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31章 羅勒
我叫羅勒，是一名記者。
不對，我曾經是一名記者，但現在我是一名情報販子。
讀大學的時候，我也想過要筆尖擔道義，妙手著文章，那也曾是我最激昂的歲月。
可直到畢了業，我開始在報社實習，才發現新聞理想都他麼的純純是扯蛋。
哪有什麼社會不公等著我去揭露，哪有什麼公平改革等著我去推動？
我的任務不過是老老實實地跑一下各類發布會和活動現場，然後象徵性地拍幾張連我自己都看不上的照片，便乖乖拿上活動方早早備好的通稿回家。
真他娘的招笑！
畢業前，也沒人告訴我，原來報紙上與那些個報導，都不用記者親自寫啊！
算了，我心裡清楚，我改變不了什麼。
家裡二老供我讀書多年都不容易，我也沒什麼改變世界的理想。
與這青天白日的「腐朽」斗個魚死網破，實屬不智之舉。
我不干，我也不敢。
不過，我也有自己鬥爭的方式。
雖然我貪財，但是我從來不拿那些企業公關給的「車馬費」。
那些個紅包的確厚實，鼓鼓囊囊的，照得人紅光滿面，誰看了不咽口水？
可當大家都往口袋裡揣的時候，只有我會一次一次不厭其煩地丟到主任的辦公室桌上。
「啪！」
那紅包我裝進了信封，甩在那張桌上，聲音清脆、明亮。
乖乖，那得是多少票子啊。
說實話，聽到那聲音的瞬間，我差點就生出一絲後悔。
但事情都做到這一步了，哪有後悔的道理。
我在心底不斷告訴自己：
「羅勒，你真他娘蠢，但還算是有點帥。」
那個肥頭大耳的禿頭主任當然看我不爽，他口口聲聲斥責我不懂得「與光同塵」。
要我說，都是狗屁！
因為工資低，所以「車馬費」「紅包」就能拿得心安理得？
因為人皆如此，我就必須隨波逐流，做那烏合之眾？
我不干！
我的良知可沒那麼廉價。
不僅如此，那些個活動方發過來的通稿，我都拒絕署名。
比起報社中其他記者，我就是一個怪胎，可那又怎麼樣？
怪胎嘻嘻哈哈！
怪胎怡然自得！
除了看不上那些個「上道」的企業，我也同樣看不起我那些個「上道」的同僚。
有一次，有個產業園聯合了當地委員，準備辦一場大型的招商引資會，為此特地請了不少導師和投資人助力。
開幕式的稿子，安排給了當初和我一起進報社的陳子理。
我明明看陳子理早早就拿到了對方的撰稿需求，可這傢伙偏偏就是不寫。
對方每次催稿，陳子理都說自己在忙，後續都會安排好的。
然而，事實上，這傢伙就坐在我對面的沙發上喝著汽水，打著遊戲。
我問他為什麼不寫，那傢伙說：
「急什麼，現在給了初稿也要改。我打算寫好以後，定時在開幕式當天的凌晨三四點發送，這樣對方不僅會覺得我辛苦，還沒有時間提修改意見，這不就一遍過了嗎？」
我皺了皺眉，好心地提醒了他。
「我沒記錯的話，那家企業買這個版花了15萬，你這篇稿子就能拿到1萬塊錢，這麼做合適嗎？」
「有什麼不合適？那麼較真幹嘛，你真以為對方就在乎嗎？他催我不也只是為了交差？差不多就得了。」
我看著陳子理的嘴臉，氣不打一處來。
從那天起，我沒有再往禿頭男人的辦公室桌上砸紅包，取而代之的一封義正言辭的辭職信，上面只有五個字：
「老子不幹了！」
只可惜，我的辭職信只有一頁紙，它砸不出什麼氣勢。
它輕飄飄的，就像我這個人一樣。
辭了記者的工作後，我不敢告訴家裡，躲在出租屋找了半個月工作。
最終，我又進了一家自媒體公司。
我最初看上他們，是覺得他們真正在為不公發聲，雖然在專業性上有所欠缺，但那片赤誠還是打動了我。
只不過，很快我便發現，在生意面前談赤誠，更顯得我天真幼稚。
在公司里，我們雖然追逐很多社會的熱點事件，但本質上為得不是伸張正義，而是為了獲取流量。
公平不如公開，正義不如爭議……
我所追求的真相，在別人眼裡不過是個添頭，可有可無。
有一年，我去余壇出差，突然發現了一起發生在幾年前的社會事件。
那是一個公交車司機被老人碰瓷的舊聞，當時曾在網際網路上鬧得沸沸揚揚。
一堆網友蜂擁而上，如同飢餓的鬣狗，不分青紅皂白地撕扯真相。
他們不僅辱罵司機，還公開了司機一家的隱私信息。
我聽說，那司機的妻子還因此流產，也丟了工作。
後來事件發生了反轉，當地法院改判了此事，不過那時已經沒有人再關注這件事了。
我很同情那個司機，想跟蹤報導他的現狀，做一篇影響力大的文章，鄭重其事地還他清白。
於是，我回到公司報了這個題目。
恰逢那陣子，社會上碰瓷事件又起，公司覺得這是個熱門話題，便允許我跟進。
不過，他們讓我一定要快，一定要快。
我後來又去了一次余壇，跟司機老劉深入採訪了一段時間。
這個上了年紀的中年男人一開始很排斥我的採訪，後來在我堅持不懈下才慢慢卸下了防備，將許多故事告訴了我。
與司機老劉接觸到後來，我才知道他為什麼一開始不願與我接觸。
因為，有「上道」的同行曾草草與他對話了幾句，便斷章取義地發文出去，導致老劉遭受了二次網暴。
我痛斥這些沒有任何良知的敗類，同時也向老劉保證，我一定會完整呈現真相。
為此，我不僅花了很多時間與老劉待在一起，還跑了好幾趟當地的法院和公交集團，努力取得第三方甚至第四方的信息源。
終於，歷時十天，我洋洋灑灑寫出了兩萬字長文，把當年整件事從頭到尾徹底寫清楚。
我希望人們重新看到這件事情，真正洗刷老劉的冤屈，同時也想藉此呼籲網友理性溫良，不要輕易被情緒裹挾，成為鍵盤上的劊子手。
然而，當我興奮地把那篇報導的草稿遞到領導桌上時，領導卻冷冰冰地問我：
「你為什麼這麼慢？」
我愣了，這是怎麼了？
採訪需要時間，寫稿需要時間，十天的周期對於一篇深度報導來說並不算久。
還原真相的每一步都應該慎之又慎，怎麼就慢了？
看著領導臉上不滿的表情，我心中似乎已經有了答案。
我把桌上那份沉甸甸的兩萬字報導重新拿起，握在了手中，讓自己的聲音儘可能顯得平靜。
「領導，怎麼了嗎？」
「網上的熱點已經過去了，現在這個話題不行了。」
「怎麼就不行了？」
「流量！沒流量了！流量啊！羅勒，你懂嗎？你重新找個題吧。」
雖然早有預料，可聽到這狗屁答案的時候，我還是不屑地笑了一聲。
下一秒，我舉起那一沓厚厚的稿子，狠狠砸在辦公桌上。
「啪！」
這一次的聲音不一樣了。
它威嚴、乾淨、清亮、迴蕩！
它在我心頭再次響了起來，即便已經遲到了這麼多年。
在離開那間辦公室前，我大聲地告訴那個大腹便便的領導。
「這篇文，老子發定了！」
不對，我曾經是一名記者，但現在我是一名情報販子。
讀大學的時候，我也想過要筆尖擔道義，妙手著文章，那也曾是我最激昂的歲月。
可直到畢了業，我開始在報社實習，才發現新聞理想都他麼的純純是扯蛋。
哪有什麼社會不公等著我去揭露，哪有什麼公平改革等著我去推動？
我的任務不過是老老實實地跑一下各類發布會和活動現場，然後象徵性地拍幾張連我自己都看不上的照片，便乖乖拿上活動方早早備好的通稿回家。
真他娘的招笑！
畢業前，也沒人告訴我，原來報紙上與那些個報導，都不用記者親自寫啊！
算了，我心裡清楚，我改變不了什麼。
家裡二老供我讀書多年都不容易，我也沒什麼改變世界的理想。
與這青天白日的「腐朽」斗個魚死網破，實屬不智之舉。
我不干，我也不敢。
不過，我也有自己鬥爭的方式。
雖然我貪財，但是我從來不拿那些企業公關給的「車馬費」。
那些個紅包的確厚實，鼓鼓囊囊的，照得人紅光滿面，誰看了不咽口水？
可當大家都往口袋裡揣的時候，只有我會一次一次不厭其煩地丟到主任的辦公室桌上。
「啪！」
那紅包我裝進了信封，甩在那張桌上，聲音清脆、明亮。
乖乖，那得是多少票子啊。
說實話，聽到那聲音的瞬間，我差點就生出一絲後悔。
但事情都做到這一步了，哪有後悔的道理。
我在心底不斷告訴自己：
「羅勒，你真他娘蠢，但還算是有點帥。」
那個肥頭大耳的禿頭主任當然看我不爽，他口口聲聲斥責我不懂得「與光同塵」。
要我說，都是狗屁！
因為工資低，所以「車馬費」「紅包」就能拿得心安理得？
因為人皆如此，我就必須隨波逐流，做那烏合之眾？
我不干！
我的良知可沒那麼廉價。
不僅如此，那些個活動方發過來的通稿，我都拒絕署名。
比起報社中其他記者，我就是一個怪胎，可那又怎麼樣？
怪胎嘻嘻哈哈！
怪胎怡然自得！
除了看不上那些個「上道」的企業，我也同樣看不起我那些個「上道」的同僚。
有一次，有個產業園聯合了當地委員，準備辦一場大型的招商引資會，為此特地請了不少導師和投資人助力。
開幕式的稿子，安排給了當初和我一起進報社的陳子理。
我明明看陳子理早早就拿到了對方的撰稿需求，可這傢伙偏偏就是不寫。
對方每次催稿，陳子理都說自己在忙，後續都會安排好的。
然而，事實上，這傢伙就坐在我對面的沙發上喝著汽水，打著遊戲。
我問他為什麼不寫，那傢伙說：
「急什麼，現在給了初稿也要改。我打算寫好以後，定時在開幕式當天的凌晨三四點發送，這樣對方不僅會覺得我辛苦，還沒有時間提修改意見，這不就一遍過了嗎？」
我皺了皺眉，好心地提醒了他。
「我沒記錯的話，那家企業買這個版花了15萬，你這篇稿子就能拿到1萬塊錢，這麼做合適嗎？」
「有什麼不合適？那麼較真幹嘛，你真以為對方就在乎嗎？他催我不也只是為了交差？差不多就得了。」
我看著陳子理的嘴臉，氣不打一處來。
從那天起，我沒有再往禿頭男人的辦公室桌上砸紅包，取而代之的一封義正言辭的辭職信，上面只有五個字：
「老子不幹了！」
只可惜，我的辭職信只有一頁紙，它砸不出什麼氣勢。
它輕飄飄的，就像我這個人一樣。
辭了記者的工作後，我不敢告訴家裡，躲在出租屋找了半個月工作。
最終，我又進了一家自媒體公司。
我最初看上他們，是覺得他們真正在為不公發聲，雖然在專業性上有所欠缺，但那片赤誠還是打動了我。
只不過，很快我便發現，在生意面前談赤誠，更顯得我天真幼稚。
在公司里，我們雖然追逐很多社會的熱點事件，但本質上為得不是伸張正義，而是為了獲取流量。
公平不如公開，正義不如爭議……
我所追求的真相，在別人眼裡不過是個添頭，可有可無。
有一年，我去余壇出差，突然發現了一起發生在幾年前的社會事件。
那是一個公交車司機被老人碰瓷的舊聞，當時曾在網際網路上鬧得沸沸揚揚。
一堆網友蜂擁而上，如同飢餓的鬣狗，不分青紅皂白地撕扯真相。
他們不僅辱罵司機，還公開了司機一家的隱私信息。
我聽說，那司機的妻子還因此流產，也丟了工作。
後來事件發生了反轉，當地法院改判了此事，不過那時已經沒有人再關注這件事了。
我很同情那個司機，想跟蹤報導他的現狀，做一篇影響力大的文章，鄭重其事地還他清白。
於是，我回到公司報了這個題目。
恰逢那陣子，社會上碰瓷事件又起，公司覺得這是個熱門話題，便允許我跟進。
不過，他們讓我一定要快，一定要快。
我後來又去了一次余壇，跟司機老劉深入採訪了一段時間。
這個上了年紀的中年男人一開始很排斥我的採訪，後來在我堅持不懈下才慢慢卸下了防備，將許多故事告訴了我。
與司機老劉接觸到後來，我才知道他為什麼一開始不願與我接觸。
因為，有「上道」的同行曾草草與他對話了幾句，便斷章取義地發文出去，導致老劉遭受了二次網暴。
我痛斥這些沒有任何良知的敗類，同時也向老劉保證，我一定會完整呈現真相。
為此，我不僅花了很多時間與老劉待在一起，還跑了好幾趟當地的法院和公交集團，努力取得第三方甚至第四方的信息源。
終於，歷時十天，我洋洋灑灑寫出了兩萬字長文，把當年整件事從頭到尾徹底寫清楚。
我希望人們重新看到這件事情，真正洗刷老劉的冤屈，同時也想藉此呼籲網友理性溫良，不要輕易被情緒裹挾，成為鍵盤上的劊子手。
然而，當我興奮地把那篇報導的草稿遞到領導桌上時，領導卻冷冰冰地問我：
「你為什麼這麼慢？」
我愣了，這是怎麼了？
採訪需要時間，寫稿需要時間，十天的周期對於一篇深度報導來說並不算久。
還原真相的每一步都應該慎之又慎，怎麼就慢了？
看著領導臉上不滿的表情，我心中似乎已經有了答案。
我把桌上那份沉甸甸的兩萬字報導重新拿起，握在了手中，讓自己的聲音儘可能顯得平靜。
「領導，怎麼了嗎？」
「網上的熱點已經過去了，現在這個話題不行了。」
「怎麼就不行了？」
「流量！沒流量了！流量啊！羅勒，你懂嗎？你重新找個題吧。」
雖然早有預料，可聽到這狗屁答案的時候，我還是不屑地笑了一聲。
下一秒，我舉起那一沓厚厚的稿子，狠狠砸在辦公桌上。
「啪！」
這一次的聲音不一樣了。
它威嚴、乾淨、清亮、迴蕩！
它在我心頭再次響了起來，即便已經遲到了這麼多年。
在離開那間辦公室前，我大聲地告訴那個大腹便便的領導。
「這篇文，老子發定了！」