職了，搬走了，消失了。他怕那個人。那個人還在。他一直在。
手機響了。劉桐打來的，聲音有些急促，像是剛跑完步。「波SIR，孫建國的老婆，我們找到了。她在合肥。一個人住。孫建國不在。她說她不知道他在哪裡。他們已經離婚了。2023年離的，李紅梅死後不久。」
江波的手握緊了。「離婚了？什麼時候？她有沒有說為什麼離婚？」
「2023年。李紅梅死後不久。她說孫建國變得很奇怪，整天不說話，一個人坐著發呆。晚上不睡覺，在屋裡走來走去。她問他怎麼了，他不說。後來他提出離婚。她說她不知道他去哪兒了。他走了以後，再也沒有聯繫過。電話打不通，信息不回，就像消失了一樣。」
江波沉默了一會兒。「地址發給我。我去合肥。現在就出發。」
車開了兩個多小時，進了合肥。合肥比江城大，高樓更多，街道更寬。孫建國的前妻住在城東的一個小區里，小區很舊，牆皮都剝落了，露出裡面的紅磚。樓下有個花壇，花壇里沒有花，種著幾棵蔥，還有幾棵韭菜。江波把車停在樓下，上樓。
房子不大，兩室一廳，但收拾得很乾淨。牆上掛著一幅十字繡，繡的是家和萬事興。孫建國的前妻叫林芳，四十多歲，瘦瘦的，頭髮剪得很短，穿著一件灰色的毛衣，毛衣袖口磨破了。她的眼睛有些腫，像是哭過，又像是沒睡好。她看見江波，愣了一下，然後讓開身。
「進來吧。你們是警察？他是不是出事了？你們來找我，是不是他出事了？」
江波在她對面坐下。湯圓趴在他腳邊。林芳給他倒了杯水，自己也端著一杯，坐在對面。她的手指很瘦，青筋暴起，指甲剪得很短。她的手在發抖，杯子裡的水在晃。
「你找建國？他不在。我們已經離婚了。我不知道他在哪兒。他走了以後，沒給我打過電話，沒發過信息。他像是不想再跟任何人聯繫。」
江波看著她。「他為什麼離婚？」
林芳低下頭。她的眼淚流下來，滴在杯子裡，滴在手上。她沒有擦，讓眼淚順著臉頰往下流。「他變了。2023年夏天，他突然就變了。以前他話不多，但還正常。那以後，他一句話都不說。下班回來就坐在書房裡，關著門。我敲門，他不應。我送飯進去，他吃幾口就放下了。他晚上不睡覺，在屋裡走來走去，走到天亮。我問他怎麼了，他不說。後來他提出離婚。他說他不想連累我。他說有人會來找他。他說他必須走。他走的那天，什麼都沒帶，就帶了一個包。他站在門口，看了我很久，然後說，對不起。說完就走了。」
江波的手握緊了。「他有沒有說，誰來找他？」
林芳搖頭。她的眼淚止不住地流，但她沒有哭出聲。「沒有。他只是說，那個人還在。他還在。他一直在。他說他每天晚上都夢見那個人，夢見那個人從江邊走過來，夢見那個人站在他床邊，夢見那個人說，你看見了什麼？他每次都說，什麼都沒看見。但那個人不信。那個人笑了，說，你騙不了我。」
江波沉默了一會兒。「他走的時候，有沒有留下什麼東西？信？日記？照片？什麼都行。」
林芳想了想。她的眉頭皺起來，嘴唇抿著，像是在努力回憶。「有一封信。他說，如果有人來找他，就把信給他。他寫了好幾天，寫寫改改，寫了好幾遍。最後裝進信封，放在抽屜里。他走的時候，讓我不要看。他說，等有人來找，就交給那個人。」
她從抽屜里拿出一封信，遞給江波。信封是白色的，已經發黃，邊角有些磨損。上面沒有字。江波打開信，信紙折得很整齊，摺痕很深，像是折了很多次。字跡很潦草，像寫的人手在抖，又像是在很急的情況下寫的：
「如果你看到這封信，說明你已經查到了我。我叫孫建國。我當過警察。我查過那些案子。我什麼都知道了。我看見了那個人。他跛腳。他是警察。他比我職位高。我不敢說。我怕。我辭職了。我跑了。我躲了很多年。他還在找我。我知道。我每天都在做夢，夢見他從江邊走過來，夢見他站在我面前，夢見他看著我的眼睛。我不敢看他。我低著頭。他說，你看著我。我抬起頭。他的眼睛很冷，像冬天的江水。」
江波的眼淚流下來。他繼續往下看。
「那個人，叫董振華。他是市局副局長。他跛腳。他殺了那些人。他讓那些人殺了那些人。他站在門口看著。他什麼都看見了。他什麼都不說。我看見了。我也不敢說。我和他一樣。我們都是站在門口看著的人。我們都什麼都做不了。我們都對不起那些死去的人。我們都欠她們一條命。」
江波的手在發抖。董振華。那個在信里說「我知道錯了」的人，那個救了他、安排了養父母、保護了秀英的人。他是J組織的人，但他不是壞人。他加入了J組織，是為了查清真相。他查到了董建安，查到了那些失蹤的女人。他留下了證據。他保護了他。他不是壞人。但孫建國說，他是那個人。他是那個跛腳的人，那個站在門口看著的人。他是誰？他到底是誰？
他繼續往下翻。信的最後幾行字，更淡，更輕，像是寫的人已經沒有力氣了：
「江波，如果你看到這封信，小心。那個人還活著。他還在。他一直在。他在等你。他說過，他會等。等到你來找他。他等了很多年，不在乎再多等幾天。」
江波合上信，站在那兒，一動不動。湯圓走過來，蹭了蹭他的腿。他蹲下去，摸著它的頭。湯圓的毛很軟，很暖。它的眼睛亮晶晶的，看著他，像是在問：找到了嗎？
「湯圓，那個人還活著。他還在。他一直在。」
湯圓叫了一聲，在空蕩蕩的屋裡迴蕩。那一聲叫，像一把刀，劃破了沉默。江波站起來，把信收好，走出屋子。天已經快亮了。灰白色的光從雲層里透出來，照在遠處的江面上。那些名字，那些對不起，都在他心裡。那個叫董振華的人，也在某個地方。他要找到他。不管他是好人還是壞人，不管他救過他還是害過他，不管他等了他多久。他都要找到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